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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津。为提高译述水平，经多方联络商讨之后，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张元济推荐蔡元培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 不久《苏报》案发生，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被捕；蔡因有牵连，被迫逃亡青岛。夏瑞芳就聘请张元济担任编译所所长，时在１９０３年。此后张元济主持编辑了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并大力提倡汉译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又创办东方图书馆等等。 １９０２—１９１６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５７种，其中２９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２２种。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２—１９２０年间，出版图书３５２２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８４６种，占四分之一。 1903年商务印书馆聘请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并开始出版“林译小说丛书”、“说部丛书”等。当时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梁启超、蔡元培……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文坛走俏一时，此后他又译述并出版西方小说181部，每部约为20万字左右。其中一些小说，既发表又出版，发表时也有稿费。郑逸梅等回忆说，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很受读者欢迎。他的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几年间，共达一百四十种。……稿费也特别优厚。当时一般的稿费每千字二至三圆，林译小说的稿酬，则以千字六圆计算，而且是译出一部便收购一部的。”（据《藏晖室札记》，载《新青年》第３卷第５号；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史论文集·小说卷》第688页。）每部书稿酬1200银圆左右（合今人民币6万元），这样，林纾十几年间的稿酬收入高达20万银圆以上（合今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 商务印书馆1910年出版《小说月报》，闻名全国。 南洋公学与商务印书馆的亲缘 1898年，南洋公学筹建译书院，选译东洋、西洋的名著印行，供学生和国内人士阅读。出版西学书籍是“成才之助”，强调“兴学之要在译书”。9月，戊戌政变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有些被西太后逮捕杀害了，有些逃往日本，有的###则逃往上海租界，其中一位张元济（菊生），于1898年10月逃难来到了上海南洋公学。 1899年南洋公学在上海虹口正式成立译书院，由张元济担任译书院院长，负责编辑近代中国最早的教科书。当时一批逃亡到上海的###，通过张元济的介绍借住在商务印书馆楼上，其中有吴稚晖等。当时社会上学习科学和英文的要求迫切，加上张元济编辑经验丰富，这就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工作的进展。例如英汉对照的四卷本《华英国学文编》，是我国最早的英汉对照读物。在1899年至1900年间商务出版物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好多书销路很广。同时###也借此宣传“变法维新”。 张元济先生受聘主持译书院工作不久，南洋公学总理（教务长）何嗣焜去世，张元济接任了南洋公学第二任总理，兼管译书院，月薪为银洋350圆（合今人民币约２万元）。译书院逐步扩大，还聘请了外国人做译员，开办了“东文学堂”，同时组织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的书籍，如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严复的译述，全套几十本都是由译书院首先刻印发行的。南洋公学译书院也由此闻名全国。 1901年商务印书馆原发起人邀请张元济、印锡璋等合资，成立有限公司，议定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升为7倍，折合银洋26250圆，加上新股23750圆，共计资本5万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50万元）。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先在长康里设立编译所，请几位先生翻译西洋东洋的科学书籍，由蔡元培兼任编译所所长。不久高梦旦亦由张元济约来帮忙。 因出版经营有方，盈利不少，逐步添置了机器。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几十年，由编译所长，而经理、监理、董事长，同夏瑞芳、鲍咸昌、高翰卿、高梦旦等一起惨淡经营，逐步将一个小小的印刷工场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 清朝末年，全国图书的营业额每年约为400多万银圆，其中商务印书馆约为150万银圆，占三分之一。 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圆，占五分之二。 1902年商务出版的书籍仅为15种27册，到1914年增加到293种634册，在13年间增加了大约20倍。 1902年1月4日（辛丑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杂志《外交报》，主编是张元济。1904年出版《东方杂志》，创刊时主持编辑的是日本人，其中有好多文章是由日本人写的。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2）
商务与作者的经济关系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渊源长久。1903年，商务聘请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共出三年72期，该刊成为晚清的四大文学刊物之一。也是从1903年起，商务开始出版“说部丛书”，1904年创办《东方杂志》，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1910年出版《小说月报》，名噪一时。1921年《小说月报》改版成为新文###动刊物之后，续出《小说世界》，将原《小说月报》的通俗文学作家继续网罗在商务的招牌下。商务印书馆大力推出这些文学书刊，繁荣文学市场，对晚清和五四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反过来，文学市场也给了商务印书馆巨大的名声和经济利益的回报。 在书籍的稿酬方面，商务印书馆有着比较灵活的规定，其标准视著者的知名度、学识水平、书稿质量和发行量等各方面情况而定。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的版税为40％，是最高的。 一些教科书和工具书的编译费，常是一次性付酬，不采取版税制。 1912年丁文江编著的《动物学》一书，酬金为400圆，秦蘅茫编的《代数》、《几何》，稿酬共700圆，景阳编的《三角》，稿酬400圆。 1913年1月，郁少华修订《英华新字典》，连校对在内一年完成，酬金750圆，分五期支付，先付150圆，然后每次校对交字付150圆，再三次排校毕付清。 1916年3月，范云麓编《春季单级国文》十二册教科书，并编《学生自习字典》一本，酬金合2400圆。 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13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期第1号首版第一篇，发表了署名“周倬”的一篇文言小说《怀旧》，文中有十来处圈点，文末加了评语：“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机灵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短汀，无有是处，极宜以此等文字药之。——焦木附志。”焦木即编者恽铁樵，“周倬”是谁呢？当时社会上谁都不知道。 整整21年以后，鲁迅本人才在通信中表明，这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34年5月6日，鲁迅致杨霁云的信中写道：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了《小说林》（？）上……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评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时过境迁，这么长久，鲁迅难免对细节记不清楚的，因为当时并不是他经手把稿件投到《小说月报》去的。鲁迅逝世以后，周作人对这件事作了具体的说明：鲁迅“辛亥（按即1911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小说），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写革命前夜的事情，颇富于讽刺的色彩”，“未有题名……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引自知堂《关于鲁迅》一文） 这篇经周作人加了“题目与署名”的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在1912年12月6日寄《小说月报》，12日就收到复信，28日收到稿费5块银圆，并于1913年4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上登载。 商务印书馆付给梁启超的优厚稿酬 民国初立，北洋政府便通过法令，发还梁启超、康有为被查抄的家产。之后，梁启超以共和党党首身份加入北洋政府，任财政总长和制币署署长。 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报》。12月18日，他在家信中说，“《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1页）不仅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而且经济收入达5万多银圆。 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其间决心退出政界，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梁启超跟商务印书馆的来往也很密切。根据1922年10月他和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通信，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为40％；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圆。8日梁启超致函张元济说，他遵照约定将他关于佛学的稿件寄上，请按信上的要求在《东方杂志》刊登。信又说：一、 《历史研究法》请即照梦兄（陈注：指高梦旦）来书，再版印三千部（此书此间尚存千数百册，拟日内移交津馆代销何如？）其办法仍照从前“自印包售”、“六折算帐”，印费请先垫付，在售价内扣除，书价三节结算。（陈注：三节指端午、中秋、春节） 二、 《历史研究法》第三期书价（第一次之六千册）定本年秋节交清，前此除一次由律馆交来若干，二次由菊兄代付君劢千圆，余数若干，希饬算拨付。（陈注：菊兄指张元济，君劢指张君劢）张元济回信说，他将遵照梁启超的要求，将文章“先登杂志，既印单行，已示梦旦，一切当遵办”；同时说，“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为始。……千字二十圆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65页）。 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合同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3）
在蔡元培主持北大的几年中，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由商务印刷、发行《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北大教授的专著及通俗教育丛书，由华法教育会人员修订商务教科书，代北大订购外文书籍，以及请北大教授兼为商务采集标本等等。 通过这些合作，北大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出版的便利，而商务印书馆则获得了最高学府权威学者的支持，提高了出版物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了它在国内外出版界的地位与声望。 1919年初，蔡元培代表著作人（北京大学）、张元济代表发行人（商务印书馆）正式签订《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合同，规定：（一） 编辑事务，由著作人任之，印刷、发行事务，由发行人任之。 （二） 用三开本。每年十册，每册以十万字为率，约一百页，每册定价三角。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 （三） 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 （四） 外间广告，由著作人经手者，照广告定价，以十分之五付给发行人。其由发行人招致者，概为发行人所有。 （五） 稿本用纸，每行字数，须与版式一律。如用夹注、或说明、或另行、或括弧、或插图、或附表、及所用圈点符号，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缮成正稿。图稿务须按照适定尺寸，绘成正稿，以便即用原稿雕刻、影照。如果有排印为难之处，发行人得酌量更改。著作人稿本，须于两个月以前，寄交发行人。 （六） 纸价涨落无常，估计成本，照市价计算。出版时，发行人应寄五十册交著作人。北京大学教授撰写的讲义和专著，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陈映璜的《人类学》等等，有的列为“北京大学丛书”，有的由蔡元培具函介绍。如1919年12月，经蔡元培介绍，商务印书馆曾以200银圆代价购印了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经济状况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薪金逐步提高。民国初期，国内大学毕业生极少，一般相当于高中文化者入馆，通常试用半年，合格后才正式录用，起点月薪30银圆；此后惯例每年增加10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50元）。 民国初年的薪金标准 1912年12月，张于贞、周衡甫、李心莲初来商务印书馆时，试用期月薪24圆，“半年后得力再增加”。考核转正后，月薪30银圆；第二年40圆，等等。 据包天笑回忆，1912年他在宝山路商务编译所半天工作（每日下午1—5点，星期日休息），担任小学图文教科书的编辑，月薪40银圆。当时编辑共约40名。 就连沈雁冰（茅盾）由北京大学预科初到商务印书馆时，也是一样的待遇。1916年8月沈雁冰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起初月薪只有24银圆，1917年定为30银圆。以后每年晋升10圆或20圆。1921年为100圆。 其他资历稍高者，待遇也高些。1912年6月，许志毅、凌文之初到商务印书馆，月薪各60圆。10月凌文之向馆方说，有人邀请他任教员，月薪80圆，“为家累计，不能不弃少就多。”馆方同意明年（两个月后）增加薪水，“论其能力亦尚值得”。 1916年2月邵长光愿离政界到商务印书馆服务，商订月薪由160圆至200圆。3月邵培芝到馆，月薪180圆。8月平海澜到英文部任编译，月薪100圆。杨仲达来馆，起点月薪160圆。1916年9月留美博士蒋梦麟（即后来继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者）尚未归国，经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就定月薪200圆。1919年2月周越然来馆，月薪180圆。10月谢福生定月薪200圆。 20世纪20年代的薪金标准 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 据唐鸣时回忆，1921年国内大学毕业生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起点月薪为60银圆，以后一般每年增加10圆或20圆。资深编辑的月薪可达100—200银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40元）。 商务印书馆曾慕名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商务印书馆想要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由沈雁冰出面，商议月薪为300圆。 据陶希圣文章说，他进入商务编译所是在1923年：“各人的薪水互不相知，各人的进退听之当局。我初进所，月薪银圆八十圆（当时米一石只得五圆）。满一年之年终，当局给予书面通知‘台端月薪加为一百圆’；再过一年加为一百二十圆。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来了，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职工大罢工，向当局提出十九条要求。自此以后当局不得任意开除职工，而待遇公开。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通告同人，普遍加薪。最低工资十圆的工人，加三圆；原工资十至二十圆者，加百分之二十；原工资二十至三十圆者，加百分之十五；原工资三十至五十圆者，加百分之十；学徒练习生满一年加一圆，满二年加二圆，等等。即如编辑人员，年终普遍加薪，按比例至少增加二圆七角五分，或加七圆五角，多的可加十七圆五角等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4）
当时商务编译所的职员共约200人。 20世纪30年代的薪金标准 到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待遇又有提高。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起点为80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35元）。 又据高梦旦记录，20—30年代商务编译所校对者月薪50银圆，抄录员月薪30银圆。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往往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150圆；这都高于国内的大学毕业生。不过，根据工作的成绩，薪金可以逐年提升。 “经济自立”的觉醒 当时的作家、编辑、学者们跟出版商之间也产生许多复杂的矛盾。 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郑振铎，２０年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月薪10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00元）。他在上海闸北租赁了一所大房子，一半自己居住，一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场所，或开会、或谈天、或听留声机。聚会多数在晚上或节假日。 1923年１月初，有次交谈时郑振铎感慨说：“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出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圆，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 大家表示同意，又讨论了几次，决定每人每月从薪金里提出10银圆，储存银行生利；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可自己出书。当时约集10个人，有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由顾颉刚任会计。 周予同为此社起名为“朴社”，因为他听了钱玄同的课，非常欣赏清代的“朴学”。接着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耿济之、吴颂皋等入社。 顾颉刚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０日在通信中说出了他们（以及中国新兴知识阶层）的“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理想：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就终身没有乐趣了！这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在“经济自立”问题上的觉醒。 １９２４年胡适和陈独秀决定跟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努力周刊》，由《新青年》同人高一涵任编者。当时在《晨报》上刊登了广告，准备办成系列性的刊物，还要出版《努力月刊》。但是这个广告没有兑现，读者来信询问其中的究竟。 《晨报副刊》１９２４年８月２８日发表了高一涵的答复说：《努力月刊》之所以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