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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钱的是个“头儿”，这个“头儿”腰带正面挂一个一尺长半尺宽的蓝布钱袋，当中有一个口子装钱，收了茶水钱就装在这个钱袋里。散戏后除交柜外，其余的，伙计们大伙儿分。茶钱有多有少，熟座来了卖座的给沏包好茶叶，他就多得点小费钱。当演戏到中轴，大轴戏快要上场的时候，柜房就下来人查座（查票），有多少人坐着，就向卖座的头儿要多少钱。有的熟座专为听某个角色唱的戏，当这个角儿（演员）要上场的时候来了，卖座的给他沏了茶他也不喝，听完了这出戏就走了，他给的茶钱也多，这钱就入了卖座的腰包了。 1934年的变化 民国二十三年（1934）以后，广和楼改成听戏买戏票，原来长条板凳的座位也改成横排带靠背的椅子了。这样一来，听戏坐着舒服了，尤其楼下坐在池子里听戏不用歪头扭身子了。座位宽敞了，日场票价（前排）调整为每张3角5分钱，夜场每张4角钱，此外还要加捐税15％，实收4角6分钱。改座以后，座位固定了，戏园里“池子”容纳的人少了，卖座儿的也不能取巧了。过去坐在一条板凳上，卖票的可以随便加入，直到把听戏的挤得不能再挤时为止；如果查票时正好赶上有听戏的上厕所了，查票的也看不出有空位子，卖座的说是几个人就是几个人，这样柜上丢了戏票钱也不知道。因此在1934年没有改座以前，卖座的赚了不少钱，广和楼卖座的有好些都置了产业。 。。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2）
京剧演员的酬劳 喜（富）连成戏班一共办了七科，每个学员按科排字（喜、连、富、盛、世、元、韵）叫名，每科都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例如侯喜瑞（架子花脸）、雷喜福（老生）、于连泉（花旦）、马连良（老生）、谭富英（老生）、马富禄（丑角）、裘盛戎（铜锤花脸）、孙盛武（丑角）、袁世海（架子花脸）、李世芳（青衣）、刘元彤（青衣）、黄元庆（武生）等。富连成能够培养出这些人才，主要在于制度严、管教严。凡是到富连成学戏的，都是贫寒家的男孩子（不收女孩），录取后家长要给科班立字据，允许科班打，不出科不许接走，吃、穿、住都由戏班供给，不挣工资。 一立字据就是七年，年满才能出科。出科拿份（挣工资），每天最多拿50吊，每吊合铜元10枚或大铜元5枚。（20年代银洋一圆可兑换30吊，合今人民币30—40元。也即每吊铜元合今人民币1元左右。30年代铜元不断贬值，银洋一圆可兑换40吊甚至50吊。） 买票看戏 看戏买票，理所当然。但在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北京老戏园子的看戏者并不都买票。除了军警以“维护社会治安”即剧场秩序为名义的有“弹压席”可坐，公然白看戏外，还有送“红票”一说，即其人与戏班或戏院有一定“关系”，可以白看。此外则新闻界与官场，也有一些人名正言顺地照例看白戏，这都属于“红票”范围之内，虽凭票入座，却从不花钱。再有就是由主要演员（所谓红角儿）掏钱买票，雇人捧场。这些专门捧场的“啦啦队”大都坐在后排或楼上，专为出钱的“角儿”喝彩助威。有些演员往往靠这种办法招徕观众。当然，有时演员得罪了有钱有势的人，也会遇上一批专门捣乱大喝“倒彩”的“看客”。这些助威或捣乱的人都是不花钱来看戏的，总名之曰“听蹭儿戏”。 吴小如老先生回忆道：“1935年以前，我看戏大抵是向家长伸手要钱买票，或由家长领着同去。有时为了渴望看到一场戏，便把穿不着的衣服偷偷送进当铺，换取票款，等要穿这身衣服时再把当票交给家长赎出来。为此我多次遭到先母呵斥。1935年我入育英中学读书，只要学期末考个第一名，可免25圆大洋的学费；第二名则免20圆。我在一学年中因考得好而节省下学费45圆。这些钱家里照数给了我，我却一文不剩地向各家戏院进了贡。” 由于经常买票看戏，所以吴小如先生至今对30年代各戏班演出所售的票价大体还有点印象。就他亲身经历，最便宜的是“富连成”在1934年广和楼演日场时所售的票价，前排每张只卖3角5分钱，加上“娱乐捐”、“慈善捐”（当时每张票都必须附加捐税），约4角钱。如富连成社演夜戏，则票价每张4角，加捐后为4角6分，不论在华乐戏院即先前的天乐园（一般是星期四、五、六、日），或在哈尔飞大戏院（每周一、二固定演出），都是这个数目。华乐戏院，地处正阳门外鲜鱼口，现在是“大众剧场”；哈尔飞大戏院，地处西单旧刑部街，现在是“西单剧场”。 从1930年9月14日开业到1937年初，是哈尔飞大戏院的兴旺时期，这与西单地区只此一家和经营者的灵活手段是分不开的。1930年10月25日至29日举办的游艺大会，从中午到夜晚连开四场，每场两小时，重点节目话剧和京剧每天不重复，而且票价不高，每场4角、5角、7角，包厢4圆，结果场场客满。这样的演出不但增加收入，而且提高了戏院的声誉。1930年11月初，京剧名家马连良的扶风社与哈尔飞大戏院商定，每周三、四夜场长期在这里演出，每场票价1圆2角。 11月14日夜场，梅兰芳演出代表作之一《黛玉葬花》，票价最高2圆。 11月22日至25日，以黎锦晖为社长的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来京首演于哈尔飞大剧院，在京城引起了又一次轰动。从22日至24日，每天一场，先后演出了《湘江娘》、《大江东去》、《醉沙场》等21出歌舞剧。25日改为日夜两场，节目有《五日落梅花》、《小小画家》等。每场票价为3角、4角5分、7角，包厢3圆、4圆。这是儿童歌舞剧目在北京舞台上首次展现。 中华戏校在东城区王府井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演日夜场，票价与此相似。 一般初出茅庐的女演员（当时称为坤角）每票不过6、 7、 8角。 票价最贵的是梅兰芳。1932年，吴小如随一位父执在中和园（地处正阳门外西粮食店，现为中和剧场）看《牢狱鸳鸯》，这是他第一次看梅先生的戏，前排票价已每张2圆。 程砚秋自巴黎归国，组秋声社，每周在中和戏院定期上演，票价每张1圆2角钱，加捐后为1圆3角6分。 马连良的扶风社也与程同样票价。高（庆奎）郝（寿臣）同台或杨（小楼）郝同台，票价都在1圆以上。 其他老生挑班者如言菊朋、王又宸、雷喜福、谭富英等，前排每票不过7、 8、 9角，最多不超过1圆，加捐15％在外。 1934年秋余叔岩在珠市口大街的开明戏院为湖北赈灾义演《打棍出箱》，前排虽每票5圆，却仍然万人空巷。 年末大义务戏则前排每票5圆。吴小如少年时代看义务戏大都随先母或舅父同往；如果自己买票，只能坐后排或楼上了。从1934年秋至1936年暑假，除了上学以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戏院里度过的。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3）
当时城内外戏院买票情况并不一样。东城的吉祥戏院和西城的哈尔飞戏院，一般都由售票处预售戏票。每场均有一张“票板”（座位表）供观众选择，卖出一张票就划掉一个座号。人们只要早一两天去买，总不致向隅。 看戏保存戏单，天长日久以后就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周明泰先生根据所存和所见戏单，辑成了《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后来又续补了十年。 在北京看戏所见的戏单，从印刷形式来看，大体可分木刻活字、石印和铅印三种。 1932年在北平已只剩广和楼一家的戏单是用古老传统的木刻活字印成的。这种戏单字型大小不一，字迹也模糊不清，从右向左，竖行排列着演员和剧目。所用纸张五颜六色，但质地薄劣，想保存也颇不容易。广和楼是富连成科班每天日场演出的场地，所以这种戏单是关于富连成学员演出的忠实记录。 30年代北平其他戏院则大抵用石印戏单，白纸上印着红字，比较醒目。 至于铅字排印的戏单，最初似只有梅兰芳的承华社和程砚秋自法国归来后组成的秋声社，以及中华戏校是用铅印的。梅、程两位先生如演个人独有本戏，还附有主角唱词。中华戏校为了对学员一视同仁并表示对教师的尊重，不仅连龙套、宫女的名字也一一列出，而且还把这出戏的授业老师的姓名也在剧目下标出。 1932—1933年间，高庆奎、郝寿臣每逢星期六、日，白天都固定在华乐戏院联袂演出，下午1时许开戏，要演到6点钟以后才散场，足足有5个小时，演出的剧目每每有###出之多。 1935—1936年间，中华戏校实行龙套、宫女轮换制，当时主要旦角如赵金蓉、侯玉兰等女生，都轮流担任过宫女，并在戏单上注明。后来富连成也改用铅字排印戏单，并标出剧中人和扮演者的姓名。那种白纸红字的石印戏单，仍流行了很久，直到30年代中期。 每份戏单的代价是1至两大枚铜元，后来上涨到1至2分钱法币（当时每1角法币约换大铜元22—23枚）。要在开戏后座客上得差不多时，才由茶房或临时雇用的童工挨着座位散发叫卖。这大约是根据上座率来决定戏单印数的，所以总要在开戏1—2小时后才拿出来叫卖。而所印的内容，大抵只有当场的后面的几个主要剧目——从开场到中轴子（倒第三）以前演出的戏。 （陈注：30年代的北平，1银圆的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1分钱约合今人民币3角，1大枚铜元约合今1角多。） 从照相馆到影片公司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据《申报》副刊广告栏，1896年8月10日的预告消息），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上映。此后十年，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地出现了一批放映外国纪录影片的影戏院，从而一些新派人物萌发了拍摄电影的愿望。 最早尝试在中国拍电影的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任氏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学习照相技术，回国后在北京琉璃厂土地洞开设了丰泰照相馆。1905年秋，丰泰照相馆摄制了由平剧名伶谭容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以后又陆续拍摄了一些名角表演的武打、舞蹈和富于表情的戏剧片断。这些无声电影在北京大观楼影戏园、吉祥戏院放映时，京城出现了“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据《电影》周刊1938年12月7日第14期的介绍）。 民国建立后，中国人开始拍摄故事影片。1913年，上海文化人郑正秋与商人张石川等合组新民影片公司，借用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资金、器材和发行渠道，自行组织当时的新剧演员拍成《难夫难妻》、《老少易妻》、《风流和尚》、《滑稽爱情》等短片（据《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 1919年，南通张謇、朱庆澜等集资10万圆，成立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20—1921年间完成了《海誓》、《红粉骷髅》等长故事片的摄制。上述拍片活动虽然以中国人名义进行，但均有外国人或公司参与。 完全由国人经营的并具一定规模的电影制片机构，当自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始。该馆于1918年派人赴美考察电影业。影戏部中拥有摄影棚和全套制片设备，且资金充足，管理制度完善，所拍影片为“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等五大类，前后历时十年之久。 1922年，新剧界郑正秋、周剑云和一度参与交易所生意的张石川等人决定投资电影事业，筹备成立明星影片公司。他们欲通过电影来“补家庭教育暨社会教育之不久”以改良社会（参看《影戏杂志》第一卷第3号，1922年5月25日文章），何况“影戏潮流”有利可图。明星影片公司就设在上海贵州路原大同交易所内，公司职员中不少是交易所倒闭后的求职人员。明星公司拍摄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尚佳的作品，如《孤儿救祖记》、《玉梨魂》、《二八佳人》等。明星公司的成功，使社会上投资开设电影公司者日众。 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等地共有近40家摄制电影的公司，其余挂牌而形同虚设的尚有一百多家。在这40家公司中，以大中华、百合、天一、长城、祚州、民新、联华等公司为佼佼者。拍摄的片种有“黑幕片”、武侠片、古装戏曲片、纪录片等，既有《白芙蓉》、《东方夜谭》、《媚眼侠》、《盘丝洞》之类庸俗低劣之作，也不乏像《天涯歌女》、《胡都春梦》、《难为了妹妹》等佳品。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4）
民国初期电影公司林立，拍片甚多，原因是拍片成本不高，只要影片稍够水准，就不难售出。以1926—1927年为例，那时底片4．5分钱一尺，副片2分钱一尺，洗一套拷贝约300银圆。编导、演员酬劳均低，女主角日工资4—7圆，或月支200圆，男演员更少，配角和临时演员大多义务参加。所以拍一部片子仅需4000圆。电影市场以上海为主，片子在上海放映收入即可收回成本的1／2，加上发行到全国和海外的收入，盈利高达一倍以上。民国初期拍摄的电影很呆板，谈不上什么镜头、导演、技巧运用。只要把摄影机架好，镜头对准演戏的演员，固定不动，永远是一个“远景”，直到一盒200尺底片拍完为止。又因为是无声片，不需录音，演员表演时只要动嘴，不必出声，技术很简单。 1926年12月，美国的有声电影传入中国，各地大电影院纷纷改装设备，放映有声电影。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院 1927年，美国商业部海外代表有一份报告《中国的电影市场》（刊载于美国《贸易信息公报》467期）提供了当时中国电影状况的信息。这份报告提到：“中国目前有一百零六家电影院，共六万八千个座位。它们分布于十八个大城市”，主要是通商口岸，而在106家影院里面，上海占26家，也就是四分之一。1920年代最豪华的电影院是奥登（Odeon），有1420个座位：“底楼的座位按现代影院的风格来设计，包厢里则都是皮套座椅（在上海，好座位总是在包厢里，便宜的在底楼）。” 1930年美国商业部的《贸易信息公报》722期刊载一份《电影在中国》的报告，指出“欧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有代理和发行人”，还记录了豪华影院的门票价：“从二角到三圆”（合美金7分到1元）。为了吸引上海的电影观众，“电影院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广告策略，尤其是那些首轮影院。广告的主要媒介是中外日报，在城市各处、电车和公共汽车上张贴的海报和宣传画，霓虹灯以及其他的电招牌，新片预告邮件”，再加上电影院出售的一系列电影杂志。在《良友》画报上连载了好几期的奥登影院的英文广告是这样写的：“奥登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完美的构造和设计。一切为观众的舒适和健康着想。奥登首家为您提供最佳影像。” 奥登亦不过是上海12家有殖民英文名中的一个，其余还有卡尔登（Carlton）、恩派亚（Empire）、夏令配克（Olympic，即Embassy）、中央（Palace）、维多利亚（Victoria）、巴黎（Paris）、上海（Isis）、美琪（Majestic），等等。在这些影院，好莱坞的八大电影公司都享有放映他们首轮影片的权利。 不过，奥登的豪华魅力迅速被革新了的大光明影院取而代之。大光明于1933年开张，配有空调，由著名的捷克建筑师乌达克（Ladislaus Hudec）设计，计有2000个沙发座。（1939年后还配备了“译意风”，也即当地的一家英文报纸所谓的“中国风”（Sinophone），可资同步翻译。）宽敞的艺饰风格的大堂，三座喷泉，霓虹闪烁的巨幅遮帘以及淡绿色的盥洗室。《大美沪报和水星》为“大光明的新发明”登了这样的标题——《中国风：给本土影迷的大恩惠》。 电影院在物质和文化上给城市生活带来了一种新习惯——看电影去；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气候，中国本土电影业的迅速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早期电影制作环境简陋，但中国电影制作者们还是力争跟上西方电影的潮流。早期电影业的一大赞助商实际上是商务印书馆。到20年代，从流行小说和戏剧中取材的中国无声电影已经有了相当的观众。1927年，世界上第一部“会说话”的电影在好莱坞首映的第二年，上海的首轮影院就开始播映有声片了。 1930年，明星、友联等影片公司开始从事国产有声片的摄制。由于资金、设备和技术上的困难，这两家公司采用了成本低、制作简单的蜡盘发音方法。1931年3月15日，明星制作的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轰动全国及南洋华侨社会。接着友联生产的《虞美人》也于5月24日在上海夏令配克影院与观众见面。同年，天一、大中国和明星三公司，又聘请外国技师，分别摄成了采用片上发音方法的《歌场春色》、《雨过天晴》、《旧时京华》三部新片。 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上海的电影票价 上海放映电影的场次，有“首轮、二轮、三轮”之分别。头等电影院，专映首轮影片，特别是名片。二等电影院，专映第二轮放映的名片，和小公司出品的影片。三等电影院规模狭小，完全放映三轮、末轮片（旧片）。所以电影票价的档次差别比较大。 不仅有首轮、二轮、三轮的级差，而且有日场和夜场的级差。同一电影院又有楼上、楼下，中排、前排、后排座位的级差。 一般说来，在20—30年代，上海电影票价的档次约为—— 日场：7角、5角、3角、1角； 夜场：8角、6角、4角、2角； 夏季露天电影一般票价仅为1角钱一张。 头等电影院放映首轮名片的票价，夜场为8角至6角，日场为7角至5角；最贵的是1圆。三等电影院票价仅为1角至2角。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5）
北京各电影院的票价 经多年搜罗，我找到1916—1938年间先后6部以《北京指南》、《北京便览》、《北平指南》为书名的游览手册，可以看出这二十多年间北京电影业发展之一斑。 根据民国五年（1916年）九月出版的《北京指南》卷五所载“电光影戏”一条，民国初年北京电影院情况如下—— “电光影戏，京中称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