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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调查过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如果他的年收入为5万美元，周围的人只有他的一半，或者他的年收入为10万美元，周围的人是他的两倍，在哪种情形下他会感觉更加幸福。大多数人宁可只拿5万美元。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时，笑了笑就将其抛到脑后了。不过这个故事是有渊源的，最终可以追溯到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多萝西·布拉迪（DorothyBrady）和罗丝·弗里德曼（RoseFriedman）在1947年所做的有趣的研究。9﹩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布拉迪和弗里德曼给出的数据表明，美国家庭用于消费类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占收入之比，主要不是取决于自己家庭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与全国平均家庭收入的相对水平。这个结论意味着，2000年的处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其支出占收入之比应该基本等于1900年时处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然而，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1900年的平均收入水平要远远低于2000年。我亲自检验并更新了该研究的计算过程和数据，发现当年的结论是可靠的。10消费者的行为在125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从众行为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人类心理倾向，它不但是指个人的模仿习惯，还是一种群体行为准则，因此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例如，由于从众效应，恐惧和狂热情绪将会传染。11然而我们依旧很难解析，人们为什么会试图模仿某个群体而非其他群体，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人们抛弃某个群体而加入另一个群体。现代社会媒体的出现更是加剧了从众行为。
从众行为是投机泡沫及其破灭的主要推动因素和本质特征之一。一旦投机性的从众倾向达到某个程度，例如广大市场参与者都看好牛市前景，市场就会进入“杰塞尔悖论”（Jesselparadox）的状态（参见第三章），然后崩溃。杰塞尔悖论可以解释投机泡沫的兴起过程，而与之类似的泡沫破灭过程则可以用“惊散”（stampede）来描述，从字面和数据上讲都是从众行为的极端表现，这是从美国老西部的放牧活动中借用来的术语。
处理日常事务如果都要求非常详细的决策判断，会使大多数成年人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超出自己的知识范围。12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宗教就能够带来这方面的指导安慰，同时所有人都容易追随或模仿同伴与领导者的行为。
心理倾向（5）
有人认为自己看清了社会的发展方向，不论对错，他们都要争夺领导地位。政治派系和党派由此兴起，并产生了最高领导人，有时还控制了军事权。至少在民主社会，不管选出来的领导人是好是坏，他们都会受到从众行为的深刻影响。
缺乏此类垂直领导体系的社会团体很少能兴旺发达起来，但通过严格的意见统一来进行集体决策的社群，尤其是那些试图共同控制收入和财富的公社式群体，又几乎总会瓦解。人们具有通过情感纽带结成更大群体的倾向，但如果这种结合需要确立等级秩序或者用平均方式分配收入，就会与人类先天的自我中心本性发生冲突，进而走向崩溃。我们的竞争倾向导致领导地位始终处于争夺之中，从而破坏公社式的社会制度。b米b花b书b库b ；www。7mihua。com
任何社会的人们都希望在各种组织中提高自己的相对地位。即便那些自以为不受其他人观点影响的人，也会遵守社会的习俗和文化。例如，无论爱因斯坦多么聪明，他也遵从当时的大多数社会规范。就连我所知道的最具有独立精神的人——艾恩·兰德（AynRand），也恪守以前的很多烦琐的着装习惯。
依赖倾向
相互依赖的需要促使我们在同类人群中寻找友谊和认可。几乎所有人都选择过群体生活，通过友谊和分工来获益，而不是做自给自足的隐士。13当然，如果不是拥有内在的生物繁殖本能，我们本来也不会存在。然而这种依赖感从定义上来说必然将求助者置于长期不确定的处境。为减轻不确定性，人们先天的自我价值感会被激发，并且向权威发起挑战。我们的本性还要求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各种形式的依赖是必要的，但未必是令人愉快的状态。在成人严格看护下的儿童经常会反抗父母的控制。在极端情况下，许多少年会在某些时候离家出走以寻求独立，只是在发现对父母的依赖大于现实独立之后才不得不回来。
互动倾向
时间偏好加上风险厌恶与从众行为，主宰着所有收益资产的定价，也从19世纪开始一直决定着家庭收入用于长期储蓄的比例。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实际利率基准点由时间偏好确定，然后根据经济体中储蓄与投资的消长以及金融中介化的程度形成波动。债券收益从两个维度反映着风险厌恶水平：信用评级和期限长短。从众行为经常会扭曲人们对风险厌恶的判断，使其趋向于群体的平均值，例如其他投资者、家庭或者研究者的判断。股票价格可以理解为每股股票未来预期收益的总和，再以某个折现率换算后的结果。这一折现率是投资者持有该项风险资产时所要求的回报率。股票溢价则是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减去无风险资产的实际回报率（即时间偏好的替代指标）之后的部分。房地产租金收入的资本化水平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计算。
心理倾向（6）
家族倾向
家族倾向是指人们愿意与熟悉的环境打交道的心理倾向，比如与自己在地理上更为接近以及在文化、语言和兴趣上较为熟络的人和事情。这在国内外贸易数据上表现得尤其突出，甚至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2011年在美国的国际贸易总额中占据29％的份额，远远超过这两个国家在（除美国外的）全球GDP中的份额。我家人最喜欢去的药房则说，绝大多数交易都来自住在一英里范围内的顾客。
即使不考虑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壁垒因素，人们也更喜欢投资较熟悉的本地企业。美国对于各州之间的投资没有设置壁垒，国内有着通行的货币、文化、语言和法律体系。然而有研究表明，个人投资者乃至职业资金管理人都具有对自己所在社区和所在州进行投资的微弱偏好。信任对于投资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信任在本地社区的密切交往中最容易培养起来。┬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与自己家庭熟悉的伙伴做生意会带来安全感和亲密感，这种心理倾向是我们在熟悉而可靠的人际交往中都能体会到的情感需要。陌生人带来的不确定性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紧张感，不利于放松心态。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人际关系，是在某个地方出生和长大的人愿意继续留在那里，甚至终生不肯离开的一个主要原因，哪怕他们已积累了足够的物质资源而能够搬到别处生活，并且有很多搬家的理由。失去熟悉的家庭环境是人们在离开故乡之后的重要焦虑来源，也就是思乡病。
竞争倾向
一个更为复杂、与依赖倾向形成冲突的特性，是我们内在的自然竞争倾向。其影响比其他大多数心理倾向更加广泛。市场活动中展现出来的竞争当然是经济有效运转不可或缺的因素，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在不断地强调这一点。竞争的力度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并间接地作用于经济事件。
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晚餐对话中，人们都积极投身竞争。观看喜欢的体育竞赛时，即便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立场上的倾向性，但几分钟之后，很多人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某一参赛方的拥趸。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兴趣继续看下去，这就是我们的本性使然。如果把竞争倾向与从众行为和家族倾向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形成对本地球队的压倒性的支持。重大体育比赛是非常有效的道德剧，它把我们每天参与的经济和非经济领域的竞争，用格式化的视角表现出来。具体是何种形式的运动其实并不重要，只需要有激烈的战斗，有赢家和输家，就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
心理倾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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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测（虽然不能证明），这种竞争本性的原因在于，按照达尔文的说法，竞争是生存的必需品。如果不能在需要承担风险的竞争中胜出，我们就会灭亡。战争是竞争倾向无限放大后的恶果，把竞争推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创造终极的赢家。既然战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我推测这种心理倾向也是先天性的，它同样是动物精神催生的让人爱恨交织的方面之一。
价值观
没有人能够避免判断对错的冲动。我们对于正确和正义的感知反映着自己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我们理性地形成内在的立场，比如我们的行动将如何表现自己的价值观，以及何种行动将对自己的生活有益。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体系植根于宗教和文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受到父母的教导，后来又受到伙伴们的影响。
人们对于正确或错误的感知并不是事先注定的，它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判断。从众行为很自然地成为影响个人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的价值观体系能够而且的确在随着时间改变。还有，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他人的行动显然是不对的。
价值观倾向是我们在经济事务中产生“公平感”的源泉。大多数人在采取行动时，认为自己对于公平的特定判断是不证自明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公平感是人们的价值观体系中埋藏最深的部分之一，很多人在某些情况下难以清晰表述，甚至无法做出判断。例如，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对富人执行更高的税率，其背后的公平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此类观点意味着，高收入者在一定程度上不应该获得那么高的收入，因为人们相信由于社会的劳动分工，所有收入都是联合产生的。另一种视角则主张，虽然产品是在自由竞争市场中联合生产出来的，但每个人的收入都反映了他对于总产出的边际贡献的大小。两种视角都具有合理性，但都不能以“不证自明”来标榜。就连按“支付能力”纳税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也依赖于高收入不算“应得”的假设。
一个社会或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往往持有类似的公平标准。这样一来，在民主社会里最终会决定什么是法律认可的“正义”，由此形成法律体系的基础。此类基本信念由此成为凝聚整个社会的主要黏合剂。例如，在美国，宪法成为处理公共事务的公约，所有人都要服从旨在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制体系。1789年以来，美国宪法只增加过很少的修正案。不过，美国坚如磐石的法治体系事实上在很多代人之间也周期性地经历过紧张压力的考验，并且在处理某些议题时也遭遇了失败，其中最突出的是奴隶制议题，并由此引发了南北战争。美国《独立宣言》中宣称“所有人生而平等”，这与现实中存在的奴隶制形成了尖锐矛盾，美国法治体系的危机没有更早爆发已经算幸运的了。
心理倾向（8）
乐观主义倾向
还有一种行为倾向是，人们有过于乐观的偏向，而不是坚持现实的态度。这种心理倾向使人们对于各种活动取得成功的判断都高于客观概率。如果确信会遭遇失败，人们是不会承担风险的。例如，赌博风行背后的心理机制就是，人们以为自己可以打败概率，即便是在客观成算非常不利的时候。彩票就属于此种情况，中奖完全是纯粹的机遇问题。卡尼曼注意到：“我们总是容易高估自己预见未来的能力，这就造成了过度自信。在各种认知偏差里，乐观主义倾向对决策产生的影响是最显著的。”14注重“希望”的乐观倾向能鼓励创业活动，这产生了更大的经济影响。鼓励创业会带来更多的成功案例，当然也必定带来更多的失败。×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珍视亲人的心理倾向
这方面的证明没有异议，与其他人相比，人们都天然地更珍视自己的亲人，尤其是子女。这种心理倾向必然导致财富的代代继承和积累，以及收入在代际之间的转移。
自利倾向
我们的行为目标都是获取物质或非物质的价值，这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本质使然。如果失败，我们就会灭亡。在经济学领域，我们的绝大多数行动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非服务他人。如果实现自身利益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如何解释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而供给曲线向上倾斜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呢？也就是说，在价格下跌时，买方愿意多多购买，而卖方将减少供应。正是这样，市场的力量使所有类型的市场都能找到独一无二的成交价格。在极其特殊的环境中，也会出现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罕见现象。15逐利动机必然会缩小选择空间，但即使在这里也存在长期利益与即期享受之间的取舍。另外，所有人都抱有珍惜人类生命的内在倾向，这种心理倾向成为我们的同情心、慈悲心以及在极端时候做出的自我牺牲的根源，当然也存在明确的条件限制。一位父亲不顾自身安危去挽救落水的子女，正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所以可以认为，更为广义的自利倾向对经济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危机中，人们试图互相帮助，以追求共同利益。1940年的伦敦大轰炸中就出现了那样的行动，不久前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之后同样如此。
自尊倾向
人类的所有行为动力似乎都与我们对实现自尊的不断追求有关。自尊是人类的内在需要，要求不断地培养，各式各样的人类行为几乎都在为实现自尊服务。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较为含蓄地说，“得不到自己的认可会令人不快”。人们永远在追求对自身价值的肯定，经常是通过其他人的认可或者曾经帮助过的人的感激之情。如果不能实现这种尊重，大多数人会陷入消沉。
心理倾向：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人类的某些心理倾向对经济活动兼具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内在的竞争倾向结合自利和自尊的作用，再根据价值观的判断，能使资源得到对整个社会最有价值的利用。影响产品和服务发展趋势的从众行为，可以使人们迅速改进生活品质。从众倾向还可以促进规模化生产，降低许多产品和服务（也包括模仿式投资）的单位成本，这些都有助于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从消极方面来看，上文已经提到，走向极端的竞争可能演变为丑剧甚至暴力事件。
理性
大多数人对于日常经济事件的反应都属于直觉或者“快思考”类型。所谓条件反射式的决策来源于我们的头脑在新环境中探测到了熟悉的模式。从瞬间的分析片段中得到的结论对我们来说是直觉，而没有探求其根源。如果有时间进行认真评估，我们经常会修正自己不成熟的初始反应，有时甚至完全推翻。↖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随着人们在某个领域的经验的积累，对于该领域的直觉会变得越来越敏感。我这样说是有所保留的。根据我对自己的反省以及与若干熟人的沟通，我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并不清楚自己的意识“黑匣子”或者大脑额叶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只是将信息输入头脑，稍加等候，随即得出顿悟般的结果。有人曾问20世纪的智慧代表爱因斯坦其不凡创见源自何处，他是这样回答的：“一个新想法突然就出现了，以非常直觉化的方式。然而直觉不过是以前的学术思考的自然结果。”16重大的创新直觉只发生在那些思想数据库充盈的人身上，这一点毫不奇怪。
大多数人对经济事件的反应最终都是大致理性的，动物精神会受到理性思考的严格管束。即使是处于最极端的狂热与恐惧状态的市场，也不可能预测说全球股票市场会在一夜之间有两三倍的涨幅，或者说小麦价格将跌至每蒲式耳5美分。
然而动物精神并不容易进行理性或非理性的分类。这些心理倾向是在自由选择的世界中发生的，而非由内在反应主导的宿命论的世界。相对于动物精神并不存在、人们的经济行为完全理性的假设而言，人类在现实中的所有行为都至少会受到动物精神的部分影响，其实际效果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并不够完美。古典经济学的一项基本见解是，当市场参与者追求自身的长远利益时，财富和生活水平能够实现最大化。那么据此定义，任何不能达到该标准的结果都不是最优结果。如果在受到动物精神显著影响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15年时间里小时产出率的最高增幅能达到3％（参见第八章），那么在不受动物精神影响时，理论上的增长率必然还会高得多。即使这个差距只有每年0。5％，在50年的时间跨度之后，累积的产出水平也会相差25％以上。显然，以动物精神取代基于长期理性利益的模型假说，其结果并非无关痛痒。弄清楚人类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能够做到什么，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经济发展的可能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