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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多的父母失去了孩子的信任，导致与孩子无法再进行交流，孩子也不再愿意按照父母设计的路线行走，于是出现了普遍的叛逆。可以说，孩子们的叛逆就是信任匮乏导致的后果。
一个教师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学生们面前忘掉自己是一个教师。媒体讨论过一个话题，说中国的教室设置有问题，讲台总是高高的，教师站在高高的讲台上讲课，学生在下面仰视教师，很是压抑，这种形态使师生之间很难产生平等的交流。 。。
中国教育怎么了 品格之忧（7）
对这种说法，我是完全赞同的。
不但如此，学校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课前设置：上课铃响了，教师很威严地走进教室，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值日生一声机械死板的“起立”口令，全体学生就齐刷刷地站起来，高呼“老师好！”
对于这个设置，我相当反感，这个做法，表面上看是在表达学生对教师的尊敬，而实际上却是在强调教师的存在和权威，这一声“老师好”，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开，哪里还有平等的感觉！
2005年，一位朋友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虽然参会的中国人都是全国该行业一流的人才，前来发表演讲的人士也都是国际国内声名显赫的人物，但整个交流会却相当轻松愉快，大家学到了很多平常无法学到的东西。
交流会上，美国一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主持人Peter走进会场，要给大家发表一个小时的演讲。这个会场也有高高的讲台，但Peter进来后，并没有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而是直接走到过道中间，突然喊所有的人举起双手！
大家惊愕地举起了双手，Peter笑呵呵地对大家说，天气很热，估计大家有些困乏，我们先来做一个快乐的游戏吧。说完，高龄的Peter先生就像一个老顽童一样，快乐地带着大家做游戏，整个会场顿时活泼轻松起来。
这次演讲好多次被参会的中国学者打断，“我们发现Peter原来是如此活泼可爱的一个老头儿，对国际知名人物的敬畏感顿时就消失了，没有听懂的地方，就会要求Peter作出解释，而每次Peter也是乐呵呵地满足我们的要求”。
演讲结束后，Peter被中国学者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纷纷与他探讨各种问题，“他的亲切可爱，他的充满活力的语言，让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交流欲望”。
“从头到尾，我们并没把Peter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兄长，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而Peter本人也完全没有名人的那种讨厌的臭架子，没有提及自己的身份，或许他根本就没认为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新闻记者而已。”
他说，他参加这次国际交流会最大的收获不是学到了很多知识和开了眼界，而是看到了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交流，“Peter教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天生的交流的渴望，都希望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他人分享，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因为互不信任而树立了太多隔膜之墙，所以原本是很容易做到的交流，在我们这个社会却成了奢望”。
Peter用短短的时间，就让这么多饱经世故的中国学者对其产生了高度的信任感，其原因就来自他的活力、亲切和坦诚。“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眼神都让我们感觉到，他是一个坦诚的人，内心世界是明亮而单纯的，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来自他的内心，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对这样的人，你第一时间就想与他痛快地交流，有无穷无尽的东西想与他分享。”
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来自内心，这就是贝布尔所描述的“内心与行为的统一”。
贝布尔说，只有当一个人坦率而生气勃勃时，交流才有可能。交流是不能强求的，强求的交流不是交流，而是精神折磨。
由于我国几千年“师道尊严”观念的广泛传播，“老师”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当严厉的字眼，它让人敬畏而局促不安。权威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它唯一的功能就是让人产生强烈的压抑感，让人因为紧张不安而喘不过气来。由于人的天性，高高在上的东西总是那么让人生厌，当学生每天必须面对那高高的讲台以及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反复强调自己是“老师”的那个人的时候，鸿沟和高墙也就一直顽固地横亘在教师与学生之间，不可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交流。 。 想看书来
中国教育怎么了 品格之忧（8）
对话是一种平等的姿态，没有平等的氛围，就不可能产生对话。
有不少企业的老板喜欢坐在高高的办公桌后面，让他的客户、员工坐在办公桌前面低矮的沙发上与他“对话”。他或许是想通过这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强调他的存在和他的权威，他的确达到了目的，但同时也收获了那些压抑地听他发表高论的人对他的厌恶，同时失去了信任。
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的很多教师，一直致力于做的就是这种令人厌恶的人。他们反复强调自己的存在，反复让学生们称他们为“老师”，而不是其他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的称谓。
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讲述了Google副总裁李开复5的故事，作为国际知名人物，李开复从来不允许下属称他为“李总”、“李总裁”或是别的什么与头衔相关的称谓，他的员工们都是亲切地称他为“开复”，“开复兄”，或者干脆直呼其名“李开复”。在节目现场，几个参加访谈的Google员工一直亲切地称他“开复”，并毫不顾及情面地向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爆料李开复的一些不伤大雅的逸闻趣事。李开复面对下属的当众“揭发”，也只是淡然一笑，承认下属们“揭发”的那些“臭事”都是事实。
李开复并非不在乎总裁这个头衔，但作为一位资深的企业管理者，他深知反复强调“总裁”这个象征权威、象征权力的称谓，会在他与下属之间树立起一道坚固无比的高墙来。有了这样的高墙，他就无法与下属对话交流。权威或权力的威严感会让人退避三舍，渴望平等是人的天性（受虐症患者除外），你要与下属达成对话，那就请你放下权威的架子，并忘记你手握的权力。李开复深知其中奥妙，所以他拒绝下属称他“总裁”。在经年累月亲切的“开复”的称呼中，他与下属之间的距离感消除，对话机制得以长久保持。
中国的学校里学生能直呼教师的名字吗？不能，至少我没听到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生们看见自己的教师都是毕恭毕敬（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地喊“老师”，而不是直接称呼“张三兄”或者“张三”。如果真有哪位教师拒绝学生喊他“老师”，要求学生直接喊他的名字，我想，这样的教师可以到我的学校里来担任很重要的职务。
为了一个“老师”的称谓，而堵断了与学生们交流的渠道，这真是得不偿失。
有一位朋友，他与他的一位朋友曾经是生死之交，一直相互直呼其名，无话不说。后来他的这位朋友做了大官，他依然直呼其名，有一天朋友悄悄对他说，现在不比从前了，你在公开场合应当称呼我是“某某书记”，不然我很没面子。他想想也是，从此以后他果真叫某某书记。“第一次这样称呼的时候，我感觉相当别扭，感觉有个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一下子竖起来，挡在我跟他之间了。”后来，他与这位书记慢慢疏远，完全不再交流。
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就是隔膜，就是象征权力的称谓造成的隔膜。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东西，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谁会喜欢强制性的东西，谁会与居高临下的人对话呢？
没有对话，何来信任？没有信任，又怎么实现对话？
当教育不再强调育人，不再崇尚高尚的品格时
小学生们的普遍看法是“怕老师”，相当多的中学生也觉得“老师很威严”，在大学里面，一些教授也喜欢威严的感觉，似乎在他们看来，威严就是一个教师应当拥有的面孔，如果没有，学生就不会听话，就不会好好学习。
中国教育怎么了 品格之忧（9）
现实却与教师们的愿望背道而驰，我听很多学生讲，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充满活力、充满亲和力的教师。在听这些教师的课时，学生们总是很认真。“我们喜欢他，如果不好好听课，就感觉是在亵渎某种很神圣的东西。”
对这些充满活力、充满亲和力的教师，学生们也愿意主动与之交流，包括一些很私密的事情也愿意向教师说出来。“我们希望老师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很困难的事情，老师也总是乐意这样做，于是我们就越来越信任这样的老师。”
信任是不可以强求得到的，只有坦率而真诚地进入学生们的内心，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学习上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才有可能赢得学生们的信任。唯有坦诚，唯有共同担当，才能产生信任。也唯有信任，才有“育人”的可能。
育人的最高境界，不是让学生成为博士或者大老板，而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的显着特征就是——品格高尚：竭尽全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远离错误的事情，并勇于担当生活的责任。如果一个人无法决定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愿意担当生活的责任，他就是一个心灵空虚的人，“一个心灵空虚的人立刻就不能成其为人了”。6
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品格高尚的人的，就算他偶尔做出一件让人赞许的事情，他也不能被称为“高尚的人”，内心与行动的统一必须是一种常态，而非偶然。
整饬混乱的社会秩序、解决种种复杂的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人都实现“个人的统一”，如果人人都能实现“个人的统一”，整饬混乱就成为可能，如果人人都没有“个人的统一”，整饬混乱的结果只会是更加混乱。
实现“个人的统一”——内心与行动的统一，意义如此重大，从小就训练孩子内心与行动的统一就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社会的走向。由于太多家庭的父母内心与行为的自相矛盾，导致孩子对父母的信任普遍匮乏，训练孩子内心与行动的统一就几无可能。
这一重担于是就落在学校的身上，不过，由于学校普遍缺乏亲和力的环境，以及教师们普遍具备了令人生厌的“权威”面孔、拿腔拿调不容置疑的权威声音，从孩子们踏入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学生与教师对话的渠道就被堵塞。没有对话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有塑造高尚品格的可能。
无法塑造学生高尚的品格，已经是相当严重的状况。学校和教师们的努力，使这种本已严重的状况走得更远。
由于高考的大棒高悬在中国所有中学的头上，而高考又被国民普遍认同为孩子能有一个好的未来的唯一途径（或者最佳捷径），于是从小学开始，学生们就必须全力以赴围绕考试旋转。对于教育来说，考试本应是检验学生学习情况的一种手段，但在所有学校里，考试却成为目的。
教育评价体系的单一，又不断强化着考试的重要性。评价一个学生的优劣，唯一的标准就是考试分数，你能得到好分数就是好学生，分数考差了就不是好学生。有多少学生考上重点大学，也是衡量一所中学质量优劣的唯一标准，能够进入重点大学的唯一要求也是考试分数——所有大学录取学生的唯一依据就是考试分数。学生的品格是否高尚，连作为录取的参考标准都够不上。没有人关心你是一个品格高尚还是品格卑劣的学生，只要你有好的分数，就能进入好的大学，将来就有一个好的职业。
中国教育怎么了 品格之忧（10）
如此单一的优劣评价机制，催生出学校、教师、学生、学生父母乃至全社会畸形的价值观，当一个社会对人的评价机制被简化到*裸的考试分数以后，作为教育目的的“育人”，就再也无人关心，无人问津。
考试分数能衡量什么？它唯一能衡量的就是学生是否掌握了很多知识，这既不能衡量一个学生的品格，也不能衡量一个学生的智商情商，更不能衡量这个学生的价值取向、人生规划（统一试题是无法看出一个学生的人生规划的）、内心善良还是充满邪恶，除了知识掌握的程度以外，其他什么都不能反映出来。
既然教育的结果无须考量学生的综合情况，仅仅需要考量的就是他的书本知识，所有学校放弃“育人”，转而把全副精力投放到向学生灌输死板的知识上，也就是理所当然的结局。
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会有高尚的品格？我坚信，就算有学生有可能成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其在不可抵挡的强大的考试压力之下、在全社会都以考试为教育目的的氛围中，他也只能选择投降，加入到考试机器的队伍中去。
在考试分数成为衡量一个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的氛围中，如果继续强调学生品格对个人、对国家、对全社会的重要性，你就会招来嘲笑，就会被边缘化。
可以想象一下，当人与人之间再没有信任、再没有内心与行动的和谐统一，混乱和无序，就是必然的。
我坚信贝布尔的话是正确的——欲整饬混乱和矛盾，必先实现个人的统一，而要实现这一点，唯有真正的教育。育人，从孩子抓起。
学校的考试是必要的，也是永远都必须存在的，但越来越精确的考试，它只能是学校教育功能的测试手段之一，而非全部。从长远计，从民族最高利益计，从个人发展计，中国教育应当对学生实行全面的训练。训练的重点，永远不应该是知识，而是品格。一个具备了高尚品格的人，他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他就会根据自己应当做的事情的需要，去自觉地学习相应的知识，而不需要强行灌输。当某种东西变得十分需要的时候，去追求得到这种东西的技术和知识，就会成为一种自觉的渴求。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自觉的追求产生更大的动力？
教育目的的异化导致厌倦的情绪在各个学校蔓延，我曾经向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请教：“你认为你所从事的教学有意义吗？”他回答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意义，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应付考试，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意义，那就是我的学生们考出了好成绩，我就可以得到奖励，就能够得到很多好处。”
他说，虽然他是学校的优秀教师，但他内心早已厌倦。“每天都像一台机器，流水作业，毫无情趣，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教的那些知识学生走出校门就会很快忘掉，那些知识完全是死的，是强行灌输到学生的脑子里面的，这种知识有什么用处呢？”
他因此而十分痛苦，他曾经梦想做一名真正的教书育人的好教师，但现实却只有追逐考试，追逐分数。
“你不要认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育人有多么重要，至少有一部分教师是知道的。但在这样的环境下，除了学生的考试分数以外，学生其他方面的情况，是不会纳入教师的考核范畴的，就算我们认真育人，培养出很多品格高尚的学生，那又能怎么样呢？学校不关心这些，严格地说，是全社会都不关心这些，他们只关心分数，只关心有多少个学生考上了北大清华或者其他什么重点大学，而不是你培养出了多少个品格高尚的学生。我们的绩效考核也与学生是否品格高尚没有任何关系，分数才是唯一的指挥棒。我们只有围着这个指挥棒转才能活下去，否则就只有走人。”
我也问过一些中学生：“你们学的东西有意义吗？”他们回答说：“有什么意义？就是为了应付考试，一天到晚死记硬背，一点乐趣都没有，早就厌倦了。但是为了高考为了上大学，厌倦了也得背，没办法。”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那些内容，但他们必须教、必须学，他们正在做他们根本就不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且在长达12年的小学、中学教学中，他们都必须要这样做。对于这些学生，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
一位教师对我说：“理性地分析，教材里面的很多内容并没有问题，只是这个社会太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我们身边太多人格分离的人，搞得我们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他的话，只是说到了现象，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由于教育目的的高度异化，教育评价体系的绝对单一，导致了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教师、所有的学生都集体参加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游戏——考试。
每个人都在干自己并不情愿干的事情，他们内心渴望做有意义的事情，但却不得不去做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他们的内心和行动不是统一的，而是背离的，哪里还有品格高尚可言。
这样的教育，实际上是在做相反的事情——让每一个学生从小就开始接受内心与行动背离的训练，最为可怕的是，这样的训练竟然被全社会高度认同，千千万万的学生集体接受自相矛盾的训练，想一想都会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在我接触过的教师和学生中，已经没有人谈理想，谈高尚的情操。“如果你跟学生正经地谈理想，就会被学生们嘲笑——理想？骗鬼哟！”一位大学教师说，现在很难在大学生里面找到一个内心很纯净的人，几乎所有的人内心都是混乱的，不知道将来该干什么，不知道应当以怎样的姿态去度过人生，“他们的眼睛里充满迷茫，很难看到有学生的眼睛是闪闪发光的”。
今年3月，我接待了日本教育界高官中込三郎，他说，他希望看到每一个大学生的眼睛里都有亮晶晶的东西，“只有内心明亮，眼睛才会明亮”。中込三郎说，现在日本的很多大学生也很迷茫，不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日本社会的高度警惕。“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不好的状况，不然日本民族就很危险。”中込三郎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显得忧心忡忡。
中国教育怎么了 师道之忧（1）
师道之忧
“范跑跑”和“杨不管”事件暴露的仅仅是师道问题的冰山一角。在无法看见的深水之中，隐藏着更加令人惊心的师道问题。
师德的缺失、师道的败坏堕落，或许会把中国教育引向未知的方向。
在价值观混乱的环境中，出现“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