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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时代在进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乒乓球队的新的一代，对这种“优秀传统”产生了怀疑。
何智丽就属于新的一代，具备新的思想。对于她来说，几回“让球”，使她产生了极度反感的情绪。
最难忘的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这天，既是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日，也是何智丽的生日。虽说是在汉城，队友们仍记住她的二十二岁生日，给她送来生日大蛋糕，送来红杜鹃封面影集，那红杜鹃象征着她火红的青春……可是，她却在忧郁、痛苦中度过这一天。
为了过生日更加神采飞扬，她在亚运村的理发馆理发。她兴冲冲理完发，走出理发馆，在门口台阶上遇见“李头”——队员们对李富荣的习惯称呼！
“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今天‘让’给焦志敏！”
何智丽顿时像被一盆冷水泼得冰凉。她实在无法理解，决赛是在她与焦志敏之间进行，都是中国选手，为什么领导上指定要她让球呢？
何智丽想不通，去找徐寅生。徐寅生用安慰的口气对她说：“不要紧，下一回‘让’给你。”
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何智丽只得遵命。
这时，焦志敏也接到领导通知：“今天你上去！”
于是，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还没开始，冠亚军已经见分晓！
在众目睽睽中，何智丽和焦志敏走上赛场，装模作样地打了起来。被愚弄、被耍弄的是那些观众，不知内幕，花了冤枉钱买了票，坐在那里看一嘲假打”！
焦志敏成了冠军赢得不踏实，何智丽成了亚军，输得不服气！
“让球”，无端地造成何智丽与领导关系的紧张，造成何智丽与焦志敏之间的矛盾。
这一回“让球”，完全违反了一九八三年中国乒乓球队所作出的关于“让球”
的秘密规定——虽说那秘密规定本身也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
第十届亚运会刚刚结束，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深圳拉开帷幕。
巧的是，进入女子单打决赛的，依然是何智丽和焦志敏！
这一回，“导演”怎么办呢？
“李头”又通知何智丽：“你再‘让’一次！”
何智丽怎么也不服气，急急去找孙梅英。
孙梅英站出来说话了：“徐寅生不是说过，下一回‘让’给何智丽吗？”
徐寅生倒是承认自己在汉城说过那句话，却作了新的解释：“我说的下一回，不是指这一次！”
由于孙梅英据理力争，这才迫使领导改变决定：“好吧，这一次焦志敏‘让’给何智丽。”
真是天晓得，激烈的冠亚军之战，不是在球台上进行，却是赛前在幕后进行！
如果没有孙梅英这样的乒乓“老帅”出面，李富荣和徐寅生是不可能改变决定的。正是由于孙梅英为何智丽说话，这才迫使李富荣、徐寅生答应了何智丽的要求。由此也可看出，孙梅英、何智丽和李富荣、徐寅生之间，早已存在尖锐的矛盾。
“让球”，已经变成了一场讨价还价的争吵！
于是，在上场之前，何智丽和焦志敏都已得到领导的通知：“今天何智丽上！”
虽说是一场假戏，运动员还得真做，以蒙骗球场上以及电视机屏幕前成千上万双热心观众的眼睛。
她俩演得如同真打一般：
第一局，焦志敏先胜，二十一比十六，以求制造一点“紧张气氛”。
第二局，何智丽“沉着应战”，来了个反攻，二十一比十六，扳回一局。
一比一了，观众们也兴奋起来，觉得“精彩”。
第三局，二十一比十四，何智丽终于“大胜”！
其实，她俩的这场戏，是把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冠亚军之战倒过来演一遍罢了。
那一回，焦志敏以三比一胜何智丽！
这一回，何智丽则以三比一胜焦志敏！
“让球”这种“优秀传统”，使如此神圣庄重的亚运会、亚乒赛的冠亚军之战，变成了儿戏，变成了拿观众开玩笑！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对“让球”实行严格的保密，谁说出来，谁就要倒大霉。
反抗之火在何智丽心头积聚。这位单纯的姑娘，原只知道一个劲儿地练球，可是一次次“让球”使她看到可怕的中国体育界的内幕！权大于球。即使你球艺再高，一声令下要你“让”，你就得乖乖地把冠军的桂冠奉献给别人——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所谓“光荣传统”！
正因为这样，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忍无可忍了！
何智丽在孙梅英的坚决支持下，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第一个“叛逆者”，惹起一场轩然大波……一场关于“让球”的公开争论何智丽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中国夺得了女单冠军，而且在于向“让球”发起勇敢的挑战。
于是，也就引发了关于“让球”的一场公开争论。
对于“让球”，各种意见纷争不已，直至何智丽这一回夺得第十二届亚运会乒乓女单冠军，还有人又算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老账”，再一次爆发关于“让球”的争论。
这里，全文引述上海《新民晚报》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热线电话第一一五期”，就“让球”问题在普通读者中所展开的讨论。编者为这场讨论加了这样的标题：《“让球”传统有悖奥林匹克精神“争胜”权利谁也不能随意剥夺》这一“热线电话”的主持人为“方圆”。《新民晚报》的报道如下：压倒多数的读者在来信中都表示反对“让球”。
方圆仔细统计了一番，支持“让球”的来信仅仅只有三封。
反对者各自摆出了他们的观点，但是一致的理由是：“让球”与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让球”有悻于公平竞争的原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扬子江在来信中说道：体育比赛是最公正的竞争，“让球”是一种不光彩的手段，它决不能和集体主义划上等号。
上海公安消防学校朱松林指出：“让球”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从局部和暂时的利益看，“让球”能使某个队某个运动员在比赛中处于有利地位，但从全局利益长远的观点看，它会给比赛的公平性、激烈性、运动员的精神文明、观众的感情等带来消极的影响。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杜晖的观点是：教练员应该允许运动员有选择“胜”的权利，“争胜”又是运动员的天性，谁也不能剥夺运动员这种权利。体育竞技的精华在于奋斗。运动员不能自主胜负，就如同一个人不能主自婚姻一样可悲。
江苏南通市第二律师事务所顾展新摆出了五条理由反对“让球”。他认为，“让球”问题的争论，也涉及到如何看待传统观念的问题。顾展新说，“让球”不可能体现现代意识，也是对运动员个性的束缚。
上海彭浦机器厂洪华明说，确实，“让球”曾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不能再保持下去了，我们应该指导谁有实力谁就争当冠军，在体育界，“让球”的传统应该尽早结束。
华东师大蒋建忠、浙江绍兴沈守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李维祥以及范学谦、庄铭明、严水德、戴国平、姚伟法、缨凤德、陆雪、徐克平、许斌等都表明了他们反对“让球”的各种观点。
三封支持“让球”的来信也亮出了他们的观点。
工商银行上海闸北区办事处黄沂海认为“让球”是一种“兵以诈立，以利功”的谋略，应允许教练员运用。
上海工业用呢厂胥申鸿赞同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观点，他问道：如果“让球”不被肯定，那么谁又肯担当陪打队员呢？他们也是为别人在铺路呀。
方圆对“让球”问题的观点和大多数朋友相同：凭实力去拿冠军。
《新民晚报》的这篇报道，其实可以说是一次“民意测验”。在普通的读者之中，“压倒多数”反对“让球”。
就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不久，正巧国家体委新任主任伍绍祖来到上海。于是，《新民晚报》记者也就“让球”这个敏感问题，请伍绍祖发表意见。
伍绍祖是接替李梦华出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早在一九六零年便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一九八一年担任主任。由于年逾花甲，退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而国家体委主任这一职务改由四十九岁的伍绍祖担任。
伍绍祖乃中共老党员伍云甫之子。伍云甫曾参加毛泽东一九二七年领导的秋收起义，又参加过长征。他长期从事中共情报工作。
伍绍祖于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一九八八获少将军衔。此后不久，他从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政委，调往国家体委担任主任。伍绍祖富有组织能力，且富有宣传鼓动能力。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新民晚报》发表了记者徐世平所写的报道《伍绍祖谈“让球”》，全文如下：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昨天对“让球问题”补充说明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闻界对他在黄石对中国乒乓球队的讲话“传播”得尚不够准确，“起码有些意思没有表述清楚”。
伍绍祖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个谋略问题。如果我们两名运动员相遇，下一场比赛对手是外国人，而我们拼命打，打得精疲力尽，然后让那个外国人以逸待劳，坐享其成，这是“有谋”吗？外国人会说，你们真傻！是傻打好呢？还是我们看看谁最合适打他，让最合适的人打他更好？这很值得研究。
伍绍祖还认为：这里面首先还有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个人是怎么成长的？没有集体，没有国家，你能成长起来吗？你的成长本来就是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你出去比赛，不是代表哪个人。单打比赛也不是个人锦标赛，是国家派出的队伍，最后是升国旗，奏国歌，不是升你们家里的旗子，也不是唱你家里的歌。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应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我的看法，个人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的特长是要充分发挥的，个人的个性应得到尊重和保护；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则是合理的个人利益的集中和升华，属于一个更高的层次。过去我们把集体、国家利益抽象化了，神秘化了，和个人利益完全脱节了，这就不对了。二者结合好，就能处理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伍绍祖说：“让球”问题值得研究。我到现在也没有对这个问题下结论，只是说在没有下结论前还是照过去的规矩办。如果马上改变过去的规矩和做法，这也就是下结论了。
伍绍租作为中国体育界的最高领导，既表达了自己对“让球”的意见，又以为“让球”问题还“值得研究”。既然“让球”问题还值得“研究”，于是各种“研究”意见仍不断见诸于中国报刊。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南方周末》发表汤明辉的《江嘉良“让球”内幕》一文，其中写及：“其实，提起‘让球’，老球迷们都记得，为了让斯韦斯林杯永远留在中国，‘轰炸机’李富荣在世界锦标赛中三让庄则栋。连庄则栋自己也说：‘当我走上领奖台时，我不只是代表个人，是代表整个球队、整个国家来的。，……”为了证实这段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传说”，于是，有记者追问中国乒坛名将庄则栋：“你的‘三连冠’，是不是李富荣‘让’的？”
庄则栋经不起一再的追问，答道：“第一次肯定不是让的，为什么让给我？我有实力！”
庄则栋的回答表明：
一、第一次他在世乒赛上和李富荣争夺冠亚军时，李富荣没有“让球”。
二、“第一次肯定不是让的”，这句活似乎意味着承认第二、第三次是“让”
的。这表明那“民间传说”与庄则栋所说，有所不同。当然，按照庄则栋的实力，当时即使李富荣不让，也能打败李富荣。
三、中国乒乓球队领导要李富荣在第二次、第三次“让球”，其目的是为了人为制造“三连冠”。
记者们得知，当年徐寅生也曾“让球”，而且还是由主管体育的贺龙元帅出面找徐寅生谈话：“这一次，党和人民委屈你了……”对此，徐寅生并不否认。
记者追问他对“让球”的看法时，徐寅生的答复十分巧妙：“过去让球，现在很难说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中国乒乓球队男子名将陈龙灿，也对记者说出了“让球”内幕。他说：“拿我来讲，既让过别人，别人也让过我。”
陈龙灿说，一九八八年六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赛上，江嘉良“让球”给他，使他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
内中的原因是江嘉良当时突患感冒，发烧到三十九摄氏度。在半决赛时与队友陈龙灿相遇。江嘉良身为男队队长，主动提出“让球”给陈龙灿，因为“陈龙灿年轻，士气正旺，让他去和外国选手争夺冠军，把握要大一些……”陈龙灿以为：
“让球问题，乒乓球运动员难免不遇到，也难免不感到遗憾和痛苦。但是，人家让了我，我永远记住，如果以后再轮到我让，我就像阿江那样通情达理，气量豁达，首先考虑国家和集体的需要。”
当然，陈龙灿所举的江嘉良“让球”给他，是为了打外国选手，并不是指他和江嘉良争夺冠亚军。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名将焦志敏则直言不讳地站出来反对“让球”。她认为，一次次的“让球”，“让”得她太伤心了！
后来，焦志敏和何智丽一样，出于对“让球”的极度反感，离开了中国乒乓球队……陈静、何智丽“让球”的真相这一回，由于何智丽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东山再起，中国报刊于是又重提“让球”，重提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老账”。
夏娃在《中国体育报》上所发表的《何智丽当年“受委屈”真相》一文，提及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时，何智丽曾接受陈静“让球”的“往事”：“二月二十八日，女单争夺进入八进四阶段，上半区削球手管建华迎战朝鲜队李粉姬，何智丽对陈静。当时的国家队总教练许绍发、女队主教练张燮林等人在赛前匆匆碰头，认为管建华如果赢不了李粉姬，由何智丽去打李粉姬更稳妥一些，于是决定让陈静放何智丽上来，负责做陈静工作的张燮林在忙乱中竟把这件事给忘了，当陈静以二十一比十九先胜一局后，何智丽急得一个劲提醒教练请陈静让给自己，张燮林马上在中局休息时通知陈静。再度上场后，陈静以十五比二十一、十四比二十一、十五比二十一连输三局，何智丽方以三比一获胜进入半决赛，这表明，何智丽是接受让球的。
”何智丽读了夏娃的文章，对笔者说：“现在，中国有些报刊说我在三十九届世乒赛上‘接受’陈静的‘让球’，这很荒唐。因为陈静那时输给我几十次，从未赢过我，我干吗要‘接受’陈静的‘让球’？其实，关于这笔“老账”，倒是当年的报道写得清楚、准确：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女子单打争夺半决赛权的一对选手是何智丽对陈静。中国队教练已内定让对付外国选手更有经验的老将何智丽出线，因为考虑到新秀陈静过去从未胜过何智丽，于是赛前没有向她俩交底，这也为何智丽、陈静后来因让球发生的龃龉埋下祸根。
年仅十九岁的陈静是一把“左大刀”，打起球来虎气逼人，比赛时往往有超水平发挥，连教练也称赞她是“比赛型”选手，往往打“疯”了，任何人都不是她的对手。陈静刚刚在团体赛上与队友合作夺取了考比伦杯，气势正盛，碰巧在何智丽之前，她又轻松打掉了有“乒坛外星人”之称的世界名将、日本的星野美香，大有说不可挡之势。
果然，与何智丽的比赛一开始，陈静打得异常出色，第一局以凌厉的快攻结合变幻莫测的发球压住了何智丽的两面攻，以较大的优势获胜。教练意识到何智丽要输了，第一局比赛刚结束，赶紧把陈静叫到一边，说：“陈静，我们事先没通知你，这场球我们已决定让何智丽出线，后三局你必须让……”陈静本是憋着一股劲去夺盖斯特杯的，教练的临时决定使她大感意外。但她早就接受过中国队内有关让球的“传统教育”，而且她又是初次参加世乒赛，对启用她的教练怀有感恩戴德之情，迟疑了片刻，她便轻轻地点点头：“我知道了，会执行的……”。说罢，她抿紧了嘴唇，用球拍猛烈地扇了扇风，．平息了激动、纷乱的心绪，在后三局比赛中，“干净利落”地输给了何智丽。而何智丽也许还蒙在鼓里。这篇报道还写及当时何智丽对于陈静“让球”的反驳：何智丽本人因抗拒让球受到某些人的冷遇，但她又断然否认陈静让球给她。何智丽说：“陈静从未在正式比赛中赢过我，根本不存在她让我的事情。”
这话深深刺痛了陈静的心，她想申辫，却又拿不出明显的证明。因为她过去的确未在正式比赛中胜过何智丽，也因为教练只通知她让给何智丽，并没有将此事通知何智丽，已经被让球的遗恨折磨多时的陈静，受伤的心灵又抹上一层盐……《春秋》杂志这篇当年的报道表明，在何智丽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胜陈静时，何智丽自己都还“蒙在鼓里”，所以“断然否定”陈静曾经“让球”给她。
当然，后来何智丽知道了陈静“让球”之事。
其实，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不论是陈静因“让球”给何智丽而造成陈静委屈，或是因何智丽不“让球”给管建华而造成管建华委屈，归根结底，这种运动员之间的芥蒂的产生，是由于中国乒乓球队实行“让球”这种人为的、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错误做法所造成的。
光是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由于“让球”或不“让球”，就造成了陈静和何智丽、何智丽和管建华之间深刻的人际矛盾。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乒乓球队那数不清的比赛中，今儿个叫张三“让球”给李四，明儿个叫李四“让球”给王五，不知在教练与教练之间、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造成多少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