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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尧访谈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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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什么什么室。   

  吴怀尧:生活就像一场电影,当下一个镜头呈现在我们面前,您已经是上海艺术剧院的一员,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了,这中间的切换是如何实现的?   

  沙叶新:我的恩师黄佐临先生从文化局把我要了回来,要到他领导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来。这位老专家就改变了我的道路。我就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了。文革以前,我写了一个戏,叫《一分钱》。黄佐临先生导演,莫大的荣耀。就那么一个小小独幕戏呀,这么个大导演亲自导演!这个戏有不少趣味性的东西,比如在舞台上变魔术呀,这在以往话剧舞台上是没有的。黄佐临非常喜欢这个剧本,他说我写得非常俏。俏皮的俏。犹有花枝俏的俏。他还对我说:小沙啊,你有本钱了,不过这个本钱不大,只有一分钱 。既肯定了我,又叫我不要骄傲。   

  吴怀尧:您的主要剧作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造出来的,90年代以后作品似乎不多?   

  沙叶新:其实我一直在创作。80年代末我在写《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写了好几年,很艰苦,我说我如果能写好这出戏,生了癌病我也不后悔。后来又继续写了一些戏,都在上海演出了。去年我还写了《幸遇先生蔡》,在香港演出了。我比较喜欢的还是《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去年我有三个戏在演出。一个是在上海,我刚才说了,去年的5月和7月吧,两次演出我的《陈毅市长》。一个是在纽约,去年的4月21号上映我的《假如我是真的》,是台湾导演王童在纽约举行他的影片回顾展,《假如我是真的》是他七部展片之一。三是在香港,11月演出我的《幸遇先生蔡》,这是写蔡元培的戏。三个国际大都市同时演出我三个戏,可喜可贺吧?   

  但最让我高兴的还是我去年得知我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被选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不是存目,不是选场,是全文。这是中国国家教育部重点推荐的高校中文专业教材。我不矫情,我说实话,我很高兴,我一直比较喜欢我这个作品。   

  吴怀尧: 90年代商业浪潮凶猛,中国转身进入消费时代,您个人是否受到冲击?   

  沙叶新: 90年代意识形态的色彩开始淡漠了,所以知识分子又面临着另外一种选择,说俗了,就是权和钱的选择。正如鲁迅所言,有人退隐,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当官,有人发财,但也有人坚守。可悲的是坚守的人越来越少,作家没有良心不可能写出好作品。90年代是知识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责任、良心、道义、勇气、执着、诚实、规范、准则都被耻笑,说什么年代了,您还坚守这样一些破烂,所以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又不适应了。我也有过彷徨、有过困惑,也有过笑话。90年代的商业大潮汹涌澎湃,把一部分想坚守的知识分子席卷而去,就像钱塘大潮一样,您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会把您席卷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识分子。90年代知识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场、商场冲走了。但还有一小部分人在坚守。他们面对不公,面对邪恶,没有闭上眼睛,没有掉头而去;他们仍有良知,还在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坚持伸张正义,揭露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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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说假话         

  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说假话   

  吴怀尧:知识分子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词,让我们联想到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您对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精神的定义是什么?对当下知识分子的表现作何评价?   

  沙叶新: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是人类基本准则:和平、正义、民主、自由、公正、道德的捍卫者。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已异化为自慰,为手淫,为当众莋爱,为集体性交;已媚俗为大小报纸的吵作,为T字台上的作秀,为闪闪发亮的霓虹灯,为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作家一旦成为明星,势必俗不可耐。知识分子一旦依附权势,势必奴颜媚骨。我想知识分子尽管已经边缘化,但仍应有使命,仍应有立场,仍应有义务,仍应有天职,绝不能堕落为传声筒、软骨头、墙头草和说谎者。知识分子精神简言之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    

  独立讲的是品格。独立苍茫、天马行空、不依不傍、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不作工具、不当奴才、不接圣旨、拒不遵命。自由讲的是思想。敢想敢说,敢爱敢恨。只相信科学,只服从真理。不因“舆论统一”而放弃己见,不因“保持一致”而违心表态。绝不容许侵犯思考的权利,誓死捍卫心灵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上一世纪的前半世纪,还存在。而在后半世纪,则基本丧失,只在80年代末有过昙花一现,随即便瓦解冰消,荡然无存。在这以后的20年知识分子更加萎靡、谄媚、虚伪、堕落。知识分子从未像今天这样的不像知识分子,我是指精神。当代的中国没有雨果、没有萨哈罗夫、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哈维尔、也没有鲁迅、蔡元培、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顾准。将来很难说,至少目前没有。   

  吴怀尧:在您看来,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每个人经历的试炼和黑暗都是不同的,对您个人而言,在过去的岁月中,最痛苦和耻辱的是什么?   

  沙叶新:中国封建专制数千年,光靠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想把头脑里的封建思想垃圾清除干净,是过于轻敌,过于乐观了。在20世纪,知识分子前半世纪是启蒙的先锋,后半世纪则是愚昧的帮凶。知识分子如果在本世纪还要担负启蒙的责任,那必须自己先要消除愚昧,先要接受启蒙。对我自己来说,说假话是最痛苦和最耻辱的。文革中,我的剧本《边疆新苗》挨批,说违反“三突出”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原则,宣扬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凶要我检讨,我起先想抗争,后来骨头软了,还是屈服了,写了假检讨,说了假话。当时内心极为痛苦。痛苦不是因为被迫检讨,而是假检讨、说假话。我痛苦得差点精神崩溃,精神分裂。从此我再也不这样了,绝不说假话,绝不假检讨。当然这很难做到,但我尽量做到。必要时可以让步妥协,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要保持原则,保持底线,不说假话。对于不同的观点,不接受没有关系,但是要听取。   

  吴怀尧:由己及人,您觉得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沙叶新: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觉得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他在撒谎。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自杀的。我第一次经历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就是在这个时候。好,快把这沉重的话题翻过去。四人帮倒台了。我像所有的人都一样欢欣鼓舞。这个罪恶的一页,这个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一页,十年哪,终于熬过去了。抗战不过八年。那个十年呀,你们有幸没有生于那个时代。   

  吴怀尧:您有没有畏惧想退缩的时候?在本应该安享晚年的时候,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您,让您继续批判,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   

  沙叶新:我也有过片刻的软弱,有过短暂的彷徨。有时我会想,我这是何苦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知我者,以为我是〃右派〃,以为我爷爷是大地主,以为我父亲是国民党,以为我老婆是反革命;总之我是苦大仇深,才会写这些揭疮疤的文章,否则岂不是吃饱了撑的?其实,我有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儿女,有不错的房子,有小康的收入,心情一直非常好,始终是个快乐的人。当然,更无私敌,至少不会将把我视为敌人的当作敌人。我多的是朋友,这是我最大的财富。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天下无敌的人。我真的不愿意毁掉这来之不易的生活。我完全可以回到我的专业中去,重抄我的本行,写写话剧,满足自己艺术欲望;写写电视剧,过一过有名有利的幸福日子。但一想到我只为自己活着,而且是苟活,就觉得自己可耻、可耻,非常可耻!即便只为家庭活着,也让我觉得极为不安。身为知识分子,多少还应该为民族、为大众活活吧?应该为提升民族的精神高度,为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我是个快乐的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恻恻。我笃信生命应该是快乐的,生活应该是快乐的,工作应该是快乐的,家庭应该是快乐的,爱情应该是快乐的,友谊应该是快乐的,体育应该是快乐的,艺术应该是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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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中国话剧市场为何衰落(1)         

  中国话剧市场为何衰落   

  吴怀尧:商业戏剧在欧美历史悠久,目前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化的运作模式。但是在中国,戏剧一直都不是很景气,更不要说商业戏剧的正常的发展,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沙叶新:戏剧要贴近生活。而戏剧目前不景气很大原因就是面对真实的的生活它掉头不顾,因为它太真实,不敢面对;而面对虚假的生活它扑面而去,因为虚假能一团和气。戏剧不是为了观众,戏剧不是反映生活。而是为了得奖,为了五个一工程。但谁都不要看这样的戏。所以我觉得戏剧应该迈向真实的生活。人要活在真实中,戏剧也要活在真实中。但生活不要戏剧化。生活戏剧化会很恶心。生活戏剧化叫装酷作秀。我个人认为当代话剧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缺乏真实性,和现实生活无关,缺乏干预生活的激情。   

  吴怀尧: 20世纪中国话剧我所知不多,您能否给我扫扫盲?    

  沙叶新:像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中国话剧也有它起源、成长、发展的过程。从春柳社开始,当时的话剧由时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发起,以一种外来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典型如《黑奴吁天录》。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戏曲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走了另一种路数——反映现实、反映民间疾苦、反映社会问题,“戏剧为人生”的传统占了主导地位。这种倾向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时刻更显示出它的力量。建国以后是离开戏剧艺术本质越来越远的一个时期,话剧基本成了党的宣传工具。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所有文学艺术包括话剧,都被要求成为“螺丝钉”,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实际上,1949年以后,话剧是一个逐渐被工具化的过程。你几乎想不出,从1949年到1976年,有哪些话剧能在戏剧史上留存下来,当然,老舍的《茶馆》是个另类,是异数,它是不遵守领导指示而产生的作品,它的存在恰恰证明了,能在文学艺术史上留下来的作品一定不是“遵命”文学。   

  从1976年到2000年,话剧艺术在这25年中,最为兴盛的时期还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戏剧走在其他艺术形式的前面,是戏剧带动了文学的复苏,现在人们还记得《于无声处》引发的巨大社会震荡。然而,再回过头去看那个时期的作品,就不能单单从“轰动效应”来评价了,应该从艺术价值等多方面对它进行理性分析。70年代末到2000年这个阶段的话剧艺术,和1949年以后的话剧艺术相比当然是个进步,思想内容上触及时弊,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80年代的话剧在总体水平上要远远超出过去70年,但却没有高峰,没有经典,没有代表人物,没有新的流派,没有新的戏剧思潮,所以我的评价也不是很高,也不能很高。这种状况与1949年以来话剧艺术一直处于“讲话的限制之内”有关系,即便思想相当解放的80年代也未完全摆脱“讲话”的束缚,对话剧艺术本质的认识尚无新的思维和理念,可能有一些,但影响不大。    

  90年代以后,中国又进入另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时代,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构想大步地实现,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变化,这个时期的中国是我们自己所不承认的那个“中国”逐渐被国人接受的过程。社会思潮中,犬儒主义占了上风,声色犬马很自由,就是没有思想自由,这对艺术本该具有的人文精神带来了极大伤害。这个阶段的话剧,虽然花样百出、拼命想留住观众,但观众流失依然很多,好多话剧剧团因无观众都无法演出,导演、演员甚至剧作家纷纷“转战”电视剧,剧场门可罗雀,越来越小众化,小到只能自己欣赏了。被定位为“高雅艺术”的话剧是越来越衰落了。   

  吴怀尧:除了创作之外,当代戏剧创作在体制、市场、教育等方面还存在哪些弊端?    

  沙叶新:据我有限的了解,几大戏剧院校招生时“走后门”几乎成了潜规则,这当然是教育腐败的结果,这样的招生能培养真正的人才吗?真的很难说。编剧和导演需要艺术,需要思想,更需要品格,如果这几方面全都缺失,对整个戏剧事业的发展将有重大影响。至于剧团体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走向市场。1985年到1993年,我在上海人民话剧院当院长的时候,经费来源已经相当一部分靠演出了,不足部分才需要财政补贴。合并之后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体制更灵活,演员的使用、编剧的使用基本符合市场化规律,奖励制度、用人制度都有很大变化,这是好事儿,能激发艺术生产力。   

  吴怀尧:当代社会休闲娱乐方式的多元化,这是话剧市场衰落的主要原因吗?    

  沙叶新:娱乐方式的多元化有影响,但它不是根本原因。我在美、英、德、加、澳、日    

  都看过戏。美国百老汇的戏剧非常发达,它固然很多是商业戏剧,但也仍然有不少新锐的、先锋的好戏;即便商业戏剧也极为精彩。我去英国伦敦考察,出租车司机竟然不知道我们要找的剧院在哪里,不是司机对伦敦不熟悉,而是伦敦的剧院太多;在个人所得税极高的英国,戏剧工作者的所得税却是比较低的,这是因为他们为伦敦成为“戏剧之都”、增加财政收入立了大功;我去参观演员进修所,那里全是自费且价格不菲,五六十岁的老演员尚且一丝不苟地练体形,真让人感动。这些国家的娱乐方式比我们中国多样化的厉害,但他们的戏剧仍然兴盛不衰。对国外戏剧人而言,戏剧是一座精神的圣殿,是生命的追求。为什么要当演员?“别人只有一个生命,我有上百个生命活在我的角色中!”中国当代话剧人则更多是浮躁。          

◇BOOK。◇欢◇迎访◇问◇  

第20节:中国话剧市场为何衰落(2)              

  吴怀尧:说到美国,我想起自己在念书时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材中经常把它和霸权主义,干涉我国内政联系在一起。您去过美国,怎么看待这个自由女神像矗立的国度?   

  沙叶新:美国是个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的国家,它不过两百年,现在是世界首富。对它的赞美,对它的攻击可以说势均力敌。这个世界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对同样一种事物都可能有两种以上的看法。所以现在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价值观非常非常难。包括对9?11的看法都有两种。有一点我实在是难以忍受。虽然我是穆斯林,是回族,但是我对美国的两座大楼被轰炸,是非常悲痛。死去的都是些无辜的人呀。我不讳言我喜欢这个国家,喜欢美国人,他们年轻有活力。他们比较少谎言。他们比我们要有诚信。他们比我们有较高的素质。我曾多次去美国,和美国黑人、美国外交官、美国教授、中国留美学生交谈过。他们说感谢美国给了他们机会。我和一些并不喜欢美国的人也交谈过,他们说:虽然我不喜欢美国,但是让我重新再选择一次,我还是选择美国。因为我安全,我自由,至少有言论自由。两个免于的自由你们知道吗?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美国有缺点,这我就不说了,有点套话之嫌。说别的国家好,就一定要说它一些缺点,不如此就怕人说不爱国,这太没意思了。凡是想要出去的人,我建议你先到美国看看,不带成见地看一看。你一定会发现很多你不理解的,比如他的霸权,但也一定会发现让你惊喜的。   

  吴怀尧:历史的天空没有人可以遮蔽。近些年来,全球化推倒各国疆界,使全球经济向一体化大踏步挺进。在这种大形势下,您觉得民族文化如何才能得到保护和发展?   

  沙叶新:全球化势不可挡,谁也阻挡不了。我们改革以来20年的现代化其实就是朝向全球化,所谓跟国际接轨,所谓改革开放,什么意思?就是全球化!向谁改革开放?向朝鲜?向越南?向古巴?是向美国向欧洲啊!是向资本主义世界——是不是?难道不是这样嘛!向国际接轨,你跟阿富汗接轨?跟第一世界接轨啊!WTO,为什么花了15年参加这样的组织? 15年啊!哪样不被他们审查了?假如上个世纪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列列举很多,我认为加入WTO是中国最伟大的成就。我们一直强调稳定稳定,加入了WTO之后,我们严格地遵守那些规矩去办事,能不稳定吗?把握民族文化。我觉得全球化之后,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会进来,美国的大片会进来,唱片会进来,没有关系。美国应该全球化的程度比我们高多了吧!应该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吧?你们去看美国,他们也保护本土文化。也许他们不典型,他们历史太短,本土没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他们对印第安的文化还是加以保护的呀。假如美国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有5000年历史,有丰厚民族文化,那他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考虑民族文化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不是说越是民族的就是越具有世界性的吗?看来这句话有点道理。全球化不会淹没本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相反还会丰富全球文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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