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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的《现代汉语》、《哲学》都考了四年，仅这两科就经历了四个“黑色七月”，当然也像嚼馍馍一样嚼了四次四个半年。
有人问我现代汉语和哲学达到啥子水平，是不是刚好60分多一点。我说：“就那薄薄的两本书而言相当于专科，但就这两本书阅读揣摩的时间和次数而言，相当于博士”，陈咬金那三板斧为什么那么厉害，那是因为他在三板斧上揣摩最多，孰能生巧。
苍天不负。两年后如愿以偿，自考真的开考了。
今天的孩子听说抄书一定觉得“傻”，其实，抄书与老师罚写作业一样，是一种被动学习，被动多了就主动了。
就这个问题，我请教过我那位在内江当校长的哥们徐文益，他说教育方法因人而异，能督启当然好，但督而不启，怎么办，那就得机械记忆，就像老师有时“罚”娃娃抄十遍甚至二十遍公式定理一样，现在看来是机械的，但慢慢就会转化为知识，甚至是掌握得最好的知识，就像你洪正举四年考了四次《哲学》，啥子概念，课本上教你那些哲学思想已经进入你的骨髓了。
记得《历代文学作品选》我抄一遍后，大部分的古文都差不多能背诵了，接下来再研读一下，豁然开朗。
还有抄书可是练字的好办法。在古文内容或激情澎湃，或忧郁凄婉，或大声疾呼，或浅唱低吟中，你的笔似乎有了灵气，时而铁骨铮铮，时而优雅顾盼，时而笔走龙蛇飘逸潇洒，时而字字珠玑朴茂沉雄。
对国家的自考制度，我当时就想机会总是追着勤奋的人，就像1980年考大学落榜遇到内江第一次不开“后门”公开招聘公社干部一样，平民子弟同等机会，怎么也算政治开始清明了。
当我为有自考政策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聘用制干部，包括聘用制记者低人一等的地位总是阻碍自考进程。
所谓带着枷锁挣文凭，说起来也真有几分酸楚。
城里人不屑参加自考，因为他们参加进修的机会多的是——电大、夜大、职大、进修班，不一而足。
城里人想读书单位支持领导鼓励，在办公室上班想看书就看书，从来不会担心工作“耍”脱。
我农民临时工想自学，只能挤时间，如果在办公室偷偷看书，当心饭碗整脱。
尽管自己小心翼翼的处理工学矛盾，但仍难摆脱“无法续聘”、“爱莫能助”之命运，香火坐进了箩兜——搬家，读书也就只能搁置一边了。
下面两则是单位给我求职的回信：
洪正举同志：
你好！来信收悉。
你的来信我们送交局领导阅示。现将局领导研究的意见转告给你：“人才可贵，但因受编制所限，难于聘用”。感谢你的一片热情，如有机会再联系。
致礼
凉山州广播电视局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
洪正举同志：
对你求职的艰辛我们深表同情。农村人找工作的确不像城里人那么顺当，招工指标、户口等问题单位无法解决。所以如果你是城市户口或正式职工，一切事情就可迎刃而解。
致礼！
内江县印染厂
一九###年五月八日
什么叫“编制”，什么是“城市户口”，什么是“正式职工”，在什么都讲计划的时代，在城市农村两重天的时代，对农村上进青年来说，这就是“生死符”，是“魔咒”。
既然读书比登天还难，为什么还要登这个天呢？
因为别的路子根本走不通。
我们一批的经营管理干部也有几位转为正式公社干部，但人家是中国党员啊，1982、1983、1984年我也曾经争取入党，甚至于任何一位公社干部都交活儿让我干，名曰：党在考验你。最后还是入不了党。后来，临时工作都整脱了，那有条件入党啊。
在我的自考“黑色生活”中，有位本区的同事，也是自考同学——刘成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他是另一个乡的副乡长，比我小一岁，少年得志。他是我张罗新竹文学社时才走近的，每次考试前他都把我叫到他家里，好吃好住几天，静心复习几天。
这位刘贤弟脑袋非常好使，我学半年他只需一个月；平民意识很强，强得来已经有“农民情结”；具有开放思维，正乡长都当上了还出去“包工”，据说挣了不少钱。我们俩曾经在我下放当广播员的四合乡“任点江山”，经常秉烛讨论一些当代三流学者也许一辈子都弄不明白的问题。
尔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一直惺惺相惜，都愿意视对方为一辈子的朋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二元社会”透视（四）
愿为两斗米折腰
——机关“农民工”命运探索
一九八〇年，两斗米值元
一九八四年，两斗米值40元
一九八七年，两斗米值47元
一九八八年，两斗米值“一身汗水”
两斗米，即我的衣食住行，我的温饱。算起来这“两斗米”X12=414元钱比起务农的哥哥姐姐就算跳进“钱罐”了——198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我的一半，并且我还仅仅是一个153CM，37KG的小大人，回家种地100元钱都挣不到。
我常幼稚的幻想，要是那天有陶老夫子一半就好了，收入“两斗半”，要我怎么折腰就怎么折腰，可不要像他老人家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呵，五斗米值多少钱啊？！
在《晋书&；#8226；陶潜传》中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陶老夫子说的“五斗米”，即是晋代县令的俸禄。
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浔阳郡的督邮刘云，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否则栽赃陷害。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说完，挂冠而去，辞职归乡。
陶老夫子没有想到乡里小儿属“狼”，别看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学文件，不干正事，但他们知道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抢权力，抢票子。你陶夫子属“牛”，你不折腰，别的牛还得折腰——洪某人折腰几十年，腰已经佝偻了。
以前在生产队劳动，时间干长了感到腰痛，就想以腰痛为由回家耍，这时，大人就会说：“娃娃家有啥子腰杆啰”。说是身体好不怕腰痛，但“骨气”却是该有的。
为什么你洪某人连“骨气”都没有了呢？
年龄大一点的人应该有体会，“骨气”不是想有就有的，在那个年代，相当一部分农村人，特别是想追求个人前途的年轻人都不敢随便奢求“骨气”，除非你想挖一辈子泥巴，受一辈子穷。
我知道，青年时期能够在单位存在就是真理，单位再不如意都比回农村强，因为在单位顿顿都可以吃到光干饭，还有美好前途等着你哩。
不过，这次真的要回农村了。
1987年底，在当了四年乡镇干部，四年编辑记者，发表文章数百篇，新闻和书法比赛多次获奖，自创“新竹”文学社风风火火、自考大专文凭即将到手之际，无可赖何的回到了农村老家。
我的老家徐家岔和川东南所有的浅丘一样，山不大但足以遮挡视野，地不多但一年365天难有闲时，钱不多但地方干部免不了经常叨扰，人不少但难得有当官发财的“发小”。
在我这个土地里走出来的年轻人看来，我的家没有如画风景、没有精神文化，只有总也摆不脱的泥泞，总也赶不走的蚊蝇，总也听不完的叹息，总也伸不直的父兄的脊梁。
村民们依然背地里叫我“迂腐仔”或“一根筋”，想叫你“洪书记”吧（农民习惯称乡干部为书记），你又垮台了，听说当过记者，还是百里挑一，谁信啊。
本来就是农民，既然回村了种地就种地吧，何况，大家知道我不偷懒，干活路儿也是“一根筋”，因此很快就融入了咱农民大家庭。
我的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初中毕业生，加上私塾，读书十几年，书法苍劲，算盘娴熟，帮人写的检讨文从字顺，在家乡绝对算一流秀才，也是家乡出了名的“老好人”。如果放在机关，放到部队至少也该有所作为，结果因为家庭出身“上中农”，一肚子的知识沤烂了。
试想，像我父亲的时代，革命干部连字都写不起几个，人家也不愿拉你“入伙”，至少敲敲边鼓也可以呀。终生无此好事。
今天那些革命干部的接班人至少读过小学、初中啊，尽管好多人不思进取；但人家不是“一根筋”，他们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知道“为天下难，为自己易”，他们知道“22岁结婚，25岁入党，30当官，人生一步慢步步慢的道理”，他们中不少人签“同意”二字还可见书法功底。你想，他们如此懂得人生，还有必要拉你“入伙”吗？——难怪我拼命工作挣表现，三次入党申请都批不下来。
当时可能是有点消极，但，现实的确没有踌躇满志的理由。
当然，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是为我伤心为我不平的，他们了解我，知道我的抱负，觉得我无论如何不能像老父亲一样一辈子“糅泥巴”。
记得有一天到水井挑水，因力气不过拗，水桶摔坏了，父亲很生气“无用之才”，还未出嫁的七妹一边修桶一边流泪，她在为被迫回家务农，被乡里小儿瞧不起的哥哥伤心。
七妹比我小五岁，又是女孩子，但在大哥分家、姐姐们出嫁以后，分担父母的担子就落在了她的肩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洪正举、洪菊英、洪桂兰”三张奖状总是一起带回家，全安小学的第一支笔蔡老师写我们几姊妹的奖状至少写了五年五次。七妹没有读完初中就辍学回家了，当了我这个哥哥的铺路石。
试想，我不为这些亲人发愤图强，对得起谁呀？
的确，我和历史上所有因落魄躬耕的文化人一样：手叉水，脚叉泥，披蓑戴笠，日晒雨淋，但“不坠青云之志”，时常苏东坡般“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白天地里流大汗，晚上挑灯读青史——常常沉浸在无尽的思索中。
为什么单干；甚至做“包工”比做“点工”，农民多干活，地里多打粮，连我们小孩都知道，那么多领导，那么多专家却不明白呢？
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的，面包师、理发匠等各行各业的人，工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方便他人和为社会做贡献，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但是，即使他们各自的目的是赚钱，最后的结果确是方便了他人，促进了社会进步。
亚当斯密错了吗？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当这个为着自己的利益的行为对人类历史有推动作用时，这就是善、是功、是德！而当这种行为对历史发展有阻碍作用时，这就是恶、是过、是罪。
马克思错了吗？
为什么人人都想跳出“农门”；为什么城市只属于城里人，这个叫“二元”社会结构的东西是古已有之，还是某种理念、某个政策或者某些人促成的呢？
胆大个体一夜“暴富”，价格双轨“倒爷”大发“横财”，企业“经营承包”部分厂长经理顺利实现财富转移。似乎满眼都是“原罪”，那么，“原罪”有功还是有罪呢？
弘扬传统文化会阻碍西方先进思想吗，那么，长城是炸还是修呢？
海南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能搞下去吗？如果搞下去，国家会不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呢？因为亚当斯密说过：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有制、契约化、责任自负啊？
文化产业“允许无益无害”，这是内江市一位负责宣传的领导从深圳考察回来后告诉我的；那么，思想底线和道德底线又在那里呢？
我们时代有最强音吗，如果有，是“红太阳”吗？因为1980年代末新版“红太阳”很流行，并且常常见到中央电视台“红太阳”专场演出、全场直播。
为什么老百姓不记恨当年被捆手脚而感恩现在松绑呢，如果说松绑人是邓小平，那捆绑者又是谁呢？
我们这个时代有领袖吗，如果有，是邓小平吗？但为什么会议室挂的伟人像只有“马恩列斯毛”？
种了半年地，也沉下来思考了半年的问题。我很清楚，这些问题也许当时中国顶尖学者也无法回答，反正我当时可能接触到的区乡干部是麻麻咋咋的，放在一个小小山村，给谁诉说。
我必须走出去。
好在自学考试再考及格一科就拿文凭了，也算大专肄业吧。听说海南搞的是市场经济，私人请人不要城镇待业户口，有的甚至不要文凭。
1988年6月9日，又是个半夜子时，年迈父亲把家里损吃俭用积攒的100元钱送到我的手里，母亲与往常我出远门一样，再三叮咛“气力干了是有的哈！”
为咱爸妈，为咱家，为咱总也苦不完的农民兄弟，我要再闯海角天涯！
可能有人认为：这人多低贱，人家“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愿为两斗米折腰”，似乎还很得意。
是的，今天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怎么值钱，何况我这类莫法评职称的“闲散科技人员”。就是跟不上市场，转不过观念，羞于谈钱的大学教授也不怎么值钱嘛。
毫不讳言，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已经从自然经济文明迈向商品经济文明时代。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不思变革的观念向“变化中求发展”的多变观念转变。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观念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开放经济与开放社会观念转变。
“官本位”观念向“个人价值通过社会多元实现”的平等观念转变。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观念向“效率优先，贡献优先，先进优先”的观念转变。
“名正言顺”的人治观念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转变。
“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观念向“对社会贡献大小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人的社会化”观念转变。
“人身依附”观念向自我独立、自我意识、自我负责的“人的解放与发展”观念转变。
总之，中华民族正由“生存模式”向“发展模式”大转变。
从《周易》阐释的“简化”和“变化”，和马克思关于事物是变化发展的理论，都向我们昭示：我们必须做好“变”的文章。
1980年代，尽管我的生存条件只有“两斗米”，但我依然在“变”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找到了农村、农民，特别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长期享受不平等待遇的症结——“二元社会”。
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后于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我国建国后通过一系列分割城乡、歧视农民的制度安排而人为构建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在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内，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市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制度体系，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建国后，国家出台了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主要目标的户籍制度，这种举世罕见的城乡隔离制度给农民生存状况及精神状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到今天，城里骂人喜欢骂“你龟儿农民！”，表现出极端的丑化和蔑视。
咱们进城务工农民，即便做到我这样的有机会见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也只能叫“农民工”，也只能“愿为两斗米折腰”——实际上只要老子有饭吃，那个龟儿才愿为你那低人一等的“两斗米”折腰。此等现象与著名作家周克芹非得拿到“矛盾文学奖”才能“农转非”别无二致。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遏制了城市化进程。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剥夺了咱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
建国后长期“伤农补工”，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大量吸取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来满足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所需的原始积累。据统计，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8000亿元。就连我们生产队的红苕都晒干交公粮了——荒唐之极！
还有总也养不肥的各式各样“半截鞋”无休无止的搜刮。用与我同僚的地方干部的说法：“干竹竿都给老子把油熬出来”——超生个娃娃祖辈的钱都可能变为“民兵费”，打盘麻将“分分钱都给你搜出来”——那些龟儿子的干得出来——那个教的就不知道了——跟这些人同流合污不如当农民工。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限制了宪法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有权利吗？做“鸡生意”都要抓。197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在门口看到对面山坳下来了几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听说是来抓做鸡生意的，我吓得打抖。
农民问题的本质在于农民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基本权利的缺失。这种权利的缺失使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更加弱势化。比如，现行的户籍制定限制和剥夺了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收容遣送制度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权；就业制度使农民既不能在党政机关求职，也不能在国有企业工作，大量在非国有企业谋职的进城农民却连工人的身份都没有得到，更不用说基本的劳动保障权利；社会保障制度则明显属于少数城市市民的特权制度。这一系列二元性的城乡有别的政策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了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的宪法权利，这种人为造成的城乡不平等现象在当今世界是十分罕见的——这一系列的政治政策经济导向培养的是数不清的“愿为两斗米折腰”——看不见，但实际存在的“饥饿和愤怒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