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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举办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国际清算银行于每月的第一个周末在巴塞尔举行西方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的行长会议，商讨有关国际金融问题，协调有关国家的金融政策，促进各国中央银行的合作。
中国与国际清算银行的关系
我国于1984年与国际清算银行建立了业务联系，中国人民银行自1986年起就与国际清算银行建立了业务方面的关系，办理外汇与黄金业务。此后，每年都派代表团以客户身份参加该行年会。国际清算银行召开股东大会，中国人民银行邀请列席，并以观察员身份多次参加该行年会，这为中国广泛获取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信息、发展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场所。中国的外汇储备有一部分是存放于国际清算银行的，这对中国人民银行灵活、迅速、安全的调拨外汇、黄金储备非常有利。自1985年起，国际清算银行已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1996年9月9日，国际清算银行通过一项协议，接纳中国、巴西、印度、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为该行的新成员。香港回归之后，其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地位保持不变，继续享有独立的股份与投票权。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加入国际清算银行。我国中央银行加入国际清算银行，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实力和金融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同时也有助于我国中央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进一步增进了解，扩大合作，提高管理与监督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1月正式加入国际清算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是该行亚洲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周小川行长目前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中国认缴了3000股的股本，实缴金额为3879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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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疗法”是与非（1）
“休克疗法”这一医学术语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引入经济领域。休克疗法的最早提出，是萨克斯被聘担任*政府经济顾问期间所为。*是南美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国，由于长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政府经济政策失误，由此引发的经济问题大量积累而又得不到解决，终于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1985年*政府的预算赤字达4859万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3，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1984年的外债为50亿美元，应付利息近10亿美元，超过了出口收入。1980—1985年期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30％，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是面对这样一种严峻的经济形势，受聘于危难之际的萨克斯，大胆地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压缩政府开支，取消补贴，放开价格，实行贸易自由化，通过货币贬值实现汇率稳定，进一步改革行政和税收制度，将部分公营部门和企业民营化，重新安排债务和接受外援等等。由于这套经济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甚至会导致出现“休克”状态，因此，人们借用医学上的名词，把萨克斯提出的这套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的经济纲领和政策称为“休克疗法”。
概括地说，休克疗法是针对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状况，从控制社会总需求出发，采取严厉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度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以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这种政策调控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质。因为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需要控制过旺的社会总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会总供给的有效增长。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证明，前者在短时间内容易实现，后者却需较长时间花大气力方能见效。由于休克疗法的调控重点放在社会总需求上，加之实施措施的力度较大，所以极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是休克疗法在*产生奇效的奥秘之所在，也是休克疗法原始含义之精髓。
“休克疗法”与渐进方式的区别不在于转轨的内容和目标，而在于改革的顺序和力度。具体而言，在宏观政策方面，“休克疗法”紧缩财政更为严厉；在经济自由化上，“休克疗法”主张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价格、外贸的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在私有化方面，强调迅速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
波兰成功了
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政府上台后推行市场经济，波兰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近20年来，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4％，被公认为是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波兰最早在包括俄罗斯内的东欧国家中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也就是广为人知的“休克疗法”。
1989年的波兰，经济形势严峻，商品极度匮乏，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高达2000％，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外债高达490亿美元，国家几乎丧失支付能力。1989年初在波兰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95％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形势“极差”；85％的家庭经济状况恶化。
“休克疗法”是与非（2）
1989年9月，在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巴尔采罗维奇的建议下，波兰团结工会政府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建议，对经济采取了“休克疗法”，也被称作“巴尔采罗维奇纲领”。“纲领”指出，对波兰的经济必须进行根本的体制变革，主要措施包括：改变所有制结构，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改革国家财务制度；改革银行体制；开辟资金市场；建立劳动力市场、贸易自由化等。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类似发达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新的改革方案于1990年1月1日正式实行。波兰不仅开启了东欧经济转轨的先河，而且对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成为了东欧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
由于“休克疗法”几乎是将整个经济“大厦”推倒重建，“治疗”带来的阵痛是难免的，波兰1990—199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20％。萨克斯把这一阶段称作“充满眼泪的河谷”。但是波兰经济转型衰退期最短，仅仅持续了不到3年，1992年便实现了26％经济增长，成为中、东欧地区最早实现经济恢复增长的国家。1994年，波兰成为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转型前水平的转型国家。从1992年至今，波兰经济一直保持增长势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1547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6334美元。维也纳经济比较研究中心称波兰为“欧洲正在腾飞的雄鹰”。
波兰经济转型能够如此迅速有效的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为经济转型奠定了社会基础。波兰实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期间，先后进行过3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其中1986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革”意义尤为深远。因为它企图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框架，提出企业实行“独立自主、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方针，大胆引进了市场机制。但是这一改革设想未全面铺开就夭折了。改革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大方向有误，而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允许。实际上，这是动员社会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有益尝试，为后来经济体制的转型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在东欧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
其次，“休克疗法”的成功实施，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扫清了道路。“休克疗法”取得的积极成果是：第一，消除了短缺经济，变卖方市场为买方市场；第二，消除了价格扭曲；第三，迅速向国际市场价格靠拢。若没有“休克疗法”，波兰经济也许不会迅速走上发展道路。
最后，国营企业稳步实行私有化，私营经济开始发挥主力军作用。同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波兰的私有化不但有序，而且彻底。从“小私有化”入手，将小型的商业和服务业首先实现私有化，而后全面铺开。同时采取了“靓女先嫁”的政策，把那些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在征得职工同意后，或拍卖，或转让，实现私有化。
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波兰经济腾飞的关键是最具活力的经济部门和行业实现了私有化，使经济能量聚集在私营成分之中，填补了放弃计划经济后出现的空白。当国营经济成分还在为克服严重亏损而苦恼时，私营经济却大显神通。另外，在苏联控制波兰期间，波兰的土地仍然一直保持着私有，当东欧一些国家难以驾驭农业私有化时，波兰农民已经对私营农业驾轻就熟。这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私有化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波兰经济转型的成功与欧盟分不开。由于波兰处于中、东欧，与德国接壤，所以受中西欧国家的影响比较大。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波兰很快就恢复了与西欧国家的经济联系，双方的关系瞬间升温。在波兰经济转型过程中，来自西欧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波兰目前是东欧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流入成为刺激东欧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
“休克疗法”是与非（3）
波兰经济转型前，华沙满街都是苏式样板楼，这些楼房质量不高、颜色单调。现在，华沙的建筑风格丰富了起来。如今波兰采用了和德国一样的建筑标准，建筑材料和工艺都很先进。16年前波兰只有1/3的家庭有私家车，如今有车的家庭达到了2/3。1993年有73％的人感到日常生活拮据，现在这个数字不到1/3。存款超过18万美元的波兰人数每年增长10％，是全球平均数的2倍；存款超过3万美元的波兰人数每年增长15％，是全球平均数的3倍。
俄罗斯失败了吗？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让新总统夙兴夜寐、坐卧不安。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从1991年全面铺开激进的改革方案到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下台，短短两年功夫，“休克疗法”在俄罗斯走完了从大红大紫到人人唾弃的过山车历程。隔着转轨国家10余年的辛苦路回头望，俄罗斯在壮士断腕之后，多少显得有些无奈和苦涩。
“休克疗法”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与“主义”无关，其目的在于纠正经济失衡、稳定经济而不是改变经济体制，这与现在把“休克疗法”泛称为变革经济体制的一切激进做法并不相同。现在看俄罗斯当时的经济改革，舆论都把“休克疗法”列为转轨过程中的第一大失误。但是，平心而论，当时难道还有更好选择？首先，彼时的俄罗斯刚刚成立，社会中蓄积着一股巨大的要求清算过去、否定过去的民众心理亟待释放，经济上面临“经互会”大家庭经济空间与联盟统一经济空间双重解体的冲击，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0％以上，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外债达800多亿美元，生产持续下降。经济失衡已经到了无论什么“主义”者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以遏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的的“休克疗法”大概谁都难以抵挡诱惑。像盖达尔说，“到了1990年秋，很明显一场危机就要爆发了：整个制度已经成为碎片，我们生活在毫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之中。一场革命就要来临，就像布尔什维克和法国公民一样。在这种背景下，有秩序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唯一剩下的就是如何对付危机”。
其次，盖达尔的“休克疗法”也许确实很糟糕，但别的办法是否更好也很难得到证明。虽然波兰、捷克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搞了激进改革取得很好的转型成果，但是没有搞“休克疗法”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如今的经济状况也不比俄罗斯好到哪里去。以波兰为例，1990年实行“休克疗法”，结果导致全国大*。瓦文萨以工人代言人姿态，获得743％的支持率上台，更换了不受欢迎的政府，结果却把“休克疗法”政策维持下来，成为东欧以反对“休克疗法”上台，上台后却大力推行“休克疗法”政策的第一人。以后东欧国家又不约而同地相继实行“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在东欧遍地开花。
第三，任何一种改革方案都不是“万能药”，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有其特定的指向和发展逻辑。“休克疗法”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有独特的疗效，这是大家明明知道它是个火坑，偏偏还一个接一个往里面跳的原因。但这只是一项技术措施，对于经济社会转轨的体制性问题，“休克疗法”力有不逮。体制出了问题，“休克疗法”只能延缓矛盾，而不能根治矛盾，过一段时间，矛盾还会以更加严厉的形式暴露出来。经济社会转轨是涉及全面、综合的配套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短期内难以奏效。不加区别地将稳定宏观经济与完成经济社会转轨混为一谈，必然导致将解决前一任务的方法，误用来解决后一任务的结果。
第四，无论是激进还是渐进的改革方案，在执行上都应该从一而终，不能一会儿激进，一会儿保守，毫无逻辑可言。盖达尔上台后，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货币紧缩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但是到了1992年夏，俄议会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要知道，这时距离实施紧缩政策不过一年时间，俄国人们并未失去对“激进改革”的期望。俄罗斯的悲剧就在于反反复复，紧缩不彻底，放松也不彻底，都是几个月的事儿，“等于说从来没真正彻底搞休克疗法，但又始终一直处于休克状态”（秦晖，2004）。
杰弗里？萨克斯在兜售“休克疗法”时，曾指出转轨主要是解决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三个问题。自由化可以看作为市场经济建立一套竞争规则；私有化解决进入市场条件下的产权初始配置问题；稳定化是要解决原来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经济失衡问题，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对于这三项任务，一般认为顺序首先应该从私有化入手。只有解决私有化，市场解决才有竞争的基础，经济稳定才能持续。理论上如此，但实际中全都变成了先稳定、后改造的步骤。私有化的滞后，导致了改革后续难以推进，也引发了一系列改革设计者始料不及的后果，集中地表现为改革的“二度阵痛”。
如果把责任都推到“休克疗法”身上，就难免简单化了。把“休克疗法”视为一场西方国家搞跨俄罗斯的阴谋，也未免低估了俄罗斯人们的智慧，高估了西方国家那些阴谋家的水平！《货币战争》把“休克疗法”看作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的阴谋，更是经不起推敲。
“常春藤联盟”统治世界（1）
很多美国的学院与大学都属于一些特别的联盟，每个联盟的学校在体育和学术的一定范围内，能够互相合作。“常春藤联盟”就是这类联盟中的一个。据称，因为美国最古老、最顶尖的学校建筑物往往被常春藤所覆盖，一位纽约撰稿人在1937年创造了“常春藤联盟”一词。1945年，美国东北部8所大学的体育教练签署首个“常春藤协议”，为8支参赛的橄榄球队设立了各种标准。这项协议在1954年被扩展到其他所有的运动，这一年被认为是“常春藤联盟”正式诞生的年份。
这8所大学包括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耶鲁大学。每所院校除了历史悠久的特点外，还是全世界接受捐款最多的、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与师资的院校，因此它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众多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母校。目前，“常春藤联盟”被用来指代这些学府所共有的学生素质、教育价值观、质量标准、办学传统与特色等。所谓的哈佛人、耶鲁人和普林斯顿人，即意味着爱好运动、公正、勇敢、谦逊、富有人格魅力以及领导能力。
哈佛大学，“常春藤联盟”学校之一。
事实上，“常春藤联盟”校友在美国占据的不只是联邦最高法院，布什政府的许多在职、卸任官员以及国会议员都有“常春藤”的背景。布什总统父子都在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小布什还取得哈佛大学商学院商业管理硕士）；副总统切尼也曾在耶鲁大学就读；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联储候任主席伯南克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除此以外，前总统克林顿和他的妻子希拉里都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校友，而2004年大选中败北的*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也毕业于耶鲁，前副总统戈尔同样是“常春藤”打造的“精英人士”。除了政界，美国诸多跨国公司的总裁、华尔街经纪人、媒体主持、律师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无不与“常春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常春藤”校友驾驭了美国各个行业，统治了整个美国。这些名校校友都有强烈的“一荣俱荣”的互相照应心理。例如，阿利托昔日在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日前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声援阿利托。
在“二战”前，统治美国的精英阶层被称为“瓦斯普”（WASP，是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缩写）。当时的“常春藤联盟”，大多在美国东北部的少数贵族私立学校中招生，形成从贵族寄宿学校到常春藤名校到“常春藤联盟”名校的“一条龙”教育体系。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履历就代表了当时名校的理想择生标准：出身于新英格兰地区“瓦斯普”世家，在私立贵族学校学习；更关注的不是学习，而是课外活动和社交生活；考入大学后，热衷于进入学校的报社，参加一些秘密俱乐部（如“骷髅会”等），以此建立广泛的人脉和社会影响力。
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常春藤联盟”开始以学生的学术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为录取的主要标准，强调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使得“智力阶层”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