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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老卖老地说吧。我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时间，比你的年龄还长一点。你觉得我真不懂中国国情吗？恐怕还是大家对国情的态度有所不同吧。中国如今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我回去恐怕找不到家门了。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许多东西是变不了的。当读书人觉得自己“政治成熟”时，往往说明他们政治不成熟。你知道，我读书的时候，有些事情不让做，有些话不让说，老师的解释是：阶级斗争很复杂，你们还不懂，不成熟。如今年纪小的也这样教训我：阶级斗争很复杂，你要成熟些。哈哈，我宁愿做个不成熟的人。清理完此事，我将退出时评写作，因为我难以找到言论空间。不过，退出之前，我可以做个和主流相反的、不成熟的预言：中国现在其实还处于最好的日子之中，但二十年后可能会衰落，原因绝对不是没有保护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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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答笑蜀（1）
最近，笑蜀先生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对包括我在内的批评茅于轼的人士进行了批判。我因为批评茅于轼的稿件被《南方都市报》*，宣布与该报断绝合作关系。我为此还给该报编辑写信，希望他们用“拿得到桌面上的理由”来反驳我。可惜，至今未见有关文字。据我所知，笑蜀是《南方周末》主管言论的编辑。我推想，他的文章多少代表了南方报业集团“启蒙”编辑层的若干理念。因此，就他的文章之谬误进行讨论，对言论自由、媒体的公信度、公共辩论的游戏规则等等问题，都甚有意义。
首先需要指出，笑蜀的文章几次批评我，却不点我的名字。这是公共辩论的一个非常坏的习惯。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并承担自己的言论所引起的批评。茅于轼不能例外，我也不能例外。批评别人应该指名道姓。这并不是人身攻击，而是给读者提供精确的信息。承受不了别人指名道姓的批评的人，最好退出公共讨论。我批评茅于轼的文章经常被退稿，勉强刊登出来也常被删掉名字。甚至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些“主流”精英们开会，经常引用我的话作为批判的对象，但也不点名。点一下薛涌的名字那么可怕吗？我希望南方集团的编辑们，应该率先改变这样的传统。如果连一篇博客文章批评人都无法点名，还指望什么公正的讨论？
另外一点是，笑蜀批评茅于轼的批判者们，第一条理由竟是“被看作意见领袖的茅先生，最大贡献其实不是言论，而是扎扎实实做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贫性的小额贷款。”这等于没有辩论就先转移话题。我们讨论的正是他的“言论”，不是他如何“扎扎实实做事”。这是可以另文讨论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批判过茅于轼的小额贷款的事业。相反，对这方面，我对他的贡献非常尊重，和笑蜀对茅的评价并不矛盾。我和许多批判茅于轼的人，批判的是他“保护富人”的言论。一个人不管道德多么崇高，不管他做了多少好事，都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保护富人”的言论，毒害了我们的社会伦理。任何有责任的人，都应该对之进行回应。
下面是我要谈的重点：专栏作家和媒体合作，应该有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中国是否应该引进名副其实的专栏制度？“正确的思想”是不是就可以破坏规矩？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应该靠“启蒙”，还是应该靠宪政？从笑蜀的文章看，他和南方集团的许多编辑，仍然是受八十年代启蒙传统的塑造，没有照察出这一传统本身的问题。我即将出版的《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也是试图清理八十年代的思想谬误，以宪政来批评“启蒙”。在这本书面世之前，不妨以《南都》事件和笑蜀的文章为例，看看“启蒙”是如何桎梏了我们编辑们的思想。
我最初提出和《南都》以专栏制度进行合作，一是仿照自由社会的报业规矩，二是基于宪政精神。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有声誉的媒体，雇用许多专栏作家。以《纽约时报》为例，专栏作家一般一周发表两篇文章。报社和专栏作家签了合同后，就不毙专栏作家的稿子。《纽约时报》每天都发两篇专栏，只有在几年前破例毙过一篇，弄得如同丑闻，非常被动。可见这套制度是多么严格。我自己在《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是作为投稿。因为我英文表达不够精熟，当然需要改动。但编辑跟我商量修改时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保证我没有让你说任何你不想说的话。”
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答笑蜀（2）
我提出以专栏制度和《南都》合作，主要原因就是发现在给包括《南都》在内的媒体写作时，有个普遍的问题：编辑实际上是想让你说他们想说的话，而不是你自己想说的话。美国这种制度，则保证了专栏作家说编辑部不想说的话的权利。特别是《纽约时报》作为自由派媒体，一直聘请保守派的专栏作家，其大部分言论当然是编辑部所不同意甚至反感的。但是，专栏制度保证了这些人的言论自由，也维持了报纸的声誉。
我当然不是不理解国情要生搬硬套国外的制度。我和编辑商量好：如果我的稿件被“上面”枪毙，这不算编辑部违约。我只要求编辑部本身不要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稿件的使用。像《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有自己的社论版，每天发表代表自己立场的社论。编辑部的意见，要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而不能通过干预专栏作家的具体稿件内容来实现。
这一制度安排，本质上是一种宪政式的安排。比如，对于一件事情，大家各有自己的看法，意见甚至对立。比如，《南都》及笑蜀先生则认为，人有“免于对于精神暴力的恐惧的（自由），……但在以自由派自居的某些斗士来说，毫不理会人的这种心理需求，毫无对人的尊重。”我则认为，茅于轼和他所支持的任志强的言论，才是对没有发言权的弱势阶层的“精神暴力”。他们本身作为公共人物，则有义务承担别人激烈攻击的责任。如果一批评就成了“精神暴力”，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笑蜀和《南都》的问题在于，他们知道网上和整个公共舆论都是极端反对茅于轼的言论的。但他们把大多数的意见几乎等同于非理性和“精神暴力”，而少数人对大多数侮辱性的言论则不是“精神暴力”，需要他们这些境界比别人高的编辑进行言论控制。他们把少数有特权、受到重重保护、并掌握着巨大话语资源的人的“心理需要”看得比沉默的大多数的“心理需要”要重要。这里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启蒙主义”的“理性”。他们认为：有一种绝对真理，可以被人通过理性来掌握。而他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编辑，是掌握着这种真理的，有权决定哪种意见对社会有好处，哪种已经对社会有害，进而有权充任言论警察。殊不知，这种“启蒙”的“理性”，恰恰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基本思想预设。
宪政的原则完全不同：没有人具有掌握真理的特权，甚至真理是永远无法掌握的。那么，大家有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和利益后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是立宪。立宪就是制订一套大家都同意的程序。大家的意见和利益，也必须通过这种程序来竞争。专栏制度，就是这么一种程序。这是*社会的基础。举个极端的例子，布什是个很糟糕的总统。数千美军因为他的政策而丧命。但是，不管他多么糟糕，他是通过正当程序选出来的总统。这种程序，又是大家事先都承认的。你不能因为对结果不喜欢，就改变程序。所以，即使布什让美国国难当头，他出现在公共场合时，人们还是要起立，乐队还是要奏向三军统帅致敬的音乐。你必须耐心等到下一次选举，通过正当程序把他换掉。你不能发动军事政变，把不喜欢的总统毙掉。其实，美国内战期间，深受士兵拥戴的麦克莱伦将军就有机会攻占白宫，取代林肯总统。但是，不管他和林肯的意见多么水火不相容，他拒绝兵变，一定要等着选举。最后虽然自己在选举中被林肯轻易击败，却保护了美国的*。
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答笑蜀（3）
我的稿件虽然还远不是这么重要，从程序的角度看则是一回事。你编辑不喜欢我的稿件，甚至仇恨我的稿件，这都很正当。但是，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正当的程序来辩论，而不是破坏程序本身。毕竟，这一程序是我和编辑部反复磋商后双方同意的。可悲的是，这样的程序才确立几个月，编辑部一看见自己不喜欢的结果，就要把程序破坏掉。这样还能搞*吗？
笑蜀的文章和《南都》的行为所隐含的潜规则就是如此：当你跟他们说*选举的好处时，他们完全同意。但是，一旦看到选举产生的领袖不对自己的胃口，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那位领袖“枪毙”，就像枪毙我的稿件一样。笑蜀和《南都》，都属于中国最优秀的编辑群体。连他们都如此，中国还可能有*吗？
可见，*自由的社会，远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911时，被劫持的飞机上的乘客死到临头，还要投票决定是否反抗，使许多国人大为感动。中国的英雄们的行为模式则完全不同：情况十万火急，没有功夫讨论投票，真正的勇士向前冲，胆小如鼠的靠边站！你不能说这不是英雄，也不能说他们全无道理。但是，这不是*。*宪政，不是一纸宪法能确立的。还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尊重程序的习惯。我观察我在美国长大的小女，她七岁半时，拿几个洋娃娃玩，就玩选谁不选谁的游戏。我们的编辑当然不是这样长大的，也没有长期在*社会生活的习惯，对他们不能求全责备。但是，如果他们不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还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那就有些可怕了。
举个例子，笑蜀的文章曾如此义正词严地质问和谴责：“让人不能不好奇的是，斗士们哪来那么强的动力妄断他人？哪来那么强的智力自负和道德自负？在我看来，原因大致不外两点。其一是名利驱动。炮打茅先生成为一个事件之后，某当事人不就迫不及待地打越洋电话，要求国内某门户网站借机炒作他的博客吗？其大义凛然的背后，隐藏的原来是一种经典的娱乐精神。”这一段充分说明，启蒙心态带来的傲慢，已经使一些人是非颠倒，竟认为他们的“正确思想”可以超越一切法治、商业合同和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
笑蜀所提出的“越洋电话”之事，我已经撰文澄清，相信他写文章前也看过。我确实给新浪和博客中国的编辑打过越洋电话，希望他们推荐一下我的文章。这个“越洋电话”成了许多人攻击我的口实。我不妨简略分析一下这些人的可笑。
第一，所谓“越洋电话”，实在是个日常使用的通讯手段，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之处。在美国给中国“打越洋电话”，费用包括在一个月二十几块的电话费中，其实就是免费电话。我的“越洋电话”，比国内的电话还便宜方便。事实上，笑蜀问一下他在《南都》的同事就知道，我平时为了稿件的一点细节，乃至要确认稿件是否收到，都要打“越洋电话”。刻意拿此事炒作，连我的名字也不敢点，恐怕说明笑蜀先生说不出一点正当的理由。
第二，博客是个网络共同体，知识产权是属于所有参与者的。其操作的方式，也应该有一个由博主共同参与的更*的方式。比如，谁的文章应该上首页，应该有个程序。各博主也有权提出要求，虽然这种要求不一定得到满足。比如，一些美女*的广告，经常不经邀请就出现在我的新浪博客中，难道我就不能要求新浪推荐一些我的文章吗？事实上，我要求新浪推荐我的某篇文章并非第一次。这次的文章不能上纸媒，所以向他们提出推荐的要求。新浪则并未完全满足我的要求，只把我的文章放在首页几个小时。对此，我从来没有提出异议。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制定一个谁应该根据什么标准上首页的程序（这个程序应该由博主和读者参与才最有正当性，过去“世纪中国”有读者留言推动的滚动式推顶文章的方式，似乎是目前为止最公平的方式）。但博主提出要求，则是天赋权利。如果把这个也视为炒作而加以批判，只能说明你太不尊重个*利了。
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答笑蜀（4）
第三，我在“博客中国”上的博客，是应该网站之邀开的，而且编辑工作是由该网站编辑代劳，我并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文章放在博客上。因此，我在和《南都》决裂后，打电话给编辑，提醒他们把这篇文章贴出来，并希望推荐。没有想到，“博客中国”的主编冯一刀因工作之便了解到此事，便写文章“泄露内幕”，把我试图把文章贴到自己博客上的工作电话攻击为大肆炒作。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冯会立即被解职，我也可以起诉“博客中国”。因为“博客中国”自己公布了保证客户隐私的条例。所以，此事发生后，“博客中国”的上方机构“博客网”主编立即向我写信道歉，并解释说冯一刀因为是从网易过来的员工，有着南方报业系的情结，反对推荐我的文章，并擅自透露了我的“越洋电话”。对此，“博客网”诚恳道歉，并表示“由此产生的一切道德责任我们将会主动承担”。笑蜀和冯一刀同属南方集团的圈内人士，对这些内幕不会不知道。但是，他居然把冯一刀为了保卫《南都》和茅于轼所制造出的丑闻，当成自己的道义和论据！由此可见，笑蜀先生不管对宪政的程序还是对商业的规则，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这就是“启蒙主义”最大的问题。他们认定自己完全掌握了真理，自己的目标是如此正确，乃至为了达到这种目标，可以破坏宪政和法律，甚至连市场经济的商业规则也不尊重。在此，我不妨用他的话来反问他一下：你“哪来那么强的智力自负和道德自负？”
走笔至此，我不禁要提醒读者，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和选举，比如泰国和巴基斯坦。但是，如果国民没有尊重程序的习惯，只凭对结果的好恶决定自己的行为，有了*也会丢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私下里也在议论：*社会的交易成本实在太大，还是中国这种模式有效率。当你想拆迁谁的房子就拆迁谁的房子时，交易成本当然小了。但是，这种短期的便捷，只会带来长期的危机。
这其实也是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起飞是他们理论的成功。他们有大放厥辞的权利，他们有功劳和道德资格来信口开河。茅于轼的“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也体现了这样的心态。他们甚至认为，有些人的钱来得黑一点，也应该既往不咎，不黑就没有改革。所以我总结说，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使主流经济学家从当年少数敢说话、挑战权力的人沦落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南都》在这件事情上，也有类似的心态。他们觉得他们是中国媒体的领袖，媒体的进步是他们的成就，于是自己就有了当言论警察的资格。从笑蜀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他基本回避了人们批判茅于轼“保护富人论”的具体观点，不敢正视这种理论的荒谬。他无法面对我提出的基本事实：中国是亚洲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和尼泊尔并列。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厉害的三十几个国家之一。所有发达国家，贫富分化都不如中国严重。比中国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都是一色的非州和拉美的穷国。茅于轼们怎么能证明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过程？不仅如此，中国的贫富分化正愈演愈烈，直追几个非洲最黑的穷国。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社会还没有“仇富”的情绪，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正义。笑蜀放着这些不谈，满篇在谈茅于轼是好人、批评别人攻击茅于轼不能没有界限等等，转移问题。这除了说明自己丧失了基本的道理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最后再说几句多余的话。《南都》此次破坏言论自由，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其恼怒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彼此冲突归冲突，辩论归辩论，最好保持彼此的基本尊重。如果做不到也没有关系，至少不要失态。笑蜀此次说我对茅于轼的攻击，属于被“名利驱动”。类似的看法有关编辑也表达过。其实，这些人都在媒体圈内，应该知道这个基本常识：一个受“名利驱动”的人，不会和《南都》为一篇稿件而断绝关系。我这篇文章，也只能发表在网上，不可能有纸媒那么多的读者，新浪这样的主流网络媒体，也几乎肯定不会将之推荐到首页。花一天功夫写这些文字，是想帮助《南都》和笑蜀们反省：你们究竟错在哪里？主流经济学家们已经失去了信誉。我希望中国的媒体不要步他们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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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1）
笑蜀
炮打茅先生正渐成时尚。甚至我的一些自由派朋友也乐此不疲。斗士陈永苗者，即断言穷人已无出路，茅先生让穷人致富，不过是祸害穷人的“鸦片”，使穷人继续迷糊不起来抗争，而永远穷下去。如此话语，与当年炮轰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革命话语，何尝有一丝一毫的区别。革命话语洋洋而来，温良如茅先生亦不免沦为围攻对象，旁观多时，如鲠在喉，不能不一吐为快。
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先生纯粹找错对象
被看作意见领袖的茅先生，最大贡献其实不是言论，而是扎扎实实做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贫性的小额贷款。
有的朋友对茅先生这件事颇不屑。据说这既比不过富人一掷千金兴医济学；也比不过政府一纸号令减掉百亿元农业税。这样说我认为太轻薄。武训兴学，其投入额度当然比不过清廷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但这并不能稍减武训的光辉。因为武训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到底给穷孩子募得多少银子，而在于他的精神，在于他开创的兴学模式。茅先生的小额贷款重要的在于证明了农民同样具备市场竞争的能力，只要向农民开放包括金融权利在内的诸多天赋权利，农民完全有能力自己创造财富，而不是只能嗷嗷待哺。这是扶贫模式的一个创新。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