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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过去若干年里一直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徘徊、挣扎。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总认为改革“急不得”，因为一急就会乱。因此，我们一直采取拖延战术，居然也就这么一路“成功”地拖延下来了。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拖延？为什么众多的矛盾能被缓解或掩盖？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在上升，而且经济上升的速度跑过了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
但未来几年，这个优势将不复存在。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告诉你，未来几年，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继续依靠高投资的策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以经济自由度持续下降为代价；要么开始积极的经济调整，但是以适度的经济下滑为代价。t米t花t书t库t ；www。7mihua。com
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为了“稳增长”，必须继续依靠投资的“急风暴雨”；但要“调结构”和“促改革”，又必须依靠“文火炖汤”式的微调。“文火炖汤”能否敌得过，或逐渐替代“急风暴雨”？这是“李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年上半年，将没有什么“李克强经济学”，有的只是“李克强难题”。而“李克强难题”能有的“解题”时间，充其量也就只有两到三个季度。换言之，最晚到2014年第三季度结束，“李克强难题”必须找到一个正确的“解题思路”。
关键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与社会、政治盘根错节，内政与外交犬牙交错的问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有两组速度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第一，经济增速放缓和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第二，零碎改革的速度与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就前一组速度而言，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其与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之间将是一种什么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将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得以爆发？
就后一组速度而言，未来几年，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都将陆续登台。这些措施孤立地看都有重大意义，但若和社会矛盾上升放在一起看，下面的问题就来了：若这些零碎的改革跑不赢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那么再好的改革都可能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矛盾一旦爆发，所有一切都将发生质变。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过去若干年，中国的改革是“急不得”，那么未来三年中国的改革则将是“等不得”。但“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未来三年：高度关注一系列深层隐患
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止于人们通常谈论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的调整，抑或房地产、地方债和金融风险的掌控，而是还涉及一些经济供求面上的更加深层的问题。未来三年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将全面凸显，而其后果至少将影响未来20年的中国经济。未来20年里，中国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寻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然而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当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的时候，我们的创新精神和机制是严重缺乏的，我们的经济自由度是严重不足的，甚至还在持续下降之中……
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中国除了面临人口红利下降的危机外，还面临另一个可能更为深重的危机，那就是人才危机。前者是低端劳动力数量的危机，而后者则是高尖端人才数量的危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需要100万高尖端人才，而目前中国这类人才则只有一万人；更要命的是，这一万人还在向海外流失之中。庞大的中国经济体就像一个日益成长的身躯，而其内部的血液却在悄悄地持续流失。等有一天我们的身躯长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却会忽然发现，躯体里的血液已流干了……
我们时常自大地以为，我们在崛起，美国在衰败，美国已穷得连联邦政府都要被迫关门。但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过去五年美国的经济调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创新的活力和经济自由度依然不减，而这是一个经济体长远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柱；相反，中国的经济调整在成功“保八”的同时，却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最致命的是原本就不足的经济自由度还在继续下降，创新精神和机制依然“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本书后面的章节也将告诉你，由于页岩气等先进开采技术的提升，美国不但开始真正实现“能源独立”，而且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这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将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源消耗仅次于美国，并高度依赖外来能源；另一个则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消耗着全球最多的能源，却已能做到能源出口。两者相比，高下立现。
与此同时，当我们正“埋头拉车”，即埋首于自身问题的解决时，美国正在全球贸易规则方面重新建章立制，中国过去赖以飞速发展的全球化很可能因此而被虚化。未来三年，中国若不采取积极有为的战略，很可能又会被迫从现有的全球经济制高点上下来，重拾别人已经制定的游戏规则。
……
一切都与未来三年有关。
中国面临着许多我们自己可能都看不见的深刻危机。这些危机都将在未来三年里或显现，或激化。
而我们也只有三年的时间。
如果到2017年，我们仍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那么中国未来的麻烦将很多，现阶段的成就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而长期以来已习惯了“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逻辑的我们，能否抓住机会，励精图治？
希望我只是杞人忧天而已。然而未来三年，中国确实成败在此一举……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就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时代：从那年刚一开始，不知不觉间，人们就有一种感觉——中国经济的某种不确定时代可能即将来临。
这种不确定感觉来自哪里？坦率地讲，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经历了2011年一整年异常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人们对于包括房价在内的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数已不再具有信心；也许中国经济前几年的各种表现，尤其是CPI（居民消费指数）已经让人预感到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一些“状况”。
也许是出于职业敏感，也许是源于某种“第六感觉”，从2011年下半年起，我就在我主持的节目中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增长何时放缓的问题。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陆续成为我的《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节目中的常客。久而久之，这些经济学家里的“北派”和“南派”，开始借助我的节目平台展开意见交锋，有时甚至还“打”得不可开交。
所谓“北派”，乃指以北京为中心的经济学家，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以乐观居多；而“南派”则多以上海、深圳为基地，对中国经济多倾向于谨慎观察，甚至常有批评之言。
说起来，经济学家的工作与医生有点类似，只不过医生面对的是生理之病，而经济学家面对的是经济之病。每当经济出现不稳，经济学家的工作首先是“诊断”，其次是“开药”。
久病成良医的朋友都知道，一个疑难杂症，不同医生的诊断可能会有差异，其开出的处方也可能千差万别：有些医生开出的药，也许只能缓解病痛于一时，而不能消除病根于永久；而有的医生则能一眼看出病因，并能手到病除。这是庸医与良医的区别，也是临床经验是否丰富的区别。但有的病则是经验丰富的良医也从未遇到过的，这就成了医学上的一大难题；谁能攻克这一难题，那无疑就能成就医学上的一大进步。当然，如果病治好了，但病人付出了巨大而痛苦的代价，那就成了医学上的“硬着陆”；若在没有明显痛苦的情况下将病治好，那无疑就是“软着陆”。
经济学家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比医生更难，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身体，而是社会，没有必然的规律可循。于是，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永远在预言，但其预言永远不准的经济学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习惯于“下猛药”，只缓“病痛”却不除“病根”，甚至还可能加重“病根”的经济学家，那应该就是经济学界的“庸医”了；但也有一些经济学界的“良医”，眼光精到，“用药”准确，那无疑是经济学界的“良医”了。
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真有病了，人们还是要找医生，只不过要找到一个好医生不容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学家。因此，“不要轻信经济学家而又不得不听经济学家”就成了经济不稳来临时人们的一个十分两难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久病成良医，“尽信医不如无医”。
经济学家里最有民间声望也最有争议的，无疑就是郎咸平了。无论是早年的“郎顾之争”，还是近年屡次发出“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郎咸平似乎永远都以最犀利的语言和姿态站在风口浪尖上，也为很多民众和第一线的企业家所追捧。
这位美国大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骨子里依然有着严密的西方学术训练所遗留的痕迹，但使用的是为中国最大多数民众和企业家能够听懂的语言（甚至是有些煽情的语言），因而也成为最为人所知，甚至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
我们最早的见面是在2005年的某一天。那时的郎咸平还没有今天这么有名。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喜欢看你的欧洲问题分析。”说出这样的话似乎不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为他对人的态度多是批评和苛责，而很少赞扬或恭维。但这话似乎又很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为他素来我行我素，直来直去。
说完这句话后的几年里，郎咸平越来越忙，卷入了很多纷争，也越来越有名。我也专注于自己的事业。直到2009年，我们又开始电话联系，那时他的名声已非2005年时所能比。
我为了一件事给他打电话，他却抓住这个机会让我出席他的节目《财经郎眼》。这就是郎咸平，永远能抓住机会，也永远不会吃亏。
那时的《财经郎眼》还没有改版，摄影棚狭小而简陋，而且多半在晚上录像，但我还是不止一次从香港赶到广州去捧他的场，有一次甚至忙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吃上饭。说实话，我也是个“大忙人”，每周的日程都排得非常满，若不是碍于郎咸平的面子，恐怕很少能有人让我这么做。
与郎咸平的合作不算多。他的节目起起伏伏，时而被封，时而解禁。有一次他的节目又遭受短封。最后一期居然是我和他一起做的。但等到节目解禁时，当时录制的内容已略显过时，那一期就永远封尘了，我的辛苦也就永远白费了。我成了郎咸平为数不多的被封杀时的“陪葬者”，这让我至今还很不爽。这当然只是笑言而已。
节目里，郎咸平依然是保持一贯的犀利风格。有一次，他冷不防来了一句：“难怪我看你这么顺眼，原来你有欧洲学术的训练经历。”但就是这样一个时隔几年又一次对我的欧洲学术背景表示赞赏的人，却坚决不肯出席我的节目，还笑言：“我是个很小气的人。”但在我看来，他是个很不给面子的人。这当然也属于笑言了。
就是这个郎咸平，几次喊出“中国经济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的结论可能有些耸人听闻，他的论证方式可能有些“大白话”风格，但至少其中的一些资料和数据，以及对这些资料和数据的解读，是值得深入参考的。
潘石屹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地产大亨和网络大V。不久前他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关于大V作用的那段结结巴巴的表白，很快成了网络上疯传的段子。而他自己也毫不计较，发微博称这折射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011年上半年，中国房价疯涨之后，遇到史上最严厉的调控。这时，几乎所有的地产大亨都噤若寒蝉，只有潘石屹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出席节目与牛刀对话。他还在微博上对任志强喊话：“任总，邱震海请你出席节目！”结果遇到的是沉默。
了解牛刀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一个对地产调控充满期待的评论家，曾预言“2012年中国楼市将崩盘”，其力度远超谢国忠的“楼市下跌50％”和李稻葵的“楼市下跌20％”的预言。问题是，2013年早已结束了，中国楼市不但未崩盘，而且价格还一路飙升。
在2011年调控最严厉的时候，潘石屹愿意出来与牛刀对话，还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节目中，潘石屹一如既往的小心翼翼。面对牛刀的大胆预言，潘石屹“小媳妇”似地表示：“我对2011年中国房价的预测是不上不下。”后来两年的房地产市场发展，验证了2011年上半年潘石屹那番不是预言的预言。
面对牛刀引用当年海南房地产的例子，潘石屹很小心却又很坚定地说：“我想给牛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跟十多年前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是没有最终的需求，全是草炒草建。而今天我们看到北京、上海的需求，尤其最近几个月时间，北京的房租上涨的幅度很快，这就是最真实的需求。”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何以弯路重重
让我们把目光往回看五个年头。2008年11月，我应邀到浙江杭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民营企业峰会”。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民企峰会了，但在杭州举行的这一次峰会在中国民营企业历史上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时，由美国“两房”危机引发的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
2008年11月的杭州已经有了一丝凉意，但在参加会议的人们心中，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凉意，因为一些中国经济和改革的重量级人物都云集峰会，其中有吴敬琏、高尚全等人。这之前的一个月，我组织了一个“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系列节目”，高尚全、吴敬琏是节目前三集的两位重量级嘉宾。
高尚全这个名字，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历史上注定是有一席之地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80年代任体改委副主任的他曾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在当时看来十分大胆的提法，这些后来都被写进了中共文件。2008年9月我致电邀请高尚全出席节目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与高尚全相比，吴敬琏近年来显然更引人注目，也更具有争议。首先，要成功争取吴敬琏出席节目就已然十分不容易。一般的媒体电话，都会成功地被吴夫人的礼貌言词所挡驾。“吴老最近身体不好，完全没有时间”基本上是吴夫人善意而规范的回答模式。
但2008年10月的一天，我居然接到了吴敬琏亲自打来的电话：
“邱震海先生吗？我是吴敬琏。您给我的留言我收到了，我下周可以出席您的节目。请您把节目提纲发给我吧。”吴敬琏显然从被他夫人挡驾的媒体名单里找出了我的电话，言谈中十分有诚意。我当时好奇的只是，吴夫人在一旁是怎样的神情……
吴敬琏在节目中侃侃而谈，儒雅而又犀利。“中国如果不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30年后可能出现像印尼那样的结局”这一犀利的观点，就是吴敬琏在我的节目中提出的。一期36分钟的节目，对于吴敬琏而言显然太短。节目录制完毕，我们当即约定了第二周再加一集。
一个多月后，吴敬琏在杭州的民企峰会上见到我，立即拿出他的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签上大名赠我留念。在这本书里，他比较了苏联式以投资见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ExtensiveGrowth）和以注重效率见长的集约型增长模式（IntensiveGrowth），强调只有集约型增长模式才是经济发展的持久源泉；而集约型增长的重要环节，则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他在这本著作中还透露，当时服务业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仅为30％多；而在日本，这一比例则是70％多，在美国更是达到了80％多。
2008年年末时读吴敬琏的这本书，也许觉得这只是对中国30多年经济历程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经济方向的指引。但五年后再展读此书，方有别有洞天之感，因为这五年的发展历程似乎证明了中国没有向着更加提高效率的方向发展，反而向着更加依赖投资的方向大踏步迈进。
投资，投资，再投资，成了2008—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其间，拉动内需、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一直是中央政府努力的目标。但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一努力的成效不大，甚至可以说完全失败。
时间又过了10个月。2009年秋天，我再次到浙江考察，这时距美国由“两房”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暴发正好过了一年。在浙江省委的指示下，浙江省搞了一个“典型促转型”活动，我应邀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论坛担任主持。
论坛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我清楚记得的细节是，论坛云集了包括楼忠福在内的浙江省重要的民营企业家。当时，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已经下达，中国经济在这一“强心针”的刺激下，正在呈现“脸色红润”的复苏局面。
论坛休息时，我想做点私下考察，在休息室里向企业家们问了一个似乎有些不当的问题：“四万亿人民币，哪位分到了一杯羹？”
正在抽烟、聊天的企业家们面面相觑，似乎不知如何作答，最终的回答都是摇头。只有一位企业家答道：“我的公司通过其他名义拿到了400万。”
400万而已！这是我迄今听到的唯一从四万亿人民币投资方案中分到一杯羹的民营企业家。四万亿中的绝大多数都去了哪里？
几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它们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各政府单位。
2009年秋天，我还到上海和江苏的一些城市作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