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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原罪问题，并不是法律概念和社会学概念，最初只是一个宗教概念。
《圣经》中也没有原罪一词。西方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是原罪教义的主要奠基者，但明确提出原罪（拉丁文peccatum originale；英文original sin）一词的人是中世纪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罪的神学》一书中对此的定义后来广为人知：“原罪……就是那从一人入了世界，又传给众人的罪，也就是那使婴儿也必须受洗的罪……虽然为数只是一个，但若把他加以分析，就可看出许多种不同的罪包括在其中……”后来，另外一位神学家加尔文进一步将原罪简明扼要地定义为“遗传的堕落和我们天性中的*”。
当然，原罪论并不是奥古斯丁个人的体验和冥想结果，而是他对《圣经》和教会教义中关于“沦落”、“罪”等问题的发展。原罪是由人类始祖亚当在违背上帝意志、偷吃“禁果”后犯下的。自亚当以后，人一出生就带有“原罪”。它是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先知告诉我们，罪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它就存在于人内心之中，存在于人的生存之中，成为生存的否定性力量。
也正是圣？奥古斯丁等中世纪的神学家，把原罪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了社会和经济领域，认为私有财产起源于原罪。圣？奥古斯丁在《对圣约翰的评论》中指出，在人类尚未堕落时，亚当吃禁果之前，并无私有财产，是原罪引来了贪欲，使人们在耕种土地时为“你的”、“我的”而争斗，私有财产于是产生了。
在犹太教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比喻：原始之罪常常被比作“原始资本”或“本金”，而“个体之罪”则常常被比作“利息”。
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资本在其原始积累过程中，通过“对小生产者的野蛮剥夺”以及“对新大陆的血腥殖民”，将原本有限的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充满了有形与无形的暴力，因此才有了“资本的原罪”。以至于*在其《资本论》中愤怒地批判：“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也有神学家坚持，上帝的创世才具有第一原初性，罪只有第二原初性。与上帝创世时赋予人的最初的善性相比，人的罪性可谓是第二天性。但是，人处于沦落状态中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却不再是第一天性，而是第二天性。与沦落的现实相比，人的第一天性，即原初之善已经变成一种潜能，在历史上要上溯到无限遥远的过去了或推迟到未知的将来。所以刘宗坤在其《原罪与正义》一书中如此叹惜：“人的沦落昭示了生存始于一种悖谬，即人对向善的无力。人性之中的善根，在人的自由选择中乃如狂风中之芦苇，罪恶则是充满诱惑的奥秘，似乎在等待人们不惜代价去寻求。”
对于几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原罪问题是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信仰问题。“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经·诗篇》）。黄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这种宗教仪式，其本质就是对这种原罪的认服。法国思想家巴特指出，“做一个宗教的人意味着做一个内心矛盾、失衡、不和谐的人”。在时代的风浪中，黄氏兄弟如脆弱又韧性的芦苇，起伏跌荡中，人性的善与罪共存不悖并交替闪现。他们既有勤奋、坚韧、大胆、聪明、慷慨、温和的一面，也有贪婪、冒进、吝啬、无情、蒙昧、强硬、侥幸的一面。他们的生存，成为这两种性格和力量的角斗场，并永远激荡着汹涌的波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原罪问题（2）
而到了19世纪，近代神学开始抛弃遗传论的原罪论，引人注目的是施莱尔马赫行。他指出：原罪的传播不是通过肉体，也不是通过灵魂，而是通过社会。这和中国的传统认识十分接近。孔子在《论语·阳货》中阐述他的人性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就是人的天赋素质相近，而个性差异是后天环境习染所造成。当然，在近代神学观念中，“孟母三迁”似的中国智慧只是徒劳，因为浸染原罪的社会和环境是无处不在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正如前文所述，从地理环境来看，潮汕地区算得上是穷山恶水，生存条件十分有限，这方水土养活不了这方人，大家只能另寻生存的非常之法，或者冒着极大的风险偷渡香港或远走南洋。查阅此地的相关历史，我们看到，潮汕这块荒蛮偏避之地，在古代有过叛军和流放之徒，在近代闹过海盗和革命军，在现代更盛行走私、投机倒把的行为及一些群体性事件。这些人与事，都在挑战着当时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长。
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人都出生在贫困的家庭。黄光裕的父亲曾一度受到别人的欺负和歧视，而许钟民的父亲更是长年陷身于大狱之中；黄秀虹因交不上学费而不能及时领到课本，而许钟民则被元的学费整整羞辱了一个学期；黄家请人到家里吃一顿饭还得临时借米赊菜，而许钟民更是家徒四壁、连一张门床都没有……极度的贫困不是让人萎顿绝望，就是让人偏激不安。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但对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穷小子来说，显然是此路不通。剩下的便只有偷渡、走私、投机倒把等充斥着原罪的旁门左道。贫困是一条恶犬，把走投无路的少年们赶上了不归之途。
在贫困与不安中泡大的黄氏兄弟和许钟民，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这种时代的转折点上，建筑新的秩序还遥遥无期，旧的秩序却仍如沉重的枷锁一样套在人们的脖颈上，大家在这片混沌无序的地带左冲右突寻找着出路。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喜欢讲这样一则现在听起来几近荒谬的故事：在1980年代初，政府还在为农民进行异地的长途贩运究竟算不算投机倒把而阴晴不定。《人民日报》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肯定长途贩运对搞活经济有好处，但不久后，便接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批评，只得再发一篇文章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否定。又过了一段时间，政府的态度开始明朗，《人民日报》于是发了第三篇文章，再次对长途贩运进行了肯定。
就连长途贩运这样一件小事都经历了数次的反复，更惶论其他。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才明确提出“改革无禁区”。而在改革初期，一切属于摸索、试探阶断，可以说到处是禁区、到处是雷区。如果探索成功了，则会被视为先驱、功勋之士；如果探索失败了，那么连烈士恐怕都算不上，甚至有些人成了罪犯、亡命之徒。但时代要前进，需要这样的勇士和“死士”去冲锋陷阵。
1982年出现的柳市“八大王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八大王”之首的“电机大王”胡金林，是当时被当地政府在对经济犯罪进行严打的运动中内定为十个被枪毙的人之一。察觉到风声不对的胡金林连夜潜逃，甚至在《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两年后他仍然被抓捕归案，但已经躲过了风口浪尖。他不但挽回了一条性命，更是在被捕后的第66天戏剧性地被宣布无罪释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胡金林从当初的一个全国通缉的“罪犯”，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功臣和标志性人物。
正如韩国的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所说，“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在草莽中成长起来的黄氏兄弟，对原罪诱惑的接受或抗拒自然构成了黄氏兄弟的精神内核，而由此内核所散发出来的外在性格，则劲透着一种强烈的江湖习性。在以后的创业生涯中，他们靠着这种江湖习性去打拼，并在原罪的困扰中数度沉浮。
引言
“还有哪一个城市比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更大、更繁华？”
在内蒙古呆了一个月以后，黄光裕对此地开始感到有点厌倦。他觉得，广阔的内蒙古人烟稀少，不够繁华，于是询问大哥黄俊钦，有没有更好的选择？黄俊钦想了想，回答道：“太原、上海，还有北京。”
黄光裕拿出地图来一查，发现北京果然很大，应该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了。于是他带着几百块钱，一个人毫不犹豫地跑了过来。
这一年他17岁。一年后，在这个很大很大的地方，黄光裕和大哥黄俊钦一起创办了小小的国美电器店。
兄弟俩常常想起母亲小时候给他们讲的一个《圣经》故事：有一位主人要出门远行，临行前给了自己两个奴仆每人一块钱。等到主人回家，第一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我的一块钱，我还没动，把它埋在地下怕弄丢了。主人听了大怒：我把钱给你，你却不拿出来用，你是一个又懒又蠢的恶徒！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我的一块钱，我觉得不能把您留下来的东西全吃光了，就找了点小生意做了。主人听了很高兴：你能用一块钱赚出这么多钱，而且还不损失家里原有的财产。于是，主人处罚了那个把钱藏在地下的仆人，却重奖了用钱生钱的那个仆人，并让他掌管更多的事情。
这个故事让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俩明白一个道理：人要努力工作，用好手头上的钱，去赚更多的钱，取得可观的回报。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看得起你。果不其然，十几年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为了中国首富家族。
血气方刚的黄光裕发现，北京是他喜欢的城市
1985年10月10日，黄光裕第一次离开小小的凤壶村，跟着哥哥黄俊钦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来到了3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这一天，距离他踏出校门才短短几个月。他必须迅速学会融入社会，适应凤壶村以外的世界。
黄光裕第一次在内蒙古待了45天，后来在1986年初又去了一次，待了将近1个月。但他显然不喜欢内蒙古……因为这是一个充斥着义气、却缺乏商业规则的地方。“他们不好驳你面子，说些大话，但又做不到承诺的事情，所以是带着仗义的欺骗。我喜欢说过的话就算话，要有一个交代。”
1986年春节前夕，黄光裕利用回老家探亲之机，顺道在北京停留，考察这里的市场。一个寒冷的黄昏，列车把昏头昏脑的黄光裕丢在了北京站冷漠的站台上。对于一个17岁的外地穷小子来说，北京是一个冷漠的大都市。挤出车站大门，黄光裕不知何去何从？一个“好心”的三轮车夫凑过来，说能帮他找一个便宜、舒适的旅馆。结果转了好半天，直到天色漆黑，才总算找到了一家五毛钱一晚的小旅馆，但车费却花了一块钱。
第二天一早，黄光裕从旅馆爬起来，才发现自己就在北京站附近。原来那个三轮车夫故意拉着他从北京站到东四、又从东四回到朝内小街，整整绕了一大圈。
对于这个17岁的南方少年来说，仅仅在半年前，小小的凤壶村还是他的全部世界，现在却突然陷身于如此巨大的城市，自然有一种迷茫的感觉。从早晨到下午两三点钟，渺小如粟的黄光裕在北京站周围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买卖做？
但少年的血气方刚往往能融化任何事物表面的寒冰。黄光裕发现：这是他喜欢的城市。他很快在这里结识了一大批愿意对他这个异乡小老弟提供帮助的朋友，于是他留了下来。这里成为他日后事业的大本营和主要的商业战场。
也是在这一年，黄光裕的老乡许钟民也来到了北京。与黄光裕的寒酸相比，许钟民已经在财富的油锅里经过了一个轮回的煎熬。早在1983年左右，18岁的许钟民便因为贩卖大米发了财，拥有了汽车、摩托车、几十个工人和几十万的“巨额”财富。“富贵不归故里，犹如锦衣夜行。”许钟民此时也犯了项羽小富既安的错误，拿着这笔钱回到家乡办服装厂去了。因为缺乏经验，他的“第一桶金”很快就泥牛入海了。许钟民又回到了起点。
正当他痛苦的时候，有人向许钟民推荐了一条谋生之路……拿着潮阳县企业各式各样产品的样品簿，去到全国各地进行产品推销。考虑到广东周围的市场已经都被占领了，许钟民想跑到北方远一点的地方去推销。他在广州上了火车，却发现车厢里到处是拿着样品簿去全国各地推销的潮汕人。众戚戚不如独乐乐！火车还没到武汉，许钟民就已决定放弃。
在武汉下了火车后，一位做大米生意时认识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做录音带的生意。在那个年头，时尚青年们都在邓丽君、龙飘飘、程琳、张蔷等的流行歌曲中“烂醉如泥”。当时湖北省的襄樊市也看准时机建了一个磁带厂，每月盒式磁带的产量高达60万，但因为没有市场意识，销路一直不畅。许钟民于是主动充当了推销员，帮他们去北京销售磁带。他继续北上，但初衷已改。
似乎和黄光裕事先约好似的，几乎都在1986年初的同一时间，许钟民来到了北京。他迅速打开了销路，据说，在那几年他光靠卖磁带，一年居然能挣几十万！ 1991年，他对磁带的原料、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整合，同中国唱片总公司合资成立了一个材料加工厂，摇身一变成了音像原材料的供应商。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一天傍晚，许钟民坐车路过北京展览馆，见那里正在举办一个演唱会，出于职业敏感，就下车买了一张票走了进去。许钟民对那次演唱会至今记忆深刻，因为它改变了他的一生：“那是郭峰的作品演唱会，我看到很多着名歌手都唱他的歌，感触很深，觉得他才比我大两三岁，怎么这么牛？心里暗下决心：我要成为一个唱片公司老板！”
志向决定命运！1994年，许钟民果然成立了京文唱片公司，与百代、华纳等五家大唱片公司合作，并将“格莱美”等欧美唱片引入了中国市场，唱片公司旗下有韩红、雪村等知名歌手。有意思的是，当初那个让他暗自羡慕的偶像郭峰，后来也成为他唱片公司里的签约歌手。
1986年9月26日，正当黄光裕和许钟民还在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奔波时，上海工商银行推出了代理股票现货买卖的业务。那时上市交易的只有延中实业和飞乐音响两只股票，当天共卖出1500余股，约8万元。新中国成立不久后，视为投机行为和资本主义特征的股票便消失，但改革开放后又悄然回来了。而十几年后，它将成为黄光裕财富增值的利器。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年的5月9日，郭峰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策划了一场引起巨大轰动的活动：《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内地128名歌手集体亮相舞台、共同献唱一曲《让世界充满爱》。也就是在同一台演唱会上，穿着黄军装、挽着裤管的中国“摇滚之父”崔健，代表这一代的年轻人吼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自卑和愤怒：“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当命运之神开始垂青许钟民时，黄光裕却仍在崔健的《一无所有》里挣扎。但离这个世界爱上黄光裕，只剩不太长的一段时间。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1）
1986年，整个中国的天空中弥漫着躁动不安的空气。在这一年的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第一期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第二次成为该刊的封面年度人物。专访的题目冠以《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文章如此评论*：“他是一位彻底的务实主义者，向来不太注重名称，他最着名的一句话是一个朴实的比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如同一道“密旨”，怂恿着大批躁动不安的人开始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就在这一年，远在乌鲁木齐的唐万新，在高考落榜后，用仅有的400元创办了一家叫“朋友”的彩印店；还在北大无线电系读书的王志东，没等毕业就跑到中关村去打工，常常白天在街上兜售盗版软件和二手电脑，晚上跑到阴冷的地下室去听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歌朗诵会；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杨元庆，还没等分配工作，便跑到北京中关村投奔了柳传志，加入了推销倪光南发明的中文电脑的队伍中……
17岁的黄光裕却与“朦胧诗”绝缘。在他少年老成的心里，清晰地刻着两个字，那就是“生存”！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千寻万想后，黄光裕瞄准了服装生意。他决定孤注一掷，把自己在内蒙古和刚来北京最初几个月做生意赚的几万块钱全部拿出来，从广东订了一批服装。想不到的是，很少亏本的黄光裕，这次却彻底搞砸了。由于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服装的尺寸、型号、款式他没有摸准，结果这批服装在北京兜售了大半年，却基本还是原封未动。
死马当活马医。自己卖不动，黄光裕便想办法找人代销。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找到了一家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国营服装店。这家名叫“国美”的服装店分上下两层，总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因为不用预付款，卖不掉还可以退还，没有一点风险，服装店的负责人乐意帮这个忙，于是让黄光裕在店内找了个角落挂上了他的积压服装。
来来往往之间，黄光裕便和服装店负责人熟悉了。因为这个服装店生意也不是特别好，想要承包出去。黄光裕一听到这个信息，心里开始活动起来，他对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做生意已经有了一点厌烦，正想找一个据点让自己从行商变成坐商。
但黄光裕拿不下主意，也没有谈判的经验，于是把尚在外地的大哥黄俊钦请了过来。1986年10月底，黄俊钦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和服装店负责人进行了谈判。最后兄弟俩决定冒一次险，用东借西贷的3万多块钱，把这个店面盘了下来。合同期限最初是3年，并且规定门店名字使用权归黄氏兄弟所有。
1987年1月1日，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的国美服装店正式开张营业。这也标志着两人正式创业的第一步。
因为对服装不太内行，所以刚开始2个月内，店里一边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