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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不断升级的争吵如今已经进展到“政治正确”、“保守派与自由派”、“多元文化”的高度，而多才多艺的韦斯特教授也要挟转投普林斯顿大学。与此同时，芝加哥著名学者理查德·波斯纳出版了《公共知识分子：一项衰落的研究》。在这部一出版即招致诸多非议的著作中，波斯纳按照名字被引用率（基于报刊与网络）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排名，其中基辛格为第1名，爱尔兰诗人叶芝是第98名……除了排名本身令人惊诧、被人指责为缺乏数据基础外，波斯纳还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学院知识分子比公共知识分子更值得尊敬。在波斯纳眼中，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群依靠媒体的知识人，他们依靠读者而生存，因此他们常常会被市场逼迫迅速出版著作，为吸引注意力而妄下定论。相反，学院知识分子则由同行们提供判断标准，他们更注重严谨性与真实性。波斯纳承认，有很多杰出的学院派同时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比如罗素、萨特等，但这往往是由于他们在专业领域内不再有发展空间，才最终转向公众的。他们所倡导的那一套东西—和平、革命等的确也不需要太多的智力成分，它们更接近常识。
萨默斯校长与波斯纳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学者不应该热衷于为公众写作，他们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内继续钻研。而现状也的确令人堪忧。在全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似乎正在陷入媒体圈套，他们热衷于接受媒体的访问，喜欢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公众影响正在取代学术影响而成为更重要的判断标准。简而言之，他们正在从象牙塔中走出而试图进入明星行列。
这场由来已久的争论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在于学术本身的追逐还是在于对公众的解释作用，这两者间是否存在优劣之分。很显然，这样区分正像波斯纳教授无聊的比较一样，犯了一个基础错误。判断知识分子杰出与否的标准并非在于他是否身处学院，是为《纽约时报》还是为《美国经济学研究》写作，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创造力。学院知识分子与公众知识分子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最杰出的人物永远身兼两职。爱因斯坦可以研究相对论，也会发表和平倡议书，爱德蒙·威尔逊一辈子依靠为杂志写作生存，却成为美国最了不起的文学批评家，莱昂內尔·特里林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同时，还在为普通读者推荐书目……
的确，公众知识分子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发言，比如文学与哲学出身的萨特偏爱谈论政治，《纽约时报》的社论编辑常常对相隔万里的主题发表见解，他们被批评为“不够专业”。但正是这种不专业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想像不到今天知识分子的模样。那个老人与铁匠、面包师交流对于世界、生死的看法，他无比自由，却是人类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对世界充满好奇并一直追问下去。知识体系的庞大与复杂使得“专业化”成为今日知识界的主流。而学术发明对于普通人来说，越来越像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他们开始拒绝理解日新月异的知识世界了。流传在学院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笑话是，一本学术书籍常常只有十几个人能够读懂，作者们沉浸于只有自己人才能理解的语言符号之中。
但是，公众知识分子却了解如何将知识世界的进展解释给公众，他们也了解如何用人类传统沉积下的智慧去解释正在变化的环境，从信息中提取出变化的趋势。当然，这其中可能充满了“不够专业”式的错误，但他们却打破了一维的视角，他们在解释经济问题时，可能同时加入了历史眼光与人文关怀。他们的确常常被市场所驱动，他们需要将文章写得富有趣味。但正是这种趣味性激发了公众的好奇心，使他们跳出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暗淡，转而思考更有意义的问题，这一点正是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元素。
写到这里，笔者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愚蠢无比的错误—根本没有学院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之争。知识分子群体其实只分为两类：高级知识分子与低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被自己的好奇心驱动，他们尽可能地探索感兴趣的领域，并获得杰出的成果；而低级知识分子则普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们喋喋不休地重复自己，或是干脆躲在狭小的领域内静待自己的思维发霉。
为公众写作，并非是知识分子的职责，而更多的是作为公民的知识分子的个人选择。不错，你可以将之称作一项“追逐名声”的游戏。从未有一个群体像知识分子这样热衷于名声，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总是潜藏着“载入历史”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强烈度就好比商人对于利润、小市民对于幸福家庭的渴望……
尴尬的公共知识分子（2）
我们欢迎罗素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既能写出全世界没几个人能看懂的《数理逻辑》，又能对BBC的听众宣讲哲学的作用，他还从不避讳自己的弱点—“是的，我热爱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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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杂志运动（1）
我们似乎可以相信，美国加州历史学家温斯洛在1995年制作的录像片与出版物《硅谷的创造—一个一百年之久的文艺复兴》是曾经风起云涌的新技术公司的重要强心剂之一。谁能拒绝这样的诱惑，文艺复兴满足了那些底气不足的首席执行官们渴望得到“历史性地位”的情结。他们大可在单独相处时将自己的成就比作拉斐尔或者米开朗基罗的贡献，因为他们的软件同样在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他们将商业与文化如此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本人甚至比当时的达·芬奇与卜伽丘更加声名显赫与富有。
在纳斯达克指数屡创新低的今天，这种信念越来越令人怀疑，却也越来越被那些首席执行官们不容置疑地肯定。就像惠普“中世纪历史专业”毕业的首席执行官菲奥利纳在股价大跌时依然强调的—今天是中世纪最后的黑暗，数字文艺复兴必将到来。
在媒体理论先驱马歇尔·麦克卢汉看来，结束中世纪黑暗的并非是文艺复兴事件中的那些大师们，而是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印刷术所带来的资讯革命使得民众打破了教会对于知识的垄断。热衷于为狂热降温的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在此“阴险”而不动声色地说明道，在上一次资讯革命中，最有势力的是那些印刷厂的开办者们，他们获得了巨额的金钱与如日中天的名誉，与贵族大公平分秋色。
于是，新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不得不尴尬地面临这样一个现实：他们可能更类似于16世纪的印刷厂厂主，而非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与诗人。在风行了20年之后，前者伴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化而逐渐没落。因为他们仅仅是占据了新技术的先机，缺乏真正的创造力，尽管这种新技术可能与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事实也证明，在这场淘金热或文艺复兴中，最明显的受益者的确是那些“印刷厂厂主”—新经济杂志。他们先是为这场文艺复兴寻找各种自我吹嘘的借口，然后为好大喜功的首席执行官们营造出一种“新革命氛围”—新规则、新领导、新技术、新商业、新公司—新经济杂志的记者编辑们促成了商业新闻前所未有的繁荣，也让商业行为成为似乎与每个人都相关的活动，同时也造成了杂志史上罕见的虚假成功—尽管这种成功正逐渐褪色。
让传统新闻业目瞪口呆的是6本富有传奇色彩的杂志的厚度。在鼎盛时期，《Red Herring》每期的厚度达到了440个页码，重达1磅多，而《Business 》的页码则是444页，重量则增至2磅又盎司，而作为周刊的《Industry Standard》的当月页码为1096页。另几家新经济杂志如《Upside》、《Wired》、《Fast pany》的厚度与重量同样让传统杂志《名利场》、《时尚》心惊不已，因为厚度即意味着广告量。传统的时尚杂志曾经因为达到400个页码而兴奋异常，这意味着广告厂商的蜂拥而至。2000年第一季度的广告销售表明，《Industry Standard》的销售额已经达1380万美元，超过显赫的《财富》杂志1200万美元。
很显然，从1998年到2000年末，前面列出的6本杂志占尽了媒体风头。尽管传统商业报道巨人《财富》、《福布斯》、《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自1995年的网景革命以来大幅度地增加了对于“dot…”的报道，但这6本杂志由于其故作姿态与自我标榜而更合乎新经济公司的口味。同时，这6本杂志更加鲜明的姿态是，它们不仅仅是商业报道杂志，更是生活方式杂志—新技术不仅仅与商业有关，它更在改变我们传统的思维习惯与为人态度，就像本文最初提到的，与数字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文化有关。所以，它们同样也对传统时尚杂志产生了威胁。首席执行官们除了商人的身份以外，还是最大的时尚制造者—他们散漫的穿着方式、自由主义办公室哲学，还有35岁就退休的宣言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抢眼的时尚。
不管这些杂志的编辑们多么努力地标榜自己杂志的与众不同，阅读者都清楚，这些杂志不管在报道题材还是报道语气上都近乎近亲。每个月这些杂志共同构成的几千页的内容构成了新技术公司的领导们主要的阅读生活。甚至远离硅谷2万公里的中国“dot…”精英们也以阅读此类杂志来标榜自已与世界同步。就像20世纪40年代的一板一眼的企业领袖在客厅内放一本很少阅读的《财富》杂志一样，今天的技术精英们热衷于在办公桌上堆满这些能够砸死人的杂志。
他们当然没有时间读这些杂志—就连这些杂志的编辑都乐于承认。这些杂志每月的内容量相当于两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太长了。阅读者与编辑甚至都不在意杂志到底在报道什么。新闻的价值曾经在于向更多的阅读者提供他们所无法知晓的信息，而这些新经济杂志却几乎只会讲述所有已经为公众知道的东西。由于不可抵挡的扩张速度，编辑们往往重复性地报道一些题材，新闻质量无法保证。
《Business 》自己都承认，他们甚至已经开始重复使用1998年的题材了。但似乎谁也没有在意这一点。谁在怂恿这种倾向？答案是新技术公司自己。
从1999年开始，大批的风险投资涌入新技术领域，那些凭借一个漂亮的商业计划书就拿到成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年轻创业者们必须想办法把这些钱体面地花出去。广告成了诸多体面方式中最没有争议的一种。所以喜欢故作姿态的首席执行官们选择了语出惊人的新经济杂志，他们合谋将“新经济神话”的泡沫吹到一个新的极限。他们共同的姿态就是：“我们在重新书写历史”，尽管他们都不太读书。他们为彼此提供了身份象征，并在公众面前不断强调这一身份—数字文艺复兴的倡导者。这种姿态有着致命的诱惑，就连时代集团也关闭了《生活》，而选择了《epany Now》作为新的发展方向。这本杂志的创建者毫不掩饰对于新技术革命的仰慕与追逐。同时，另一本老牌计算机杂志《PC puting》也为了赶追电子商务潮流改刊为《Smart Business》。
新经济杂志运动（2）
当然，纳斯达克指数的疲软已经让这些新经济杂志感到几年以来罕见的寒冷，它们的广告页已经一跌再跌，因为“dot…”们已经没有钱投入广告了。但这或许是让喧嚣一时的新经济杂志成熟起来的契机之一。就像“dot…”们要让自己重新回到地面成为一家正常的公司一样，这些迅速膨胀的新经济杂志也必须学会提供更严肃的报道，这是杂志成功的前提。
当然，信誓旦旦的编辑们不这样看。《Industry Standard》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巴特勒更喜欢将自己的扩张速度与19世纪50年代前出现的大众媒体的崛起速度相提并论。那几十年内，《时代》、《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出现了，路透社开始提供商业新闻，而格伦西尔出版公司也开始大规模出版商业书籍……那么，今天呢？这位首席执行官愿意使自己和同行们相信，他们正在改写商业报道的历史，也正在改变媒体的形态。这些新技术杂志一直在强调，自己并非一份杂志，更是网站、会议主办者、分析提供者，是新型的咨询公司，能为企业提供全套意见服务。
但令人遗憾的是，不管是它们的杂志还是网站，都与传统的商业报道巨人相去甚远。《Upside》的发行量不过20万册，其中相当部分为赠阅；其他几本杂志同样通过赠阅来增加发行量，但仍然远远落后于《财富》杂志的80万发行量。并且，它们网站的访问量也同样处于这些传统杂志网站的阴影下。
当然，它们会说自己仍然年轻，毕竟《财富》、《商业周刊》通过70年才达到今天的地位。但前提是，它们要开始学会将自己的杂志与网站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吸引读者、寻求深度报道上，而不仅仅是为那些想欺骗风险投资家的新公司领袖们服务。而且那些一时冲动者不正在痛苦不堪吗？
他们这样缔造了CNN（1）
就是到了世界末日这一天，CNN也会在现场报道，并以此语结束：“上帝离你更近了。”
—泰德·特纳（Ted Turner），CNN创始人
过分刻薄的乔姆斯基说，海湾战争是由CNN与五角大楼共同主导的一场虚拟战争，它其实从未发生，CNN仅仅是把军方的模拟练习拍成了录像带放映给公众看。这种过于虚无与耸人听闻的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CNN在1991年因成功报道海湾战争而达到声誉巅峰期时所具有惊人的影响力。CNN的主持人比指挥官柯林·鲍威尔更具影响力，白宫通过CNN的前线记者而非五角大楼得到一线消息。
10年后，当时代…华纳与AOL合并后，这家声誉卓著的有线电视公司裁员400人，而MSNBC与FOX公司在国内新闻部分的卓越表现也让CNN逐渐失去最初的夺目光彩。它的主人泰德·特纳也不复当年的敏锐，对于在合并后公司里愈来愈萎缩的权限而心生不满，并透露出将离开CNN意图。里斯·斯科菲德此刻出版的回忆录隐隐暗示了CNN正在失去其最初的生命力。这位被特纳一脚踹出门的CNN共同缔造者除了对自己的遭遇耿耿于怀外，更让我们重温了20年前这项新闻史上空前革新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他现在依然清晰地记着，1980年泰德·特纳如何拍着他的肩膀信心十足地对CNN的员工说：“我们两个要成为全美最有实力的人。”
泰德·特纳与里斯·斯科菲德的合作注定充满激动与悲剧色彩。前者因为私带女友进入男生宿舍而被开除出布朗大学，而后者则是由于赌博被哈佛法学院驱逐。二人皆属脾气暴躁、冲动性领袖人物，在招募新兵和领导高能力的、无限忠诚的、具有强大风险精神的追随者方面具有超凡能力。前者狂热地钟情于改变世界，而后者则是电子新闻的先驱人物，“一谈起新闻则激动得像另一个人”。
1978年，当特纳询问斯科菲尔德是否愿意参与创办有限电视新闻网（CNN）时，二人都清楚这是一场充满刺激的赌博，特纳为此贡献了全部财产，而另一位则成为该项事业的直接执行者。
用新闻记者的眼光看来，建立CNN的过程就像观看一场摇滚演出。当泰德·特纳用他那一贯好大喜功的口吻向外界宣称CNN将于1980年6月6日开播时，除了公司的名字与有限的几个员工外，它几乎什么也没有。斯科菲尔德马不停蹄地从各大电视台如CBS、ABC、NBC等挖角，给他们以不知是否可以实现的空头许诺；他还要制定一种全新的电视节目编排—从未有一个电视台24小时播出新闻，这需要一些新形式；他还需要平地建成一座新的大楼，里面有全开放式的演播厅……他们的财政还有着几千万美元的缺口，这需要特纳用他那张永远夸张的嘴巴去说服别人投资……
在离CNN正式开播不到90天时，斯科菲德意识到至少还需要100个员工，可是预算已不允许他再招人了。于是，CNN的杰出人物们开始到全国各大学鼓吹，为那些即将毕业的新闻专业大学生提供廉价但难得的工作机会。于是，100名毫无经验的毛头小子满怀热忱地来到亚特兰大。公司为这些荷尔蒙过剩的家伙们租下了汽车旅馆，并开创了一家CNN学院，以便在60天内将这群除了交女朋友什么也不会的小伙子们训练成新闻专家。只有他们学会使用机器，CNN才可能准时开播。
小伙子们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后，便彻夜狂欢。他们几乎将汽车旅馆视作了另一个伍德斯托克，摇滚乐、性狂欢与大麻帮助他们缓解白天的压力并刺激来日的灵感。他们的指挥者之一，杰出电视人卡瓦诺最喜欢对这些学生说：“不要去管这件事有多么难做，也不要管你要犯多少错误，你们应该记住一点，那就是你们正在创造历史，你们会因此而被载入史册的。”
他们的确被载入了史册。当1980年6月1日，CNN的摄影镜头华丽地扫过纽约、洛杉矶、加利福利亚等地时，这些年轻的小伙们像特纳一样提醒自己：电视史上还从未有人将这么多遥远的事件组合在一起。
斯科菲德在回忆录里并没有夸张，他可能是CNN的真正的建造者。今日CNN的一切—从大楼设计到节目形式，都是他最初设定的。他提出了滚动新闻概念，寻找到了最初的记者与编辑……比起他，特纳简直就是新闻白痴。但是，斯科菲德忘记了支票是特纳签署的，忘记了特纳的处事哲学—“我来领导，要么跟着我，要么滚蛋”，忘记了特纳是领导者，而他是执行者。在为期两年的蜜月期后，不愿意跟随别人的斯科菲德被踢出了门，毫无温情。而在CNN的10周年庆典上，他的名字甚至被冷漠地拼错了。
尽管今天CNN的观众已经比高峰期递减了70％，尽管斯科菲德嘲笑CNN现任总裁汤姆·约翰逊的无能—特纳终于选择了一位比他更不懂新闻的负责人，也尽管今日CNN被广泛地攻击为“迟钝”与“致命的肤浅”，但它还是拥有着无可匹敌的声誉……
泰德·特纳在CNN的10周年庆典上说：“我感到有责任搞清楚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这就是我开办CNN的原因。”但即使你知道早晨莫斯科发生了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