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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场谁做主:白领突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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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显用不服的语气定定地说:“你赢了!”拿着开水瓶晃着头过去了。

二、北京像海洋
星期天我建议我们人手买一辆二手自行车,以后上班用得着。说是二手,也不知倒过多少手,在北京有一段时间几乎自行车没有真正的主人,我所遇到的人没有不丢自行车的经历。金顶街据说是北京倒卖二手车闻名的几大市场之一。未到北京我就听学长们说,到北京一定不要买新车,买新车是给贼买,到金顶街花几十元钱可以买八成新的车。

  我将这个小窍门告诉了成康和吴显,成康显得比较兴奋,他说:“这可是我第一次自己拥有一辆车。”

  吴显窝起月亮一样的嘴纠正说:“说清楚,是自行车!”

  成康说:“自行车也是车!”

  我带着一路争执的他俩来到黑车市场。

  许多老工人模样的人推着车在那里毫无目标地张望,我开始以为他们是已经买到车的买家,结果每经过他们身边,他们就会低声问我们要不要,我才知道这个市场并不是明目张胆,还是需要一定伪装,在京钢附近伪装成工人倒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很快相中一辆26型黑漆飞鸽牌女车,八成新,有铃有锁,有本,车主要200元,我决定跟他磨价。陪着看的他俩就分开各自找适合自己的车去了。

  我出价120,车主说最低160。我跟他软磨硬泡,他仍是坚守160,离我事先了解的车价差离太远。我正佯装离去,成康在一个墙根叫:“江为民,过来帮我看看这车怎么样。”

  我离开卖车人,到成康看中的小车旁边去帮他挑车毛病。

  一辆24型号女车,轴刹。

  “成康,这辆车你骑合适吗?”我看着1米75个的成康问他。成康没有回答,骑上这辆24型号小车,整个背弯得像一只大山猫,他很女式地在那里兜了一圈。我看他简直是在受刑,忍俊不禁笑了,劝道:“成康,换一辆大一点的车。”

  成康低头看着车说:“我喜欢上这辆车了。”

  车主出价120,有本。

  成康埋头看着车说:“不要本多少?”

  车主出了100。我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就帮他把价搞到不带本60元成交了。吴显也选中了一辆比较旧的26型号永久牌推过来了。

  车市经常遭到警察的偷袭,所以在10点以前就开始收场,我看大家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车,自己也不能搭谁的车回去,就向先前的车主开价150,带本。成康劝我不要本,我觉得还是要本好,拿着本看了看,见型号对。车主在我的再三劝导下决定150卖给我,但顺手将车上的一个铃和锁拿下来。

  我想,锁一定要装新的,铃很便宜,就此罢了,骑车走人。

  我们仨跨上自己的车,飞快地骑向通往招待所的路。

  天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空气清新而湿润,车轮在路上发出清脆的沙沙声,我们被这种崭新的生活鼓舞得内心激荡起快乐的涟漪,一路口哨、歌声,并开始追逐起来。骑在最前面的成康在小女式车上像一只巨大的企鹅,剧烈地扭动身躯,但还是很快被我们抛到后面去了。

  回到二招我又拿出车本仔细看了一遍,发现颜色那一栏与我的车对不上号。我的车是黑色,颜色那一栏却写着;墨绿。车本显然是假的。操!我将来北京第一天在火车站跟拉黑活儿的司机学的骂人话说了一遍。

  星期一我们报完到,都分到了各自的宿舍,我和成康住对面宿舍。吴显分到另一栋楼去,后来与我的联系少了,若干年后,我发现曾经和我同班同学的吴显几乎和我一年也聚不上一次,北京像个大海洋,我们只在出发的地方相聚,以后就向各自的方向游去,谁也不知道谁能够到达哪里。

  在两天之内,我所在宿舍的四个人已来齐,有来自四川的胡勇,沈阳的肖哲,湖南的贾朝阳。我们住的是北京标准的筒子楼,中间是过道,两边都是一样大小的房间,在无数这样的黄金分割式长方形房间中,有一间注定属于我们,这是国家对大学生的待遇。若干年后,这种待遇也取消了,我们和一切都被市场化了。

  在属于我们的那间房里,四人一人占据一个角,四张单人床,四个床头柜,四个人在北京被安排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我们各自安排好行李物品,发现每个人拎的行李箱都一样,全是人造革皮箱。

  年轻总是快乐的,我们在床头贴上自己喜欢的偶像画,音乐开始在房间响起。

  成康住在对面宿舍,他居然奇迹般从行李箱里掏出了一把吉他。他在墙上钉了一颗绝对雄壮的钉子,将吉他挂了上去,他的床头没有任何偶像画。在成康的房间里,有来自吉林的李伦,来自北京顺义的杨杰,还有来自安徽的李为。

  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我们热切地交流,两个宿舍已经发展到互通有无。谁有电吹风,谁有鞋油,谁有手电筒,谁有女朋友等等都清清楚楚,而且除了女朋友外,许多东西开始离开主人在宿舍间流动。

  第三天晚上,我们“八大京钢”在宿舍附近的泽雨餐馆好好撮了一顿。大家在桌上按照顺序轮流介绍自己,李伦提议鱼头冲谁谁先说,刚好一盘菜里的鱼头冲着我,所以他们集体决定由我先介绍自己。

  我看既然是鱼头选中的我,这也是天意,起身端起酒杯,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将酒杯举着向每位点头致意,然后说:“在家靠兄弟,出门靠朋友,我希望我们成为永远的朋友!”说完,我将杯中酒一次性送进喉咙,酒的辣气呛得我咳嗽起来。

  下一个是李为。李为长着一张长条脸,说话喜欢重复这个这个,他起身说:“我觉得认识大家是缘分,为了这段不了缘干杯!”

  “不了情,不了情!干杯”胡勇插了一句,大家都笑了,干完了杯中酒。

  接下来是肖哲,肖哲瘦高个,长着一颗大大的脑袋,戴着一幅堪称巨大的眼镜。他站起来给大家双手抱拳示意一下说:“说啥呀,都是我哥,在北京见着你们,眼泪哗哗地。”

  大家全被逗得哄堂大笑,肖哲就坐下了。这时候李伦提醒说:“叫声哥就免酒了?喝酒,喝酒!”

  肖哲对李伦说:“哥哥,我真不能喝酒。”

  李伦:“那为了表示你这个做弟弟的诚意,就一杯喝醉得了。”大家就都跟着起哄,肖哲见无法逃避了,非常艰难地将一杯白酒喝下去,呛得泪眼婆娑。

  轮到成康,成康自觉站起来,将自己倒得不满的杯子里加满,然后一口喝下,同样也呛得泪眼婆娑,双手撮着说:“既来之则安之!”说完,成康就坐下了,李伦以为成康还有话,一见成康坐下,李伦起身说:“你还没有说完吧?”

  成康坐着说:“既来之则安之!完了啊。”

  李伦看了看大伙,说:“我看这样吧,既然来到北京,是来工作,不是旅游,我们肯定对自己还是有份期待,要不我们下面开始,谈谈自己来北京的期望。”

  大家齐声说好。轮到下一个是贾朝阳,贾朝阳整理了一下上衣,起身目光坦诚地望着大家,颇有感慨地说:“北京,真他妈大,那天看地图崇文门离西单不远,决定步行过去,结果腿都走短了还没有看见西单。”

  大家都笑了。贾朝阳接着说:“来北京,我的目的很明确,得做一番事业,至少过上小康生活。”

  李伦接着说:“我有同感,北京,他妈真大,大得像海洋。我骑自行车想去趟北海,结果骑到西单屁股给磨破了。

  我连忙接着说:“北京,真他大妈。我那天在一个小摊上叫卖东西的大姐,结果人家劈头盖脸数落我:你看我像大姐吗?我能做你大妈!没礼貌,这孩子。我当时嘀咕:叫大姐说明你看上去年轻啊。人家大妈说:年轻能当饭吃?我当时哑炮了。”

  李伦说:“言归正传,贾朝阳,你说说你的小康生活是什么标准?大家借鉴一下。”

  贾朝阳说:“我的标准是四小,小车,小别墅,小孩。。。。。。”贾朝阳说到这里,突然想不起来另外一个小了。

  “小老婆!”旁边一直沉默的杨杰递上来一句。大家都笑起来。

  贾朝阳说:“差不多这个意思,但是是小自己很多岁的老婆,呵呵。”

  大家对此哗然。李伦接着说:“太腐化了吧,我们国家还有好多人没有过上温饱生活,你就进入小康了。”

  贾朝阳接茬说:“我就是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一个月260元,在北京不是温饱线还是什么?”

  “那我们都是!”我接着说。

  “所以说嘛,我们都得为小康生活奋斗!”贾朝阳说。

  “好话题,要不下面每个人说说自己的小康生活!”李伦提醒道。

  胡勇接着说:“我认为小康生活应该是三有:有一份自己想做的工作,有一个自己想爱的人,有一个自己设计的空间。”

  贾朝阳马上应道:“那可以说你现在已经有了。你想想,肯定有一份你想做的工作,只是人家不需要你;也有你想爱的人,可能你死后5年她才出生;现在你住的地方就是你自己设计的,墙上贴的美人画,你的小康已经实现了!”

  “小康不是这样的!”肖哲说。

  “那你说说你的小康生活!”

  一帮人就小康生活的标准开始争论起来,酒也喝得非常顺利,很快两瓶二锅头都下肚了,已经有几个人舌头开始打卷。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直趴在桌上醒酒的成康在半梦半醒之间抬起头说:“我要当一个科学家!”

  坐在成康旁边的李伦推了推成康说:“科学家,醒醒!我们在说什么是小康的生活。你也来说说。

  成康仰坐在位置上慢慢腾腾地说:“小康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

  我说:“你喝多了,醒醒酒再说吧。我个人理解,小康的生活应该有一条,首先是快乐的生活。”

  胡勇举起杯,用明显的四川普通话说:“有道理,来,合(喝)酒,合酒,别谈什么小康生活,为快乐的生活干杯。”

  肖哲说:“什么是快乐的生活?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我快乐的生活就是能够把女朋友分配到北京来。”

  李伦将酒杯挪了挪,面带微笑地说:“菜过五味,酒过三巡,我们都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伟大的首都北京,这是一件大事,首先为这一件大事干杯。来,来!”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邀酒。大家对这一刻的认识变得历史起来,微笑中不失凝重。谁也没有推托这一杯,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杯。成康也摇晃起来干了这一杯,场面安静下来。

  “几千里之遥辗转至此,没有缘是不会碰面的,何况碰杯?”李伦接着说:“小康的生活如果是个物质标准,每个人对物质的需求不一样,今天靠我们几个制定一个标准恐怕不可行,这事得国务院干,我们别把他们的事儿干了。如果小康的生活是一个幸福的标准,是一个心理感受的标准,那更加难以统一。我就在这里卖个学问,把古人说的小康标准的出去拿出来显摆一下,古人说:今大道既隐,大同不存,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是为小康。”

  李伦扔出一段古文,众人皆木,但是觉得还是倍儿有面子,虽然大家都是大学生,可是在古人文章面前,还是非常心虚。

  李伦接着说:“我想今天我们无非在谈论一个来北京的追求问题。只不过这个追求比读书时的追求要现实许多,而且方向各异,不是考多少分的问题。大家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人分九等,马分五色,各有各的愿望,这很正常。像贾朝阳的四小也好,胡勇的三有也好,都何尝不是一种追求的具体体现。就算成康要当科学家,这也不是不可以,玻尔连字都不会写,靠他妈和他妻子通过口述笔录,也成了科学家。不管这个理想在本世纪末还是下世纪中页,不过下世纪中页长了点,下世纪初实现,我们都应该为庆幸来到北京,然后很快找准了目标干杯。”

  “干杯。”――大家在桌上将酒杯过完电,再一次高举酒杯。

  这一晚,我们八个人总共干下去六瓶二锅头,李伦被现场命名为太平洋,因为他酒量惊人。我是印度洋。胡勇是北大西洋。贾朝阳是西湖,李为是瘦西湖。杨杰是昆明湖。大家各自取得了自己的封号。成康和肖哲成为沾酒脸红的人,但是酒风端正,被授予“滴酒睡”和“蛋白酶”。

三、倍儿不爽
我们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在总公司进行了半个月的入厂教育,新员工集中安全教育课在设计院大楼顶层进行,这堂课上得非常隆重,总公司负责安全的副总经理和安全专职教员亲自给我们上课。

  安全教育是所有入厂教育中最生动、最有趣,也最严肃的一堂课。学员们最大收获是知道生产事故中是要经常死人的。右手五只指头还剩下三只的安全教员告诉我们,人在巨大的机器设备面前是渺小的,对比起来就相当于我们人和耗子之间的差距,人不小心踩住一只耗子或者摔个屁股礅都可以给一只耗子带来生命危险。而京钢公司的生产线有上百道生产流程,每个流程都有死亡威胁。生产事故造成死亡的方式千奇百怪,绝不比奥斯维辛集中营好,有的被热水煮死,有的被头顶的吊车砸死,有的被离心设备离心而死……,安全教员热衷于对细节的描叙,使我们一个个听得心惊肉跳。

  15天中,我们与许多人建立了友谊,对我们来说,友谊往往是短暂的。15天后,我们都回到了各自的生产分厂,很多人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在北京这个大海洋里,我们可能在某个闸口相遇,然后又会游向未知的水域。

  我骑着买来的新车到三分厂去上班,对全新的生活充满畏惧和高兴,我有在新生活面前不知所措的毛病。

  厂办公室安置在一片灰蒙蒙的车间旁,三层高的办公楼表面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褐色灰尘。迎厂房面的一面墙爬满了爬山虎,露出来的窗户像办公楼的眼睛。我踏着轻飘飘的步子沿着昏暗的楼梯上了二楼,心里惴惴不安:国家安排我在远在千里的地方上班,这里面多么玄妙和充满偶然性!

  根据人事部门事先的提示,我将安全学习合格证交给了厂里的安全科长科长,我居然发现五大三粗面色黧黑的安全科长同样也是右手剩下了三只指头,这实在让我心惊。看样子厂里让人当安全科长必须得有招牌相。

  然后我到人事科王科长那里去报到。王科长长了一脸青春痘,脸上没有丝毫皱纹,头发却已经地方支援中央,让我摸不清他到底有多大年龄。他一望无际地望着我,好像是在望窗外也像在用下垂的目光看着我。

  我很认真地介绍着自己来自江南名校,能够吃苦耐劳,关键是学习能力强。据以前毕业的师兄说,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王科长这里建立起良好印象,我的表达有些表演性质,像念话剧台词。后来我回到宿舍检讨自己第一天的工作时,觉得自己比实际幼稚程度可能还幼稚。

  我在自我介绍中没有忘记强调自己是学计算机的。

  王科长用蜡黄的右手指夹着烟,另一只指甲修剪得很完美的左手按在一叠办公材料上,拉高嗓门很高兴地说:“啊哈,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这里缺学计算机的人,以前有过,那是中专生,他们只懂得操作,我们需要像你这样更高层次的技术人才。";

  我听出来王科长是一个懂技术的人,至少他很看重技术,心里踏实起来,我只希望能够有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

  王科长收回右手,深深吸了一口烟,眼睛先下垂,然后抬起来,目光又一望无际似看非看地望着我说:“经厂里领导研究决定,我们先安排你在生产科工作,你等一会儿。”

  王科长说完起身就出门,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正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很快又折回来说:“生产科长现在正在开早调会,等一会儿我带你见他。”

  我呆坐在旁边等着,不知道该怎么跟王科长搭话,恰好王科长接到一个电话,估计是一个聊友,两人没完没了打着电话。一刻钟后他们停止谈话,能够判断出跟工作有关的只有最后一句,让对方送一张什么表格过来。

  电话后王科长表情突然生动起来,用一只很漂亮的老板杯沏了一杯茶,才忙忙自责地说:“哎呀,忘了给你倒茶。来来!”说着起身要给我倒水。

  我很诚恳地撒谎说:“我不喝,刚刚喝了来的。”我发现屋里并没有多余的茶杯,而且我不应该这样麻烦领导。

  王科长抬起头望着我,他眼神里带着疲倦说:“从湖北来的?”

  “是的,湖北武汉。”档案上都写着,我想他只是从此切入吧。

  “父亲做什么的?”

  “个体户。”

  “在北京有亲戚吗?”

  “没有!”

  “远房亲戚也没有?”

  “没有!”我很肯定,因为从家谱看,我们家族从清朝初年一直在南方混,明朝最多在山东混过。

  王科长换了个姿势吸了一口烟,好像叹了口气一样,这时候桌面上的电话响了。王科长接起来,连说两个好,把烟在烟灰缸里掐灭,然后站起来说:“走,小江,去见你们科长去!”

  我跟在王科长后面,心里忐忑不安,下面要见的科长才是我以后的直接领导,这个第一印象比刚才那个更加重要。

  王科长进去给生产科长说了句人给你带来了,拍了一下我的肩就走了。

  我的腿刚进生产科长的办公室,生产科长就从座位走过来,用那双肥大的充满粗大黑皱纹的手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黑而光亮的脸上绽开灿烂的微笑,弯月形的眼睛星光点点。

  我一时被这种热情冲晕了头脑,因为这种热情我只在黑白电影里见过。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始终保持灿烂的笑容,同时感到古道热肠还在工人阶级中存在。

  生产科长长着一颗圆圆的头,圆圆的脸,黝黑的脸上居然还有两颗圆酒窝。后来我发现,三分厂的人面色都接近煤灰色,因为整天在矿粉堆里工作的缘故。

  生产科长姓张,他一手握我的手,一手拍着我的肩,用老熟人一样的口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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