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郑思肖也把蒙古人说成是“犬羊”，也没什么事。耶律楚材这个人也很有名，堪称一代名相，是我的偶像，但我觉得他还不够有名，至少柏杨先生没有把他列入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蒙元时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盛世，与最负盛名的唐帝国相比也毫不逊色，就连造反的朱元璋也对元朝的盛世大加赞赏，在《明太祖实录》中他赞叹道：“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朱元璋不同与中国历史上所有造反成功的皇帝，他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起义领袖，明帝国也是唯一一个农民起义成功的帝国，朱元璋对底层生活是有切身体会的。当时来到元帝国的欧洲人对元帝国的祥和安定十分惊讶和赞叹，那个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就大赞元帝国，还有法国传教士鲁布鲁乞对元帝国的社会有过一段很细致的描写：“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他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需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
蒙古皇帝蔑视汉文化
元帝国的蒙古皇帝几乎没有会说汉语的，大多数蒙古地方官也不会，也看不懂汉字，他们从根本上就蔑视汉文化，这在中国所有统治者中绝无仅有。尽管蒙古统治者统治中国上百年，但其实仍然是一种“游牧心态”，即根本没有把中国当成是自己的国家，而是当成了一个敛财的地方。
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说，“鼎革以来（元灭南宋），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至于现在流传蒙古人享有初夜权一事在正史中从未被提到，明代编撰的《元史》中也未见提及，不过，占有女人这事估计蒙古人也没少干。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虽然中国历史上贪官遍地都是，但元帝国的官吏并非简单的贪，而是出自浓厚的奴隶主心理，也就更加野蛮。元帝国政府也继承了以往宋、辽、金各政府中一切野蛮无耻的政策，如官田（指死于战争的人，其田地被充公）、公田（从汉人手中夺取的土地，因各种原因被罚没的土地），这些土地被蒙古政府获取后很快就被重新分配给蒙古王公贵族，而蒙古王公贵族手中除了有赐田之外，还享有分地管辖权，因此很多土地都集中在蒙古人手中，其中有的蒙古王公享有的土地面积能达到两三千平方公里。这些来自草原的蒙古人刚刚入主中原的时候竟仍然喜欢游牧生活，因而故意将大片的土地闲置，使之荒废，为的是让他们在此找到草原生活的感觉，重温草原上放纵驰骋的日子，其面积有时达到数万公顷。
第六章 第六次崛起：开历史倒车的蒙元帝国（3）
在蒙古统治者的下层，还有一大群被称为“驱丁”的人群，他们的地位相当于牛羊，对他们而言，是完全回到了奴隶社会。在初期，蒙古人将大批南方汉人送往北方，然后当做奴隶变卖。元帝国的佃户制度和之前朝代不同地方是将奴隶制度和农耕制度结合到了一起，形成了独特而野蛮的奴隶—佃户制度，也就是说，佃户全家和所有土地都是管辖他们的蒙古人的私有财产，男人是这个蒙古人的奴隶，女人是这个蒙古人的婢女，所以，蒙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自秦以来最野蛮的帝国，是一种用奴隶制的方式管理下的农耕社会。
蒙古人奴隶主般的统治方式导致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奢华的蒙古贵族和各族官僚，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平民百姓在温饱线和贫困线之间长期徘徊，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在蒙元时期涉及民生的产品生产工艺出现了大幅倒退。本来，蒙古人是最需要两种人的，一个是宗教人士，一个就是技术人员。他们在征服战争中经常大屠城，但总是不杀这两种人，宗教人士是蒙古人最尊敬的，各种技术人才则是蒙古人最需要的，但最尊敬的和最需要的这两个词在这里不能颠倒使用——蒙古人需要技术人才，但并不尊重他们，而仍是把他们当做奴隶使用。在蒙古军队四处征战的时候，总是有大批技术人才或者跟随军队行动，或者在后方进行各种技术生产。蒙元帝国时期，蒙古贵族和其他官吏的家中拥有大量的奢侈品，而普通民众的生活用品则显得很粗糙，其生产工艺要求已经达到了最低点：能用就不错了。
蒙元帝国最不得人心的政策就是民族隔离政策了。在今天看来，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法西斯制度，遭人痛恨，但在工业革命以前，种族隔离制度算得上是一个正统的政治制度，欧洲有贵族制度，印度有种姓制度，中国有世族制度，蒙古人的制度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分层制度。但人们是不会因为历史上一直存在过，或者其他国家也流行过而原谅这种制度，容忍只是因为无奈，或者说还能活得下去，而一旦生存成了问题，那就必须纠正平衡了。蒙古人这种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世族制度相比，蒙古人的制度还是显得太*裸、太野蛮了，世族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经济原因，而蒙古人的这种制度则是来源于冷酷无情的征服。作为最低等的南人，即使做了高官上朝时也必须做出一个姿势，就是双手背后，“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即使是在忽必烈使用汉人较多的时代，也只有史天泽和贺惟一两个汉人出任宰相一职，而这也是以汉制汉。忽必烈甚至还曾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
蒙元帝国的种族制度使得社会也出现很多分层，谢枋得在其《叠山集》中有一篇《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其中说道：“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尽管儒家思想仍是蒙元社会的主体思想，但儒生的社会地位却非常低，按照谢枋得的说法，仅仅比乞丐强一点。元帝国也曾因蔑视汉人而一度中止了科举考试，直到元仁宗的时候才恢复科举。
蒙古人一向只注重武力，而对精神统治不那么在乎，因此也没有像满清那样因为辫子问题而屠城，也没有要求被征服地服从蒙古习俗，倒是蒙古人会入乡随俗，接受当地的文化——不过在中国的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很蔑视，因此蒙古统治者始终在说蒙语，使用蒙文，而不像在*地区的蒙古人很快就成了*教徒。
普鲁士的腓特烈说：“如果你喜欢别人的领土就把它拿过来，辩护律师总是请得到的。”蒙古人是喜欢别人的土地就拿过来，根本不请律师，因为蒙古人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抢了别人的东西还需要法理辩护这个概念，蒙古人其实很简单，抢劫就是抢劫，战胜了，我们就是主人，我们就开始享受，如果发生*，那就*，*不了，军事上失败了，那就撤回蒙古草原继续过游牧生活。蒙古人其实把全世界都当成了劫掠场，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征服了之后要治理，认为被征服地从此就是自己的家园了，但根本不是这回事。
前面一节说蒙元帝国如何是一个盛世，这一节又说蒙古人如何野蛮，如何建立一个野蛮的奴隶帝国，这好像很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就是因为蒙古人如此简单才使得元帝国很特殊：既有盛唐一样的繁荣，也有奴隶国家般的黑暗，原因和汉帝国“文景之治”时相似——蒙古人只注重对钱财的获取，至于国家管理则不那么关心，因此也就是在实际上实行了一种无为而治，蒙古人甚至懒到了把税收这样的国家大事都承包出去，因此，蒙元帝国很繁荣是真的，很黑暗也是真的，因为国家的基本面是自由的，经济是自由的，国际贸易是自由的，但蒙古人普遍的贪婪也是真真切切的，只不过在前半期基本面起主要作用，后半期蒙古人的贪婪起主要作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七章 第七次崛起：本应称霸世界的明帝国（1）
在明帝国的300年中，只有“靖难之役”后的30年是最安定幸福的，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各种斗争中度过的。明朝绝大多数皇帝身旁总是有一个手握权柄的太监，这导致明帝国实际上是一个宦官帝国。而中国的历史表明，宦官当政，绝对祸国殃民。
宦官作乱
明朝的另一股力量就是宦官力量。中国的宦官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黄金期”：汉朝、唐朝和明朝。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是明朝的四大宦官，虽然他们真正横行的时间加起来不过20年左右，这对有300年历史的明朝来说似乎不值一提，但这些宦官所产生的危害却是不小，他们在短时间内造成的裂缝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愈合过。
研究明史的人分成很多派，也就是所谓的学派，其中有一派认为明朝从制度上有三大隐患基因：一是废除了宰相；二是设立了锦衣卫和东厂；三是宦官获得了太大的权力。一些著名学者还著书立说，称此举加强了皇权，使权力更加集中，因而产生了多少多少危害；另一派于是也赶紧著书立说，阐明废除宰相设立内阁大学士并没有加强皇权，甚至还削弱了皇权。宰相是政府组织机构的首脑，相当于总理，废除宰相制，改为内阁学士制，其实我认为这种内阁学士制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总统制，总统下面并没有总理，虽然有一个国务卿，但这个国务卿与总理不可相提并论，他实际上相当于总统第一助理，也就相当于内阁首辅。也就是说，明朝实行的相当于总统制，以往有相位的朝代相当于总统—总理制。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就像无论是总统制还是总统—总理二元制并没有改变西方*政治这个根本一样，不过是在*政治的框架内做了些具有本国特色的调整，这也根本没有必要纠缠皇帝的权利到底因此是大了还是小了，中国学者往往就有这种孔乙己精神，喜欢研究茴香豆的“茴”字问题，为此还争得面红耳赤。明朝的皇帝、太监、文臣三者形成了三角力量，皇帝的权力是有所失衡，但比较前朝历代皇帝来说，皇帝的权威在这种制衡体制中并没有多少根本上的损失，只有相对的权力衰微。
至于锦衣卫倒是明朝一大特色，而且也的确是祸害的根源之一。其实，警察制度在任何国家都存在，这是内部的免疫系统，必须要有这么个组织，但凡事都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失去平衡。
其实，任何朝代的衰亡，都有中国历史中固有的因素，比如外患问题；也有这个朝代自身的问题，如秦、隋等内部压力过大，宋朝文强兵弱等。世界各国也都是有这样的因素，不过中国环境相对隔绝，受外界干扰较少，因而显得更加明显。
明太祖设立锦衣卫，明成祖设立东厂，其实都是内斗达到了高潮的表现。中国历朝历代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长期处于停滞水平，只不过表现在一些技术性的前进，比如小农耕作水平越来也高，最后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精耕细作。但在内部统治艺术方面却每朝每代都在改版和升级，如汉朝鉴于分封制导致七国之乱，后来改为郡县制；隋朝鉴于魏晋南北朝世族屡屡掣肘皇权而设立科举制；宋朝鉴于唐藩镇制度危害不浅而杯酒释兵权；到了明朝，明太祖为了加强皇权而废除宰相制而设立了一个参谋性质的内阁大学士制，另外又设立了中国古代最发达的特务警察制度，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皇权。如同杜勒斯家族那样，在兄弟二人中，一个身为国务卿，一个则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形成一个有效的“权力—情报模式”，朱元璋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权力控制模式，只不过有时候事与愿违，内阁大学士制度从根本上还是没改变什么，严嵩、张居正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号，但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宰相，其位置、权力、施政都与宰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特务警察制度就不同于以往了，锦衣卫、东厂等特务警察组织比以往任何朝代的同类组织权力都要大得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大得多。 。 想看书来
第七章 第七次崛起：本应称霸世界的明帝国（2）
如同门阀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横行一时一样，到了明朝，科举制度所造成的文官集团也形成了强大的群体，所以，为了对抗庞大的文官集团，皇帝就设立了锦衣卫、东厂这种特务组织，以便更直接地掌握信息，采取行动，打压文官集团，遏制潜在的各种危险。
明朝的另一股力量就是宦官力量。中国的宦官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黄金期”：汉朝、唐朝和明朝。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是明朝的四大宦官，虽然他们真正横行的时间加起来不过20年左右，这对有300年历史的明朝来说似乎不值一提，但这些宦官所产生的危害却是不小，他们在短时间内造成的裂缝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愈合过。
宦官在唐朝末期一度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如同罗马帝国时期雇佣兵随意更换罗马皇帝一样，这些太监们也随意更换唐朝皇帝，唐宪宗、唐敬宗死于太监之手，唐穆宗、唐文宗及文宗其后的一大批皇帝都为太监所立。鉴于此，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让人铸了一块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但是，他儿子朱棣篡位之后，没过多久就给予身边“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他根本把他老爸的话当成耳旁风。
仁宣之后，明帝国的文官集团逐渐形成气候，尽管明太祖废除了宰相制度，但不管怎么改变行政组织结构，政府权力一定都会有一个落脚点，废除了宰相制度，内阁和六部就成了国家权力的主要载体，文官集团于是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进发，而皇帝的权威还是不可避免地有所衰弱。在景泰和天顺时期，文官集团基本上已经占据了内阁和六部，内阁不再是皇帝的私人参谋机构，而成了文官集团的阵地，于谦和李贤成了实际上的宰相。到了弘治时期，皇帝的权威夸张点说已经只剩下威了，而权则基本上转移到了宦官和文官手中，在正德皇帝的南巡问题，嘉靖的大礼义事件，万历的国本之争这些事情上，皇帝都无法发挥出*的威力，强大的文官集团完全制约了皇帝的权力。万历皇帝曾有很多年不上朝的事，如果这事发生在汉武帝时期，那帝国早就乱套了，而在明帝国时期，皇帝不上朝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帝国照常运转，只要皇宫里有个皇帝就行了，至于他干不干工作无所谓，因为政府的日常工作早已由文官集团负责起来，所以，一切照常。
无论皇帝还是文官集团，都是在履行政务，其权力之争也是管理权力之争，而宦官集团在任何帝国和朝代都没有起到过正面作用，他们所起的作用无一不是负面的，而且往往都是相当恶毒和残酷的，这与他们的畸形心理不无关系。明帝国并没有亡于万历，现在很多人自作聪明地认为明帝国早在万历年间就走向衰亡了，那还不如说是从仁宣时期就走向衰亡更准确一点，明帝国真正走向败亡是魏忠贤在最后时刻对文官集团进行了一次惨重的打击，结果是大大破坏了文官集团的稳定管理，这就如同大公司对中层管理人员采取了一次大裁撤，结果中间管理环节出现了大面积溃疡。至于明朝遭受寒冷天气，这个不是根本原因，因为天灾人祸差不多年年有，重大的灾难每个朝代也都有，但如果发生在盛世时期，灾难还不会导致帝国大厦的倾覆，因为强有力的政府运作会平息灾难，但如果发生在政府机构近乎瘫痪的年代，那就是雪上加霜了，明帝国也因此首先亡于内部李自成等农民暴动，之后再被吴三桂和东北满人接连打击，最终无法坚持下去。
第七章 第七次崛起：本应称霸世界的明帝国（3）
大明本应称霸世界
在明帝国之前，中国是世界的领导者，领先于世界，但在明帝国之后，中国成了落后者，最大的失误就是与全球化失之交臂。
明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应该算是既继承了也发展了，如果只是纵向比较，那么明帝国是不错的，甚至也可以说是伟大的，但如果横向比较，明帝国就是一个分水岭了——在明帝国之前，中国是世界的领导者，领先于世界，但在明帝国之后，中国成了落后者，最大的失误就是与全球化失之交臂。可以肯定，明帝国如果在郑和之后继续执行海外贸易政策，或者只是任其自然发展，都会与西方接轨，这时明帝国与西方相比还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明帝国会因为这种强大的海外交流而得到跃升，甚至可能在中国率先引发资本主义革命，尽管我们无法得到印证，但至少合理的假设是一个参考，不能因为一句“历史不能假设”而否定一切。一个明显的正确假设就是，无论明帝国在郑和之后是存是亡，只要不执行海禁政策，中国基本上会与西方同步前进，至少也不会有相差一个文明时代的差距，因为中国不同于非洲、美洲，中国是一个完整并有充分实力的大国，如果西方不能打破奥斯曼帝国，那也就根本无法撼动大明帝国。另外，有人会用印度历史反证，说印度和中国一样，并且印度在1500年之前葡萄牙人就登上了印度的土地，还在那里建立了贸易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