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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Ｗ罱凇疤煅摹鄙隙恋节骱Ｑ紫壬奈恼隆蹲杂芍饕逭叩摹罢纬墒臁薄罚峒靶煊延嫦壬晕液兔┯陂缏鄣目捶ǎ骸八衔獯蔚恼燮鹨蚴敲┯陂奈恼卤晏夂湍谌莩鱿至嗣埽幽谌萆峡矗墓鄣阌胙τ坑Ω檬且恢碌模皇潜晏馊肥涤形侍猓纫蝗怂祷埃惨钊怂祷啊τ磕兀皇前衙├系奈恼卤晏庾隽宋尴薜目湔牛谐醋髦樱涫得教逡膊挥Ω弥厥诱獬≌邸！壁魑牧硗饣固岬健把羁扇醋南晗缚疾炝恕�1949年前后党政官员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然后概述徐的观点：“事实上，杨奎松的研究也可以用来回答薛涌，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扩大到惊人的程度，但造成这种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恰恰是延续至今的特权制度。官员和垄断部门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了无数社会财富；凡有权力者家人亲友都大捞好处，贪腐也愈演愈烈。”
读到这些，我感到应该对徐友渔做出回应。因为他的话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而且反映着中国左右两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预设。这种思想预设是：自由和平等有着本质的冲突。自由必然带来和加剧贫富分化。茅于轼要保护富人，实际上是想保护自由，即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在新左派中，甘阳也提出改革前三十年的传统是平等，改革的传统则是自由，两者应该结合。
这其实是我要批判的一个深层原则。我批评茅于轼，也绝不是立足于一个标题。茅文的标题，根本不可能像徐先生想当然的那样改成“既要为富人说话，也要为穷人说话”，因为那样只能是说废话。茅老至少比徐先生老实，承认自己有侧重。比如，他在另外一篇题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的文章中，曾经讲过下面一段话，同样被我拿出来批判，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前者是*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有好坏。后者是经济的平等，它必然有*的不平等做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
这段话不仅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对立起来，把两者说成是反比的“必然”关系。我希望自由派都来面对这段话，看看你们怎样为之辩护。我先后写过两篇文章，都是以具体的数据为基础对之进行驳斥。一篇引用了联合国的基尼系数，指出世界所有*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即西方国家，贫富分化度都低于中国。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30几个国家之一。而这30几个国家，基本都是非洲那些战乱不止、*不堪的穷国，以及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还有就是尼泊尔这样贫困和*的角落。如果你拿世界各国基尼系数的排行表对一下，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平等的国家、政治自由的国家、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大体上经济比较平等。而那些*不平等的国家、政治不自由的国家、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大体上经济都比较不平等。当然，这里面不乏特例。比如美国，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则十分不平等（虽然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还赶不上中国，但大体相当）。当然这里面有许多基尼系数无法说明的问题。比如，美国富人的巨额捐款是基尼系数无法计算的。中国官僚阶层所享受的一些无法货币化的政治特权，以及各种*收入，基尼系数也很难算。这也是美国社会比中国社会在事实上平等得多的原因。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拿美国这个经济最不平等市场经济的数据计算，美国工人创造的价值，大部分（大致60％左右）变成了自己的薪金和福利。如果按这个比例根据中国的数据计算，中国工人目前的月薪，至少在3000块以上，外加家庭医疗保险等各种福利。但如今中国工人的收入远在这个水平之下。可见，自由会带来一些不平等。但是，不自由带来的是更大的不平等。以茅于轼为代表的自由派或者市场派，对前者强调，对后者回避。在我看来，这就是粉饰太平。他们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八十年代的“歌德派”，谁一批判现实，就成了对市场经济的恶意攻击。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2）
杨奎松的研究我没有读过。但是，从邝文的描述看，他的研究并不是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证明了我始终如一的观点：改革以前的中国，政治上不平等，经济上也不平等。我用这一点批评了茅于轼，也批评了甘阳。我始终不明白，这两位都在计划经济时代生活得比我长得多，怎么觉得那个部长楼、特供店、司机班、文工团女孩子陪舞的时代比现在更平等？家父在北京是个司局级干部。记得八十年代初他出差回来，我到北京站接他。在软卧车厢门口，他的几个同事在那里议论纷纷，仿佛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仔细一听才明白，原来农民进了软卧车厢！这是市场改革的结果；但也反映出在计划经济时代，什么人可以坐软卧，什么人可以乘飞机，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买票要单位开证明才行。这叫平等吗？如今美国的ＣＥＯ，年收入是一般职工的364倍，引起舆论大哗，克林顿时代的劳工部长最近还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引用一系列民调，证明美国各阶层都对这一现实不满。他因此要求给富人加税。看看计划经济饿死3000万人的年月，那时饿死的人和住在部长楼里的人的贫富差距，岂止是364倍？这个账应该是怎么个算法？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的开篇就说，美国比起欧洲来，不仅有着惊人的自由，还有着更惊人的平等。这种平等，既是政治平等，又是经济平等。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这种平等，是人类的方向。换句话说，他讲的实际上不是美国，而是一种现代性。
中国缺乏自由的传统，对自由所带来的责任和后果缺乏理解，所以才有了“越自由就越不平等，越平等就越不自由”这类的奇怪概念。我那篇批评茅于轼的文章，谈的就是这种误解的来源：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最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30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胁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
徐友渔觉得我对茅于轼的批评属于炒作，媒体不值得重视。大概我被*也属于正当的了。这未免太士大夫气了（士大夫跳不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对超出自己生存环境的问题往往丧失了思维能力。比如，如果你说终身教授制度保证言论自由，徐先生一定拥护；但如果我说专栏制度保证专栏作家的言论自由，他就可以说我是炒作）。媒体要报道社会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根据几个精英的意志，今天说老百姓应该听这些，明天又说老百姓应该听那些。在*社会，老百姓的一票和你的一票一样重要；在市场经济中，老百姓兜里的一块钱和你兜里的一块钱也一样值钱。至于所谓“中国没有西方法治的经验，唯一的经验就是‘*’大*的经验，民间对于‘公正’的要求很容易跌入这种深谷，这很危险”这样的话，我在1979年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过上面不停地这样讲。类似的话从徐先生嘴中说出来，我除了震惊外，几乎无语。试问：如果“民间对于‘公正’的要求”也“很危险”的话，是不是民间就不该要求公正？是不是民间只能请求政府、茅于轼，或者徐友渔这样的青天大老爷来替自己主持公正（套用茅老的话说，那就是“你不要说话，我会在替别人说话的同时，为你办事”）？难道我们还生活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时代？大家凭什么信你们？在我看来，一个自由*的社会，谁能炒作谁炒作，谁能“煽动”谁“煽动”，最后要看老百姓听谁的。像徐友渔这样的自由派，如果遇到这个弯子也转不过来的话，最好找个更不自由的社会去生活。我看中国要真实现了*，许多精英都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徐友渔不喜欢我批判茅于轼，一个理由是茅于轼是为穷人办事，是个好人，我不该拿他开刀。我愿意相信他是好人。但是好人可以说错话，为穷人办事的人可以用自己说错的话危害穷人的利益。所谓“越自由就越不平等，越平等就越不自由”这样的观念，每时每刻都在危害着我们的社会。坐在书斋里的徐友渔可以认为这是个不值得讨论的事情，但是，对讨薪的、上访的人来说，这恐怕就不是那么一件小事了。我希望自由派们想清楚一些：自己所要的自由究竟是什么东西？你是真想要还是假想要？
“说话”就是“做事”——答邝海炎先生（1）
薛涌按：
我的《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一文发表后，收到邝海炎先生贴在留言中的来信。特将其信贴出，并回复如下。
薛涌先生：
小文被你读到，不胜惶恐！需要解释的有如下几点：
1、我对薛先生的文章向来相当佩服，有人把你划为“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我认为，你与前两代最本质的差别就是积极介入中国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所以，对于你为中国公共领域建设所做的贡献我表示我个人的感谢。
2、由于你的“异域之眼”，你常常能看到一些国内时评人士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你的长处。尤其值得我佩服的是，你对言论自由的执着。你与《南都》的事情，我也认为他们应该刊登你的文章，但前提是你的文章应该修改涉嫌茅老的过激语言，并且与反驳你的文章一起登出。很遗憾，《南都》没有这样做，这在中国其实也没什么，可你很认真，我相信你的认真一是想扩大此问题的讨论；二是，想引进美国的专栏作家制度。所以，在你跟笑蜀的争论帖中，我是回帖支持你的。
3、在听完徐先生演讲后，我也曾经纳闷：“贫富差距问题明明是大家关心的，为什么徐先生说不应该重视这场争论？”后来想来想去，最好的解释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罪魁是“权力寻租”，所以首先解决“权利平等”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国内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是这样想的，这应该与你的观点也差不多。而茅老则是这方面行动的楷模，只是他这次出于保护“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用了个暧昧的标题，你不了解茅老，所以，直言而来，据理批评；但徐先生这些与茅老很熟的人，对茅老比较了解，所以觉得茅老只是说错话而已，你对他穷追猛打，似乎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
4、其实贫富差距拉大，国内谁都知道，茅老也不是要粉饰太平，关键是说多了也没用，要有具体的解决办法才是。你执着于西方的言论自由精神，有一说一，确实认真的很，但在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来看，却有唱道德高调的嫌疑，这也是笑蜀先生激烈批评你的原因。其实言语之争能争出个什么结果？它唯一的一点意义就是指导人们往正确的方向走，如果争论反而变成对正确做事的人的伤害，那这种争论不要也罢！这就是我的理解，对不对，还请薛先生指教。
5，还要申明一点的是，徐先生这次讲座虽然我去现场听了，但难免有误记的地方，而且我发现速记员也漏了很多。如果徐先生认为他的演讲与我的记忆有出入，那就以徐先生自己的解释为准。
最后，祝您早日学成归国！
后学邝海炎敬上
邝海炎先生：
谢谢来信。你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至少帮助我这个长年不在国内的人，了解了不少国内思想界的动向。我也非常感谢你在来信中的诚恳意见。我相信，国内许多自由派人士，对我批判茅于轼的做法有所保留。所以我也有必要对你信中提出的诸问题做一个答复。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自由主义必须有草根性才会有生命力。自由主义不是几个精英的游戏。我们应该走出士大夫那种圈子文化。二十多年前，自由主义是个时尚；如今，有些自由主义者（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样自由主义还有前途吗？我想这里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这些自由主义者对公众的蔑视。他们把熟人之间的关系、把对一个熟人的个人道德评判，看得比这个人公共言论中的错误还重要。我希望破的，就是八十年代北京文化人圈子中的这个规矩。
“说话”就是“做事”——答邝海炎先生（2）
我认为国内政治权利不平等是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你说“其实国内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是这样想的，这应该与你的观点也差不多。而茅老则是这方面行动的楷模，只是他这次出于保护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用了个暧昧的标题，你不了解茅老，所以，直言而来，据理批评；但徐先生这些与茅老很熟的人，对茅老比较了解，所以觉得茅老只是说错话而已，你对他穷追猛打，似乎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
你这段话里有几点我不同意。第一，公共辩论必须有公共性，不能因为熟人就采用双重标准。茅老说错了话，如果他自己出来承认，还可以另当别论。怎么能因为是熟人就为他辩护，说他“只是说错话而已”呢？这岂不是“化公为私”了吗？他说错了话，而且这种话影响非常大。在我看来，知名人士这样的话说得太多，就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怎么能因为是熟人就不管呢？话语权力是社会重要的权力资源，对人们日常生活有真实的影响。说话就是做事。为富人说话也就是为富人做事。传统士大夫有这样的观念，仿佛天下就是他们几个人的，别人没有说话的份。这个规矩，非破不可。我博客上有一篇《中国媒体的潜规则》，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第二，茅老真是仅仅说错话了吗？我引用了他的文字，指出他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描述成“必然的”反比的关系。这是他的理论基础。可惜这一理论却缺乏事实的基础。所以我才说所谓中国因为仇富穷了几千年是编造的谎言。许多“主流”至今还认为，中国当今的贫富分化，是市场自由的结果，很正常。我的看法是，这种贫富分化，不过是容许把过去的政治不平等“自由兑换”成货币形式的结果，和市场的关系并不大。举个例子，我有一篇发不出去的文章，引用了《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近几年建造的房子在隔热技术上有95％居然达不到中国自己的标准，结果是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和空气污染。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95％的房子偷工减料。这大概至少有几百亿上千亿的价值吧？房地产商赚这么多，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我即使生活在美国，也碰到过在国内上访过的人。她称上访者远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所以全家一天到晚担惊受怕。面对这样的现实，茅老竟然觉得最紧迫的是为任志强说话！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彼此是“很熟的人”呢？最近他在博客贴出了2002年的一篇旧文，大概是要给自己辩护吧。文章大致是讲“要让穷人成为中产阶级”，应该说是保护穷人的文章。其实，我同年还写了一篇“富人论”，讲的是“保护富人”的理由：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一些国际人才把西方后工业社会和中国的工业社会乃至前工业社会衔接起来。这些人在中国工作，但必须挣在全球有竞争力的工资，中国社会要学会对他们高收入的容忍。可惜问题是，几年下来一看就明白，在中国发达的，主要不是这些人，而是把市场和权力衔接的人。这还能怪老百姓“仇富”吗？你有权利利用你有的一切资源保护你的朋友，但不能发明“仇富”这样的罪名通过给老百姓栽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茅老的理论，潜台词是穷人威胁着富人的利益。我当然要穷追猛打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说话”就是“做事”——答邝海炎先生（3）
第三，我不认为“言语之争”不会有什么结果。尽管我被*，但是这场争论正在产生结果。茅老如果改口说“保护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不再提“保护富人”，这至少就是一个进步。当然我还希望他能认识清楚：保护这些勤劳致富的人的利益，是保护他们不受政治权力的侵犯。老百姓并没有侵犯他们，也没有能力侵犯他们。老百姓当然也不仇恨“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说老百姓仇恨“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等于侮辱几亿老百姓。徐友渔的问题我看就在这里。他和许多人，对于我批判他们“很熟的”人无法接受，觉得那是不厚道。但是，当他们这位“很熟的人”侮辱几亿老百姓时，他们就觉得无关紧要。这些现代士大夫，知道自己是老几吗？
以上是我几点粗浅看法。再次感谢你的文章和你的来信。我觉得你的文章和信都涉及了许多实质性问题，对我很有价值。我也希望日后有更多的机会探讨问题。不过，你来信自称“后辈”，我不知道你“后”我多少。如果年轻，我劝你少去听精英们的讲演，少看八十年代遗老遗少们的东西（我自己也算个“遗少”了，同样不值得你多看）。这些人大多是属于知识和创造力破产的一代，再加上秉承士大夫自以为是的习性，实在不值得后辈浪费精力。还是好好学英文。人类文明如此丰富，在现今的中文中实在剩不下什么了。在我看来，当今的中国从食品、玩具、空气，一直到思想和语言文字，都是个严重污染的地方，能摆脱就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