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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新发行货币，同时把新货币分为三品，这就等于说，政府公开发行真币、半伪币和伪币，其结果就是政府花费一个原货币的价值，就能换回来两个或者三个货币价值的民间财富，如果简单点说，孔仅和东郭咸阳转眼间就为汉武帝席卷了民间一半的财富。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7）
发大水的人最终也免不了被水淹，全面通货膨胀的结果很快就殃及政府，而这时桑弘羊主义发挥了作用，那就是实行“平准均输”，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只能我用通货膨胀席卷民间财富，不能民间用伪劣货币欺骗我政府。所谓的“平准均输”就是以实物充租税，这就是说，政府可以用伪劣货币购买货物，而民间则必须用相当于真金白银的实物缴纳租税，两头的好处都归了朝廷，两头的坏处都落到了民间。
如果说卖爵位、纳钱赎罪是捞了一笔快钱，发行白鹿皮、三品货币是大赚了一笔的话，那么这些还都是战争所迫，是一种战时经济的典型表现，地球上很多处在战争期的政府都干过这种事，这些如果在战后被消除也就只算祸害一时，但这些钱还是不够汉武帝的战争支出。这时，桑弘羊三人又为汉武帝出了一个彻底的主意，那就是不再间接从民间、从商人企业主那里分享利润，而是将一些获利稳定又丰厚的行业直接改为官营，并且利用政府有权发布政令的权力，规定其他人不得再经营此行，这样就能够将全行业利润滴水不漏地全部转入政府手中，这就是“盐铁专营”。
“盐铁专营”政策不仅为汉武帝筹集到了大笔军费，而且完成了一个大转变，汉帝国从此走上了官本位之路，后世的朝代也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了。
盐业、冶铁业、矿业、仓储业等这些都是当时的支柱性行业，关系国计民生，因此收入稳定，获利丰厚。官营的好处是垄断，没有竞争，因此利润可以最大化，这最大化可是饱含血泪的最大化。有那么点讽刺剧意味的是，董仲舒仁政思想的一个论点就是“不与民争利”，但儒家思想恰恰成为维护“与民争利”这个规则最好的工具。
仁义礼智信成了一种规则
儒家学说作为道德要求可以说完美无缺，但作为官场政治的理论基础，那就等于是在为社会树立了一套规则：表面上奉行礼教，实际上遵从厚黑学。这就像是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在欧洲和世界的遭遇一样。
孔仅出身自南阳郡显赫的冶铁企业家族，东郭咸阳出身自齐国盐业大亨之家，桑弘羊也是一方豪富，他们在推行新货币政策、盐铁专营政策时，实际上也是在谋一己之私——显然，他们可以从这些政策中获得巨额利益，而汉武帝此时正在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置于高堂之上，准备顶礼膜拜。一方面大肆席卷民间财富，一方面将一套仁义说辞供奉起来，似乎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打击匈奴。不错，卫青、霍去病是驱逐匈奴于千里之外，但实际上，匈奴只是被打击了一时，没过多久又卷土重来，而汉帝国及后世子孙却从此成了官本位的奴隶，真可谓“功在当代，害在千秋”。
桑弘羊等人还有另外一招，那就是针对中产阶级征收“算缗钱”政策，规定凡是家中有轺车的，就需要缴纳一笔税，如果是商人则要缴纳一倍。这项政策最初规定，这些家庭要自觉申报家产，然后按照这个数额缴税。桑弘羊等人当然清楚没人会那么自觉如实申报，所以紧接着就出台了另一个配套法令：“告缗钱”法令。也就是说，鼓励广大人民互相揭发、互相告密，谁隐瞒了财产数额，谁私藏了多少财宝，结果是什么？有点岁数的人都知道，这和“*”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差不多是一回事，结果就是只要有点钱的人家没有不被告发的。很显然，这项政策的后果必然会掀起一场互相告发的风潮，但汉武帝仍然置之不顾，急于敛财，儒家的仁义哪里去了？儒家的信用哪里去了？汉武帝明知道这样做会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引起民众间的互不信任，仍然这样做，难道一场战争就可以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了吗？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培养了中国人的背信弃义精神，而政府发行劣币等掠夺民间财富等做法也等于失信于民，但台上国家的政策却是尊崇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哲学。结果就是，台上，那大大的儒字旗高高地飘在朝堂之上；台下，那一群群的酷吏正在横征暴敛，这种景象就是一个“克己复礼”的社会？骗鬼呢！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8）
这种社会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等于宣布了一条规则：我们嘴上要时时刻刻念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条，但实际上我们会另外实行一套。周礼在这一规则上有两点与汉武帝时不同：一、周公旦所制定的周礼及一整套国家制度很纯粹，很淳朴，而且国家没有实行汉武帝这样的明抢暗骗，所以，西周政府的信用还是很不错的——周天子为了褒姒一次行骗就毁了国家信用，但直到东周灭亡前的一刻，周天子仍然是周礼的典范；二、周礼是西周、东周的一贯政策，并没有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即使有规则，也不是遍及全民，成为一种全民心照不宣、共识性的社会行为规则。
在经济领域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那必然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得到支持才行，所以，汉武帝也需要树立一个单一思想，就像秦国需要法家思想一样。有些人认为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这一切都是班固在造假，班固虽然是修史的，但一个班固还造不出这么大的假。到底班固造没造假暂且不去争论，有一点肯定就行了，那就是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这点是千真万确的。董仲舒有一段名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分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话说得很明白，也很直截了当，“统纪可一”、“民之所从”，汉武帝要的就是这个，这就够了，至于孔子学说中的那些高尚无比的道德信条究竟能有几样成为现实无关紧要。
在汉武帝之后，儒家学说占据了主统地位，但儒家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宽勇和”这些信条却没有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更没有成为官场的行为准则，相反，中国历史真正的主流“文化”是权谋之术——很讽刺的是，中国历史上只诞生了包公、海瑞这样屈指可数的几位“青天大老爷”。看看包公和海瑞做的那些事，实际上不就是身处其位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吗？可是他们却成了榜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满朝官员眼中的“迂憨”，如果按照儒家思想的标准，这些官员不说全部都应该是充满智慧的高人，至少也应该是清官吧。包公、海瑞这样的人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那不就是说满朝文武官员都是淤泥吗？也就是说，奉行儒家思想的结果就是培养了大片的淤泥，这样的结果到了社会那里，到了民间，就成为一句话：“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聪明点的人，“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这才是读透了六经，不想在这淤泥里打滚的人，就学陶渊明归隐了。要不就一边当婊子，一边立牌坊，苦心钻营，往上爬，这是混文化。混文化的高级境界就是郑板桥的那句名言：“难得糊涂”，不知道孔老夫子在天之灵如何评论这句话。
其实，儒家最精妙之处不在于仁义礼智信，而在于尺度可宽可松，即由在其位者自行掌握，可以说是橡皮筋管理方式。这看似宽松大度，实际上奥妙就在于此：儒家学说是和人治最配合的，是人治最需要的工具，也是最能体现人性的——人性本贪，但社会又需要秩序，所以，制定一套“宽松”的制度法令，而由人来具体掌握，而不是刚性的成文法——如果像荆轲刺秦王时那样，台上刺客追着秦王跑，台下的武士就是不敢登台救驾，只能干看着，因为秦朝法律规定，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带着武器登上皇帝的台子，这样的话，谁还敢贪污？儒家思想就成为这样一种规则：外儒内法。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9）
所谓“外儒内法”，就是表面上大家都遵守儒家教义，都很正人君子，但实际上每个官员实行的都是内法，即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每一个校长都是一套规则，“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是一种规则。自秦汉以来，当盐铁官营之后，官本位就成了社会的核心，而吏治文化也就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而这种规则也就成了中国真正的文化。从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大的官开始，层层有规则，一直到社会的最底层。韩非子早就用法家的语言将人治社会的真谛讲述得清清楚楚，他说：“设法度以齐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不能辞，勇者不能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看起来是在说法律，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势”，人心真正惧怕的就是这种势。同时，韩非子也明确说明，除了要有“势”之外，还要有“术”，帝王应该“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朝臣也”，也就是说，帝王应该不露真相，心中的所思所想要藏起来，用暗中的力量驾驭朝臣，说得很明白，管理人要依靠人所惧怕的“势”，而这种“势”不能摆在桌面上，而是要藏起来，暗中发力。韩非子的意思是，既要有明明白白的法律放在那里，无论权贵贱民只要违法了都要追究，但作为帝王，又要掌握绝对驾驭人所需要的诡异心术。
由此，当时的社会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有一套表面的儒家高尚道德思想系统，用来粗线条地规范社会；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用来完成利益的再分配，保障底层利益通过暗渠道向上流动。于是，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杯子社会”——透明的玻璃杯装水，里面则暗流涌动，热水向上升，冷水向下走。
汉武帝确实有雄才大略，如果他和秦始皇调换一下位置，那么他也能统一中国。但那场对匈战争的危害在汉武帝后期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内穷侈靡，外攘夷狄”，结果是“天下萧然，财力耗尽”。其实，仅从军事上来说，汉武帝到底打没打赢匈奴还有争论，《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点倒是赞成的，但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这场汉匈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把淳朴的中国社会变成了尔虞我诈的圈子，孟德斯鸠在其大作《棍棒统治下的专制帝国》中说过：“在中国，欺骗是允许的，一切用暴力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是许可的。”他又说：“向中国人买东西的每个人都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中国人信誉不好尤其是在贸易中，这是因为中国人生活不稳定，使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异乎寻常的贪得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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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晋帝国（1）
司马家族的优良基因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没有传下来，所以，司马家族众多的成员没有一个能重振晋帝国。晋帝国是整个上层都腐化透顶，骄奢淫逸和清谈虚伪成了帝国的唯一特征，它从一开始就臭了。
前秦倒像个男人，可惜志大才疏
与晋帝国隔江对峙的前秦倒是颇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帝国，可惜苻坚和项羽差不多，甚至还不如项羽能大兵团作战，在淝水战役中，在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竟然还玩起退避三舍的游戏来，结果一溃千里，错过了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时机。
中国历史在这里本来应该出现一个拐点，但很可惜，这个拐点没能出现，否则，很可能这时候会出现另一个盛唐，那就是“前秦帝国”。
中国人编写历史的时候，总喜欢给帝王将相弄出点异于常人的色彩来，比如说刘备双耳垂肩、双臂过膝，其实这不过是古人的漫画，是在用一种漫画的方式告诉世人，刘备双耳垂肩，这是佛像，象征着厚德慈爱；双臂过膝，也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就像是美国动画片《大力水手》中所描绘的那个大力水手，有着螃蟹一样粗壮的前臂，刘备双臂过膝象征的是力量长于常人，举手可通天，落臂可触地，无非是想表达他是真龙天子，为天地间一奇人罢了。如果没什么天生异象的，也会装神弄鬼给自己贴金，比如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时候，就事先在鱼肚子里塞张用朱砂写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布条。五胡十六国时期，也出了这么两个天生异象的人，一个是显赫的慕容家族的慕容垂，他被说成是“少岐嶷有器度，身长七尺七寸，手垂过膝”——又一个垂臂过膝的人；另一个是前秦之君苻坚，房玄龄在编写《晋书》的时候说他出生时背上就有一条谶文：“草付臣又土王咸阳”，所以他取名苻坚。
房玄龄此举的目的不过是为了间接彰显李世民，因为李世民与苻坚颇有些神似，他们都是靠发动政变上台，都是杀死了兄弟，房玄龄因此通过给苻坚增添些“上天之子”的光环来暗示李世民也是这样的一个圣王。
不过苻坚和李世民也的确是难得的帝王之才，而且这两人也都有很高的修养造诣，颇有“内圣外王”之形。另外这两人也都是胡人，唯一不同的就是，苻坚比李世民志大了些，才疏了些，而就是因为这点差别，李世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李唐王朝，而苻坚却与此失之交臂。
淝水之战前的前秦已经颇有当年秦扫六国的势头。纵观中国历史，从八王之乱到隋统一中国前的这段时间与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没什么不同，历史已经完成了一个轮回，秦汉帝国崩溃后中国重新回到了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连各诸侯国的名称都重新归位，什么前秦、前燕这一类的，一点新意都没有——读中国历史总能闻到浓郁的腐朽味，很难感受到创新意识。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称中国历史上只有六位能称为伟大政治家的人：管仲、公孙秧、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前秦能称霸中国北方，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前秦有了苻坚这位明主，二就是有了王猛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如果归结到一个原因，那就是有了苻坚和王猛这套卓越的君相搭配领导班子。
苻坚的前任就是他的堂兄苻生，这是一个和后赵皇帝石虎一样的人——荷尔蒙分泌严重过剩，所以就在两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一个是*，一个是嗜血。
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晋帝国（2）
石虎作战十分勇猛，被石勒封为征虏将军，这小子每攻下一城总要来一场大屠杀，“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阳秋》说他有一次屠杀了数十万人，至于各种小规模的屠杀就比比皆是了；石虎发动政变成了皇帝后，曾经征召5万多名女人入宫，然后用各种办法淫辱，当时究竟死了多少女人就谁也不知道了。至于修宫殿、造船、修园林死的人也是无法统计，当时成汉帝国的使者从长安走到洛阳，再从洛阳进后赵都城邺城，一路上竟然见到两旁的树上吊满了自杀的、他杀的人，每到一处城镇，城墙上也挂满了人头，还有用骨头堆成的骨堆，用作展览。
苻生与石虎对比，可以说半斤八两，这小子从小身边总是带着武器，时刻都可能杀人，其凶残程度会让任何人感到害怕。在他小时候，他爷爷苻洪曾跟他这个孙子说了这么一句：“我听说瞎子只有一只眼睛会流泪，是吗？”苻生从小瞎了一只眼，听了这话，当即抽出随身匕首，在场的人以为他会刺向他爷爷，但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一匕首刺进了那只已经瞎了的眼睛，顿时鲜血喷涌而出，他说：“这只眼睛也会流泪”。苻生继位后，在任期间只干两件事：一个是随时随地都在杀人，一个是想尽办法淫辱女人。苻生好酒，经常举办酒宴，但他的臣属们都明白，这可不是鸿门宴，而是屠宰场，因为苻生用来喝酒助兴的就是当场杀人，而他杀人从来不眨眼睛，也从来不用思考：长安刮大风，之后他找到了造谣说这是亡国征兆的人，挖了他的心；他下旨意干什么事，有人劝谏，他会一锤子砸碎他的脑袋；太医给他看病，说了他忌讳的字眼，他杀了太医；他有时心血来潮，想听听别人怎么评价他，结果无论你说什么，结果都是死；有人正常向他报告天文景象，他说是妖言，结果把人从高楼扔下去摔死。他还有许多爱好，比如，他喜欢看现场版恐怖剧，他把人的面皮剥下来，然后令其跳舞；他还喜欢研究生物杂交学，他命令宫女和羊*，看看生出来的是人还是羊或者是羊人；他还喜欢宏大的*场面，命令宫女和朝臣们*。苻生知道人们说他生性残忍，喜欢虐杀，于是发布了著名的《苻生诏书》，说他杀的人总数还不到1000人，不能算滥杀。后来，后人给他做了一个统计，他在位期间杀了大约500人，这倒是真的没有超过1000人，论数量，他比石虎少多了。
好在苻生并没有统治多久就被苻坚发动的政变杀死了，前秦的命运也由此改变。再来说说改变前秦命运的另一个人，那就是王猛。
如果淝水一战前秦取胜，王猛一定会成为魏征一样的人，苻坚常将自己和王猛比喻为刘备和诸葛亮。当年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来了一次陇中对；王猛的为求出山，也特意与东晋统帅桓温来了一次捉虱论天下。354年，东晋北伐攻占关中，驻军灞上，此时仍是一介布衣的王猛抓住时机，前往军营求见桓温，他一边捉虱子一边与桓温谈论天下大事，桓温问他：“我统领十万部队*逆贼，这可以说是为民除害，可是到了关中怎么就没有什么能臣良将前来投靠呢？”王猛说：“你千里远征，已经深入他国，距离长安咫尺之遥，但却没渡过灞水，谁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意思？”王猛一语道破天机：你桓温的确是一代统帅，但你却没有当年刘邦进咸阳的勇气，也就是说，你到底只是一个能征惯战的项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