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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减了20分钟长的《星期六晚间直播》节目，而且还在考虑拍摄一些一分钟长短的“短剧”穿插在商业广告中。还有那些只播放球赛精彩时刻的节目，比赛中所有的中间环节都被删去了。
有一天，观众有可能只下载某个演员登台表演的那8分钟。到时候观众还有可能改写剧中情节，推出新的人物，并且随意地加长或者缩短故事场面。
用MTV网络研究和计划部副总监贝齐·弗兰克（Betsy Frank）的话说：“现在的观众要的就是自己来安排时间。”新的消费设备已经给观众赋予了能力，可以剪接和粘贴部分节目，以适应自己的喜好。
随着掌握了新技术的媒体观众制作出他们自己的内容，从标准时间空档转移的现象本身还要加速。媒体观众在制作自己的内容的同时，也在坚持根据“需求”而不是根据媒体所制定的时间来存取节目。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话说：“以约定为基础的电视死定了。”
家庭、朋友和碰面时间
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工作时间和家庭时间两者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不清，固定的时间表也开始不固定了。福克斯新闻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下了班5点半吃晚饭，6点钟看电视。现在，我不知道左邻右舍还有哪个人的生活会这么规律。”《商业周刊》报道，现在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还按着朝九晚五的时间表工作着，“像家庭晚餐这样的习俗规矩也正在消失”。
现在，因为有了各种时间调整技术，我们也不都在同一时间看电视节目了。时间表变得非常个体化，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都不会轻易认为他们有碰面的时间。许多人可能利用数据库，将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时间表汇在一起，以便安排他们的碰面时间。
简而言之，财富体系不仅在加速，而且在把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没有规律性。在这样做的同时，财富体系将个人从工业时代的监狱似的僵化和规律性中解放了出来。但是它也增加了不可预测性，同时也要求个人与财富创造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变化，要求生意成交的方式发生变化。
时间被美国化了
没有多少事情能像时间变化那样使人烦恼，而且打乱整个文化和经济。这一点正如1970年当快餐开始涌进法国时我们所写的那样，“正好解释了欧洲人的一种病态的敌视心理，因为许多欧洲人认为这是在将欧洲美国化。”
几乎在30年后的德国，零售商冈特·比尔（Günter Biere）充分感受到了这种敌视的反应。他坚持在一个星期日在柏林为他的Kaufhof商店剪彩，这是在利用禁止星期日销售规则的一个空子。他立刻成为了全德国争论的风暴中心，被人们攻击为破坏了常规的人和“兰波”式的人物。
星期日销售的支持者们来为他辩护。只有那种“德国愚蠢的传统才反对这么做”，前东德施韦特一位购物者说：“我们应该接受这种美国化的事实。”
然而，正在发生的并非是美国化的事实。这是与最新的财富体系有关的一种陌生的生活节奏。这种改变了的节奏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尽管遭到了反对，还在慢慢地向法国、德国和英国进军。在东京、汉城和上海的变化已经超过了在巴黎、伦敦或者柏林的变化。
24 / 7的未来
速度和非规律化与时间的变迁同时发展着，这种时间的变迁就是从间歇性的营业转移到了无间歇性的营业。这一点可以从旅馆业、报纸印刷业等行业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营业时间的迅速普及现象中看到。在日本，美容院、健身馆、超市和零售商店关闭的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多的Maruetsu超市和Aeon Maxvalue商店都开始日夜不停的营业。据早稻田大学的营销学教授野口茂夫的分析，晚间营业的销售额将增加到平时白天整个营业额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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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的时间观念（5）
如果想见到未来夜间的情形，那么去巴西的库里蒂巴看看吧。这里是跨国公司Linux批发商Conectiva的总部，另外还有200家软件公司在此运作。这座“绿色的”城市正在被全世界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家们研究。
一天午夜，我们陪同库里蒂巴前市长，城市规划出身的贾米·勒纳，参观该市的“24小时大街”。整个一条街灯火辉煌，新开业的咖啡店和饭店鳞次栉比，幸福的情侣面带微笑地向前市长挥手并叫着他的名字“贾米”！临街是专为24小时营业的职业服务而设计的，有诊所、牙医和律师所。再下一条街是专为24小时工作的市政府办公所用，这样，人们就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候去那里办许可证、执照以及其他市政事务。
连续不断的方便服务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消费时间表，从而进一步向非规则时间过渡。因此，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时间和节奏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和“非整体化”，而这一点反过来又给所有企业、所有部门、经济发展的所有层次带来了实际的影响。
向连续不断的工作时间过渡在金融界尤为显著。电子通讯网络可以让人在股市正常关闭之后继续炒股票。网上交易已经迫使一成不变的证券交易所考虑延长工作时间，就像德国商店的做法一样。瑞典已经做出了行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也正在认真地考虑这么做。但是很明显，这只是他们不情愿迈出的第一步。未来的交易体系将永远不会休眠。
时间的压力、我们将时间分成越来越小和不平衡单位的能力、电子基础设施空前的高速度、产品的分类定价和支付方法越来越颗粒化（granularization）的倾向，所有这些都向我们预示着这样一天的到来：货币的流量再也不像以住在某个固定的可预测的日子（比如星期五夜晚或者每月的15日）那样达到高峰了。
这些相互关联的过渡（加速度、非规律化、连续不断的流动）正在改变着我们眼前的整个时间观。但是，随着我们用21世纪的时间逐步代替工业时代的时间，不管是正在进行的变化还是即将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也都只是冰山的一角。
这些自动进料的替代方法将引发更多的社会变化，这一点我们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已经指出了。它们使我们公司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事情的流动（事情、人员、地点、关系和信息等方方面面的流动）速度更快。一次性商品越来越多——今天是照相机，明天就是电话。一次性的主意、商业模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多。
飕飕地驶向何方
它们也将我们更进一步地推向了“临时方针”（从商业的永久性或者长期性组织结构向一次性、短期的组织形式过渡，甚至是向临时性的商店过渡）的状态中。设计师川久保和她的丈夫阿德里安·约菲在东京开设了一家公司，并在柏林开了一家商店。他们说，这家商店只准备开一年，一年之后不管盈利与否都将关闭。这种想法应该能够反映出时装、电影、音乐和名人生活的越来越短暂的保存期。
公司在争先恐后地适应市场、金融界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的同时，也在进行组织内部的连续流动的改革。几十年来，组织上的临时性或者转瞬无常性现象越来越普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发达经济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特点。
更具临时性的是那些管理方面的怪念头。这些怪念头突然出现、影响这些连续不断的重组工作，然后突然嗖地不见了。价格也在越来越频繁地变化。投资者要求回报越来越快。人与人之间、地点之间、主意之间、技术之间和商贩之间的种种关系都变得越来越短暂。
如果一个社会的部分人口正在从日常标准化的时间表里解放出来，而另一部分人口仍然按照过去按部就班的方法工作，那么这个社会能朝着超高速和繁杂的时间关系发展多久呢？雇主们又如何同年轻的员工们打交道呢？因为这些年轻人是新生活方式的产品，他们认为准时正点的工作要求是对他们自由和创造力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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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的时间观念（6）
今天的研究者们向我们提示，伴随手机普及的还有一种对待准时正点要求更为放松的态度，因为人们可以提前打电话和提前道歉。但是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在工作上：装配生产线的衰落。装配生产线要求同步化工作，这样，如果一个工人来晚了，生产线上所有工人的工作都要受到耽搁。装配生产线所要求的准时正点在农耕社会是无人知晓的。
今天，随着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按照各种时间表工作的个人越来越多，时间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但是，对准时正点的压力却放松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充分讨论这些过渡对社会、文化、心理和经济的影响。然而，现在应该清楚的是，由于我们的重要机构相互间失去了同步，由于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由于超高速发展仍在继续，由于时间正在变得非规则化，由于生产力与时间的联系越来越少，而每个时间的间隔都将比上一个时间间隔更有价值，由于人类能够测量、探索或控制越来越短的时间段和越来越长的时间段，所以，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已经开始了。
我们正在将人类与财富时空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革命化。这一点本身就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孩子们的生活，即使这还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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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循环（1）
有史以来财富最大的地理迁移之一正在发生着，财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动着。
正如我们正在改变我们与时间的关系一样，我们也在改变着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财富被创造的地点、我们选择这些地点所依据的新标准，以及我们将它们连在一起的方式。
结果就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空间动荡。这种越来越强的“财富流动性”将影响未来的工作、投资、商业机遇、公司的结构、市场的位置以及全世界所有普通人未来的生活。它将决定城市、国家和整个大陆的命运。
嚯，亚洲！
因为西方的经济在全世界主宰的时间是那么的长，所以常被忽略的一点就是，500年以前，中国——而不是欧洲，有着最先进的技术。而且，领先世界的是亚洲，在全球可衡量的经济产量中，亚洲的产量占去了65％。
至少在西方，差不多被忘记的一个事实就是，1405年，一支由317艘船只组成的、随船水手和勇士有27 000人的庞大舰队开始了其七次远洋航行中的第一次。据史学家路易丝·利瓦希斯（Louise Levathes）所记载，这支舰队是由中国将军郑和率领的。郑和是位回教徒，皇宫中的宦官，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航海家之一。这支远航舰队探索了非洲的海岸、中东的亚丁湾，抵达了沙特的吉达和阿曼的佐法尔，为中国在整个印度洋的贸易奠定了基础。
直到两个半世纪之后，启蒙运动和早期的工业革命才掀起了第二次浪潮的迁移，才开始逐渐将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聚焦点移到了欧洲。
然而，这种聚焦点却并没有在欧洲待下去。到19世纪末，世界财富创造的中心已经开始再次迁移，这回是继续向西，迁移到了美国。两次世界大战将欧洲经济所剩无几的领先优势也终结了。
1941年，就在日本突袭珍珠港使得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时代》杂志的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写道，20世纪已经是“美国世纪”了。他写道，“美国必须承担起全世界行善者的角色，承担起喂养全世界人民的义务，因为全世界文明的崩溃使得全世界的人民正在忍饥挨饿、流离失所。”
确实从那时起，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第三次浪潮向知识经济过渡时起，美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霸主的地位。但是财富也在向亚洲迁移，一开始有股涓涓细流流向了日本，后来流向了诸如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势头越来越猛。
打开致富的闸门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明确提倡改革开放并鼓励人们致富时，财富的闸门真正地拉开了。20世纪90年代，闸门开到了最大的限度，外国的投资汹涌而入。在过去的25年中，估计国外总投资额为5 700亿美元。
2002年，新华社将这股外国直接投资的洪流称之为“简直如奇迹一般”。2003年，以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巨额，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甚至超过了美国。2005年，外国直接向中国的投资额估计达到了700亿美元。
中国的赫然崛起是中国人民的艰苦工作、脑力劳动和创新的一个贡献。但是，我们还是按照亨利·卢斯的故事线索说下去，假如没有美国的参与，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卢斯的父亲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他本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假如他能够活到今天，回头看看这几十年的历程，看到美国对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所给予的强大援助，他可能会感到既惊讶又满意。不过世人还是抱有一丝怀疑，认为这与行善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
截至2003年，美国人已经向中国投入了440亿美元的巨资。美国也为中国的商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仅在2003年就从中国进口了1 500亿美元的商品。此时，中国向全世界的出口额达到了4 361亿美元，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5 000亿美元1。
那一年成为了亚洲的分水岭。中国大陆连同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几乎相当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欧洲最大的5个经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而这还没有将日本包括进去，也没有包括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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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循环（2）
假如加上日本和印度，这亚洲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要比欧盟全部25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或者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还多出30 000亿美元。
因此，我们一直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和财富创造正在以迅猛的势头在世界地图上迁移。这个势头的意义不亚于当年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从中国迁移到了欧洲、之后又迁移到了美国的意义。这整整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大循环，将经济霸主地位又归还给了几个世纪之前其离开的亚洲。
“想想2050年的世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罗伯特·曼宁向我们提示：“拥有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占全球经济的大约40％，世界信息技术工业一半以上的比重，以及世界级的高科技军事能力。”
但是这个大循环真的运行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吗？今天的变化还能继续直线地或者说循环地发展吗？我们以后再回来谈论中国和亚洲的未来，现在，我们需要看看另一些随着革命性财富而产生的令人惊讶的空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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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高增值地区（1）
假设有这么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我们都生活在这里，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是在这里创造的。这种奇妙的想法在互联网大爆炸的20世纪90年代晚期迅速滋生。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如此迅猛，就连“空间”和空间关系这些词汇的真正意义此时也受到了质疑。许多数字迷（digerati）和互联网迷在大肆赞扬“无地点特性”。作家威廉·诺克以更极端的一种说法问道：
“如果地点变得没有关系了怎么办？想象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闭上眼睛就发现你来到了孟买或者巴黎，就好像《星际旅行》里的一架飞行器在帮助你。想象你和身居另一座城市或者同一座城市里不同地区的某个人疯狂地做爱。想想在同一个时间里你可以身在两个或者三个地方。这就是没有地点的世界。没有地点的社会不存在，现在还不存在。”然而，他认为，强大的技术力量正在将我们推向这个方向。
还有人将电脑空间描述为“在物质世界里没有‘地方’的领域”，甚至还描述为“一个平行世界的第一个例子”。对于他们来说，虚拟世界占据了所谓“无空间”的领域。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诗情画意和夸张的描述，但是，就连电子字符也要存储在某个地方，某个实际的地方。它们在空间传送运行，而不是在非空间传送运行。
简而言之，数字化并不是将空间非物质化，它不能用“虚拟空间”来替换现实，但是它确实加速和方便了各地财富的迁移和财富的创造。
我们再回到地面上。随着变化的浪潮席卷着全球，随着一些城市和地区被快速推进到了未来，而另一些城市和地区被抛到了人们遗忘的角落，世界财富的版图正在以众多的方式被重新绘制着。在全世界范围内，明天的“高增值”地区现在已经出现了雏形。
昨天的地方
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曾是一个重要的重工业中心，有着众多的钢铁厂、铸造厂和汽车生产厂。今天，克利夫兰号称拥有全美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之一的卡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而且拥有以克利夫兰诊所为领头羊的庞大的医疗行业。但是该市的建筑和商店仍然挂着几十年重工业烟尘所遗留下来的一层黑皮。而且，克利夫兰名列全美最贫穷的大城市之首。它既是过去工业辉煌的牺牲品，也是现代变革中的牺牲品，因为第三次浪潮将美国其他的地方都带到了未来。
克利夫兰只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全世界其他烟囱林立的大城市也经历了差不多相同的命运，而这些城市又都是昨天工业财富的发动机。然而，这种局面不仅限于城市。随着新经济在其他地方的崛起，整个地区的经济地位也在下降。
拿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做例子。10年前，正如《工业周刊》所说的那样：“稻田还是靠水牛来犁，但是有一排排的工厂生产着电脑微处理器、收音机、玩具和服装。在那里设有生产基地的著名投资商包括宝洁公司、雀巢食品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和三菱重工公司。”
数百万人涌进了这个地区，数百万个从前不存在的工作出现了。在过去的10年中，广东的人均GDP成为过去的4倍。
今天，广东和其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连同香港和澳门构成了全世界最强有力的制造业中心之一。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中心的过渡，将早期西方大烟囱工厂的许多制造业接手了过来。
但是，这并非他们的全部成就。因为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