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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一间专门供汉克和妻子（ 当他的妻子跟他一起旅行的时候），还有他们爱犬使用的主卧室。为了避免打扰汉克，如果其他人在半夜想要使用卫生间，就不得不去飞行员的卫生间。可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汉克会直接告诉我，“不用担心打扰我，直接去用就好了。”
大多数AIG 执行官们都会尽量避免跟格林伯格一起飞行，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在旅行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情，而跟汉克一起旅行却意味着会接到更多的工作，有时甚至会受到一顿训斥。记得有一次，我去欧洲出差，碰巧当时汉克的飞机也在那里。其他跟汉克一起飞去东欧的执行官们都各自去处理自己的工作了。我去见了汉克，他问我是否要回美国。当时正是周末，我说我从来没去过布拉格，所以很想去一趟那里。
“我不想一个人飞回去。你跟我一起走吧。”他说。他并没有批评我想去布拉格玩一趟，也没有责怪我要浪费公司的钱搭乘返程航班——我想，他可能只是觉得我可以不照原定计划，他一起回去罢了。我还记得有一次跟他一起从欧洲飞回纽约时的情形。如果说跟格林伯格一起旅行往往会带来更多工作的话，那么那次旅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基本上，在整个飞跃大西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不停地做记录，等到飞机最终在泰特博罗（Teterboro） 着陆的时候，我的本子上已经记满了新的工作。然后我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最终完成这些任务。汉克这个人的思维方式非常奇怪，当他看不到你的时候，他并不会想出这么多工作，而且可能也没有时间去想出那么多任务。可只要跟你在一起待上一会儿，他就会不停地告诉你，“罗恩，为什么不看看这个问题呢？你想过……吗？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你觉得呢？给……打个电话。”只有当说完这一切之后，汉克才看起来有些放松了。他总是在不停地跟飞行员交谈，总是在比较飞行计划、路线等等。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华盛顿做一趟短途旅行。飞机即将着陆的时候，当时正是夜间，华盛顿的各种纪念碑灯火通明，漂亮极了。汉克说道，“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工作我愿意做。”我根本不需要问，“什么工作？”肯定不是中情局的副局长，因为我知道他以前曾经拒绝过这份工作。
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6）
在华盛顿，最让人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可以跟汤米·克卡兰一起工作。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克卡兰的情景。克卡兰、扬曼，还有罗威三个人的办公室几乎占据了华盛顿市中心的一整个街区。可当我前去拜访克卡兰的时候，他的大多数办公室已经是空空如也了，他也已经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期。
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吩咐接待员让我在接待室足足等了半小时，然后把我带进了一件挂满了跟华盛顿所有重要人物的合影的巨大办公室。大约45 分钟之后，克卡兰一边走进办公室一边说：“跟我来，小伙子，”然后他带我走进了另外一件同样挂满了照片的巨大办公室。大约10 分钟后，他又告诉我：“稍等，我要离开一分钟。”最后，又过了大约20 分钟之后，他带我走进了一个跟前两个办公室类似的办公室。“好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他问。还没等我开口，他的秘书就探进头来，说有个电话。克卡兰拿起了电话，开始跟一位他称为“副总统先生”的人聊了起来。几分钟过后，秘书又探头进来，“另外一条线。”他又接通了另外一条线，把话筒放到自己的左耳上。然后他把两个话筒捂到自己的胸口上，悄声地告诉我，“是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人物时的经历。我当时还只是个来自纽约的毛头小伙子。不妨设想一下克卡兰当时留给了我怎样的印象。毫无疑问，非常震撼。最近我发现有一位AIG 的同事跟克卡兰交谈的时间比我还要长，他说他永远不会低估这位“柯克兰先生”，而且他相信电话另一端真的是副总统和参议员多数党领袖。
克卡兰曾经参加过主业会（Opus Dei ，一家天主家的世俗组织，最近因为《达芬奇密码》而名声大噪。——译者注）。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不要付钱给我，直接捐给主业会就可以了。克卡兰非常不喜欢别人对自己的谈话进行录音。这可能是因为他经常会进行很多游说和其他具有争议性的活动吧，比如说他有时会代表某家公司的利益，有时又会代表政府试图去影响最高法院。正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当我开始接触克卡兰先生时，他的年纪已经大了，所以经常会闹出一些既好笑又让人有点感伤的例子。比如说有一次，他从一个公用电话亭给我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那端大叫：“小伙子，给我回个电话。”说完就挂了电话，结果连个号码也没留给我。又过了几分钟，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给他回电话吧，后来克卡兰向格林伯格抱怨，“那个刚来的小伙子居然没有给我回电话。”随后格林伯格就会向我抱怨，然后我就会解释一番，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马特·尼梅兹告诉我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故事。当马特负责帮助凯雷州长完成过渡时期工作的时候，他曾经接到过克卡兰的电话：“马 特，我现在代表AIG 跟你通话，我们想跟你和新任州长讨论一下下届国家保险局局长的人选问题。”“没马特说他手头正忙。于是克卡兰说道，关系，记下这个号码，等你有时间的时候再给我回电话吧。这是时代广场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我在这里等你消息。”他可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当时又是冬天，所以马特立刻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并最终确定了一位汉克和其他人都感到满意的保险局局长。马特告诉我他真的很怀疑克卡兰当时是否真的在时代广场的电话亭，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这套把戏真的让我立刻替他安排见面时间，把他请到了办公室。”
法律规定，竞选之前的最后一天，参选的政党便可以接受来自各界的现金捐赠。我们负责政府关系的业务人员会和柯克兰一起坐上豪华汽车，一路开过纽约的时尚街区。途中他们停了很多次，收了一袋又一袋的现金。然后他们直接把车开到华盛顿，向一些非常有名的参议员捐赠大量的现金。很多人怀疑那些钱最终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换句话说，有人怀疑它们根本没有存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账户。
AIG 负责政府关系的律师帕特·佛雷经常喜欢讲述一个关于克卡兰代表阿司匹林制造商们游说国会的故事。“有个孩子因为服用过量的阿司匹林致命，所以国会决定把每瓶阿司匹林的剂量减少为25 片。制造商们认为，除非能把每瓶阿司匹林的剂量增加到60 片，否则制造商们就会承受巨大的损失。于是克卡兰给希尔打电话，让他修改一下这条规定，然后又给那些制造商们寄去了帐单，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其中有一家圣·约瑟夫大药厂表示不愿意付款。就在那天晚上，克卡兰又让国会把规定修改为每瓶25 片，直到对方付清帐单之后才又重新改回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7）
当尼克松当选时，很多说客都觉得克卡兰这下可要倒霉了，但就在总统就职后举行的第一次盛大宴会上，克卡兰俨然作为陈香梅友人的身分出席，而且他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他是别人无法打压的人，到死都是这样。
当时AIG 还请了其他一些说客和顾问。其中是真正的南方绅士亨利·杜雷（Henry Dudley）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亨利表兄”。他的儿子也是一位律师，名叫斯波特伍德（Spottswood） 。亨利的强项是对付军事部门。在亨利表兄的帮助下，我被选入乔治城俱乐部（Georgetown Club） ——当时加入这家俱乐部是许多人的梦想，但后来由于韩国商人童森·帕克（Tongsun Park） 丑闻事件的介入，这家俱乐部的名誉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帕克经常到访这家俱乐部。亨利·杜雷因为担任胡顿（） 继承人的财产执行人，开始发迹。
AIG 的另外一个顾问是风度翩翩的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 ，很多人称他是中情局历史上最好的局长。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理查德·赫尔姆斯被赶出中情局。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把他当成AIG 最好的顾问之一，经常向他咨询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大约在加入AIG 五年之后，我遇到了一件让人非常尴尬的事情——我被选入大名鼎鼎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曾经邀请我在亚洲协会上发表演讲的史洛德银行董事杰克·霍威尔提名我加入该委员会。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被选入这家委员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我等着委员会的批准，并最终加入了这家委员会。直到加入该委员会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怎样的荣耀。约翰·林德塞市长（John Lindsay） 提名我的妻子加入这家委员会，但前提是她要答应不会跟那些没有获得提名的纽约名流们一起反对他——当时有许多名流因为没能加入该委员会而对市长表现出极大的不满。
我后来私下里告诉汉克我被选入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事，他显然有些恼羞成怒。为了加入这个委员会，他已经等了很长时间，可一直都没有成功。毕竟，如果说我都能被选入该委员会，一个像他这么有成就的人怎么可能反而受到冷遇呢？所以在听到我被选入这家委员会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为什么要加入一家这样的组织呢？”我问他是否要我了解一下委员会为什么没有邀请他加入，汉克表示同意。接到任务之后，我很快就发现其实我对此根本无能为力。整个选举过程是非常神秘的，董事会通常会从提名委员会推荐的名单当中进行选择，而格林伯格已经被提名了好几次，但最终都被董事会否决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好消息，一下子让我的内心平静了下来。大约就在我询问格林伯格为什么没能加入该委员会的时候，这家委员会的主席戴维·洛克菲勒打破了该委员会“委员不得参与选举过程”的规定，给提名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对格林伯格大肆夸赞了一番。于是提名委员会就提名汉克，随后董事会就批准他加入了该委员会。
我并没有将这份功劳据为己有，但当汉克向我就此事表示感谢时，我没有推辞。毕竟，我做出了努力。后来汉克又被选为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董事和副主席，他在外交事务委员会拥有一个专门的房间，一个项目，还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席位。
我在AIG 最为不安的一次经历发生在我跟我的妻子刚刚结束一次愉快的欧洲之旅时。“我的上帝啊，”刚一进门，我就大叫道，“这封信上说我欠AIG 一百五十万美元。”看完信之后，我立刻浑身直冒冷汗，在接下来的八个小时里不停地拨电话，向所有的朋友征求意见，完全忘记了时差反应。
这份信是AIG 一个级别相对较低的工作人员发来的，他在信中说AIG 的一处房地产投资出了点问题，希望所有的合伙人能够出钱负担损失。很自然，他们也提到了格林伯格的名字，在AIG 内部，这几乎是所有活动的一个标准流程。最后，直到那天深夜，我才接通了替我报税的安吉罗·玛丽安妮（Angelo Mariani） 的电话。他跟AIG 的渊源要比我深很多，但听到我的电话之后，他静静地说：“你并不是我们的合伙人，所以你不用担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来没有人向我要过这笔钱，不过我知道有些跟史带的关系更加密切的人收到通知，至于到底是否有人真的做出了捐赠，我也就不得而知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8）
多年以来，AIG 的公司标志都一直被传为笑谈。而且由于公司的广告部门是直接向我汇报工作的，所以这件事情尤其让我感到尴尬。有些人甚至认为我应该对这件事情负责，但事实上，这个标志当初是经过全公司范围内的评选而定的，那时候我甚至还没有加入公司。当时公司从全世界征集了参选方案，最终的赢家是我们在菲律宾的一位基层员工，许多人开玩笑说他的方案看起来就像是两头大白象在交配。而决定谁是赢家的，就是在公司做出所有重要决定的那个人——汉克·格林伯格。
直到1988 年公司才最终决定更换自己的标志，当时AIG 赞助了一个长达一年的连续性节目《下一个总统》，这个节目由一系列访谈组成，由戴维·弗洛斯特（David Frost） 主持，他先后采访了所有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由于根本没有人明白那两头大象到底有什么含义，所以波若广告公司就重新设计标志，以便用于电视和平面广告上。新的标志非常简单，是一个蓝色背景的方框，上面写着AIG 三个白色大字——并不震撼人心，但却非常清晰，比以前的标志有了重大明显的改进。格林伯格表示同意，所以整个AIG 开始采用新标志，旧标志也渐渐被遗忘了。
我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离开了AIG ，但一直跟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汉克告诉我，如果我不离开AIG 的话，他可以给我一些史带公司的股票，他甚至告诉我他想聘请我担任公司的顾问。最后他告诉我：“你还会回来的。”可他的预言并没有发生。汉克并不喜欢公司的高层人员离开公司。他会给你很好的发展机遇，给你丰厚的回报，但他希望你能够对公司保持忠诚。我想他可能根本不会想到有人会要到其他公司工作。除了我自己遇到的机遇之外，我还感觉AIG 的薪酬制度有一个严重的缺陷——由于公司的薪酬是从长远角度来考虑的，所以它很难对年轻人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因为根据公司的规定，如果你在退休之前离开，那你就会失去你在SICO 和史带公司的股票。当汉克2001 年在佛罗里达跟SICO 的所有股东（ 当时已经达到了700 人） 开会的时候，我的这一观点再次得到了确认。汉克的目的是让公司的股东能够理解这一点，不希望他们中途“跳槽”到其他公司。
在辞去纽约城市合伙人的总裁职位之后，我曾经拜访过汉克。他告诉我，按照我当时的资历，他已经无法在AIG 提供一份更好的工作给我了。在接下来的15 年时间里，格林伯格继续把AIG 发展成为一家日益强大的金融帝国。他积极地向海外拓展，并且在他进入的大多数市场中取得了不错的发展。与此同时，他还在美国本土市场展开大规模并购，最终使公司在美国境内的收入超过了公司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事实上，对于那些早期加入AIG 的人，以及一些想要为一家跨国公司工作的年轻人来说，AIG 的这一做法可能会让人感觉有些失望，但对于AIG 而言，它的重点已经不同了。许多人都不希望公司大力拓展美国国内市场。当我离开AIG 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是这家公司的一个重要股东了），我还记得格林伯格曾经在一次演讲中反复强调，要“坚守你所了解的领域”，并非常担心AIG 很可能正在进入一些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我相信，AIG 之所以会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并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汉克·格林伯格已经厌倦了AIG 的老传统。毕竟，他是一位创造者，一位喜欢冒险的家伙，总是希望能够带领公司实现新的发展。
可后来的结果证明我的判断是错误的。AIG 的一系列扩张行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收购了许多公司，从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获得新的营业执照，开辟了更多的保险类别。举个例子，1999 年，AIG 在印度跟塔塔集团共同组建的塔塔AIG 保险公司（Tata AIG General Insurance） 就拿到了印度政府颁发的商业和个人保险产品的营业执照，而塔塔AIG 人寿保险公司（Tata AIG Life Insurance） 也在当地拿到了人寿保险执照。AIA 还在越南拿到了人寿保险营业执照，这也是越南政府向一家美国公司颁发的第一张营业执照。显然，AIG 在渗透到那些比较困难的海外市场的能力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最好的txt下载网
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9）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之后，AIG 还成功地在那些主要的东欧国家拿到了营业执照。我曾经跟邱考斯基一起去过这些国家，希望能够跟对方政府达成共识。邱考斯基在跟约翰·罗伯茨在布达佩斯眺望多瑙河的时候发明了这家公司的名字。邱考斯基认为，这些国家不喜欢被称作东欧国家，所以他就想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名字。当时控制这些合资企业的公司总部设在百慕大（ 社会主义国家合资事业的主管喜欢这种安排，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理由去百慕大旅行了），名字是欧美保险公司（European American Insurance pany） 。
前南斯拉夫地区原来有两家保险公司——一家在匈牙利，一家在波兰。这些当地保险公司主要负责处理各自国家内部的保险业务，而我们这些合资公司则负责处理国际业务，比如说在承担一些全球范围内的商业保险，航运等等。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些保险公司，于是AIG 和其他外资保险公司开始与这些国家本地的保险公司竞争本地保险业务。
经过多次的接触与协商之后，AIG 最终跟俄罗斯达成了一项双方都比较满意的协议。一向先人一步的格林伯格早在1969 年就和约翰·罗伯茨访问过俄罗斯保险巨头因戈斯特拉赫公司（Ingosstrakh） ，双方商定将互相为对方的保险业务提供再保险服务。比如说AIG 承接了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Airflot 的保险业务，然后它会将50％ 的业务交给因戈斯特拉赫做再保险；同样，因戈斯特拉赫会为AIG 那些进入俄罗斯的客户安排同样的契约。
直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管格里·克里甘（Gerry Corrigan） 邀请汉克·格林伯格，还有一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后来成为该银行的主席） 一同前往拜见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向后者解释美国的金融系统时，AIG 才提出了如今的合作方案。汉克要求罗伯茨跟他一同参加这次在莫斯科举行的为期三天的研讨会，罗伯茨和其他金融专家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发言。这次会议的主席是一位克格勃的高官。
回来之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