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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们全错了！
我其实什么也不是，甚至我连一个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没有权利，在家里我没有发言的资格，我必须要按照我父母为我设计的未来去实现他们的蓝图。我是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我甚至连我家的一条小狗都不如，晚饭后小狗只要一叫，我父母回立刻兴高采烈地带它去花园散步，出门前却板起一张十几年如一日的“酷毖”的脸命令我必须呆在家里看书写作业。
我每次能上网都是因为他们带着小狗出去的时候才有机会，这是我唯一与世界接触的机会，这也是我唯一能与这个世界交流的机会。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理没有任何幸福感，尽管我物质生活应有尽有。相反，在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仇恨，我恨我的父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非常喜欢那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处不在枷锁中。我本应也是生而自由的，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追求，我喜欢生物学，我渴望将来用各种生命来网织出一个更为丰富而幸福的生命。但是我的父母却给我套上了渴望飞翔的枷锁，他们硬要让我去上MBA，我知道，MBA是管人的学问，我真的不想去管人，我没有这个本事。更何况我从小就被我父母管怕了，我喜欢自由，喜欢飞翔在自由的天空中去领略生命的精彩。对不起，我一想到此，我就会情不自禁的流泪，我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泪不轻弹，但我的确感到很委屈，因为我根本无法与我的父母沟通，所以我只能在网上与你们这些互不相识的朋友来述说我的苦闷，你们能理解我吗？”
我是无意中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的。作为一位父亲，我真的很难过。后来我总在想，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在给予下一代生命的时候，有什么权利去剥夺他们生命合理存在的方式呢？生命的色彩是各异的，人的能量有各种形式的喷发点，只要他们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德，那么任何生命都是精彩的。我们为什么要去人为的扭曲他们？因为这种人为的生命扭曲所造成的后果必将是与“仇”共舞。
2001年2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就在这一天，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从国家主席###手中接过了首届“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获奖证书和500万元奖金。袁隆平获奖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他发明了水稻杂交技术，由于这种技术的发明，从而使中国的水稻产量有了十分可观的增产，这对于一个农业大国的中国的来说其功绩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在其大学毕业的表格上，其中有两项的填写让我们如今这些当教师或身为父母的人是不敢正视的：袁隆平在“爱好”一栏上填写的是“自由”，而在另一个“特长”的一栏中，这为日后的中国著名的科学家竟填写了“散漫”两字。这两栏连起来正好是“自由散漫”。如果这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袁隆平先生恐怕连小命都保不住了。即使是按现在学校的评判标准，那么袁先生也绝不会被视为三好学生而保送读研。然而袁隆平就是袁隆平，他就是喜欢自由散漫。有人问他：“不是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比较严谨吗？” 袁先生是这样回答的：“那就很难说了，我在实验室的时候是严谨的，但是出了实验室，那就难说了。如果一个紧匝咒匝着你，那你的思想就不能解放了，影响思路啊。什么严谨不严谨，我就喜欢自由散漫、无拘无束。”
袁隆平就是这样在自由散漫和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中完成了他那震惊世界之科学发明的。今天我们要庆贺的是，袁隆平幸亏没有象上文所提到的这样有“文化”的父母，否则当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责问时，我们今天很有可能无人来应答。
一百棵大树离开山岗
带着森林辽阔飞翔
……… 邹静之
然而，我们如今每一个即将成为大树的孩子们几乎从来都是在山岗的山洞内被浇灌而生的，他们几乎从未体验过“带着森林辽阔飞翔”的心灵自由感。如今的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已经把人视为了一种实现某种即定目标的读书工具。受教育者本身的主体性被严重地剥夺了。于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对灵魂的围剿和拷打。孙云晓，这位因十年前写了《夏令营中的较量》而闻名的教育工作者，如今已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了。这位只有初中文凭的研究员，其对目前中国青少年教育的见解丝毫不亚于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中国的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酝酿孩子的悲剧命运，争分夺秒地制造着孩子的成长苦难。实际上我们的父母在和自己作战，用自己的奋斗来击毁自己的目标。”
的确，中国的很多父母活得真的太窝囊了。毫不夸张地说，自从他们制造出一个新的生命之后，他们的全部劳作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生命的成长来展开的。然而在一个自谕为具有几千年教育传统的国家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们更不知道如何去与一个幼小的生命去进行有效的沟通并一同成长。我们整个社会都在为脱贫致富而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从上到下都没有把如何对青少年进行有效的教育真正放在眼里；我们只顾成年人的各种交易和权力争斗，而根本无视那一颗颗幼小的心灵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抚慰；我们有无数个高档酒店豪华舞厅卡拉OK桑拿浴房脚底按摩，而真正为青少年准备的场所却廖廖无几；我们的家长在自己的孩子幼小的时候只顾逗乐玩耍，然而到大了以后又用溺爱和专制的双重刀剑把一个个本应自由茁壮成长的生命裹成了现代的“三寸金裢”。
“爱心”导演出的悲剧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但愿人人都有爱的影踪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
平凡的人最能让人感动
这是李宗盛的《真心英雄》。这首歌之所以被广为传唱，是因为它符合了每一个生命对自我前景的快乐梦想，无论是英雄还是凡人，只要活得真真切切就足以让生命灿烂而美丽。然而，现在的孩子似乎已经没有了选择成为平凡人的可能，他们似乎从小就被刀驾在脖子上并被指定必须以英勇就义般地气概去成为哈佛、牛津或是北大、清华的英雄。如果成不了这样的英雄，仿佛一个人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很多仇恨和生命就是在这样的路途中被扭曲或者消失的。然而这一切悲剧的导演者，居然都是由“爱心”所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荒诞了。像本章所叙述的故事实际上经常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终成怨仇却血浓于水。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篇文章吧，作者是河南扶沟中学一位叫刘彦杰的高中生写给《中国青年报》的，全文如下：
某作家说父亲和儿子前世是仇人。这话，我信，而且，毫不怀疑。
我和他就是这样，见面就吵。他嫌我不争气，我怨他没本事。 我真很怀念小时候，那时自我意识没觉醒，傻啦吧叽的，谁的话都相信，看父亲更像仰望一座高山，崇敬之极。父亲呢，更是把全部心血都浇在儿子身上，儿子是他理想的转化与再生。父慈子孝，其乐融融。可再大些，大约七八岁吧，就不行了，我顽劣刁横的本性渐渐显露，对父亲不再惟命是从，顶嘴抬杠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他气极了，抓起一根做柜子用的木棍便向我抡过来，我用手臂一挡，“咔”的一声木棍断为两半，随之，鲜血也顺着衣袖淌下来……我没动，也没哭，只是直直地站在那儿，瞪着他，他没吭声，往旁边一坐，抽烟去了。我依然站在那儿，死盯着他，直到母亲跑过来，紧紧地抱住我…… 那时候，我觉得，和他是仇人。小时候做梦，和他打架，不，是和他打仗，我带一班人马，他领一支队伍，你死我活地拼杀，醒来时，却是泪流满面……
幸好他在家的时间不长，一年到头只有俩仨月。他会做木工活儿，一开春儿，便带着锯子、斧子，拎着装在塑料袋里的被子，出发了。收麦、收秋时再回来收拾庄稼。也许我真的没良心，从来不想他回来，他一回来我便要挨罚，或站，或跪，或打，最多的是罚跪，一跪一天……
他对上学有着特别的情结。小时他上学，偷了家里两个鸡蛋去报名，竟又被奶奶赶了回来，为这事，他遗憾了几十年。所以，他便把所有希望的颜料涂在我身上，希望有一天我能照亮他的生命。
他依旧一年年地出去，只是不再年轻，身体也大不如以前灵便。我上初中时，他为了方便管教我，便在本地谋了一份事做。那活儿很苦，也很脏，饮食更不好，我很担心，担心出事。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正看电视，听见有人咚咚地敲门，开门看时，是他的一个同行，说他得了阑尾炎，要住院开刀。母亲二话没说，立刻拿了家里所有的钱去医院。那时是春节前的一个月，风很大，雪很大，冰很厚，路很滑……
春节前几天，他和妈妈回来了。他明显地瘦了许多，脸很黑，头发跟蒿草似的，又脏又乱，他虚弱得很，走路时一摇三晃，说话也很吃力。我为了庆贺他回来，便做了一只塑料孔雀，他看也没看，抓过来一把扔了，说我不好好看书，尽弄些乌七八糟的玩意儿……那时候下着雪，院子里一片灰白，我呆在那儿，头扭向窗外，他坐在床上叹气，母亲在堂屋里低声抽泣——那时已是晚上，没人做饭，没人烧水——那时别人家已在脆脆的爆竹声里迎接新年的到来了，我望着飞舞的雪花，望着灰暗的天空，泪流满面……
升高中时，我失败了，他气得捶胸顿足，见了我就骂。他吃饭时往往是扒上一两口便把碗扔了，吓得啄食的鸡呼地跳了起来。那个夏天的太阳很毒，他却蹲在烈日下，一蹲几个钟头，留下一堆冒着火星的烟头…… 第二年我又考了一次，而且考了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分数。他乐坏了，整天笑哈哈的，那一个月，他真的很幸福。
然而快乐是短暂的。
我也许真的是他的仇人，我一上高中便把他气坏了。因为我把大部分生活费都扔进了书店老板的抽屉里。
他那时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可为了我，还是没日没夜地干，有时直干到天明。冬天的夜很冷，可他还得抄起斧头去敲那些高高低低的柜子、椅子。有一阵子他病了，可仍不歇着，结果不小心给电刨削去了半截大拇指……
可我终究让他伤透了心。当他发现我把几千块钱换成了一堆一堆的小说和散文时，他气得要命，而我不服，他气得要死，要去跳井，妈妈把他硬拉了回来。我明知自己错了，可依然嘴硬，还没良心地说他把钱看得比我重要。他一听这话，就再也不吭声了，抓起桌上一瓶白酒便猛灌下去，然后一抹嘴，红着脸倒头便睡。半夜里，他难受得很，便吭哧吭哧地下了床，踉踉跄跄地向院子走去，我看到他一歪一歪地，没走几步，便蹲下来，难受地吐了起来！那时候下着雪，雪花在昏黄的灯光下轻轻地飞舞，它们轻轻盈盈地落在他身上，他只穿着薄薄的秋衣和秋裤，一只拖鞋被甩到了远处，他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嗡嗡嘤嘤地不知说些什么。然后他开始哭，先是轻轻抽泣，后来便放声大哭———那是冬天的深夜里，那是春节前的一个夜里啊！我看到远处爆竹放出的亮光，听到那些悠远而浑厚的声响，再看看他，我不知该做什么，只是流泪……
后来我读到贝克莱的剧本，其中有一段：
“儿子：混账，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父亲：我不知道！”
“儿子：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
“父亲：我不知道我什么会生下你！”
读这些文字时，我心里开始隐隐作痛。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就像地球绕太阳转一样真实。我想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会生下我？也许，前世我们是仇人，所以，才会有我们今世的争吵与伤心！可是，今世，我是他儿子，他是我父亲。
我的出生，是为了爱他；他的存在，是为了爱我。 如果真的还有来世，那么下一世我还要做他的仇人。 最后，我想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是春天，我不能错过，因为，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鲜花盛开的季节。
我想让他知道，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
我们有没有传播真爱的能力？
我相信，所有读到上述文字的父亲都会感动的，当我们的孩子心中有如此深厚之爱的时候，你难道还能无动于衷么？难道你不想重新去认识一下你的可爱的孩子么？当本章开始写的那位黄文静的父亲泪流满面地呼唤着其女归来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其实你的女儿一定也是很爱你们的。只不过你或许是太不理解她了，你们一定是太缺乏彼此真诚地沟通了。你一定没有认识到你和你女儿的悲剧实际上是由于你们之间的代沟所引起的。
“代沟”，这是一个社会发展所必定出现的现象，尤其是在如今中国发生急聚变化的今天，往日的价值观念已经日薄西山，或者至少已经不被如今的新生一代所认同。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已经让你无法逃离当下的社会生存环境。代沟意味着孤独，代沟意味着我们的精神漂泊，代沟意味着昨日草帽的丢失，代沟也意味着老一代人的权威丧失。我在十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曾经写到：“ 老实说，当代中国的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是同样孤独的，但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内涵则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老年人的孤独在于他们已经失去了往日那种长辈的荣耀和尊严，并继续固守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中悲天悯人，那么年轻人的孤独则在于他们已经从父辈的家规中走出来，并昂首阔步在寻找自由的道路上踽踽独行。”
那么；既然两代人都逃脱不了孤独命运的话，那么彼此真诚的沟通就应该成为两代人互相理解的心灵钥匙。
2002年12月，有一本叫做《父亲：对生命的最后倾诉》的书悄然上市。这本书的作者张小木只是一个普通人。这本书所记录的是作者与其在临终前的父亲真诚沟通的思想交流。张小木发现，尽管她与父亲相依为命几十年，但是只到父亲临终前，在通过了父女俩从未有过的心灵交谈之后，她才真正了解了她的父亲，作为一位老军人的父亲。张小木说：一开始，“我只是想通过父亲的人生片段和我们在最后时刻的交流，进行思考，来寄托我的哀思。写的过程中也有过怀疑，由一个普通的女儿去写普通的父亲，有什么人能关注呢？但是越写越意识到，我的父亲不仅属于我的，他更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因此父亲对我的人生忠告和他对人生的思考，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父女私人化的关系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对生命的反思”。
张小木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她发现她原本对父亲在本质上缺乏深刻的了解。我认为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深刻的了解，所以代沟才会以一种本不应该如此的隔岸观火而成为如今两代人沟通的障碍。
2002年10月的一天，我的好朋友，歌手陈琳约我到北京三里屯的一家茶室喝茶。她告诉我，前不久她的父亲在重庆去世了。在他老人家去世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陈琳与其父终日相伴。就在这段时间里，父女俩聊了很多很多。陈琳对我说：以前我和我父亲从来就没有这样推心置腹的交谈过，我突然发现我们之间其实很不了解。他是如此的爱我，但他从来就没有表示过。我发现我们和上一代人的沟通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彼此都缺乏真正的了解。
爱源于孤独，无爱的人不会孤独
周国平
确实，由于两代人缺乏有效的沟通，因此，彼此间的互相隔阂就常常导致了爱在孤独中沉默。而原本在“爱”的原动力下所产生出了的恰恰是彼此的漠视甚至相仇。然而，当“爱”与“仇”当这两种原本不共戴天的情感却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又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冷静下来想想，这是为什么？
一天，有一位家长突然跑到学校找到老师，只见她惊恐万状地告诉老师：昨天晚上，我的儿子对我说：妈妈，我现在还小，打不过你，等我长大了我会打你的。我会把你杀了，剁成肉馅，包成饺子吃！
这是从一个 仅有10岁的孩子嘴中说出来的让所有家长都毛骨悚然的话，据这位家长说，孩子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露出了一种可怕的凶光。面对这样一个10岁的孩子，面对这样一句足以让所有人不寒而栗的恶语，这位惊恐万状的母亲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位生活在如此优越和溺爱环境中的孩子，怎么会对自己的母亲如此充满仇恨和杀气腾腾。
为什么？为什么爱会在如此的仇恨中刀光剑影？对此，我们每一位父母都应该好好想一想了：我们有没有一种传播真爱的能力？我们作为家长在对自己孩子施爱的时候有没有上岗证？我们有没有资格做父母？我们有多少家长能读懂自己的孩子？我们身为家长的有多少人能够以平等的姿态去与你的孩子对话？我们到底知道多少有关青少年教育的正确方法？假如我们对上述问题无法回答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为人父母，我们就没有理由让孩子来成为我们自己思想残疾的殉葬品。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的话，那好，下一步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知道，为了不再让一幕幕悲剧的发生，为了让爱能够在明艳的阳光下不再成为冷漠的鞭子，我们究竟迷失在哪里？
形形色色的“家庭三陪”
蒙太奇一：
在买当劳和肯德鸡餐厅的一隅，一个男孩或女孩正在贪梦地吃着汉堡包或者啃着鸡大腿，其口嚼声与餐厅里的背景音乐互为协奏，在吵杂的环境中颇像是一种行为艺术。小孩子聚精汇神旁若无人。就在一旁，一位母亲或者父亲在默默的坐着，两只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自己的孩子，面带疲惫的幸福，沉浸着孩子快快长大的梦想之中。尽管口水早已在嘴中翻江倒海，但他或她的角色却经常只是个陪客。在这儿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陪吃。
蒙太奇二：
在每天早、中、晚的三个时辰，在中国的几乎每一个城市里，都在上演着像当年八路军进出城时的热烈相迎和相送的盛大场面。无论是寒风肆虐的冬天还是酷暑难当的夏天，这一处处戏是常演不衰的。这用不着像当年上山下乡时的全民动员，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