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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美外交中崭露头角。陈友仁的表现令孙中山非常满意，从此对他更信任了。
第13节，
“倾向俄国”的革命家
孙中山曾多次向西方国家求援，但屡屡受挫。陈友仁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关系，认为苏俄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急需在中国寻找政治伙伴，而北京政府又不太可能成为它的联合对象，因此“国民党应该向俄国人寻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页），这对国民党和苏俄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陈友仁不但积极向孙中山建议，而且直接参与了孙中山“联俄”的过程。
辛亥革命之后，发生许多大事件，其重要性莫过于由陈友仁设计、获得孙中山肯定的“倾向俄国”政策，它后来演变为“联苏容共，扶助工农”政策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陈友仁不仅向孙中山建议“倾向俄国”政策，而且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孙中山决定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执行“倾向俄国”政策，他任命陈友仁单枪匹马进行。除他们两人之外，只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一谈到苏联早期与孙中山的接触，大家只知道从海参崴或者莫斯科派来的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不知道早在1918年孙中山便委派陈友仁带着给列宁的信，到美国交给一位可靠的华人朋友，想方设法转往莫斯科。
1922年4—6月，当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之际，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陈友仁担当了孙中山和达林之间的联络员，使孙中山继续保持和苏联的联系。达林在《中国回忆录》中回忆：“不久，我收到便条，要我速到东山。国民党积极的活动家之一、孙中山的密友叶夫根尼陈（陈友仁）在那里等我。现在隐蔽在东山，每天夜里潜到军舰上去找孙中山。”他们见了好几次面，当达林离开广州前夕，“叶夫根尼陈向我递交了孙中山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信是匆忙写就的，用的是一张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纸”。以往人们都熟知蒋介石冒险上舰保护孙中山，而陈友仁每天冒险往返东山和永丰舰，及时向孙中山汇报外界动态，却很少有人知道。
1923年1月18日傍晚，苏俄著名的革命家、担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越飞偕同秘书和翻译，登门拜访孙中山，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助手，也参加了会见。1月20日，陈友仁代表孙中山到越飞下榻的汇中旅馆进行礼节性回访，并就双方谈判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1923年2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公开发表陈友仁谈话，宣布孙中山最新的政治取向，指出“孙越谈话中所含政策之最后结果如何，将视列强对俄国及对中山之态度为转移。此项结果，可为中俄间之一种有益的合作，使彼等之物产文化供世界人类之用。反之，若列强继续敌视俄国及中山，则或将迫俄华两国成一坚固同盟，而从事于其他目的”。
1925年3月，在孙中山病危之时，陈友仁代其起草了著名的《致苏俄遗书》，再一次重申“联俄”方针。据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两张遗嘱都这样签完了之后，另外还有英文秘书陈友仁同志，起草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再用英文签字。”
第14节，民国的“铁腕”外交家
民国的“铁腕”外交家
陈友仁外交生涯中最光彩的历程，是他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外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外长期间。他出任广州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后，明确提出了“革命外交”的口号，指出“革命的外交，应取断然的革命手段，坚持到底，宁为玉碎”，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惯例与既成的事实，在必要时运用大胆而强烈的手段，凭借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和民众运动的力量，在胁迫性或半胁迫性的情况下，整体或部分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不平等项目，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为最终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改变外人在华优越地位的状况打好基础。
陈友仁的“革命外交”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申领事裁判权的范畴，纠正列强在行政和警察方面的非法越轨行为。根据原定条约，领事裁判权仅限于司法的民、刑诉讼案件；但后来列强得寸进尺，竟擅自扩展到行政权和警察权方面。陈友仁认为“当时领事裁判权之规定，原系中西俗尚之不同，故容许民、刑诉讼事件之治外法权；若行政权、警察权之保留，则系国家生存至低度之要求，万不可放弃”。一次，英国商船广武轮走私鸦片烟土，被国民政府的缉私人员查获，英方借口领事裁判权，拒绝我方查扣，缉私队奉命强硬执行，英国总领事为此连续三次致函陈友仁提出抗议。陈友仁不为所动，英方最后也只能空发抗议而已。
二是矫正在上税方面滥用领事裁判权的现象。在中国与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只规定外国人必须缴纳协定关税和子口税，为此列强就拒缴除此以外的任何税金，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领事裁判制度。1926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征收特别税，外国人为此牢骚满腹，抗议纷起。陈友仁则坚持：“租界之外无通商口岸之说，外人运销货物一越租界线之外，即为中国内地，就应交纳厘金或子口税。”为了防止外国人联合抗税，他还及时出台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迫使他们老老实实地交税，从而征得了相当的税款，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民政府解了燃眉之急。
三是他极力主张收回租界行政权。陈友仁认为租界的自治权是中国主权的象征，而当时各处的租界，其原始章程大多数是由地方官与各国领事签订的。中国地方官本无权割地与人，那么盛行于租界的外国行政权也就失去了法律上的根据。他尖锐地指出，“此等事实上之攘夺，全由外交当局麻木所酿成”，于是决心在自己的任期内逐渐收回租界的外国行政权。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武装通过汉口英租界，英领事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陈友仁严词驳复：“汉口租界章程本来系处于中国主权准许之下之一种自治法规，主权者之行为，对于其所准许或曾经准许之法规，本来不生违法之问题。”英领事无词反驳，只得作罢。
1927年元旦，武汉人民为庆祝国民政府迁汉和北伐战争胜利，连续三天举行盛大庆祝活动。1月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来到临近租界的空场内进行宣传讲演，英国义勇队见人越聚越多，竟蛮横地冲入华界，用刺刀向人群乱捅，当场刺死1人，重伤80余人，轻伤300多人，造成“一三惨案”。
外交部长陈友仁当晚在外交部紧急召见英国驻汉领事，强烈抗议英国水兵暴行，限令其迅速撤退水兵及义勇队，解除其武装，租界由中国军警接防，以平民愤，否则将不负英人安全之责任。陈友仁强硬的命令口吻，使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英国领事大吃一惊，无言以对。
第15节，
面对国民政府的强烈抗议，更慑于武汉人民的反英浪潮，英方不得已采取了退让措施。4日清晨，英方将所设沙包电网全部撤除，水兵义勇队全部撤退，巡捕也被撤走了。国民政府卫戍司令部即派三连精良军队入驻英租界，工人纠察队也随之到达维持秩序。
正当汉口英租界被国民政府接管之际，1月6日，九江又发生了英兵殴伤中国工人和英舰开炮的事件，愤怒的中国民众冲入租界，奋起反抗。驻在九江的北伐军第二师当即向英国领事抗议，并很快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1月15日，中英双方开始正式谈判。北京英使馆参赞欧马利自恃有英舰保驾，一开始态度十分强硬，公然要求国民政府归还租界，恢复以前状态。陈友仁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恐怕我们要应付一种新的局面了。”如果按照英方的要求处理，必然会引起民众的罢工和拒货，使租界根本无法生存，因此双方的交涉只能面对现实。第一次会谈毫无结果。此后，双方又经过16次谈判，至1月底才基本达成协议，即由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改为中国的市政特别区，由4名华人和3名英人组成管理委员会，主席委员为华人，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新市政局章程进行管理。
1月27日，欧马利奉命将一备忘录及附件七款送交武汉国民政府。从表面上看，《备忘录》似乎颇有诚意，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是英国政府的烟幕弹。它们一面在舆论上做出让步，麻痹国民政府，缓和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一面则从本国和印度紧急调遣12万名“中国远征队”向上海进发，以实现其放弃汉口、九江，固守上海的策略。同时，英国又照会美国政府共同出兵保卫上海租界，暴露出坚持武力恫吓的真面目。陈友仁十分气愤，断然决定中止谈判，拒绝在业已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向英方施加压力，并对英国政府的《备忘录》进行严词辩驳。1月30日，陈友仁揭露英国调动军队逼向武汉的事实，“国民政府不得不视英国集中军队之行动，为一种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勒迫之行动。际此时期，签订协定，是受威胁而答复也”，因此拒绝签字。
陈友仁发表的宣言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美国国务卿郑重声明“须至中国政府不保护外人时方才出兵”；法国认为没有必要对华出兵；意大利也不愿意参与英国的行动；日本和德国声称只要他们侨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他们就对中国采取不干涉主义。陈友仁拒绝签字，在英国国内也引起轩然大波，伦敦外汇市场交易清淡，钢铁业股票大跌；曼彻斯特市政局议决要求政府撤回对华军队；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劳工生命》号召工人共同奋斗，反对对华武力干涉。
2月10日，英国政府终于决定让步，外交大臣张伯伦在伦敦发表演说，声明英国军队“将驻扎于租界之内，除非有严重之事变发生，必不越租界范围而行动，卷入中国武人竞争之漩涡”，宣布除自印度出发已在途中之军队即将在沪埠登陆外，其他调自地中海及英国本土的军队将改而在香港集中。12日，英方代表欧马利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将张伯伦在下院的演说词要旨交给陈友仁。此后，中英双方代表又经过几次会谈，最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
2月19日，陈友仁和欧马利签署《汉口英租界协定》，20日，又签署《九江英租界协定》，确认《汉口英租界协定》适用于九江英租界。3月15日，武汉政府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但英人在该区域仍保持有一定的势力。同一天，武汉政府完全收回了九江英租界，并取消了外人在该区域的所有特权。
陈友仁的“铁腕”外交，赢得了对英谈判的胜利。陈友仁儿媳陈元珍老人说：“收回汉口英租界，是英国从亚洲撤退的开始。陈友仁收回的英租界地盘不大，但是值得大书而特书，因为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收回失地，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亚洲给大英雄狮敲响了丧钟。”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阿卜杜拉赫曼在一篇讲话里生动地表达了亚洲反殖民主义的斗士对陈友仁的敬仰：“陈友仁在我思想里点燃的火花，到今天仍然闪烁光芒。”
国共分裂后，陈友仁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1927年夏赴苏联，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的行径。后去西欧游历，继续参与反蒋的政治活动。1931年任广州反蒋政府外交部长。1932年初，复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主张对日绝交宣战。1933年参与发动福建事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遭国民政府通缉，流亡法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遭日本军队拘捕，次年起被日军长期软禁于上海。1944年5月20日在上海病逝，1944年5月22日，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在陈友仁葬礼上致悼词：“综观先生之生平，与孙总理有极相似之处。”这是对陈友仁的公允的评价。遗体火化后，遵照本人的遗愿骨灰撒向太平洋。新中国建立后，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陈友仁建立了纪念碑。
陈友仁一生凸显左派色彩，他来自于拉美，拉美不乏左翼猛士：格瓦拉、卡斯特罗、查韦斯、卢拉、鲍特瑟比起来，陈友仁是先驱者。与杨优明大使等谈到这点时，都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