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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张经常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濒危物种呢？不是我们多么有爱心，我们人类历来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惯了的。我们之所以要保护那些濒危物种，就是因为在我们地球这趟开往未来的列车中，我们不知道哪个物种是司机。如果濒临灭绝的那个物种恰恰是司机的话，那我们这趟列车上所有乘客的命运就堪忧了。
可是，类似于“让大海把沙漠染蓝”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社会上正在热议的“推迟退休年龄的问题”，就是典型的只顾一点、不顾其余；钻过脑袋、不顾屁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行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社会平均寿命的确有了很大提高，不少人到了退休年龄仍然有精力承担一定的工作任务。但是，推迟退休年龄也必须要考虑与之相关联的其他方面的因素，如，退休后的社会保障问题、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等等。
1有德之恩才会长久
有子曰：“信近乎义，言可复也”。只有建立在德之基础上的恩才会源远流长、才会有长久的保障。
无源之水怎流长？
在管理活动中，有一个经常要用到的词叫作“信任”，说的是管理者由于对被管理者才能的肯定性判断而委以重任。重信而任，即授权。如，刘邦出于对韩信军事才能的肯定而拜韩信为大将军，唐玄宗出于对哥叔翰的信任而委任其镇守潼关。但是，这种“信”并不是以道德层面的“信”为基础的，它往往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即，需要被管理者去干管理者想干的事情的时候，就给予胡萝卜，施以恩惠。因此，由此而派生出来的“任”，即授权，恩，也是不牢靠的，一旦管理者的目的达成，管理者觉得你再没有什么用处，甚至还威胁到管理者地位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兔死狗烹、卸磨杀驴了。
有子曰：“信近乎义，言可复也”。刘邦、唐玄宗之言“可复”吗？让我们看看韩信和哥叔翰的下场就知道了——韩信被吕后和萧何骗捕遭杀戮，哥叔翰被宦官谗言所害，在唐玄宗威逼之下放弃潼关坚城迎敌，战死在安禄山叛军之手。虽然二人并非被刘邦、唐玄宗直接所杀，但两位管理者却绝对脱不了干系。基于此，早在潼关之战开战之前，太子李亨就断言：“潼关之战，胜负不在战场，而在于宫帷箫墙之内”。
古人说“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君王天威难测。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其中既隐含了沧海桑田的世事的变迁，又有君王恩与威的反复无常。而以下这首小诗，则是对这一现象的很好概括：
无官方是一身轻，伴君伴虎自古云。
归家便是三生幸，鸟尽弓藏走狗烹。
子胥功高吴王忌，文种灭吴身首分。
第二章 相生相克（10）
可怜淮阴韩信命，空留岳飞武穆名。
当然，这首诗是站在被管理者角度来写的，也当然，我们今天的被管理者已经不再有“走狗烹”、“身首分”之虞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样的历史事件中提炼出一些有益的思考。比如，我们今天的不少管理者，口口声声说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却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有的为了在任期间出政绩，盲目压缩工期，以提前多少多少天完工来显示“政绩卓著”；有的为了马上出效益，大上一些短、平、快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GDP上去了，当地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样的干部，由于其出发点并非由“德”而起，即只是为了给自己升迁捞资本，不是为了真正造福百姓，因而在“施恩”过程中往往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为谋求短期效益牺牲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为谋求自己升迁的既得效益而大量消耗当地的有限资源和大肆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其结果不但不能造福百姓，而且往往给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恶果。
有本之木保安康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朱熹《观书有感》一诗中的句子，说的是人的思想因为读书而不断充实、更新和充满活力。在管理活动中，因权宜之计而给予的恩惠不会长久，就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缺乏长远发展的根本，只有建立在德之基础上的恩才会源远流长、才会有长久的保障。
北魏时期，崔浩和高允两个人奉命撰写北魏的国史《国书》。由于二人尊重事实、秉笔直书，从而得罪了不少的鲜卑贵族，于是这些贵族们就向太武帝拓跋焘进谗言。拓跋焘盛怒之下下令逮捕了崔浩，接下来又要逮捕高允。太武帝的儿子太子拓跋晃与高允曾有师生之谊，为了搭救老师，太子就对拓跋焘解释说：“高允一向做事谨慎，而且地位卑贱，《国书》中的一切都是崔浩写的，与高允无关，所以请求您赦免高允死罪吧。”
拓跋焘问高允：“《国书》果真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高允知道太子把所有的事都推到崔浩头上是想保护自己，但他还是如实地回答：“我写的比崔浩还多呢！”拓跋焘大怒道：“既然你比崔浩写的还多，那你的罪就比他还大了，我怎么能赦免你的死罪呢！”太子慌忙说：“我以前问过他这件事，都说是崔浩一个人写的，现在他语无伦次，一定是皇上您把他吓坏了，他只是个小官儿啊！”
拓跋焘又问高允：“真的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不慌不忙地说：“太子因为我长期给他讲书而不想让我死，但我的罪过确实非常大，应该灭族。尽管这样，我也不能说假话来骗皇上。太子从没问过我，我也不能把所有的罪都推到崔浩身上。”拓跋焘对太子说：“高允宁死也不愿意说假话欺骗皇帝，这就是正直啊，这就是忠臣啊！”于是赦免了高允。
我们试想，如果不是拓跋焘感于高允的正直忠贞而赦免了他，而是因为太子说情、高允说假话蒙骗过关，说不定哪天还会旧事重提、新账老账一起算呢。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如此。一家网络公司的技术总监想改变一下工作环境而辞职，他来到另外一家大型网络公司应聘。对他面试的是该公司负责技术方面的副总裁，副总裁对他说：“我们欢迎你到我公司来，我听说你以前所在的公司正在着手开发一个新的软件，我们公司也在策划这方面的工作，能否透露一些你原来公司的情况？你知道这对我们很重要，这也是我们高薪招聘你的主要原因。”这位总监却说：“我希望得到这份工作，但你们问我的问题很让我失望，看来我也要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我有义务忠诚于我原来的公司，即使我离开了，我也有义务这样做。与获得一份工作相比，我认为品德最重要。”
过了几天，他收到了这家公司的一封来信，信上写道：“你被录用了，不仅仅因为你的专业能力，更因为你信守忠诚！”
不立危墙之下
古语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无论是对于管理者来说还是对于被管理者而言，无德之恩都是一堵危墙，时刻都有倾覆的危险。
有一家公司要招一名会计，经理亲自面试。第一个应聘者进来了，经理问：“一加一等于几？”“等于二啊！”“好，实事求是，回家等我们的通知吧”；第二位应聘者进来了，经理问：“一加一等于几？”“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好，不乏幽默，回家等我们的通知吧”；第三位应聘者进来了，经理问：“一加一等于几？”“老大，你想让他等于几？！”经理欣喜若狂：“恭喜你，你被录用了！”
在这里可以大胆地断言，像这样的公司，也许能够在短时期内得到一些好处，但它绝对不会有长远的发展。在《三国演义》中，像吕布、蔡瑁、张允这样卖主求荣的叛徒往往为人们所不齿，而像关羽、黄忠、太史慈这样的忠义之士却令人十分敬仰。无论是古是今，两国交战之时，敌人往往会不惜血本儿拉拢一些意志薄弱者，可一但叛徒不再有利用价值，其下场往往是“死得很惨”。
“攀天莫骑龙，走山莫骑虎。贵贱结交心不移，惟有严陵及光武。” 这是李白的一首诗，题为《箜篌谣》，说的是君子远危墙而立，“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的道理。光武帝刘秀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东汉建立以后，刘秀轻法缓刑，以结民心，与开国功臣互结儿女姻亲，以形成利益共同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共享发展成果”，从而避免了开国之君杀戮功臣的悲剧，使东汉的政治安定，经济也得到了很快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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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两个极端（1）
作为一个管理者，人人都追求最好的“管”，都想成为一位高恩、高威、高德的“明主型”领导，同时，人人又都想避免最坏的“管”，都不想成为低恩、低威、低德的“庸主型”领导。但是，葛优说的那句话非常经典：“学好不容易，学坏还不容易吗？”作一个庸主型领导非常容易，而要作一个明主型领导却是难上加难。
那么，要作一个明主型领导究竟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要克服自己的欲望。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现在，人们挤破了头地都想要当领导，为什么呢？因为当了领导就可以在实现自己抱负的同时，还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比如，你当了处级领导就可以享受90平方米的住房外加不用自己负担物业费、取暖费；当了局级领导就是120平方米，并享有排量多少多少的公车外加专职司机的专人服务。
与现在的某些领导干部相比，过去的三皇五帝们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上古时期的尧帝之所以自愿把帝位禅让给舜帝，舜帝之所以又自愿地禅让给大禹，其中当然有他们贤德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候的帝王其实是个苦差事，并没有后来帝王们的种种特权和花样百出的各种享受。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四首中说：“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李白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洗耳朵的老头许由，谁能分得清尧的高尚和跖（盗）的卑鄙呢？”“洗耳翁”这个典故出自上古的许由，说是尧想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于是就逃到山里隐居起来，尧又召许由为九州长，许由不想听，就去颍水之滨洗耳朵，表示厌闻污浊之声。这个许老头儿，真是“狡猾狡猾地”，以河边洗耳的做作姿态，既免受了远古帝王的劳累之苦，又赢得了千古的贤名。相比之下，倒是舜“傻得可爱”，不过后来也受不了那份辛劳，把帝位让给了禹。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在胡说八道，但我们看看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就知道那时的帝王生活是什么样子了。据《孟子？滕文公上》载，“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史记？夏本纪》载，“禹……居外十三年，过门而不入”。古时候，洪水泛滥，为了让人们能过上安定的生活，舜帝派大禹去整治洪水。大禹一去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受到了民众的赞扬，也为舜所重视。所以舜在晚年举荐禹为继承人，并把首领的位置禅让给禹。
有人说了，“三过家门而不入”，那是禹当王之前的事，北京老张告诉你，禹当了王也没有享受到哪里去！不信，看看韩非是怎么说的：“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说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没经过修整的茅草房，连栎木椽子都不曾砍削……即使现在看门奴仆的生活，也不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锹锄，带领人们干活；累得大腿上的肉减少了，小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即使是奴隶们的劳役也不过如此。由此说来，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不过是辞掉了看门奴仆般的苦差，摆脱奴隶般的繁重劳苦罢了，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也不值得赞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两个极端（2）
到了后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开始出现了剩余产品。胡萝卜多了，就需要领导来进行分配，也就不再需要领导亲自去种胡萝卜了。于是，领导就安逸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了。所以，后来就再没有谁会主动禅让帝位了，不但不禅让，谁要是胆敢觊觎帝位，甚至敢对帝王不敬，也将被处以极刑直至诛连九族。
正是因为当领导能够得到种种好处，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才使得作一个庸主型领导容易而作一个明主型领导显得极为困难。比如，你让一个露宿街头的乞丐去享受五星级酒店的舒适，他很容易就会适应，而如果你让一个住惯了五星级酒店的人去做露宿街头的乞丐，他在心理上是很难适应的。
当领导可以享受，这一点应该说是毫无任何疑义的。但是，既然都是享受，为什么有的人成了明主型领导、又有的人成了庸主型领导呢？秦二世胡亥曾问丞相李斯：“你的同学韩非在文章里说，古代的帝王都非常辛苦，难道做帝王就是为了受罪吗？”其实，这个问题《尚书 ？无逸》中早就回答过了：“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 意思是说，做君王、为政、治理天下，难道不可以享乐吗？当然可以，但要先懂得农业生产的艰难，然后才可以置身于安逸之中啊。范仲淹虽然也说“后天下之乐而乐”，但他也并没有说光别人可以乐而帝王自己不可以乐呀？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明主和庸主的分野，就看你怎么乐：
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就是明主，你就可以长乐！
你后天下之忧而忧，先天下之乐而乐，你就是庸主，你的乐就不会长久。
第一节 最好的“管”——高恩、高威、
高德的“明主型”领导
剑说：为了实现“无杀”的目的，
必须采用“有杀”的手段。
明主型领导就像是一把上好的宝剑，刚柔并济，明光可鉴。但是，这样的宝剑是可遇而又不可求的，因为，只有经过千锻万造的反复砺练、反复磨洗，才能成就这样的一把好剑。
首先声明一下，第一个把君王比作“宝剑”的并不是北京老张，而是庄子。庄子说，世上有三种剑：
第一种是“天子剑”，能断云绝地，匡正诸侯，天下归顺；
第二种是“诸侯剑”，能顺天应地，调和民心，安抚四方；
第三种是“庶人剑”，只会斩颈刺腹，武勇一时，于国无益。
那么，天子剑如何才能发挥“断云绝地，匡正诸侯，天下归顺”的作用呢？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中，有一段秦王关于剑的认识。秦王认为，剑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手中有剑胸中有剑的人剑合一，无论草木在手皆可幻化为宝剑以致人于死地；
第二重境界是手中无剑，胸中有剑；
第三重境界是无杀，也就是和平！
呵呵，也不知道老谋子是怎么想的，剑一旦到了无杀的境界，那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吗？真真有些痴人说梦的味道。
无杀和有杀是辩证的，可以通过有杀来追求无杀，但绝不能绝对地无杀。
有人说美国允许个人买卖和持有枪支不利于社会稳定，但北就老张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不可以买卖和持有枪支的国度里，难道就有真正的稳定吗？在都没有枪支的情况下，弱肉强食便拥有了广阔的市场，而如果人人都可以持有枪支，身体的强与弱便会得到有效的平衡。当一个身强力壮的家伙想要欺负一个弱小的女子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所顾忌地想：“这妞儿万一有枪的话该当如何是好？”由此他就很可能打消欺负别人的想法，长此以往，就不会有恃强凌弱的事情发生了。
第三章 两个极端（3）
作为明君的这把剑，最高境界是胸中无剑而手中有剑。所谓胸中无剑就是要高恩、高德，所谓手中有剑就是要使管理者地位得到有效的维护，以高威保障高恩、高德的顺利实施。如果像老谋子所说的那样“无杀”，我敢保证，他自己很快就会感受到什么叫作“有杀”。
杜甫在《前出塞》一诗里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四句先说的是要有高威，要“有杀”， 后四句说的是要胸怀恩德，不能滥杀。
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偏将，后被李世民诚信所感化投到李世民帐下。在李世民戎马倥偬和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敬德一直忠心耿耿，九死一生。李世民登基之后，仍以诚信善待部下，没有像刘邦那样大杀开国功臣。
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尉迟敬德为了座次的排序问题闹起了情绪，李世民的堂弟李道宗座位在尉迟敬德之下，觉得尉迟敬德闹得有些过分，就过来解劝，结果眼睛差点儿被打瞎。后来，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我阅读汉朝的史书，看到汉高祖刘邦的功臣保全性命的极少，当时我总是责怪他，觉得这小子真他妈的不仗义。自从我登基以后，总是想着要保全功臣，不加杀戮，可是，您却经常违反国家法令，这让俺老李很是为难啊。到现在我才知道，像刘邦那样杀掉功臣故旧，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尉迟敬德听后，立时被吓得汗如雨下。稍稍镇静以后，他脱下衣服，露出身上的十几处伤疤，都是和太宗出生入死保护太宗留下的。李世民看后也十分感伤，为了保全这样的老臣，后来只保其荣华富贵，不再委以实权了。贞观十七年，尉迟敬德请求告老还乡，太宗授予敬德开府仪同三司，并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挂上凌烟阁。
由此我们看到，作为一代明主的李世民，光胸中无剑、常怀恩德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手中有剑，不能任由这些功臣们坏了国法、乱了秩序。
在解放战争的平津战役中，敌我总兵力对比为五十万对一百万，我方占有绝对优势。在此形势下，为了保全古都北京不再遭受战火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