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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睬蠖懒⒆杂傻娜耍故堑Ｐ腁IG 或者是美国大使馆把事情搞砸，这样他就会陷入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比如说他可不想陷入半夜里突然碰到一个尼日利亚人等状况。
在营救莱弗里的过程中，我们还曾经向柯克兰寻求过帮助。AIG 负责非洲事务的副总裁肯·诺丁汉姆曾经前往华盛顿，跟柯克兰一起乘坐他的豪华轿车去拜访美国负责西非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当时出席会议的一共大约有七位政府官员，柯克兰在会议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宣讲：“这些非洲人简直无法无天。”他说有一天他回到家里，发现门口有四棵大树被砍倒了，于是他派自己的佣人去跟隔壁的邻居，象牙海岸驻美国大使，进行交涉。然后柯克兰上门质问，大使说：“你们那些树的叶子总是落在我的院子里，而且我有外交豁免权，所以你不能拿我怎么样。” 于是柯克兰就请来一位做垃圾生意的朋友，让他每天都把垃圾扔到大使家的院子里。大使把柯克兰告上法庭，但柯克兰告诉我们，他告诉对方，“我也有外交豁免权，所以你也拿我没办法。”就这样，对方对柯克兰的四棵大树做出了赔偿。接着，柯克兰告诉在座的各位，“看吧，又一个无辜的美国人在非洲被关起来了。”
这次会议并没有什么结果。但正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尼日利亚政府选择的时机显然非常糟糕。显然，尼日利亚总统府跟将AIG 国有化的主管机构之间并没有做好协调，因为卡特总统策划已久的尼日利亚访问即将展开。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格林伯格和诺丁汉姆给美国国务卿万斯打了个电话，但对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当时跟总统一起旅行的有一位已故的非裔美国人，亚特兰大保险公司总裁杰西·希尔（Jesse Hill） ——直到今天，亚特兰大还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路。在飞往尼日利亚的路上，卡特总统给了他一份关于美国公司在尼日利亚的投资争端以及莱弗里被关押的文件，并告诉他，“杰西，这是你们行业的事情，还是你来处理吧。”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跟专门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的查理·布洛尔（Charlie Brower） ——他如今已经是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了——一起商量对策。布鲁尔说他有位朋友在NBC 工作，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在晚间新闻节目中报道出来。在播出新闻的同时，NBC 的记者们还采访了莱弗里的妻子，并在屏幕上打出了一张莱弗里穿着制服的照片，还有他跟孩子和自己的狗在一起的照片。这张典型的美国家庭照一经播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编导对整个报道进行了精心的编排，刚刚播完卡特总统在尼日利亚受欢迎的场景，便立刻切换到了莱弗里的。
由于当时的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Obasanjo） 跟吉米·卡特都是浸礼会教徒，所以就在卡特总统到达尼日利亚的第二天，奥巴桑乔总统就在浸礼会教堂举行了教会仪式。国务卿万斯并不希望莱弗里事件影响到卡特总统的此次出访，所以他显然事先并没有跟卡特总统讨论过这件事情。只见杰西·希尔直接走到卡特总统旁边——作为一名黑人浸礼教徒，他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涉——告诉了他整件事情的经过以及前天晚上播出的晚间报道。卡特大为恼火，离开教堂之后训斥了万斯一番，第二天莱弗里就被释放了。
韩国
20 世纪70 年代末期，我曾前往韩国跟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前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传奇人物罗伯特·施特劳斯（Robert Strauss） 的合伙人迪克·里夫斯（Dick Rivers） 讨论在韩国为AIG 拿到非人寿保险营业执照的事情。对于这件事情，AIG 已经付出了很多年的努力，可韩国政府始终不愿意向AIG 颁发执照。汉克·格林伯格曾经为此不止一次地访问过韩国，我们也不止一次地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在前往韩国之前，我去了一次华盛顿，并在那里了解到，美国的立法武器（ 这点我将在下面详细谈及） 可以帮助我们达成此行的目的——如果韩国政府拒绝颁发营业执照，我们可以考虑对其实行经济制裁。出发之前，我们给美国驻韩大使施特劳斯打了电话，他告诉我们，“我很愿意挑出一两种韩国的商品，限制他们进入美国的数量。”当时卡特总统正在筹划自己的连任竞选，如果施特劳斯能够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对韩国纺织品进行制裁的话，将大大有利于卡特的连任。
这时我们意识到，只要能够成功地对韩国纺织品实行限入，我们可能无法如愿让禁令取消制裁。事实上，由于很多行业都希望能够保持这种限制，所以一旦实行，这样的限制往往是很难取消的。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韩国就会名声扫地，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得到营业执照。所以虽然贸易制裁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但我们还是不敢轻易使用。
在访问韩国期间，里夫斯和我受到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么微妙的威胁。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对韩国人保持非常强势的姿态，对美国大使馆的姿态更加强势。最后，在忍受了我们几天的抱怨之后，美国大使终于忍不住了，“你们的这种做法简直是在破坏美国和韩国的外交关系。”根据前任副部长，现在是泛大西洋合伙人公司（General Atlantic Partners） 合伙人的玛特·尼梅兹（Matt Nimetz） 的说法，只要美国公司一旦跟外国政府发生冲突，这些美国的贸易代表们就会拿这种话来吓唬人。在处理这类事情的过程中，这些大使馆们总是偏向于对方政府的利益，而经常对美国公司的利益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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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格林伯格尖刻、幽默的性格对AIG 的海外事业拓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样的故事可以说数不胜数。AIG 曾经在土耳其跟当地的报业集团汤姆阿耶特（Tom Ayat） 联合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土耳其美国保险公司（Turkish American Insurance pany） 。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一份内部审计报告显示，AIG 在土耳其的合伙人正在从公司转移资金。于是格林伯格、约翰·罗伯茨和肯·诺丁汉姆就前往伊斯坦布尔处理此事。他们刚刚到达土耳其，合资公司的一位官员就解释说他们的主席正患重病住院，无法接待客人。对方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楚：只要AIG 的人仍然留在公司，对方就不会结束眼前的这种做法。然后格林伯格等人就去吃晚饭。席间一位名叫泰勒的官员赶来，声称自己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要谈。格林伯格当时的心情很不好，他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抱怨道，“为什么一定要在吃饭的时候谈呢？”泰勒解释说公司的大楼正在着火，所有的记录可能都会被付之一炬。于是格林伯格说：“既然这样，那我们明天就回家好了，反正这里已经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可救了。”
埃及
一次在跟AIG 在伊朗分公司的伊美公司开完董事会之后，罗伯茨、格林伯格和诺丁汉姆沿途飞经埃及。他们计划视察一下自己在埃及的自由贸易区成立的那家合资公司，当地的合伙人安排他们从金字塔上空飞过。当时罗伯茨正在读《绿色向导》（The Green Guide） ，于是开始不停地大谈关于埃及王朝、金字塔的历史。最后，作为当时飞机上唯一的一名犹太人，格林伯格生气地抱怨道，“约翰，你就不能闭上嘴巴吗？修建金字塔的是我们犹太人，每一座金字塔我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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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 的全球大捷（1）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AIG 遇到了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商业运营规则的事件。公司的执行官们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但这种不厌其烦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这件事情起源于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还记得当史带设在古巴的公司被没收的时候他说过的那句话吗？“说到底，我们所提供的只不过是一张保证书罢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那些想要在海外谋求发展的美国公司来说，它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适应当地国家的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想要在这些国家取得成功，这些美国公司就必须做一些他们在美国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AIG 也不例外。但与其他跨国公司不同的是，AIG 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往往更加强悍。当受到当地政府的威胁时，比如说AIG 曾经在尼日利亚、埃及、巴基斯坦等国险些被没收财产，或者被迫将公司出售给一家本地公司，AIG 总是会向华盛顿寻求帮助。一旦接到求助，华盛顿方面所采取的措施通常包括贸易制裁、停止对当地政府的国际援助，或者是采取其他类似的措施。这些措施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生效，但有时候也会失败。
可能对于像埃克森石油、哈利伯顿、通用汽车这样的公司来说，美国政府会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但AIG 与这些公司之间有两个本质的区别：一是华盛顿和这些跨国公司所在的当地政府都会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公司拥有巨大的价值。所以一旦这些公司提出抗议，华盛顿和当地政府都会给予高度的重视；第二个差别是一直到大约15 年之前，美国政府都认为只有像提炼行业或者是工程建筑行业，或者是制造行业才具有实际的价值，只有当这样的公司被当地政府没收的时候，美国政府才会出面索赔——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可以帮助美国公司争取到数目巨大的赔偿金。毕竟，这些公司已经在当地建立了巨大的基础设施。毫无疑问，这些基础设施确实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但AIG 不同。当卡斯特罗将史带设在古巴的保险公司国有化的时候，史带曾经这样描述道，“只是一张保证书罢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就是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保险公司的。还有一些公司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但AIG 必须努力说明自己的道理。所以AIG 一直以来都在努力说服美国政府认可保险业的价值。可问题是，一张保证书又有什么价值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AIG 想要赢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它就必须在后方采取防御行动，避免美国政策抛弃AIG 。
记得当AIG 在印度遭遇国有化危机的时候，公司的执行官曾经跟国务院印度科的一位官员进行过一段这样的讨论。“我知道你们的公司在印度被国有化了。但这样的公司有很多。可问题是，你们的公司到底值多少钱呢？你们没有大楼，没有机械，没有工厂。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任何不动产。” “但我们是在为人们的生命提供保险服务。我们是在向他们以及他
们家人承诺一个未来。而且我们用很多保险金在当地进行了投资。” “但你们想过吗？美国钢铁公司在那里投入了上亿美元来修建工厂。我们的汽车工厂也在那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修建产品流水线。那才是真正的投资。我们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利益。”
谈话通常都是以这种方式结束的。我们最终是如何把话题转移到投资纠纷以及贸易纠纷等问题上的，我也不大清楚。我想华盛顿方面一定也对这种事情展开过大量的讨论。我还记得我当时（20 世纪70 年代） 曾经跟华盛顿的一位负责商业活动的助理国务卿讨论过这件事情。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保险是否可以交易。我发现当时的人们其实并不熟悉保险这个概念。当我向对方解释什么叫海事保险的时候——在我看来，这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保险其实是可以交易的——对方对我的解释不屑一顾。
所以我们只好继续默默地努力，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学会了贸易术语。很快，我们开始不断地使用一个新词“服务业，”并拼命地把保险、信用卡交易、运输（ 包括飞机、轮船等）、银行交易等统统归入这个类别。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坚持认为跟其他商品一样，服务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也是可以用来交易的。为了说服相关政府官员以及那些民间的经济学家，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辩论，拼命推销我们这个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理念在当时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他们经常会引用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 和戴维·理查德（David Richardo） 的话来反驳我们，把服务业说成是不重要的、二流的经济活动，根本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也不能被用来交易。。 最好的txt下载网
AIG 的全球大捷（2）
我们决定要改变这种观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联合了一些类似的服务行业公司，成立了一个新的贸易协会——服务业联盟（Coalit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 ，简称CSI） ，由汉克·格林伯格担任主席，并最终将这一协会形式推广到了许多国家。我们游说政府建立一个民间的顾问委员会，并在1974 年推出了我们的贸易条例——这是我们把服务业变成可交易商品的一个重要步骤。按照我们制定的顾问委员会架构，我被任命为政府行业服务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格林伯格被任命为更高一级的贸易政策顾问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将在贸易代表人选问题上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见。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开始宣扬我们的理念，为我们的理念建立理论基础。陆续参加了一系列，比如在拉斯维加斯的百乐宫（Bellagio） 酒店，意大利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心，剑桥附近距离丘吉尔故居不远处的迪奇雷（Ditchley） 等地召开的研讨会。我还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专门写了一本书《超越工业化》，（Beyond Industrialization） 来为服务业同行争取地位。
1984 年，美国国会修改了贸易条例，第一次承认服务本身可以像商品那样被交换。就在这次修改当中，“服务业”第一次跟商品一起列入了第301 款。根据该款内容，美国政府有权对那些歧视某个行业的国家进行贸易报复。所以如果某个国家拒绝为一家保险公司发放营业执照，美国政府就可以对该国实行贸易报复，提高该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的关税水平。最终，服务被提交到了贸易谈判日程，美国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条例用来规范服务贸易。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美国政府又陆续对这些条例进行了一些调整和修补，其中包括调整金融服务贸易条例的内容。
就这样，在经过了近30 年的努力之后，AIG 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首先，美国政府开始承认了一种全新的贸易活动——服务贸易，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条例。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一个国家认同了这些条例，AIG 公司就可以在不受任何歧视的情况下在这个国家开展业务。其次，AIG 手中又多了一件新武器，从此可以利用国贸总协定（GATT） 和301 条款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争取更加广阔的市场，反对某些国家的国有化。最后，鉴于在整个过程中所扮演的领导者的角色，AIG 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也得到了大大加强。1986 年8 月30 日的《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 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一位华盛顿的贸易专家的话，“如果谢尔夫没有想到这个主意，如果格林伯格没有这么大的毅力……如果美国快递公司没有加入进来……服务业根本不会成为一个如此受重视的议题。”AIG 显然以服务业议题的领袖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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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1）
《财富》杂志经常会定期评选“美国最强硬的十位管理者”。几乎所有的CEO 都不希望被列到这样一份名单当中，但如果汉克·格林伯格没有入选，他会觉得失望。人们对那些入选CEO 的直接下属们所抱有的心情通常都非常复杂——有人同情，有人表示敬畏。记得有一次，我在参加一次非常重要的午宴——这是已故的自动控制之父约翰·迪堡（John Diebold） 组织的每月一度的午餐沙龙——时迟到了十分钟，到达那里之后，约翰用大到全桌人都听得到的声音说：“没关系，罗恩。我们都知道你是在为谁工作。你能赶来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
当我成为纽约城市合伙人（New York City Partnership ，该组织由戴维·洛克菲勒组织成立，成员大约是200 名CEO） 的CEO 的时候，对方最为看重的就是我曾经为汉克·格林伯格工作过。至少有三位CEO 成员告诉我，“要想做好这份工作，你必须学会如何跟州长、市长，以及所有纽约市的CEO 打交道，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十分狂妄自大。不过没关系，任何能够在汉克手下有所成就的人都会感到这份工作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所有在AIG 工作过的人都会遇到同样一个问题，他们的朋友或同事，哪怕是偶尔遇到的点头之交都会问他们，“你在那里的工作情形如何？你怎么能受得了？你难道不担心会被格林伯格当着别人的面破口大骂或者甚至被开除吗？”对于商业和政治圈里的人来说，汉克·格林伯格的坏脾气——无论是对下属、记者、主管，还是政府官员——是出了名的。许多人相信他的脾气之坏跟他所取得的成就一样，都是非常少见的。这种说法对汉克其实是不公平的。他的脾气远远没有他所取得的成就那么罕见，所以那些一味批评汉克成就的人很可能是在故意转移话题，故意忽视AIG 所取得的惊人发展。
问题是：那些关于格林伯格的脾气的传言到底有多精确？他真的会像人们说的那样，经常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对方大发雷霆吗？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否有可能，我只是说可能，他只是在用发脾气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呢？
一位目前仍在AIG 任职的高级执行官曾经告诉我，大约20 年前他刚到公司的时候，格林伯格曾经不止一次地训斥过他，目的只是为了让他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老板，但这样的训斥很快就结束了。通过多年对格林伯格的观察，这位执行官发现，格林伯格其实从来不会对普通职员发脾气，但对那些利润中心的主管们他可就没这么客气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他感觉这些主管们要比普通职员重要得多。毕竟，他们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公司的业绩。要想实现格林伯格制定的野心勃勃的目标，这些主管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成功。否则的话，汉克就会冲他们发脾气。当然，这样也会显得那些普通职员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但事实上，在大多数公司里都是这种情况。
格林伯格把人修理得体无完肤，其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方就是，他很少会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