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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博客中写了一篇《财阀学阀，欺行霸市》的文章，批评房产大亨任志强和北师大教授董藩关于房地产业不能公布成本的理论，立即引来两人的连手反击，在网上闹得颇为热闹。可是，两人的反击，回避了我的中心问题，董教授更是诉诸歪曲谩骂的手段，颇能表现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心态。
本来，我的批评最初还不是针对任志强。他是个生意人，要说对生意有利的话。这样做合法也合情。我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过去对穷人侮辱性的言论。这次之所以站出来说话，主要的导火索还是董藩先生发明了公布房地产成本是创造“国耻”的理论。我的观点很清楚：中国的平民百姓（包括那些富裕到能够购买商品房的人），把自己一生最大的积蓄用来购房，他们当然有权利知道用自己一生心血购来的房子的造价和成本是多少，而且这种造价和成本是可以核算的。第二，我并不因此反对市场逻辑。相反，我明确提出公布成本和房地产公司的自由定价权是两回事。经济适用房的利润率受政府的有关规定的约束，商品房的利润率则不受这个控制。你的成本越低，售出价格越高，说明你的经营越有效率。这是市场逻辑。不过，市场越透明，消费者对产品越有知情权，市场的运行才越健康。
对此，任志强出来反驳，说我不懂中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不懂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美国是私有，不懂公司经营成本与项目开发成本的区别等等。其实，我从来没有说中美土地所有权是一样的，更没有说成本不能有不同的算法。我的基本立场是，尽管有不同种类的成本，土地所有权也影响房地产公司的利润，但这些成本核算应该公开，让消费者看清楚自己的钱花在什么地方。
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反驳，说明了任志强的心态。他文章开篇就说：“对房地产问题的争论，似乎已成为任何想引起人们关注并借此成名者的阶梯。于是不管是从事此行业、研究此行业的人；还是根本就对此行业一无所知，或研究领域与此行业毫不相干的人，都自认为是‘专家’、‘学者’，也都长篇大论地参与了与房地产业发展有关的各种讨论。”他要证明的是，他是专家，我不是，所以我应该闭嘴。或者说：“见过马跑的人，并不知道骑马的滋味，也不等于会骑马。看别人骑马跑得很快，你却可能骑上马还没跑就掉下来摔个半死。别以为看过骑马就懂骑马了，仅仅看过骑马的人如果也都有资格去评论马术那才是真正的笑话呢。”顺着这样的逻辑一推就明白：在房地产上，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有说话权。一般消费者最多见过马跑，甚至有连马跑都没有见过的，根本没有资格说话。
任先生大概忘了，仅看过马跑的人并非不能评论马术。赛马也好，马术也好，骑师再专业，他们也要表演给看马跑的人看。看马跑的人是骑马的人的衣食父母。你见过哪个骑师会像任先生这样对观众怒斥：“起什么哄，喝什么彩，你们这些没有骑过马的蠢货！还不给我闭嘴。我到时候告诉你们谁赢就行了。”
买房的老百姓没有专业知识就去经营房地产，就像仅看过马跑的人贸然骑马一样，多半会出事故。但是，人家花钱买房，就有权知道钱花在哪里。这就像花钱进了跑马场的人，有权亲眼看看比赛究竟是怎么分出胜负并且在看台上品头论足一样。否则人家凭什么买票？房地产商有经营的专长，但不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垄断关于房地产的公共辩论。所以，我写文章并非像他所指的是在冒充专家、学者。相反，我坦诚交代我是个没有买过房、也不懂房地产的“白丁”。但是，我有问题要问，有观点要表达。这是所有老百姓都有的权利。不管你是什么专家，也别想挡住我。
这种垄断公共辩论的心态和图谋，被董藩表述得更清楚。他的反驳文章，题为《薛涌的无耻、无知与放肆》，竟从我对北大的批评讲起：“令我愕然的是，薛涌竟是早年北大的毕业生。虽然薛涌的批判不乏真知灼见，但他毕竟曾受业于北大，北大是他的母校，他曾是北大的学子。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传递，抑或采用相对平和的语气公开表达。”言下之意，我受了北大的恩，北大无论干什么都不应该公开批评，有话内部说，别让外人知道；或者要非常客气地说话。可是，为什么他自己可以今天说人家是“国耻”，明天说人家是“无耻”呢？按他的逻辑，只要人家过去给了你好处，你就应该把公共利益抛到一边，“通过其他途径”而不是公共辩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这难道不是公开为既得利益张目吗？
任志强和董藩，一个是生意人，一个是学者，但有着同一种心态：排斥老百姓参与公共辩论。我说他们欺行霸市，看来并没有委屈他们。
中国到了“羊吃人”的时候了吗？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最近国内经济学家纷纷出来回击《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是以最穷的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质疑，称该报“断章取义”，并坚持“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受益”。
听了这样的评论我未免有些疑问。我订了《华尔街日报》多少年。众所周知，《华尔街日报》是右派的财经报纸，对华在政治上强硬，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并坚持弗里德曼式的市场经济理念，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削平贫富，主张对中国贸易开放，并在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乃至美国是否应该压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基本都站在中国一面。怎么会突然拿出一副*党的口气来教训中国不管穷人呢？
后来看到《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才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事情起源于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从2001年到2003年，中国最贫困的10％的人口，收入降低了；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6％。而在同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接近10％。报告讲得很清楚，在这段时间内，最穷的十分之一人口收入略有下降，但其他经济地位的人口的收入都有明显增长。翻译成我们经济学家听得懂或者最爱听的话，那就是90％的人口收入有明显增长。人家已经有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济学家何必用什么“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发受益”来反驳呢？谁说绝大多数人没有受益呢？
一些名字也没有的“经济学家”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还进一步表示，“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在某种程度上有‘断章取义’之嫌”。但看看前面世界银行的报告，人家只是把数据摆出来，说最富的10％的收入提高了16％，最穷的10％收入降低了，并没有“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反而好像是我们的经济学家自己在那里对号入座。
经济学家应该善于发现现实中的问题，而不要无条件地当现实的辩护律师。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公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来面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外界的批评。世界银行的报告，无疑对中国社会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第一，一般而言，当经济发展良好时，社会对穷人更好些。比如政府有财政盈余，舍得花钱；富人钱包鼓了，捐赠也痛快。第二，中国的经济技术含量不高，严重依赖低薪阶层的简单体力劳动。当一个经济的简单体力劳动的含量高，高技术的含量低时，穷人的机会应该比较多。但是，在这么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政府和富裕阶层没有为穷人提供足够的福利？为什么急剧扩张的制造业没有给最穷的10％的人口提供基本的机会？中国的人均收入，远比美国和俄罗斯低，但根据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经比这两个国家大。这些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一些专家”或经济学家无视这些问题，甚至临时换专业，以历史学家的口气狡辩说，“从大历史的进程观察，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受益不均’的阶段，比如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羊吃人’现象、欧州国家早年对非洲的殖民掠夺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言下之意，就是在当今的中国也可以“羊吃人”，也可以进行“掠夺”。这等于用十八、十九世纪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这些专家怎么不看看：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缩小而不是扩大了贫富差距。抢银行可以致富，当金融专家也可以致富。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教唆人们走哪条路？
贫富不均，对中国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种问题，总是会出来说：要让市场解决问题，要先把饼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饼不可能做大。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就对中国经济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就是被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奉为市场经济的教主的弗里德曼，也提出过负进所得税的构想。按照这一构想，穷人可以合法地从国家那里领钱。亚当·斯密也好，弗里德曼也好，他们鼓吹市场秩序，就是追求充分的竞争。财富过分集中，自然形成了垄断，还怎么充分竞争？
二百多年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财富的中心。但亚当·斯密预言，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有潜力发展。理由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一是穷人毫无保障，富人有太多保障。对弱者的态度，检验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而这一道德底线，也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基础。面临历史上最佳发展机会的中国，不要在这方面再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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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人口红利
不久前，周其仁教授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鼓吹他的“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他提到许多人对“中国卖八亿衬衫才能换回一驾空客”的事实感到痛心，并特别提到“更有一位自称‘海外自由派’的美国华裔教授，跨洋越海发表了‘中国不能永远给世界打工’的声明。”在他看来，这些痛心疾首的看法表达的无非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不妨自报家门，声明自己就是那位“海外自由派”。可惜周教授对我讲的话未免有些断章取义。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衬衫换空客。以中国目前的状况，不用衬衫换用什么换呢？我对欧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同样嗤之以鼻。我当然更不反对中国现在为世界打工。我强调的是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我两年多前写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的文章，后来同名的书也已经出版。不论是在文章还是书中，都没有讨论“衬衫换空客”的事情。我书中的核心主张是：中国的问题必须用充分的市场竞争来解决。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就必须注意保护一般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即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不能以恶化老百姓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为代价来为大企业或外资“改善投资环境”。政府要像对待外资那样对待老百姓的小小夫妻店，要像对待外宾那样对待自己的公民。只有这样，本土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崛起，产业才会升级，中国人才不会“永远”为世界打工。
我和周教授一样相信市场，也为中国近年的经济成就叫好。不过，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同。周教授反复论证的是现实的合理性。他是为现状辩护的经济学家。我则着重分析现实中的问题、在目前的繁荣中潜存的危机。换句话说，他是向后看的经济学家，动不动就回首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很了不起！我则向前看，看看下一步该怎么走，有什么陷阱等着我们。
周教授是经济学家，其乐观精神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一年多以前在《21世纪经济报导》上撰文，认同张五常的说法，认为2022年中国的人均GDP就有和美国叫板的实力。这无异于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长60多倍！在我看来，这种乐观已经到了喝醉了的状态。我以研究历史为本业。对照历史，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虽然不错，但还比不上许多发达国家当年的经济起飞。比如，日本战后经济起飞25年，到1970年前后，已经出现了一系列世界顶尖的企业，如索尼、东芝等等。那时人家已经开始做世界的老板。中国经济起飞同样25年多了，哪里有世界顶尖的企业？为什么我们还只能为世界打工？这难道不值得关注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目前虽然经济繁荣，但经济运转还是缺乏效率，过度依靠投资而非创意来驱动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享受着巨大的人口红利，有的是人，有的是力气，可以给世界不停地缝衬衫。但是，这样廉价、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苦力，能卖多久？再过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开始，必须要求人均创造较高的附加值才能养活大比例的被抚养人口。而要创造人均的高附加值，就不能仅靠给人家打工、挣最低的工资，还必须当老板、赚大头。可是如今，我们当老板的影子还没有。往前看看，打工的好日子只有15年，过一天少一天。这能让人睡得着觉吗？
周教授也许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份上。我则说，看看日本，战后起步时和我们一样穷，人家25年走到给世界当老板的地步。我们大概走35年也到不了那里。这证明我们的体制有问题。中国经济，就像一个人一样。年轻时没有钱可以卖力气吃饭。但你必须保证等你卖不动力气时能够靠不卖力气而吃饭。你必须为未来作准备。这就是我书中要探讨的问题。
可惜，周先生不仅不去唤醒公众的危机感，反而督促大家放心地在目前的山上放声歌唱：“认真看看脚下的中国之山吧。她是那样的景色迥异，多姿多彩。”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已。我看中国这座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很大，很壮观，但也很单一，打工仔太多，老板太少。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购买力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一座大山里，竟连一家世界顶尖级企业也没有，哪里说得上什么多姿多彩？
中国的经济，如今就像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身强力壮，能不停地给人家扛大包。周教授为他叫好：有活儿就去干，扛得越多越好，这样下去你一定会了不起的！我则会对他说：年轻人，现在没办法只能卖力气，但总这样卖下去不是个办法。想办法缩短扛大包的时间，抽空读读书吧。这个年轻人应该听谁的呢？相信读者应该有个判断。
行文至此，不禁想对国内的“自由派”提出一些忠告。在改革之初，“自由派”在普及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方面功不可没。他们的成就，源于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但是，“自由派”必须小心不要成为自己的成功的受害者。当一些“自由派”的理念得以实施后，“自由派”容易弹冠相庆，从对现实的批判转向为现实辩护，甚至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失去了批判精神，自由就失去了创意和公信。我之所以自称“海外自由派”，就是因为我依然秉承自由主义的理念，但希望和“歌德式”的“自由派”划清界线。
市场并不仅仅属于暴发户
2006年，任志强的只为富人盖房论引起了公愤；后来，张维迎又出来说“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行不通”，并抱怨政府：“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
政府在经济过程中权力过大，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通过扩大政府权力来干预市场，并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但无论是任志强也好，张维迎也好，都没有给我们描述一个公平的市场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存在，他们当然难以说服公众，反而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利益集团的形象。
比如，在任志强看来，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是政府的事情，房地产商只管给富人盖房，因为那样才赚钱。张维迎则要求政府“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换句话说，他们把穷人的住房问题，完全排除在市场之外。特别是张维迎。他一方面攻击别人用计划经济的老一套思路来对应住房问题，并要求政府从经济领域进一步退出，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承担给穷人提供住房的责任。要知道，穷人的住房要求，能创造一个巨大的市场。把这么大的一个领域从市场中切除，让给政府，等于呼吁扩张政府的职能，复活计划经济。
从任志强到张维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所谓市场经济派已经陷入既得利益而不能自拔。由这些人鼓吹市场经济，最终会玷污市场经济的名声。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只是暴发户的市场经济，谁还会拥护市场经济？看看美国这种成熟的市场经济就知道：许多人可以靠给穷人提供服务发财；穷人也相信市场经济最终能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也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能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在一个*的框架中存活。
我们不妨用市场经济的基本语汇来讨论住房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人经济行为的个人回报率应该接近社会回报率。这就是说，一个人干了一件事情，他从这件事情中得到的好处，和社会从中得到的好处呈均等的正比关系。你为社会贡献越大，你个人的收入越高。这样才能使社会有效率。
当个人回报率远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比如只让比尔·盖茨拿比一般政府职员高一倍的工资，这个个人就变相成了为社会做好事，长久下去，就失去了做好事的动力，社会也丧失了从他做的好事中受益的机会，丧失了效率。我们这代人从小都背诵过“毛主席教导”：“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讲的其实就是这样的现实。市场经济的效率，则在于能不断让做好事的个人从他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中“分红”，最后大家都争着做好事。
不过，当一个人从其经济行为中得到的个人回报率远远高于社会回报率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然，社会对这个人支付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