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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的时候，史带还有一个疯狂的爱好。在上海的那些年里，他一直保持着这个爱好——当一家新闻周报《布拉格堡镇纪事报》（Fort Bragg Chronicle）的市闻编辑。这份报纸每周出刊一次，史带为这家报社写文章期间，特别喜欢拿当地发行很久的一家周报和附近的一座小镇开玩笑。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说明史带对新闻业感兴趣，这件事情的真正意义在于体现了他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独立气质，一旦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就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看法。许多年以后，当史带因为说话过于耿直而被从上海的一家Rotary俱乐部驱赶出去时，我们也不会感到特别奇怪了。财务自主时说真心话是一回事，当员工时说真心话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史带在布拉格堡镇一家物业公司工作的时候，便遇到了这种情况：他是公司职员，却好发议论，妨碍公司业务开展，显然，老板根本无法接受这种戏谑调皮的新闻做法。
1914年，搬到旧金山之后，史带曾经进入太平洋海岸事故公司（Pacific Coast Casualty pany）做过一份在大街上销售汽车保险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他请自己从布拉格堡镇一起来到旧金山的朋友威尔帮忙观察大街上的那些新车，因为史带相信，每一辆新车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客户。随后他在别人的帮助下创建了一家保险中介公司希姆戴西（Sheam & Deasy），他于1918年3月份，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8个月的时候应征入伍。在此之前，他一直经营着这家保险中介公司。
即便是在军队里，史带的那种企业家天分还是展露无疑。他觉得当地的洗衣房收价过高。于是便从附近租了一辆送货马车，跟外地的一家洗衣房达成交易，与本地洗衣房争抢业务。通过这种方式，他每个月的收入高达400美元，甚至超过了上校的收入。根据AIG一份出版物中的说法，在1919年从陆军退役之前，史带一直做到了中士或者是少尉，更可能是中士。他因为自己没能前往欧洲而大失所望，但真正让他失望的并不是没有机会上战场，而是这次参军经历没能满足他的旅行愿望，这也是当时美国西部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当时史带对大洋彼岸的东方充满了向往。
退役后不久，史带便坐上了前往横滨的轮船。他在日本呆了半年时间，在一家名叫太平洋邮递公司（Pacific Mail ；）的蒸汽船公司工作，可没过多久，史带便急着想离开。因为上司想找他的时候，虽然办公室很小，上司还是坚持按门铃叫他。就这样，最终史带怀揣300日元来到了上海（这种说法的可靠性令人怀疑，因为此前出售保险公司曾经给了史带一笔不菲收入，他也正是用这笔钱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的）。虽然史带也没有百分之百地把握自己的未来就在中国，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后来史带告诉自己的朋友，跟日本老板共事的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段经历让这位天生的企业家开始下决心创办自己的公司，而且也帮助他培养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不仅要对所有的员工公平，而且要让他们参与到公司的事业中来。当我在AIG任职时，他的秘书，玛丽安·布林，就持有公司的大量股票。每次在著名的AIG餐厅用餐，当那些中国服务员离开之后，我经常会说，“刚才给你上菜的那位很可能是一位百万富翁。史带先生给每个人都分了股票。他们之所以继续做服务生，因为他们非常怀念史带。”
治外法权，当时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人的特殊权力（它可以保证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按照本国的法律从事业务）给这位进取心十足的年轻人提供了无比美妙的商业环境。从1840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在上海专门划出了一块土地供外国人居住，他们可以像在本国的土地上那样生活和贸易，这块地方的总面积大约有半个曼哈顿那么大。
初显身手（2）
到上海之后，史带开始遇到一系列极富传奇色彩的人。幸运的是，他很容易就跟这些人成为好朋友。一位同事把史带描述成一个沉默寡言，不做作，谦虚但态度却极其坚定的人。“他可以把任何东西卖给任何人。”或者更为确切一点，史带先生沉默寡言，说话很平静，坚定有力，但脾气并不是很好的人，他跟他的继任者格林伯格有很多共同之处，除了不爱说话那一项。到达上海后不久，他便前往拜访弗兰克·杰伊·雷文，这个人很快就给史带带来了好运。莱文在当时是一个极为成功的家伙，主要活跃在不动产和金融行业，身家高达数百万美元。
同样是加州人的莱文1904年的时候就到了上海，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基本上全是英国人。一到上海，他就被这座城市那种无法抵挡的经济原则深深吸引了。到了1914年，莱文在上海房地产业的投资已经达到了7 000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水平，这无疑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跟史带一样，莱文也非常喜欢上海，他经常被选作上海市政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他的妻子埃尔茜·赛茨（Elsie Sites）是一名传教士的女儿，一名狂热的禁酒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全都送进了海德堡（Heidelberg）的学校。史带到达上海多年之后，莱文的银行破产，美国租界的一名法官以“诈骗储户”等罪名把他投进监狱。
有一种说法认为史带从此接管了莱文旗下的保险公司。其后出任AIG副主席的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则听说：史带是在莱文的保险公司陷入破产的时候将其收购的。而另外一种版本则宣称，莱文在自己的一家银行里专门成立了一个保险部门，并指派史带担任该部门的负责人。至于哪个版本是真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怎么说，史带在到达上海之后没多久就决定自立门户了。没有人知道他最初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人们只知道其中一部分资金是他出售自己在旧金山的保险公司得来的，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向莱文或其他人借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到了1919年，也就是在史带到达上海的当年，便在南京路和四川路交叉口租下了两个房间，聘请了两位办事人员，开创了美亚保险公司。他邀请莱文担任公司的董事。就这样，在27岁那年，史带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即后来的AIG。
刚开始时，史带的主要业务对象是当时已经进入中国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保险商，开始成为消防员基金（Fireman’s Fund）等几家保险公司的副代理。1921年，他去了一趟纽约，希望找到一家自己能够独家代理的保险公司，并最终跟汉诺瓦（Hanover）保险公司达成了协议。他拜访了这家公司的总裁查尔斯·海利（Charles Highley），双方谈完之后，哈伊雷先生走出会议室，骄傲地大声宣布，“这就是史带先生。他将是我们在中国的代表。”
后来，他又找到了匹兹堡的国家工会火险公司（National Union Fire Insurance pany）。这也就意味着他并不是在用自己的公司承保，而只是从为其他公司承接保单的过程中，自己赚取佣金，或者正像中国中央银行前行长贝祖诒所说，“我们（史带和贝祖诒）是1920年在一艘名叫亚洲皇后号的轮船上见面的。”正是这次会面使史带意识到美国公司不一定要通过英国保险公司来推行保险业务。“于是他回到美国，便说服了一群保险商组织起来，为远东地区提供保险服务。”（换句话说，这些公司在中国代理的保单都会汇总到一起，然后由每家保险公司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承担风险。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家庭公司（American Home panies）就可以为史带签下的所有保单承担10％的风险。）
将近40年后，史带把公司搬到纽约，并且开始收购诸如Globe&Rutgers、国家工会等曾经代理过的保险公司。就这样，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可以让史带顺利地以一个比较高的起点进入美国市场。与此同时，美亚保险公司在1919年开始成为一家保险代理公司，为多家美国保险公司代理在中国的保险业务，提供火线以及海事险之类的保险服务。
初显身手（3）
想象一下，有多少29岁的年轻人，能够在入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穿越大半个地球，前往纽约说服保险商们相信自己，让一个在保险业寂寂无名的新手担任自己在中国的总代理呢？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不多，可史带完成了这个奇迹。
史密斯是史带1920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从那时起，就开始了长达50年的同事生涯，史密斯后来是这样回忆他们最初在上海开展业务的情形：
史带先生和我经常四处旅行，我们住在当地又脏又破的旅馆里，画这座城市的地图来熟悉地形。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苏州时的情形。到达苏州之后，我给史带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开展业务。他告诉我，稍等一下，说不定你可以做到的。于是我在那里坚持了两个星期，最终真的开始承保一些东西了，并且也开始赚钱了。
每次外出的时候，我总会随身携带一把手枪，但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到它。
的确，当时经常有外国人遭到绑架，但我们很幸运。我们相互约定，即便被绑架，我们也绝对不会答应绑匪的任何条件。
我们的第一家分公司设在汉口，沿长江逆流而上，大约有600英里……汉口当时被称作“东方芝加哥”。从上海到汉口需要三天半航程，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当时既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
史带先生总是在不停地工作，不停地规划、旅行，不停地开设新的分公司。几年之内，我们在中国一共开设了14家分公司，随后我们又把业务拓展到了香港，后来又到了菲律宾南部，曼谷和西贡。
后来中国人也成立了自己的保险公司，开始跟我们竞争中国的保险业务。英国保险公司并没有过形成太强的竞争力，因为他们感觉承保中国人的业务风险太大，比如说如果一位商人生意破产，他很可能会在新年之前放火烧掉自己的公司，然后再用从保险公司获得的赔偿金来清偿债务。但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对方是自己纵火，那就不用支付赔偿金。我想我们是第一家开始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奋起捍卫自己利益的保险公司……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以极为难缠闻名，那些骗子也不敢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
许多年以后，格林伯格在AIG成立了专门调查事故原因的索赔部门。
史带很快跟借钱给自己的中国银行家徐新六成为了好朋友。当日本人开始在中国大肆扩张的时候，徐新六乘坐的一家商业航班从重庆飞往香港的时候被日本人击落。随后日本人将所有乘客全部用机关枪射杀，只留下了驾驶员一个人。史带显然承诺过徐要照顾好他的孩子，事实上，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徐的儿子徐大春，但史带还是送徐大春去哈佛福特（Haverford）大学读书，并在后者到达美国之后的第一个感恩节前去看望了他。随后史带一直让他在自己的公司里工作，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徐大春一直都是史带基金会的主席，直到2000年才退居二线当起了顾问。
此外，在公司成立早期，史带还结识了大批因国内革命而逃离俄罗斯的俄罗斯白人要知道，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可是一个被难民视为天堂的地方。这些俄罗斯人向东逃到海参崴和哈尔滨，随后又逃往北京和上海。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几个共同点：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处世经验丰富，而且都十分勤奋，进取心强，并且非常需要工作。
在这些难民当中，有一位名叫阿泰米斯·邱考斯基（Artemis Joukowsky）的前任俄罗斯外交家。至于邱考斯基是如何跟史带先生搭上线的，曾经流传过几个不同的版本。就在1973年我加入AIG之后不久，就听说了一个关于邱考斯基的故事，当时我相信那是绝对正确的版本。据说列宁掌权的时候，邱考斯基还在俄罗斯的外交部门工作。当时的俄罗斯外交官们每个星期只能吃一磅牛肉，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邱考斯基决定离开俄罗斯。他横贯俄国，逃到了上海。多亏遇见了史带先生，他才没有像很多俄罗斯人那样沦落为私家车司机，而是成为一个日后遍布全球的商业帝国的早期合伙人之一。他的妻子也没有像很多俄罗斯女人那样成为中国大亨的情妇（当时很多中国富豪似乎特别喜欢俄罗斯白人女性，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初显身手（4）
关于邱考斯基故事的第二个版本则完全不同。邱考斯基毕业于圣彼得堡的一所军官学校，随后便进入俄罗斯外交部门工作。他的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就被安排到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后来俄罗斯发生国内革命，邱考斯基加入了败军科尔查克将军（General Kolchak，俄罗斯著名军事领导人，后来在西伯利亚被捕并杀害的助理）一方，并在科尔查克将军战败之后被迫沦落异乡。邱考斯基最终流落到上海的俄国难民营。朋友们告诉他，有一位非常奇怪的美国人喜欢雇用那些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来开拓中国市场。邱考斯基说：“可我不会说英语啊。”于是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学习一些最简单的英语。然后邱考斯基就走进史带的办公室，告诉对方自己的牙齿感染了，所以不能说太多话（他甚至还用一条绷带缠住了自己的脑袋），史带跟他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就给了他一份工作。邱考斯基随后用自己会说的那几句英文告诉史带他感觉非常荣幸。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可是事实上，那位假装牙疼的人是乔治·莫斯科夫斯基（George Moszkowski），一位波兰骑兵军官。他也是由于俄罗斯革命而成为难民的，并最终在史带的公司里度过了一段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AIG的人都以为是邱考斯基不会说英文，但实际上这个人应该是莫斯科夫斯基。史带显然看穿了莫斯科夫斯基牙疼的把戏，但却非常欣赏对方的勇气，于是就决定聘用了他。
后来邱考斯基的儿子小邱考斯基告诉我了第三个版本，这个故事听起来十分富有传奇色彩，但却相当不精确。他解释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出身名门的贵族。自己的祖父曾在圣彼得堡的皇家卫队担任上校，并且还在亚历山大二世的领导下跟奥图曼帝国的军队在保加利亚交战过。小邱考斯基手上还留存一份其祖父的回忆录，上面说亚历山大二世曾经一度被视为保加利亚人民的解放者。
邱考斯基在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曾经就读的亚历山大皇家学院接受教育，之后加入了俄罗斯外交事务部。（另外一位创始人的儿子巴克·弗里曼（Buck Freeman）曾经称邱考斯基为史带公司里最有教养的俄罗斯人。）外交事务部部长派他担任科尔查克将军。在担任助理的这段时间里，邱考斯基虽然也身着军装，但只是担任情报官员，而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军官。
邱考斯基出生于1893年（比史带晚一年），是一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他的祖上是移居乌克兰的瑞典后裔。他知道自己已经名列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暗杀对象名单，但却不知道原因，于是去找科尔查克将军，表示希望能够到国外工作。于是邱考斯基被派往俄罗斯驻满洲里哈尔滨市领事馆担任外交官，并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当地检察官的女儿。邱考斯基的儿子后来回忆说，后来当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俄罗斯的共产党政权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亲手关闭了俄罗斯驻哈尔滨的领事馆。就这样，最终邱考斯基到达了当时的难民之都——上海。
邱考斯基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俄罗斯语和英语（带有典型的牛津口音），于是就在一家英国保险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由于他的家人大都是医生或者是政府官员，没有在公司工作的经验，所以这对于邱考斯基来说是一份巨大的转变和挑战，但为了养活家人，他别无选择。一位英国朋友曾经告诉邱考斯基他在这家公司绝对不会有前途，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他不是英国人，所以他应该尝试到一家美国公司去寻找机会。就这样，邱考斯基最终找到了史带，并从此开启了两代人的职业生涯。
凭着自己的语言天分，邱考斯基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他刚开始从事的是海事保险，但后来发现中国人尤其不愿意购买那些新险种，而且他们对海事保险表现出了强烈的抵制，根本不想接受风暴保险，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风暴是怎么一回事。”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还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国民党军队曾经拥有一支商用船队，随着共产党接管港口之后，船队就被扔在了港口。后来国民党政府希望保险公司能够提供赔偿，说这是由于船员的失误而导致船主受到了损失。国家联合保险公司受到控告，希望能够支付船只的剩余款项，但当案子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时候，法庭居然根本不承认当时的中国政府。
最后，邱考斯基开始着手开拓中东业务，后来担任中东保险公司的CFO，并最终成为史带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按照史带当时的条件，由于邱考斯基曾经有过为一家英国保险公司工作的经历，所以他在加入史带公司的时候已经可以算得上一位老手了。史带经常会雇用一些跟自己一样的人，他们通常是俄罗斯人，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商业经验，但史带却会交付给他们重大的责任，并且坚信他们很快就能迎头赶上。就这样，这些俄罗斯人在公司里逐步成长，最终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份职业，而且找到了终生寄托情感的地方。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种感情传递给自己的孩子，于是他们的下一代也有很多人在AIG供职。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奇怪的情况：在AIG，如果父亲是某家公司的CEO，那么他的孩子就很有可能继承父亲的工作，而相比之下，如果儿子在从事着跟父亲同样的工作却没有想过要做到最高执行官的话，那倒是一件怪事了。这个现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史带和他的公司是多么振奋人心，回报是多么丰厚了，这份感情甚至会成为代代相传的遗产。
毫无疑问，邱考斯基的儿子小邱考斯基后来也加入了AIG。小邱考斯基发现，而且他至今仍然这样认为：“AIG是一个极度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