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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这一案件采取了公开审理，并尽可能地吸收群众代表参与审判，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在法庭的组成中，通过陪审员方式，直接吸收群众参与案件的审理，体现了当时条件下的司法民主。在黄克功杀人案的审理过程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通过群众参与的方式，体现司法民主化的要求。在黄克功杀人案的法庭组成人员中，由5人组成的法庭，除主审雷经天外，其余是来自陕北公学及抗大等单位和群众代表的4位陪审员。“因为陪审是群众的代表，这样的判决仍然是代表人民的意见的。就此也可看出边区的法律是属于人民的，故人民有权力执行自己的法律；更充分表现出边区司法制度中也发扬了民主的精神。”⑤另一方面，在审判形式上，通过公审的方式，让群众在审判过程中发表意见，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施加一定的影响。对黄克功杀人案的公审，邀请了来自各单位的代表1000多人，并参加了庭审现场发言。群众在发言中不仅驳斥了个别人借口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或不应再损失革命力量，主张对黄克功减刑的不正确说法，并分别从不同侧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从群众发言的情况看，发言者虽各有侧重，但均认为黄克功罪责深重，应处以极刑，基本达到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效果，开辟了特殊条件下司法民主的新形式。同时，也对边区确立法制观念，树立革命正气，发动干部群众同不良行为作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人权平等既是民主的前提条件，又是民主产生的基础。没有对人权平等的尊重，民主就无从谈起。在党局部执政早期的苏维埃时代，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各根据地处于分散状态，出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和惩治反革命活动的需要，中华苏维埃立法出现了以阶级路线确定法律原则的现象。例如，在革命法制初创时期的1934年4月8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工农分子犯罪而不是领导的或重要的犯罪行为者，得依照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定，比较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有同等犯罪行为者，酌情减轻其刑罚。”第三十五条规定：“凡对苏维埃有功绩的人，其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这种以阶级路线确定的出身不好本身就有罪，而出身好者犯了罪也可以减、免刑罚的立法原则，显示革命政权创立初期法制的不成熟。黄克功之所以在两封申诉书中幻想以其革命资历减轻处罚，其根源就在于此；此案发生后个别人对黄克功处置提出功过相抵的想法也根源于此。但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经验的积累，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重要理念之一，成为边区政府重要的立法和执法原则。这一原则既是革命法制走向成熟的体现，也是建设民主政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对有革命功绩的黄克功判处极刑，意味着特权观念（包括身份特权）被彻底废除，以功抵罪的观念将被彻底废除，法律主体权利平等观念已经建立。
第14节；
虽然黄克功案件发生在民族抗战的特殊形势下，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特殊背景下，但其中蕴涵的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体现的民主和法治精神，对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对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实践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书目
①《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24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8页。
③汪世荣、刘全娥：《黄克功杀人案与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公正》，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5米5花5书5库5 ；__
⑤《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第三章民意盖天：人心向背
舞动血色党旗
——抗战时期肖玉璧贪污案
陕甘宁边区位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包括陕北、陇东和宁夏东南。北起长城从陕北的府谷到宁夏的盐池，南至陕西宜川富县，东接黄河，西至甘肃固原，南北约900华里，东西长800华里。1937年，边区面积为129680万平方公里，1944年为9896万平方公里，边区人口1941年不过134万人①。气候干旱、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人口稀少是边区的区情特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红军人数有1万余人，1935年2月，陕北红军经过东征，扩充8000人，1936年又经过西征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红军总数达到7万余人②。陕甘宁边区贫瘠而人口稀少，支撑如此规模的军队，堪称“鱼大水小”。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开赴山西等抗日前线，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此时军政人员并没有减少，因为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到边区，加上留守边区的军队和各种军政人员，边区群众的负担非常沉重。在这种背景下，边区内部的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又呈现蔓延之势。贪污腐败严重影响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考验。开创陕甘宁边区廉洁政府是团结民心、共御外辱、推进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政治保证。在国民党军和日寇双重围困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树民风、正民心、立正气，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惩治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即便是对红军英雄和历史功臣也一视同仁。1940年惩治贪污犯肖玉璧案，就是当时的典型案例之一。
第15节；第三章民意盖天：人心向背舞动血色党旗
第三章
民意盖天：人心向背舞动血色党旗
——抗战时期肖玉璧贪污案肖玉璧案
一、毛泽东把“取奶证”让与战士肖玉璧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在战略相持阶段对国民政府的分化诱降取得进展，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另一方面，日军将大量兵力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对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蚕食和封锁。同时，边区与国民党控制区毗邻的县政府设置呈现国共两党政府并立局面，地主民团和匪患势力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支持下不时骚扰边区政府，杀害八路军战士和民主政府人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由此进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的供给几乎都来自于当地群众的公粮，随着抗战时期边区脱产人员数量的上升，边区的供给也日益紧张。陕甘宁边区人口100多万，脱产人员从1938年的16万余人上升到1941年的73万余人，公粮1938年为15万石，1939年增至6万石，1940年增至10万石，1941年增至20万石，以致引发了群众的不满③。为此，边区开展“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军民生产自救运动。但是，生产运动期间，八路军开发的荒地肥力不足，资金缺乏，农具不够，部分地区加上天灾，边区留守部队不能完成自给任务。以1940年为例，边区要求留守部队解决全年中一个半月的粮食，总计需要3400担，然而只收了2400多担，最后通过经营副业和商业、运输业等辅助生产，才勉强完成任务④。可见当时边区粮食等物资筹集的难度之大。
实际上，自从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在供给方面一直处于困难时期。为了开源节流、节约物资消费，边区军政人员的供给在1937—1940年已经降低到几乎连温饱都不能维系的水平。1937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办事处颁布的《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了各级军政人员的供给水平：边区正副主席、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及厅处负责人，每人每月津贴5元，正副专员和正副县长津贴每人25元，区长15元，而一般工作人员的津贴则为l元至15元；勤务员和炊事员为1元，1940年因为边区经济困难取消了津贴；伙食上伤病员略有照顾，公务人员同样标准，1937年至1940年，每人每天小米14斤，菜金3—4分；边区各级干部的被服统一发放，每人每年单棉衣各一套，其他像挎包、毛巾等物品看经济状况发放⑤。按照当时边区的物价，一元钱能买蔬菜三四十斤，或清油二斤，或柴火100斤，没有肉吃；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分为三种伙食标准，差别极小：小灶每月2—3斤肉，每餐有一个白面馒头，中大灶没有白面馒头，每月2—3斤肉；边区厅长以上干部吃小灶；科长以及老同志吃中灶，其他人吃大灶⑥。当时的边区军民就是在这样极其困难的生活环境下，为了民族解放的事业而拼命苦干的。
第16节；
1937年，毛泽东来到边区医院看望八路军伤病员，见到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肖玉壁。
肖玉璧，陕西清涧县城北马家村人，时年44岁，1933年参加革命，身经百战，是一位身上留下90多处伤疤的红军战斗英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清涧县区苏维埃主席、定边贸易局副局长、波洛地方税务分局局长、盐池税务分局副局长等职务。此时的肖玉璧有气无力、骨瘦如柴，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毛泽东便问医生肖玉璧得了什么病，医生回答说他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病，只要吃一个月的饱饭就行了。毛泽东知道当时边区物资供给紧张，红军战士因为营养问题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心情沉重的毛泽东便从警卫员那里把中央特批每天补贴给他的半斤牛奶的取奶证让给了肖玉璧，还嘱咐医生每天清早到中央机关管理处取奶。在医院里的肖玉璧因为有相对较好的伙食照顾和毛泽东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加上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1937年12月，肖玉璧被组织上安排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出任局长（相当于税务所主任）。肖玉璧对给他分配工作的人员大发雷霆，认为自己曾任过区苏维埃主席、贸易局副局长，又是身上有90多处枪伤的老红军，怎么也得分配给他与过去相当的职务级别，没想到只得到一个乡镇税务所主任的职务，顶多是个科级干部。％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当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八路军正在山西与日寇鏖战，举国面对侵略者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国形成万众一心的抗日热潮。恢复健康后的肖玉璧没有被组织安排到抗日前线，本身就考虑到他是老红军，年纪较大，且身体伤痕累累，出于对他的照顾才安排他留在后方。但是，曾经在贸易局和盐务局当过局长的肖玉璧认为张家畔税务局长的级别太低，说什么“毛主席肯定不知道这事”，执意不服从组织的安排。
肖玉璧原来工作过的贸易局和盐务局到底是个什么机构呢？陕甘宁边区的贸易局是个商业机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陕北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消费合作社。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华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保障军民供应，便进一步发动建立消费合作社。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合作指导委员会，颁布了《发展合作社大纲》，经过半年的努力，陕北根据地各县乡都建立了消费合作社。中央国民经济部还建立了贸易局，其任务是向外购买除粮食以外的供给根据地军民所需的一切物资，贸易局设在瓦窑堡。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贸易局也随之搬迁到延安。贸易局在各地设有分局和支局，单就绥德支局来说，就有30头运输牲口，40名护卫队员，工作人员共90人，对外贸易已有相当的发展⑦。从级别上，肖玉璧从事过的工作职务高于分配给他的张家畔税务所主任的职务。但是作为一名老红军，肖玉璧本应以红军英雄的身份为边区军民作出表率，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才是当时的正确选择。但是他此时自恃功高，认为出任小小的税务所主任是大材小用，便跑到毛泽东那里求助。肖玉璧见到毛泽东一味地摆自己的战功，毛泽东当时很吃惊地盯着肖玉璧。肖玉璧说到激动处，便解开自己的上衣，让毛泽东看他身上的几十处伤疤，毛泽东再也忍无可忍，厉声对肖玉璧说：“我不识数！”肖玉璧看到毛泽东发火，便带着不满情绪去张家畔税务所上任了。
第17节；二、从红军英雄蜕变为腐败分子的肖玉璧
二、从红军英雄蜕变为腐败分子的肖玉璧
1937年12月，肖玉璧出任边区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主任。全面抗战之初的边区形势比较复杂，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边区政府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因此，国民党承认陕甘宁三省23个县为八路军的“募补区”，也就是陕甘宁边区的管辖范围。但是，除少数几个县以外，国民党陕甘宁三个省在边区23个县的地方政权依然存在，这样就存在双重政权的局面，边区习惯性地称双重政权存在的县区为统一战线区。不过这些统一战线区的县长和国民党专员都是国民党顽固派，也是搞“反共摩擦”的“专家”，到1940年，边区政府才把国民党的县长和专员“礼送”出境⑧。肖玉璧所在的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正是处于统一战线区，也就是双重政权存在的区域。这种区域国共两党军政人员相互交叉，征税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由于国共双方都有税收人员，因此税源和税额都是不确定的。在征税的过程中，由于1937年10月边区成立银行，发行边币和苏票，有些从国统区到边区经商的，是用法币交税还是用边币交税，这是个问题。同时，苏区贸易主要是苏区盐池的食盐和布匹等生活用品。为此，当时边区银行的行长林伯渠指示：“凡销售苏区的食盐和收取税金，一律收苏票；运输食盐出口的，虽然一般的仍应坚持收现金和白票，但亦可与商人协商，以布匹或货物作价交纳。”⑨由此可见，当时边区政府去国统区购物需要“白币”，因此苏区商品交换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在收取税收时必然出现有些交实物，有些交“白币”，有些交苏币，这就为税收管理带来了困难。而肖玉璧作为张家畔税务所所长，这种税收形式的多样化为他日后在征取税收时多收少报提供了便利条件。。19zs。
抗战进入1938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溃败，八路军在敌后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在这期间，陕甘宁边区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就是许多国民党溃散的士兵进入边区。为了避免国民党溃散部队和士兵给边区建设和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混乱，边区政府发布指示，要求各地对于国民党部队应“妥为收容或与整编或收缴其武器，施以抗战政治教育”，如遇顽固的国民党的溃散部队不听劝阻，应“彻底解除其武装”⑩。就在国民党的溃军不断涌入陕甘宁边区时，肖玉璧遇到了国民党军内蒙古独立旅旅长常崇耀，肖玉璧出自对组织安排他到张家畔工作的不满情绪，便与常崇耀勾结联合招募新兵，企图背叛革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肖玉璧开始在征税时采取多收少报、不记账的方式贪污公款。同时，当时征税有时征收的是实物，比如粮食和食油等，肖玉璧就利用职权，把征来的粮食和食油等实物税收变卖给国民党部队。抗战初期的延安，党的领导人和八路军战士住的是简陋的窑洞，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领导人与干部同甘共苦。并且，由于边区物资极为匮乏，边区政府提倡节约，一尺布、一根柴、一张纸都倍加珍惜。边区不搞特殊化，边区主席林伯渠经常深入基层，与群众进行访谈，了解民众疾苦，被边区军民广为赞誉，称林伯渠是“少骑公马多徒步，不用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冷馒头，一天开会好几处”，堪称边区节约的楷模。边区各级政府不发薪俸，只发津贴，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薪金的水平，边区政府每月办公费30元，分区每月15元，乡政府只有1元；而国民党的县长月薪180元，边区的县长月津贴2元，边区主席的月津贴是5元。边区县区级干部当时一年的津贴买不到一双鞋子，两三个月的津贴才能买到一条毛巾。
第18节；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边区各级政府节衣缩食、勤俭节约、齐心协力、支持抗战。而肖玉璧正是在边区各级政府大行节约、全力支持抗战期间，1938年间共贪污公款280元，同年12月又贪污公款1520元，1939年1月又暗扣公款1000元，共计2800元，全都不记账。2800元的数字在今天看来不是大数目，但是当时相对于边区各级政府人员的津贴、边区战士的月生活费、边区政府的办公费，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1938年10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指出：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国民党利用高官厚禄引诱共产党员，共产党员面临被腐蚀和官僚化的危险加剧；在敌后建立政权，各种条件极为恶劣，政府的廉洁问题关系着人心向背；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国民党政府腐败，如果共产党不注意廉政建设，很容易模糊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为了保证边区政府成为廉洁的政府，边区政府逐步建立了工作检查制度、财政审计制度、预决算制度等，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和部队必须按照批准的预算限度内进行开支，预决算及一切应交单据必须上交中央财经部。肖玉璧贪污巨款造成的亏空必然引起边区财政部的注意，1939年1月，边区财政部开始派人调查肖玉璧的贪污情况。就在调查肖玉璧期间，肖玉璧以外出讨账为由，又携带公款250元，税票18张逃跑，行至宁条梁时肖玉璧将18张税票以72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叫徐二的人，徐二在使用这些税票时因过期又退给了肖玉璧，肖玉璧将18张税票全部销毁。1939年4月，肖玉璧逃至绥远东胜县见到常崇耀，常崇耀让他回到宁条梁为其招募新兵，肖玉璧先后共召集13名新兵交给常崇耀，常崇耀每次均给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