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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公司最终答应了夏晓东的合作请求。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盘算——他们原本主要做显示器产品，与海信合作可以介入电视机整机方面的业务。
1999年，夏晓东派战嘉瑾与其他研发人员一起，去美国协助该公司作一些芯片验证板及调试方面的工作。当然，该公司对代码、设计流程等知识产权保护得如“铁桶”一般。
“它们与海信的合作并非技术合作，是纯粹的低端合作，不可能对我们开放技术，只告诉了我们功能方面的一些东西。”战嘉瑾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相当于他们的用户，也只能从用户角度提一些问题。”
战嘉瑾在美国工作了3个月。在这3个月里，他从对芯片设计一无所知、充满好奇慢慢变成了一个充满感性认识、半吊子的专家：
“就像感觉到菜好吃，就要到厨房看看有哪些配料、流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对我最大的帮助是，集成电路设计并不是那么神秘。以前包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集成电路设计很难、高深莫测，因此一直对‘中国人能做芯片’持怀疑态度。”
最令战嘉瑾感慨的是，那家美国公司做芯片设计的开发人员数量很少，也就那么7、8个人十来条枪，而且他们都是中国人，与自己一样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他们中有人来自中国大陆、有人来自中国台湾、有人来自中国香港。这些中国人在美国干得有声有色，他们设计的一款液晶显示芯片，其出货量当时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三。
“既然7、8个人就可以做到全球第三，芯片设计显然没有想像中那样难！” 战嘉瑾说。
他在心中为自己列下了一组做芯片的程式：
◆7、8个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做芯片可以做全球第三。
“谁也不比谁笨，”他想，“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硅谷做就一定比在国内厉害？”
他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对“芯片”的神秘化和国内产业环境的问题。
国内的产业环境的确不是太好，对于芯片业的落后，国家早已紧迫不已，但是长期扶植的政策等各方面的氛围却是异常滞后。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现在，战嘉瑾已经发现“芯片”不再神秘，不再让他感到恐惧。仅仅在美国呆了3个月，他便开始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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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出路（2）
“海信是不是自己去做芯片呢？”
“自己是不是也去做芯片呢？”
在自己设想的幻梦中，他从美国回到了青岛，从硅谷回到了江西路11号，从对芯片憧憬中回到电视机开发中。
但是芯片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身体当中，嵌入了他的大脑当中，嵌入了他的整个思想当中。他到处跟人说自己的想法，见到谁就跟谁说，跟同事说过，跟朋友说过，跟领导说过，在家里跟妻子也说过……
从美国回来后，他变成了一个爱“磨嘴皮子”的人。
集团的高层看起来没有任何动心的迹象。
除了夏晓东命他搜集一些有关芯片研发的技术理论和技术资料外，没有人再对他提起做芯片的事。
这趟美国之行似乎被遗忘了。
海信似乎又回到了老路上。
为什么周厚健和夏晓东看起来对战嘉瑾的想法不感兴趣？他们在犹豫什么？
芯片梦（1）
2000年。海信终于决定要做芯片了。
《海信史》是这样描述海信的2000年的：
海信从2000年秋天开始惊悚于陷入重围的危险。
那一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出家电企业的持续低迷，《南方周末》评论说，“总体获利能力已经接近历年最低水平”。一些企业不得不向股民道歉，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亏损局面。海信不在道歉的名单之内，那一年海信销售收入达到1347亿元，虽然利润只有286亿元，但在家电行业已列前茅。
然而，局面并不乐观。
的确，从2000年开始，中国家电业糟糕透了，彩电业面临“崩盘”，行业整体亏损终于使人们看清，美丽的誓言只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幻象；空调业也并不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产能过剩和价格战的阴影正弥漫天空；松下、索尼、东芝、三洋和飞利浦依旧统治着世界市场，而在纷乱厮杀的中国家电市场，勾心斗角的故事依然此起彼伏。
残忍、血腥、杀气腾腾、孤注一掷，这样的现状，使中国家电业被包围在一个接一个的埋伏圈中，这些埋伏圈彼此衔接，使人们无法看清到底是谁包围了谁，谁伏击了谁。每个光彩照人的“大佬”都似乎包围了对手，却似乎又在别人的包围之中。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自从长虹发动了彩电价格战之后，中国家电业便看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价格战”使用起来确实立竿见影，竞争对手消亡了，市场份额扩大了，名头更加响亮了……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它们的理想既未遭到破坏，地盘亦未遭到侵袭。然而，它们却亏损了。
信息产业部的头儿们已经三番五次地发出了警告，他们既警告这个行业有“崩盘”的危险，警告亏损的“大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也警告像海信这样看起来阳光灿烂的企业，要居安思危。
周厚健时常陷入沉思。空闲的时候，他会在海边音乐广场的长凳上坐上一两个钟头，他静坐沉思的姿态会长时间凝固在那里。秋天的海风掀动波浪，在暗蓝的漫漫暮色中，轻轻而来，又轻轻而去。音乐广场上装饰着五线谱，有时候人们在音符上面踩来踩去，踩出自己喜欢的音乐，就像卡拉OK点歌一样。不同的是，人们并不知道自己会点出哪一首歌，哪一支曲子，也不知道哪一个音符才有点歌的作用。
对于周厚健来说，他也不知道海信的前途如何，在内忧外患重重包围之中，他有时候会感到疲惫。有时候音乐广场会突然奏响那支唤作《命运》的曲子，他就会想起旁边矗立的贝多芬的雕像。有时候那支曲子也会让他感到悲凉。总之，在2000年秋天，周厚健一面意气风发，一面又偶尔会感到沮丧。
稍早前，一位叫于淑珉的女士从周厚健手中获得了权力，她成为海信的执行总裁。与周厚健不同，那年秋天正是她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她豪气纵横，丝毫不觉得疲惫。对于未来，她充满了幻想。的确，2000年的业绩足够支撑她的幻想。然而，接下来呢？
与周厚健不同，她不喜欢静坐，而是喜欢沿着东海路散步，胡乱地想着事情。这种习惯与她的大部分其他习惯不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她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没有人知道她在东海路边会想些什么。
她会想海信的危机四伏吗？
她在为海信的未来策划着什么？
就在海信惊悚于危机四伏的2000年，战嘉瑾终于得到了一个确切的信息：海信要做芯片了。
他奉命搜集和储备的材料看起来要派上用场了。
他也终于可以从电视机整机中走出来，去憧憬自己如何摆弄“邮票”了。那的确像一张邮票，而且正是这一张张“邮票”改变了中国电视机工业乃至中国信息产业的格局。
一家名叫泰鼎的公司2000年7月14日正式向市场推出了芯片，这种芯片只有邮票大小。在半导体世界里，它外表千篇一律，平凡得丝毫不起眼。在它诞生的那天，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不起眼的小“邮票”会改变彩电业的现状。
泰鼎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脑显卡供应商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图形显示用集成电路供应商之一，它拥有全球超过三成的便携式计算机图形加速器市场份额。这家由华人控制的公司在1998年初把公司定位为“数字视频领航人”，利用自身在电脑显卡芯片技术上的优势进军电视机芯片业，从而拿到了小“邮票”，也拿到了通往未来十年彩电市场美妙前景的通行证。
对于中国，小“邮票”的意义在于：这种芯片可用于中国现有显像管，这使中国过剩的显像管生产线有了生路。
一个月之后，中国彩电业混乱极了，部分是由于彩电巨头们沉溺于价格战不能自拔，糊里糊涂地向四面开火。当混乱进入胶着状态时，最容易受到它们攻击的，就是率先打破胶着而跳将出来的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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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梦（2）
2000年8月18日，海信的新产品“胶片彩电”上市，市场定价为7980元。当时新品上市的宣传造势颇为隆重，汤业国那时是海信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他对外宣传说，“胶片彩电”是一种数字化程度很高的科技产品，此电视由海信在国内首家研制成功。事实上，技术并非海信独有，因为它们采用泰鼎公司的小“邮票”。
早在4月，小“邮票”试推出后，国内有超过10家电视机厂都秘密地与泰鼎达成合作协议，它们包括西湖、创维、康佳、海信、长虹、厦华、ＴＣＬ、熊猫、上广电、牡丹。然而，海信最终领先了一步，抢在了西湖和创维前头——后者的首批DPTV彩电计划9月初上市，稍后其他“重炮手”也尾随而至。
周厚健与于淑珉略胖的身躯，似乎意味着他们的行动并不比别人迅捷：海信与泰鼎的合作的确如此。第一个与泰鼎合作的是西湖，半个月后创维也悄无声息地与泰鼎签约。对手领先一步后，海信并未陷入无望的境地，他们打得很出色。他们虽然紧赶慢赶才摸了摸泰鼎的手，却最早推出了“胶片电视”。到8月14日，它也至少订购了一万片泰鼎芯片。
2000年秋天，中国拥有3600万台彩电生产能力，外销600万台，规模仅次于日本。至于技术，除了显示芯片，所有核心部件均可生产。泰鼎的介入，使日本人控制中国电视机整机方案的美梦开始破灭。
周厚健很得意，却并不兴奋。泰鼎的一张小“邮票”便使中国彩电业乱成了一锅粥，芯片的控制力实在太强大了！
战嘉瑾也没法得意，他太想在那张“邮票”上盖上自己的戳、烙上自己的印了。稍早前他便获悉了泰鼎的行动，正是夏晓东对他说海信准备做芯片，让他跟踪、调研到底有没有做的可能性，如果有可能又该怎么做。
他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那是一桩烦琐的差事，他要做很多调研报告，有关于市场的调研报告，有开发流程的调研报告，有如何储备人才的调研报告，有技术动向的调研报告……总之，一切他能想到的，一切有需要的调研报告，他都做了。
领导还是不满意。
夏晓东需要更多的报告和更详细的内容。他总是嫌战嘉瑾的报告太少，内容不够翔实。他不断地将报告打回去，命令战嘉瑾重新做或者进行大的修改，理由往往只有一个——
“论据不充分。”
战嘉瑾的解释则是自己“刚刚接触这个行业，对它不太了解”。
不停地报告，不停地被否定。
热情渐渐消退，战嘉瑾开始感到自己做得“毫无成就感”。
对于他这个数字电视研究所副所长来说，的确干得毫无成就感。在跟踪、调研芯片的事情上，他是个“光杆司令”，手底下无一兵一卒，一切事情都得亲历亲为，这使他疲惫不堪。
2000年5月，他终于有了第一个助手，名字叫丁勇。这个人的任务是协助他继续做跟踪、调研和论证。
8月，又有两个助手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报到，一个叫刘志恒，一个叫陈永强。
他们的到来，让战嘉瑾的“毫无成就感”突然之间化为乌有，他后来有一次说：“这三个人到来，我感觉集成电路肯定要做了。”
他此前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在“要不要做”的问题上为周厚健和夏晓东提供参考资料及建议，现在丁勇、刘志恒和陈永强的到来，事实上意味着周厚健和夏晓东需要的东西已不再是“要不要做”的参考，而是“做什么”的参考了。
现在，战嘉瑾要找到一条路，或者说要找到一个点，拿一根针扎进去，然后对周厚健和夏晓东说：“就从这里切入！”
这是一个真正的考验。此前他做了大量的调研报告，但那基本上是一个毫无创造力的活儿，换个稍微懂点技术又精力充沛的人来干，没准儿比他干得漂亮得多。
现在，他需要告诉周厚健和夏晓东，他是个有见识、有判断力的人。丁勇、刘志恒和陈永强就是来帮助他圆这个梦的。
就在这时候，周厚健和夏晓东决定在海信集团技术中心成立“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所”。
周厚健如今已记不清当时到底论证了多长时间，他只清楚地记得他们决定去搞芯片的时候，他把一帮只搞过电路没有搞过芯片的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会，这帮人里面包括夏晓东和战嘉瑾。
他问他们，海信现在涉足芯片可能性怎么样？
当时参加这个会的人也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负责人战嘉瑾。当时大家讲，只要企业能够投入，只要能给出时间，按照海信技术人员的素质，应该是可以开发成功的。
于是，海信开始编织自己的“芯片梦”了。
海信为什么最终决定做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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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梦（3）
周厚健为什么让战嘉瑾做那么多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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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去（1）
从海信档案和官方记载中寻找海信做芯片的记录并不容易，代表海信官方“意识形态”的《海信时代》对此几乎从未给予只言片语的报道。唯一提及的一次，是海信电器的一份汇报材料《精细的技术质量经营》：
公司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拥有北京、上海ASCI、美国三个开发中心。
列入原国家经贸委重大技术创新计划项目3个：HDTV、ASCI专用芯片设计开发、智能服务机器人技术开发。
除了这些廖廖数语之外，芯片几乎被“忽略”在海信的官方语言之外。而仅有的一次提及，也是发生在海信决定到上海去设计芯片之后。
上海。2001年6月18日。
战嘉瑾带着丁勇、刘志恒和陈永强来到了上海。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庞大、新奇，充满诱惑。
在虹桥机场，没有人迎接他们，没有人认识他们。
已经记不清那年初到上海的时间是6月14日还是6月18日。战嘉瑾只记得抵达后上海的梅雨季就开始了，闷热、潮湿的天气，压抑、烦躁、焦虑的情绪紧紧包围着这个“北方佬”，让他始料不及、无法逃避。
战嘉瑾4人的行动，只是海信一系列行动的部分内容。还在战嘉瑾对芯片技术和理论进行跟踪、调研的时候，北京出台了鼓励软件开发和集成电路设计的“18号文件”。
上海先行一步，他们将原本在上海市中心黄浦区开发建设的商场改变角色，命名为“科技京城”，坐落其内的是上海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
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科技京城”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楼宇型高科技园区，以其产业链齐全而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电子元器件物流中心，最终塑造成一个“芯片王国”。
当然，为了真正地造就一个“芯片王国”，他们还得使基地拥有大量的可租赁开放试验设备和频繁的培训交流会，并且招揽国内外大部分知名微电子企业将“科技京城”作为开发总部。
海信成为上海招揽的目标之一。当上海听说海信有意做芯片时，就派员专程到青岛与周厚健和夏晓东谈判。他们向海信发出邀请，并承诺给予种种优惠，只要海信将芯片开发部门搬迁到上海。
周厚健和夏晓东看中了上海良好的芯片产业环境以及“长三角”众多的芯片封装、加工等配套企业。几次谈判之后，他们要求战嘉瑾4人在上海的梅雨季开赴上海，组建海信ASIC上海研发中心。
在上海，4个外乡人除了来自地理课堂和旅游资讯中的线索外，他们对这座与青岛一样的滨海城市一无所知。
他们的宿舍是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的人帮忙寻找的，那是一套位于26层的房间，毗邻高架桥，没有空调。关上窗户，38摄氏度的高温热得人无法入睡；打开窗户，外面高架桥上飞速驶过的汽车发动机噪音又吵得人无法入睡。
后来，他们买了几台电风扇，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没办法，他们于是自己动手，折硬纸板充当纸扇祛暑；不下雨的晚上就拎上凉席，将楼顶的大平台作为自己睡觉的好场所。这是4个外乡人最奢侈的夜晚。
白天，他们要忙于办公场地的租赁谈判。300平方米的场地租赁下来之后，他们还要忙着装修、“办消防”证和采购设备。
在上海的梅雨季里，除了怀念故乡青岛、思考着芯片的事情外，他们只剩下了忙碌、忙碌之后的喝喝酒、打打游戏。
上海的梅雨季就是这样过去的。
但青岛的梅雨季却还没过去。
关于芯片“做什么”的争论还在继续，光是选产品的论证就持续了一年多。当时负责论证的是技术中心的副主任，在他通过之后再报给夏晓东和集团其他决策者。
战嘉瑾说：“那时候国内集成电路很热，大家都在谈论，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海信这边的争论受整个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很大。”
反对的声音也很大。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都有着相同的理由：风险太大、能力不够。
到了2001年底，反对的声音终于弱下去，以至消退了，上海那边的装修和采购也已完成收尾，战嘉瑾他们也有了新的办公场地了。
“论证的过程非常漫长，也非常痛苦。”4年后，战嘉瑾说，“我们论证了很多产品。当时国内迷恋微控制器，那是一种低端的、技术含量低的集成电路，但大家都很看好。还有一些企业做‘逆向设计’，就是把别人做的芯片拆开，拍照之后根据照片的显示进行设计，这样做投入小风险也小，国内很多同行都这么干。”
海信也在争论到底是“逆向设计”还是“正向设计”。
“逆向设计”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是100％，几乎毫无资本和失败的风险，而“正向设计”则意味着一切都是零，现在从零开始，未来有可能以零结束。未来有多远，风险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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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去（2）
战嘉瑾说，这是一个“从前往后走”还是“从后往前走”的悖论。“从前往后走”，就是你假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