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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人支付过度，使他不正当地占有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当社会觉得自己“亏了”时，就会有所谓“仇富”的现象。这种个人回报率高于社会回报率的状况长期不改变，“仇富”也就成了合理的现象。
以这些简单的概念，就很容易看出任志强和张维迎们的问题来。比如任志强说房地产商只有为富人盖房才赚钱。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市场有问题。一个房地产商，只为几个富人服务，他们的经济行为的社会回报率很低，大家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个人回报率却太高，让房地产商发了横财。张维迎则呼应，要求把穷人赶出市场。也就是说，人口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人无法从市场经济行为中获得回报，只能靠政府照顾他们的利益。这样，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富人俱乐部。而在美国，盖低档房和经济适用房都能赚钱，对房地产商也很有诱惑。社会回报率和个人回报率是接近的。市场经济是属于大家的。
在经济领域，市场永远比政府有效率。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也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关键是，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等政策维持一个良性的市场秩序，使建造中低档住房的利润率赶上甚至超过建豪宅的利润率。比如，建中低档的住宅，可以免税甚至享受补贴；政府对建豪宅虽然不必限制，但应该上高税，高到把其利润率降下来为止，高到把大部分房地产商赶出这个市场，不得不挖空心思竞争普通民宅的市场为止。
中国城市化进程这么迅猛，城市这么拥挤，人口增长速度这么快，怎么可能让政府不停地“拿出更多的地来”？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居者有其屋”还是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道德基础：每个公民，都有享受一定面积住房的权利。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应该用可承受的价格购房。超出这个范围，等于侵占了别人或社会的土地资源。侵占者就必须和被侵占者进行讨价还价。比如，双方可以达成协议，侵占者为多占的每平米支付五倍的税，二十倍的税，等等。
政府需要的是建立一套制度框架，使这种讨价还价能够随时、公平地进行。我期待着任志强和张维迎们说：“给富人建房税太低了，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大家都来投资建豪宅。政府应该建立一种市场机制，使建中低档房也有钱好赚，让我们也有机会为穷人服务。”
资本的道德
成思危先生对“资本无道德”论的批判，实际上是揭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底牌。我们这些拥护市场经济的人必须要出来解释：为什么资本必须有道德？
资本无道德的理论很好理解：经济的运行要严格符合市场规律，而不是跟着道德原则走。遵循市场规律创造出最大的效率和利润，就是最大的道德。按任志强的说法，房地产商的使命是利润，为了追求利润，就要给富人盖房。穷人的房子让政府去管。我给富人盖的房子越多，缴税就越多，穷人就越得益。对此，张维迎也出来支持。他在此之前还曾表示限定最低工资会伤害经济的发展。
情绪化地否定这些人的理论，无益于澄清理论上的是非。这些人所依据的，实际上是一种通俗的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能够使一个人在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的同时贡献于社会。比如，你给富人盖房，赚了大钱，就会缴更多的税，而且还给许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所以，企业不要奢谈什么道德责任，而要首先追求经济目标。最近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也是这方面一个最有力的发言人。
这派人错在哪里？他们错在把市场经济从一个原则发展成一个迷信。要知道，市场经济的理论，本来具有强烈的反乌托邦的色彩，即不相信有一个涵盖一切的完美制度，使大家通过服从这个制度的原则而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市场强调的是多元性。而这些迷信市场经济的人，则把市场经济构造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设计。好像世界上真有那么一套完美无缺的市场法则，你只要跟着走，想办法赚大钱，就不用操心什么道德不道德，因为在这个规则之下赚的钱最终都是有益于社会的。
但是，稍微复杂一些的经济学家就知道，完美的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永远不可能存在。任何经济，只能在不甚完美的市场中进行（比如有什么“信息不对称”等等）。我们所能做的，是使市场逐渐趋于完美，但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自信能构造出完美的市场经济的人，和那些相信社会工程的人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不妨将之称为波尔布特式的市场经济。
一个不完美的市场，自然会产生种种不公平的竞争结果。有的时候，当这种不公平的结果出现时，我们甚至无法通过现有的对市场不完美的知识来对之进行分析，只能根据基本的道德原则对之加以修正。当你把一个不完美的市场描述成完美的，并拒绝根据道德原则对其产生的不公正进行修正时，你就等于给种种社会不公平以合法性。
亚当·斯密对这一点有充分的了解。人们对亚当·斯密最大的误解，是误以为他把人都看成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迎合这种自私自利的本能，创造一种制度，让人在追求私利时也造福社会。这纯粹是一个市场乌托邦。要知道，亚当·斯密是一位经济学家，更是一位道德学家。他在《国富论》之外另一本重要著作就是《道德情操论》。他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让个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竞争，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他相信个人有基本的道德自觉，你给他们自由，他们就会自觉向善，所以用不着政府来管闲事。如果把这个预设改变了，把人都看成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没有道德目标，那么亚当·斯密说不定就会要求政府以道德的目标干预经济过程了。
其实，在这种自由放任的经济中最成功的企业家，从卡耐基到巴菲特和盖茨，都殊途同归地认识到这一点。从他们所能认识的市场经济法则上看，他们当然认为他们的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道德原则上看，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有独享这些财富的权利。在他们那里，资本有强烈的道德使命。
最低工资、对穷人的医疗救助等等，从已知的市场原则来分析都未必说得通，但也都融入了世界最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对维系这些社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市场原则的有限性。市场经济的乌托邦主义者们则认为，他们能够构造一个完美的市场原则，而且这个原则应该是我们社会的主要原则或者唯一的原则，一切都要照这个运行。当市场派走到这一步时，他们对市场的信仰，就变成了对社会工程的信仰。看看二十世纪血淋淋的历史就知道，当有些狂人觉得自己能够为社会制造一个完美无缺的体制，并成功地强制社会牺牲一切来服从这个体制时，人类的大悲剧就会开始。
我们需要市场，需要深化市场的改革。但是，我们同时相信，人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是比市场规律更高的正义。这种正义，也是我们用来不断修正不完美的市场所创造的社会不公平的依据。
张五常凭什么给中国的老百姓定工资？
在美国因涉嫌经济犯罪而被全球通缉的张五常，躲在国内不敢外出，却不时小露峥嵘，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一面旗帜。如今他又跳出来，高呼所谓中国贫富分化过大之说是“胡说八道”，是世界银行和“很多好事之徒给做出来的”。接着他就具体举出了例证，证明失业下岗的大多是活该：“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一家公司每年只有20％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50％的工人流失。”“假如一个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600块钱的一份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
主流经济学家如今已经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张五常的朋友在东莞开公司，希望给工人600元的工资。工人一半跑了。张五常义愤了：放着600元不要，还有脸喊穷！他的这种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哥们儿拉夫呢。
张五常口口声声市场经济，从亚当·斯密、弗里德曼，一直讲到*。归根到底一句话：“你想要社会有进步，一定要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那么，我们就从这句话所揭示的理论讲起，帮助张五常理解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工人不愿意领他开的600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对所谓“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一段精彩的归纳：当一个人能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社会回报率”时，经济运行才最有效率。当“个人回报率”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个人就不会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了，个人的闲暇时间也就升值了。
把话说得再白一些，当一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时，他能立即从这种贡献中按正当比例分得“红利”，那么在利益的激发下，许多人都会争先恐后地造福于社会。如果取消这种红利，或者只奖赏很小的红利，和其对社会的贡献远不成比例，人们就宁愿闲着不干事。
这一理论，其实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拥抱。他们认为企业家创业不容易，必须从他们的贡献中分得红利，否则就无法鼓励最优秀的人来当企业家。对此，我完全拥护。但是，下面就是我和这些主流们的分歧。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企业家改变了中国，小民百姓多属于一个月领600块的跟从者。所谓“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回报率”的理论，只对企业家适用，对小民百姓则不适用。我则认为，同一理论，对任何人都适用。工人为什么从工厂跑掉？为什么日本工厂里的工人不跑？美国工厂里的工人不跑？因为在人家那里，工人到工厂上班，他们从这种活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社会回报”是接近的。在中国，工人去上班，如果拿600元的月薪的话，能养活自己就不错，根本无法照顾家庭。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回报”（即对社会的贡献）相距太远。所以人家才会跑掉。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张五常这位自称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真搞不懂吗？
张五常还说：“北京有很多智囊……要搞什么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么最低工资，还有什么反垄断法。”那么请问，现在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福利制度？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反垄断法？以美国这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福利最少，最讲究自由竞争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其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医疗保健（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这三大“福利”，就占去了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36％，达到万亿美元，与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相距不远。相比之下，在伊战打得正酣，军费猛增之时，国防开支才占政府财政的20％。最近众议院以315对116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法案，要求在两年内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美元提高到美元。再看看反垄断法，从比尔·盖茨到希望互相就奖学金问题达成协议的大学，都要受其约束，接受调查。如果没有反垄断法，如果市场被几个像张五常那些只肯给工人600元的朋友所垄断，还怎么自由竞争？
看看中国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起飞就知道：中国的财富翻了几倍，靠的是劳工们辛辛苦苦制造的衣服、鞋袜、玩具……但是，我们并没有造就世界一流的企业，没有世界一流的名牌。这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劳工的血汗，不是企业家的创意。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没有世界一流企业的现象。但是，这些为中国的经济奇迹立下首功的劳工们，“个人回报率”太低，权利太缺乏保障。这是中国当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和《草根才是主流》两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最终不能靠几个暴发户，而必须靠保证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使他们能够因为自己的努力而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正当的回报。中国的经济起飞起点低，刚刚从饥饿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对“个人回报”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愿意拿比别人更低的工资而更努力地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搭了他们这种工作伦理的便车。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也不能永远坐车不花钱。中国的百姓看到了身边的变化，看到了社会积累的财富。他们开始寻求自己正当的回报。像张五常这样的老爷们，该给自己的车夫付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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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与东莞民工
最近，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到广东东莞走穴赚钱，引起一阵媒体风暴。有说他二十分钟讲演进账五十万美元者，有说他三小时活动收入二十四万英镑者。
国外的政治家退休后利用自己的声望进行商业性演讲、挣点外快，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比如，2005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多伦多演讲，收费三十五万美元，次日跑到加拿大的另一省份阿尔伯特演讲，再收三十万，两天挣了七十多万美元，一度成为新闻。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奖得主戈尔，一场演讲收费十万美元。不过，布莱尔的东莞之行，价码实在太高。第一，他和克林顿同为前国家元首，而英国的ＧＤＰ不及美国的六分之一。克林顿是地道的世界领袖，布莱尔则不过是个国家领袖，怎么讲演费比克林顿高出二十万美元？第二，克林顿讲演收费，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三十多万固然不是个小数，但大致不超过当地人平均年收入的十倍。加拿大人当时平均年薪，在三万美元以上。布莱尔的五十万美元，合人民币三百七十多万人民币。如果东莞人平均年薪有这十分之一多，即四十万左右，布莱尔的讲演费虽然骇人听闻，但总还说得过去。但是，东莞人究竟挣多少呢？
我曾一直主张中国要早日走出低薪陷阱，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许多经济学家则指出我的说法不现实，称中国企业支付不起高薪，甚至有说人民币如果升值几个百分点，许多企业就要破产等等。不久前，张五常更是大放厥辞，称中国的许多贫困现象是自愿的，比如他的朋友在东莞开厂，给六百多块的月薪，居然招不到人！放着这样的钱不去挣，你穷还不怪你自己吗？
布莱尔二十分钟三百七十多万人民币。在同样的地方，民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周六天，一个月六百多块，还不能嫌钱少！布莱尔和民工，还同属于一个人类吗？中国的企业，如果支付不起民工体面的工资的话，怎么能支付得起布莱尔的讲演费呢？为什么一些口口声声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当看到过低的薪水在市场上丧失了竞争力时，不建议自己的朋友按照市场规律提高工资，反而骂那些拒绝市场价格之下的工资的工人呢？
这一问题，更进一步说明了我一贯的主张：市场经济需要文化的滋养，并不仅仅是个经济制度的问题。从伯克以来西方保守主义传统中一个重要的基点就是：健康的制度往往要从其原有的文化中自发生成。脱离了本土文化的脉络，凭空加上一个人为设计的制度，甚至深信制度万能、理性万能，那么这种制度的运作，就可能带来法国大革命那样血淋淋的悲剧。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动辄把自己的思想说成是“理性的”，把老百姓的情绪说成是“非理性的”，要社会按照自己的“理性”设计的制度强行运作。殊不知，他们所谓的“非理性”，体现的是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道德标准。如果把这些都扫平，给社会强加上自己的理性，那就如同法国大革命或者*一样，会给社会的机体带来致命的打击。
这种“非理性”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和习俗，时时制约着“理性”的市场规则。比如北美殖民地时代，殖民地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高于英国本土，购买力也非常大。同时，因为处于边疆地带，工业品奇缺，英国的日常用品在殖民地就变得奇货可居。当时在殖民地开店出售这些工业品的商贩，自然也大发其财。但是，当时流行的生意指南等书中明确告诉这些商贩：发财后不要穿戴太招摇，否则邻居会认为你从他们身上挣得了不合理的利润。
可见，在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经济竞争受诸如“不合理的利润”这类文化概念和社会习俗的约束。你有进货渠道和资本，你冒了风险，赚钱是合法的。但是，你如果卖给邻居的东西太贵，使自己的生活水准远高于邻居们，就不为社会道德所容。这种道德，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仇富”，在客观上制约了垄断性的商业掠夺。
再看看东莞。东莞在改革这些年非常繁荣。这究竟是谁的功劳呢？如果按美国等西方社会的伦理，那一定是工人们的功劳，虽然企业家的功劳没有人会抹杀。究竟企业家和民工的功劳谁大谁小，各占什么比例，这当然可以争议。不过，大家怎么争论，也绝对不会把功劳算在布莱尔头上。如果一个企业给自己的职工过低的工资，却花天价巴结外国的权贵，你不能想象这样的企业在美国这样的社会能站得住脚，在我们这里则很风光。
中国的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不受社区伦理的压力，老板发了财后，不觉得欠了给自己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工人什么。民工不是自己的邻居。大家的生活可以是天上地下。这样，老板们的心思全花在如何和外国的权贵交往、进入世界富人俱乐部、赶紧“入流”上面，而不是顾及邻居的感情、用公益和体面的工资使自己成为社区内厚道的成员。这样，中国民工创造的财富就进了布莱尔们的腰包。他们拿了这笔钱远走高飞，不会用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内需”，民工则连自己孩子的教育费用都无法支付，导致的不仅是内需贫弱，而且是下一代劳动力质量的低下。这样的“市场”，能够带来长久的繁荣吗？
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1）
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这当然应该和他们的贡献成比例。不切实际的高工资固然会妨碍企业的竞争力；但过低的工资，不仅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也会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