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辏┢穑笪衽上群笊枇�20多所“西学”学堂。根据我收集的历史档案资料考证，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主要传授“西文”的方言学堂，也即外国语院校（把西方语言称作“方言”，还是以“天朝”中央帝国自居）。第二类是主要传授“西艺”的实业学堂，也即技术院校，包括水陆师和武备学堂，也即军事技术和军工院校。后来也有一些新式学堂兼顾“西文”和“西艺”，但总有所侧重。 设立“洋务学堂”同文馆等，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端。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说：“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同文馆是新教育潮流的“最初的源泉”。（参见丁韪良《同文馆记》上篇，写于1907年6月19日，载《教育杂志》第27卷第4号。） 这些“西文学堂”和“西艺学堂”规模都不大，生员通常仅有百名左右。例如——京师同文馆最初的英文馆学生只有10名；后来增添法文馆和俄文馆，各馆也只有10名学生，共30名；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学生共120名。上海广方言馆初办时，额定学生40名，以后陆续增加，最多时每届80名。1896年，湖北自强学堂开设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每门30名，学生共120名。北洋水师学堂分为三班，学生最多时为120名。江南水师学堂驾驶科和管轮科各60名，共计120名学生。 洋务学堂所有的学生，每月都能得到“膏火银”的优待。所谓“膏火”是书院时代的名称，意为灯油费，就是每月发给几两银子，作为奖学津贴，以此鼓励“西学”。 “西文学堂”即外国语院校性质的方言学堂 西文学堂以传授外国语和西方文化常识为主，主要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计有：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后转为综合性学院）；1863年创办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创办的广州同文馆；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等。西文学堂是我国20世纪文理学院和现代语言文化专科教育的先驱。 京师同文馆规定：洋人总教习领取高额俸银，每月1000两；汉教习每月仅给薪水银12两，合每年144银两。学生里面有七品官衔的，按照旧例每年给俸银45两，八品官衔的40两，九品官衔的32两5钱。并根据学生成绩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至15两不等。（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7）清末（1872年）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40元左右。 上海广方言馆，入学保送与考试相结合，开始年龄限为14岁以下，后来改为15岁以上、20岁以下。学制起初为3年，一开始学生均为免费住馆就读，并由馆方发给伙食费每日一钱（约合今人民币14元），即每月3两。广州同文馆学制3年，待遇跟上海广方言馆类似，诸生每日享受生活费银一钱，也就是每月白银3两，合今人民币420元。 湖北自强学堂在起初几年里，除免费供应学生饮食、书籍、纸笔外，还发给学生每人每月膏火银5圆（1银圆为0．72两银子，当时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1897年后，张之洞仿效西方，实行按考试成绩给予鼓励的办法。虽不像西方高校那样要收取学费，但停止了膏火供应，规定“按月比较华洋文字进境分数，分别甲乙，给予奖励，以资鼓励”（引自《自强学堂不给膏火示》，见《张文襄公全集·公牍》卷28）。一方面节约财政开支，另一方面也杜绝了专图膏火的不学无术之辈，从而选拔一批有志于“西学”的后起之秀来学堂受教。这一新规定，可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奖学金制度”的发端。 “西艺学堂”即技术和军工性质的实业学堂 西艺学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使用和维修西洋机械、船舶、火器的人员，其中包括军事技术院校性质的水陆师和武备学堂等。主要有：1865年创办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堂，1866年创办于福州的船政学堂，1881年创办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0年创办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1895年创办于武汉的湖北武备学堂等。西艺学堂是我国20世纪工程学院和实业技术专科教育的先驱。 福建船政学堂除了食宿免费外，学生每人每月可得白银4两（约合今人民币560元），以便赡养家属。学制5年。入学时需由各学生的父兄及本人具结担保。学习期间不得请长假或转学。每三月考试一次，由教员分别等第。获一等者赏洋银10圆（约合今人民币1000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过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给以警告，三次连考三等者，则勒令退学。反之，如三次连考一等者，则除照章奖励外，还另加赏衣料以示鼓舞。福建船政学堂培养了一位杰出人才——严复。
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2）
北洋水师学堂完全公费，不仅全免食宿费用，每个季度发给制服，还每月发给赡银4两（约合今人民币560元），“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贫寒之家，咸知感奋”（据张焘《津门杂记》中卷）。也就是说，当时每月赡银4两可供一个大家庭——老少八口之家的基本生活费，由此招募优秀人才入学。这些学生就成为大清水师（海军）的后备队。 江南水师学堂的驾驶科和管轮科各招60人，以20人为一班，四个月的试习后，再根据英语程序分为三班。列入第一班的，除食宿外每月每人发给赡银4两，第二班发3两，第三班发2两。在堂试习未满四月的，只免食宿费，不给赡银。（20世纪初物价略涨，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1块银圆约合今70元。） 洋务学堂并不景气 科举制度的千年传统“学而优则仕”，凡有财力可供读书的人家，无不盼望子弟由科举中试做官，由童生到秀才到举人到进士，才叫做“正途”。而洋务学堂则被认为是“旁门左道”，受到耻笑和非议。再有，从达官贵裔到士农工商，一般出于对西学的隔膜无知，对西方的怀疑、忌讳和仇视，普遍不愿“师事夷人”。如鲁迅《阿Q正传》所描写的，念洋文读洋书者被称为“假洋鬼子”，甚至遭人辱骂。这种鄙视西学的风气，全国皆然。李鸿章曾就北洋水师学堂招生的困难感叹道：今入学堂者等于术艺（陈注：不是正经读书而是技艺），即一二拔出，亦不过兵官右职，不得比于正途。……中国士大夫由来囿于积习，清门旧族，目矜地望，未必肯以子弟充当学生。（引自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第603页。）洋务学堂的开办章程中也表示担心：“初次挑选，恐读书世家子弟尚多观望迟疑不肯应试者。”因此，便以优厚待遇来招揽学生，不仅全免食宿费，还给以赡养家庭的“赡银”资助。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初定“月给赡银一两”，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140元，这在城乡百姓贫民的心目中，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洋务学堂的“招生章程”四处张贴、散发，还刊登在《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上，以广招徕；主办者并亲赴上海去挑选学生。即使如此，仍是投考者寥寥，且素质不佳，以致原定招收的60名尚不能满额。不得不在第二年再度公告招生，以增加赡银到“月给四两”（合今人民币640元）来吸引考生。这四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当时一个“八口之家”每月的最低生活费。李鸿章署名发出的招生告示中称：兹距开馆一年有奇，学生造诣，渐有端倪，惟额数未满，投考者或资质平庸，或年纪过大，终少出色之材。细揣情由，似由赡银少薄，未足招徕。今本大臣将该堂原定章程，学生“月给赡银一两”改为“月给四两”，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庶寒峻之家咸知感奋。……学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当从优奏奖，破格录用。（引自张焘《津门杂记》卷中，《水师学堂》第67页。）上海《申报》曾于1883年3月16日《津门近信》栏刊登关于北洋水师学堂的一则消息，内云：“兹悉水师学堂原定章程似嫌太密，刻已通融办理，但使年岁合例，能作一‘起讲’者即便收录，试学三月再定去留。水师、管轮各堂均收有六十人矣。”然而，依靠“增加赡银”的物质刺激招徕的学生，大多是下层贫苦子弟，其中为谋衣食而来者不少，素质较差，以致有人讽刺洋务学堂是“济贫之院”。李鸿章也承认，北洋水师学堂创办之始：“其时北方风气未开，学生入堂之初，非惟于西语、西学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引自马建忠《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载《适可斋记言》卷三。）以这样粗浅的文化基础，新生在3至5年内，要学会外国语、数学及各项专门技术知识，还要兼习中文，课业负担很重。加以学堂的管理缺乏经验，学生良莠不齐。虽如此，仍培养出一些人材，如后来创立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就是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周树人及二弟周作人曾分别于1898年和1901年进入江南水师学堂。 同文馆的师资薪水 按照原规划，同文馆的“教习”（师资），创建之初暂聘外国人担任，逐渐由本国人代替。后因课程扩充，大部分学科又无中国人能够讲授，只好继续聘请外籍教习，仅中国语文和算学二科，由中国教习担任。而中国教习的出路还是担任行政官职（知县等），所谓“仕途”。据《清会典》第一百卷记载：凡教习有延订者、选举者、考充者。总教习及洋教习，就各国儒士中延访；其通洋学之汉教习，由各直省选举。其汉文教习，就京师咸安宫宗室景山八旗已取未传馆之教习招考充当，额三人。总教习一人。洋教习视各馆学生多寡为定。学生有由沪粤同文馆及直省咨送者、由生监送馆者，准其咨送顺天乡试。总教习、洋教习则优其薪俸；汉教习则视其成效，二年一保，又二年奏请优叙焉。教习满二年者，无论举贡，皆奏请以知县用。又二年，则奏请分省，遇缺即补，并加衔。同文馆规定：洋人总教习领取高额俸银，每月1000两；年俸 12000 两。而洋人教习的月薪每月几百或几十两不等，明显高于中国教习很多倍。华人中文教习每月仅给薪水12两银子，合每年144两。 同治八年（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教务长）直到1894年，教龄（职龄）长达25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后，丁韪良又担任大学堂总教习。1916年丁氏逝世于北京。
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3）
同文馆的经济生活 京师同文馆规定：所有学生都有银两津贴。学生七品官者，每年给俸银45两，八品官者40两，九品官者32两5钱。并根据学生造就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至15两不等。 清宣统二年（1910年，即辛亥革命前一年）颁布了《币制则例》，规定银圆为本位币，每枚重7钱2分，含纯银九成。也就是1两白银折合1．4银圆。所以，膏火银3两折合银圆4圆2角，15两折合银圆21圆整。 那么，当时银圆的购买力如何呢？参考历史上生活必需品及日常饮食的物价计算，得到如下参照值—— 1872年1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40元；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00元；1枚铜元约合今人民币1元。 1901年1两白银约合今人民币100元；1银圆约合今70元；1枚铜元合今７角。 1911年1两白银约合今人民币70元；1银圆约合今50元；1枚铜元合今５角。 由此，我们对于清末民初银两、银圆、铜元的价值可得到具体的概念。 在1900年前后，京师同文馆学生的银两津贴，其购买力如下—— 每年固定的生活津贴：学生七品官者，每年给俸银45两，折合今人民币4500元；八品官者40两，折合今人民币4000元；九品官者32两5钱，折合今人民币3250元。 每月增发的助学津贴：根据学生成绩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折合今人民币300元）至15两（折合今人民币1500元）。 当时同文馆的学生，除了学宿费全免、衣食住行全部包干以外，每年、每月还有相当多的生活津贴作为日常零用，那待遇确实不算低了。 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同文馆学生里面，有一位齐如山（1877—1962）是河北高阳人。他和弟弟齐寿山（1881—1965）到了民国初年都成了鲁迅的好朋友。齐如山20岁左右时曾在京师同文馆学习。他后来在《故都三百六十行——物价变迁》一文中，回忆19世纪末年京师（首都，即今北京）城里的物价，留下了一段可贵的历史记录——约在光绪二十三、四年（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年间）彼时余正肄业同文馆，每于星期日恒往同学家吃便饭，如有四个客，四个碟，饮酒吃打卤面，所费不过当十钱两吊，即九十八枚。四碟之菜，一为松花两个，约合不到八枚，一为盒子菜两包，约合不到八枚，一为炒鸡蛋三个约合不到六枚，一为咸落花生约合不到四枚，切面条二斤约合不到四十枚，猪肉约合十五枚，酒约合十五枚，连打卤用的黄花、木耳等佐料共九十余枚。以上之数还打的很宽，然尚用不到两吊。约合现在铜元不过二十枚。齐如山回忆中所说的“当十钱”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间“当十”铜币，每枚贬值为相当于“制钱”两文（两钱重）。也就是说，“当十钱”98枚相当于“制钱”200枚，即两吊。又据《中国货币史》第843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白银一两合制钱1364文，合银洋约圆，这就是说，当时银洋一圆折合制钱大约1000文，又可兑换新式的“当十铜元”100枚。“当十钱两吊”，合铜元20枚，相当于今人民币14元。（后来，银价上涨，铜钱又逐年贬值。）根据齐如山先生的回忆，同文馆学生四个人聚餐小酌，一桌子简单的打卤面酒水总共只花了铜元20枚，即银圆2角，折合今人民币14元。而齐先生每月的生活津贴可达10块银圆（7两），折合今人民币700元左右，由此可见当时同文馆学生的经济生活水平还是较高的。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洋务学堂的生活 关于19世纪末年的情况，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先君虽未曾研究所谓西学，而意见甚为通达，尝谓先母曰，“我们有四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这个说话，总之是在癸巳至丙申（1893—1896）之间，可以说是很有远见了。那时人家子弟第一总是读书赶考，希望做官；看看这个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学幕做师爷；又其次是进钱店与当铺，而普通的工商业不与焉，至于到外国去进学堂，更是没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后，儿子们要谋职业，先母便陆续让他们出去，不但去进洋学堂，简直搞那当兵的勾当，无怪族人们要冷笑。……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才。戊戌（1898年）年周豫才18岁，要往南京去进学堂，不便使用原名，故改名为周树人。那时全国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人从小在私塾、“家馆”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辛苦应试，为取得秀才、举人的头衔，以提高社会地位。所谓“出路”就是读书做官。传统教育主要是“州学”“府学”“县学”以及“书院”；新式的洋务学堂寥寥无几，只有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武昌的自强学堂、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福州的福建船政学堂等处，都是官费供给。 周豫才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只能进公费的洋务学堂。正好来了个机会，南京水师学堂有一位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即轮机科舍监）。周豫才到南京去投奔他，暂住在他的后房。可是这位监督有点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树人”，出于“百年树人”的典故。后来他从水师学堂退学，改入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仍用“周树人”这个名字。
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4）
周树人于戊戌年闰三月经过杭州往南京，十七日到达，目的是进江南水师学堂。四月中考取了试读生，三个月后正式补了三班。据《朝花夕拾》上所说，每月可得津贴银二两，叫做“赡银”。水师学堂系用英文教授，需要九年才得毕业，前后分作三段，称为三班，每三年升一级，由二班以至头班。周树人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 这就是说，周树人18岁时，即戊戌变法的那年，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除了学宿费全免以外，每月可得津贴“赡银”二两，约合今人民币200元。这比首都的京师大学堂或同文馆待遇要低一些。 1901年，周作人也步大哥的后尘，经杭州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是这样叙述的——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银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圆加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阴历）九月初一日进堂上课，至十二月十三挂牌准补副额，凡十二人，逐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等到了次年壬寅（1902）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我这里说“洋汉功课”，用的系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上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要省力得多了。就那里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是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周作人15岁进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除学宿费全免以外，起初每月只得最低的津贴“赡银”一两，约合今人民币100元。这比他长兄当年的待遇又低一半。 洋务派学堂的规模和局限 西文、西艺两类新式学堂，是为洋务运动的政治服务的，专业设置狭窄，思想没有解放。仅仅为了大清帝国外交的实用目的，而学习外国语；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富国强兵”的实用目的，而进行军事和技术的职业教育。这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