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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受伯恩哈德亲王邀请，洛克菲勒参加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第一次会议，成为俱乐部创始人之一以及领导委员会委员。伯恩哈德亲王辞职之后，洛克菲勒主持俱乐部的工作，推行美国国际主义。关于这一点，他在一本*中写道：“一个多世纪以来，意识形态极端主义者抓住一些公众熟知的事件攻击洛克菲勒家族，指责我们左右美国政治和经济。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是一撮旨在破坏美国根本利益的阴谋分子，把我们家族和我本人称为‘国际主义分子’，并怀疑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一些人图谋建立一个集权制的政治和经济体，甚至要建立一个新世界。”
《洛克菲勒*》于2002年发表之后，《标准周刊》资深编辑、《新闻周刊》特约编辑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长篇文章，不但详细剖析了大卫·洛克菲勒本人，而且披露了一些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鲜为人知的消息。（在该报社120多年的全部档案资料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字眼仅出现过10次左右，对其历史和宗旨的介绍更是少之又少。）布鲁克斯注意到，洛克菲勒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因此他写道：“他具有莫扎特般的节奏感，从不发火，只是偶尔‘生气’；对他来讲，没有糟糕的事情，只有‘不圆满’的事情。”
在谈到洛克菲勒参与诸如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之类的论坛时，布鲁克斯一语双关地说：“在人类历史上，忍受枯燥的能力无人能出其右。”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美国会员中，影响力堪比洛克菲勒的只有洛克菲勒的一名门徒。
1923年5月27日，亨利·基辛格出生于德国的菲尔特。1938年，为了逃避纳粹的*，基辛格一家首先来到英国，然后又去了美国。他们在纽约安了家，基辛格在那里读完了高中，并进入城市大学的夜校，希望将来成为一名会计。读夜校时，基辛格白天在一家工厂打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基辛格参军，在驻德国军事情报部门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留在德国，在欧洲司令部情报学校任教。1947年，他回到美国，考入哈佛大学，1950年毕业。1952年他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1954年又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任教。1952~1969年，他领导了哈佛大学国际研讨会。加入研讨会的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教授悉心指导下作研究，然后一起研讨。作为对外关系委员会（由洛克菲勒成立）的顾问，基辛格在国际关系和国防政策方面树立了自己的显赫名声。
基辛格：彼尔德伯格的左右手（2）
从1956年开始，基辛格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一个特别研究项目的主任，项目旨在调查可能出现的国内国际问题。1957年，基辛格成为哈佛大学讲师，1962年被提升为教授。同时，他还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控署和兰德公司的顾问。1962~1965年，他在哈佛大学担任全职工作。1965年，他担任美国国务院越南事务顾问，并于1965~1967年数次访问越南。
1968年的大部分时间，基辛格都在帮助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大卫·洛克菲勒的哥哥）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尽管最终洛克菲勒败给了理查德·尼克松，但洛克菲勒却敦促尼克松任命基辛格总领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些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认为，基辛格是受俱乐部的命令才筹划了尼克松总统赴中国秘密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进行前期准备工作。这次访问的结果便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从而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长达23年之久的外交隔离和敌对状态。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两国分别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了联络处。对此，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深感满意。然而，尼克松的这一胜利很快便被水门事件所冲淡。有些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批评家们认为，水门事件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排挤尼克松的结果，因为尼克松曾公开宣布他不同意关贸总协定（GATT）”。
这一做法的积极建议者之一丹尼尔·伊斯图林在其《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书中写道：“在羞辱尼克松并将其赶下台之后，基辛格的权力更大了。尼克松辞职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又看中了一位‘他们’的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并将他带进了白宫。”
福特总统将“接受亨利·基辛格的直接命令，而基辛格是大卫·洛克菲勒的代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奴仆”。
尼克松提拔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之后，基辛格通过努力停止了越南战争，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伯恩哈德离开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之后，大卫·洛克菲勒成为俱乐部中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而亨利·基辛格成为最受世界关注的会员。如果说洛克菲勒真如戴维·布鲁克斯所描写的那样有莫扎特般的节奏感的话，那么基辛格则表明，他作为一名外交家，不会总表现得如同他在与越南共产党谈判时那般冷静。
当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严厉批评美国轰炸越南，并通过外交渠道声明基辛格为1973年瑞典萨尔特舍巴登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不受欢迎的人时，美国国务院在媒体上表示了反对态度。
伯恩哈德听说此事之后，威胁要改变这次俱乐部会议的地点。瑞典首相说，事情有些误会，基辛格当然是这次会议受欢迎的人。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的是世界石油供应问题以及欧洲与北美对低价石油和持续供应的依赖性。美国认为，中东石油出产国不断要求提价、石油供应渠道受到威胁以及将石油用于政治目的使能源问题雪上加霜。1973年4月在法国梅杰夫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美国的担忧变成了现实。
1973年10月，主要*石油出产国受“六日战争”战败于以色列的影响，决定切断向西方的石油运输。为此，基辛格实施了“穿梭外交”。
由于1973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议题是石油问题，因此有人怀疑，俱乐部中的银行家、石油公司总裁和政治家们密谋支持石油禁运，以便从中获利。持这一怀疑态度的人包括一些自由记者和“阴谋论者”，他们认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及其秘密会议完全是为了达到控制世界事务的险恶目的。
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书中，丹尼尔·伊斯图林写道：“1954年以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代表的是各界精英，代表的是所有西方国家金融家、工业家、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或跨国公司、总统、首相、财长、国务卿、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媒体大亨以及军事首领们的财富。”
英国记者和彼尔德伯格观察家托尼·戈斯林认为，他们会谈的目的就是要统治全世界。他写道：“当这些手握大权的富人们秘密开会时，会有军事情报部门负责安保工作，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疑。”
戈斯林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描述为一个具有极端影响力的组织，他认为，俱乐部领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全球化”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俱乐部每年会议上提出的思想便是“只要对金融和大企业有利，就会对人类世界有利”。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1）
在这次会议休会期间，塔克还遇到了大卫·洛克菲勒，当时洛克菲勒正在大厅用餐。塔克写道，洛克菲勒的笑容冰冷，眼珠滴溜溜直转。
华盛顿的一个叫做自由游说团的右翼政治行动组织的衍生组织十分关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按照其创始人威利斯·卡托的观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全球精英人士以牺牲国家主权和人们的宪法权利为代价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阴谋。他写道：“在国际贸易者团体之中，产生出了一个强大的游说组织。他们所信仰的只有金钱，不管通过何种渠道、从何而来。这些资本主义者们是自由贸易的最坚定倡导者，是国家主权的最大敌人。”
自由游说团将世界新秩序描绘成一种“世界庄园”，这些不劳而获的精英们是在坐享世界劳动者的血汗。在卡托看来，“目前，这一计划正一步一步实施，最终将通过国际超级资本主义者联盟实现控制和拥有所有自然资源和每一寸土地的目的”。
卡托的批评者们认为，他是一名反犹太者，自由游说团是卡托用于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及传播犹太人将统治世界这一观点的工具。自由游说团的周报《聚光灯》的发行量已达到20万份，这份报纸宣扬右翼观点，对自由大政府和国际主义持怀疑态度。《华盛顿邮报》称《聚光灯》发表的文章“政治观点正统而保守，热衷于反犹太复国主义、3K党T恤衫、带有纳粹标志的德国硬币和纳粹进行曲盒带”。2001年，自由游说团因惹上官司而被迫破产，《聚光灯》停办，其职员又创办了一份类似的新报纸，叫做《美国自由言论报》。
两家报纸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报道者都是詹姆斯·P·塔克。他曾先后担任过美联社、国际合众社和多家报社的编辑，后来为《聚光灯》撰写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文章。1999年，他曾试图进入在葡萄牙辛特拉镇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会场，这一努力被罗恩·罗森写在了他的《深入虎穴》（Them： Adventures with Extremists）一书中。罗森、塔克和一名摄影师在酒店等候了几个小时之后，几个人乘坐黑色豪华轿车和大巴到达。罗森开始怀疑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塔克说他们被彼尔德伯格的保安跟踪了。罗森大为吃惊，给英国大使馆打了求救电话。
2005年，塔克出版了《吉姆·塔克的彼尔德伯格日记》一书，书中记载了他30多年来“揭露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历史。在前言中，《美国自由言论报》中西部地区主管克里斯托夫·鲍林叙述了几次与塔克一起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经历。“在那4年里，”他写道，“我是美国记者中唯一能够深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行使记者权利的人，为此我感到自豪。我所做的事情是一个职业记者应该做的，即披露重要消息，为美国大众当好监督人。”
鲍林与塔克的第一次行动是在2000年5月31日。那天是星期三，鲍林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之前到达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格瓦尔的城堡湖酒店（Chateau du Lac）。酒店告诉鲍林他只能住一个晚上，因为其后的4个晚上已经被“一些大人物”包下了。鲍林看到，酒店已经开始准备会议室。他还注意到，酒店员工也被告知严守有关下周出席会议人员的秘密。第二天早上，他透过窗户，看到“酒店前面有一队特别安保人员在走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2）
随着当地人盛传在城堡湖酒店将有重要事件发生，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了酒店门前的路上要看个究竟。鲍林发现，彼尔德伯格的安保人员对此感到非常棘手。这些人突然聚集过来是他们事先没有料到的，这会彻底打乱他们保证彼尔德伯格会议出席人员秘密入住酒店的计划。面对人群，安保队几乎毫无办法，因为一旦他们采取行动，就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鲍林说：“有几名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跟踪报道者，比如英国人托尼·戈斯林，已经到达了现场。甚至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早已手持摄像机守候在酒店门前，就等那些富佬和权贵们出现。”
第二天，鲍林很早便来到酒店，发现酒店门前已经搭起了两个帐篷。汽车开进酒店之前，必须首先开进其中一个帐篷，这样车内乘客便能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进入酒店。鲍林回忆说：“我忙着跑来跑去，试图在他们走近湖边的时候拍上几张这些人的照片。只要我不妨碍他们走路，安保人员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因为道路是公共财产。可会议刚一开始，安保人员便打定主意要我离开。”
在酒店门前的公共道路上，安保人员的头儿走向鲍林，在他面前站住。这个头目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皱着眉头说：“如果你还继续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拍照片，我就要不客气了。”鲍林于是带着相机躲进了附近一家饭店，并且给塔克打电话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塔克建议他尽快离开那里。大街上，有两名安保人员在监视他。鲍林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一段漫长的等待之后，出租车来了，将鲍林带到了布鲁塞尔火车站。他火速跑到一列火车旁，在火车即将启动的一刻跳了上去。火车徐徐驶离布鲁塞尔，鲍林长出了一口气。
2001年6月，鲍林与塔克一起报道在瑞典哥德堡附近的斯泰农松德酒店（Stenungsbaden）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第一天，经过酒店允许，鲍林在酒店附近拍照。但是，瑞典警察还是抓住了他，用汽车将他带到了6英里之外一个农场旁边的路上。鲍林回忆说：“当时我就觉得，瑞典方面出动了这么多警察，这次要比上次在比利时困难多了。不过，由于我们的努力，这次在瑞典的会议有了更多的媒体报道。”
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员必经的酒店门口，聚集着一帮好事者。瑞典爱国者们听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开会，便来到这里想看个究竟。其后3天时间里，鲍林要么躲在一棵树上，要么藏在一座小桥上，俯瞰酒店，等待彼尔德伯格人士出现在镜头里。
鲍林注意到，相对于在瑞典举行的这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2002年在弗吉尼亚州尚蒂伊的韦斯特菲尔德万豪酒店举行的会议则显得十分冷清。鲍林写道：“与在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韦斯特菲尔德万豪酒店绿树环绕，并没有多少安保人员出现。因为除了我们，似乎没有人对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精英们汇聚于此秘密召开3天会议有多大兴趣。在这里，我们只看到了从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坐大巴来见证这次会议的一名小伙子。他一直是《美国自由言论报》和《聚光灯》的忠实读者，他很清楚这次在万豪酒店召开的会议的重要性。”
在这次会议休会期间，塔克还遇到了大卫·洛克菲勒，当时洛克菲勒正在大厅用餐。塔克写道，洛克菲勒的笑容冰冷，眼珠滴溜溜直转。 。 想看书来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3）
晚上7点，塔克守在酒店门口，等待黑色加长豪华轿车的出现。一个身影下车之后，塔克笑着打招呼说：“您也是来开会的吗？”
“是的。”洛克菲勒笑着说。
这时，一名保安对塔克说：“你是哪里的？”
塔克被赶了出去。他抗议说：“我就是这里的，因为我是一名纳税人，不能容忍他们在这里秘密讨论公共事务。”
“对不起，塔克先生，我是在执行公务。”保安平静地说。
第二天，塔克受到了保安人员全天陪同的“待遇”。他眼睁睁看着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人从一间会议室走出来，走向走廊另一头的会议室。塔克跟在他们后面，直到保安拦住他。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另外一名窥探者叫做亚历克斯·琼斯，他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是一家辛迪加电台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还是一名电影制片人和阴谋论者，并且参加过奥斯汀社区学院。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奥斯汀社区学院一档有线电视电话交谈直播节目。1997年，他发行了其第一部纪录片风格的影片《被创意毁掉的美国》（America Destroyed by Design）。2000年初，他成为得克萨斯州48选区的共和党州代表候选人，但却在3月份的初选中退出了。2006年6月8日，他在去往加拿大渥太华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路上被加拿大当局的人拦住并扣留在渥太华机场。他的护照、摄像设备及随身行李被没收。后来，他又被释放。
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最执著的报道者莫过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书的作者丹尼尔·伊斯图林。他这样描述自己：“我1980年被驱逐出苏联，我的父亲是一名*者。这些人对我们失去兴趣之后，便将我们赶了出去。我们去了加拿大，12年前又去了西班牙。我的祖父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克格勃的上校和苏联反情报人员，因此我有更多的渠道获得更多的消息。不管是克格勃、军情六处（英国情报机构）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们的情报人员都是爱国者，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是第一个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计划感到恐惧的。”
伊斯图林称，199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西班牙饭店，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的据说曾经担任过苏联情报特工（或者在其他间谍组织任职）的人向他透露了一些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事情。伊斯图林写道，弗拉基米尔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描述为一个“世界政府”，这一组织使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另外一名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观察家托尼·戈斯林1962年出生于英国肯特的格拉维森，获得了布拉德福德大学的人类学学位。在从事家族事业几年之后，他转行成了一名电台记者。搬到布里斯托尔之后，他便开始了新闻调查工作，专职跟踪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现在，戈斯林将自己称为英国布里斯托尔国家记者联盟的副主席。
在近30年的时间里，这些人以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员为生计。他们尾随会员们开会，冒险出入酒店和旅馆，采用一切手段确定与会者的身份，并竭力探听秘密会谈的内容。
自1954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诞生以来，它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公众关注。然而突然之间，俱乐部引起了记者们的兴趣，因此俱乐部加强了保安工作，并且不情愿地以新闻稿的方式承认了俱乐部的存在。新闻稿在俱乐部会议开始之前发布，但并没有向那些吉姆·塔克所谓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猎奇者”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 想看书来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4）
像往常一样，关于2006年1月8日会议的新闻稿只是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一个规模小、形式灵活的非正式国际论坛，在这里，人们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观点，从而促进相互间的理解。”新闻稿还宣称，所有的参与者“都同意在会上或会后不接受媒体采访”，“对会议内容不发表任何实质性讲话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