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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不已。既然如此，俞敏洪就要利用这根弦，弹奏一曲《笑傲江湖》。
俞敏洪开始埋头于词汇、语法和阅读这些利用词汇优势容易训练并且成效显著的项目上。这一次的选择，就像在跑道尽头插上一块“语言专家”的牌子，俞敏洪开始狂奔，并且以光速接近终点。
于是，班级里基本呈现出了群雄并起、分割天下的局势。有人专擅标准语音，有人下笔如有神，有人开口滔滔不绝，有人一目十行。俞敏洪打着“活字典”的招牌，立足于战火纷飞的“诸侯国”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俞敏洪形成了一个让所有在英语泥沼中痛苦挣扎的学子们都深恶痛绝的习惯：抱着英语词典到未名湖畔散步休息。他怀抱着自己的成就，欣赏黄昏时候湖波荡漾的美景，确实是人生一大乐事——只要我们忽略他抱着的是一本英语词典就行了。
事情看起来是按这个定律发展的：遇到挫折，下定决心，努力奋斗，得偿所愿。
不过，俞敏洪有时候也有些迷茫。英语，不过就是另一种语言代码而已。就好像一句话你可以用中文说，也可以用英文说，难道自己就把大学的美好时光都奉献给一种语言工具吗？
回想起来，自从进入了大学，俞敏洪所有的进步都在英语这门交际工具上，但对于生命的体验、精神的提升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却没有多少进展。就好像拥有一块平整的农田，却只是不停地往外拓张，不断将外面的土地也变成农田，如此一来虽然扩展了土地的面积，却没有深入的耕种，收获也就无从谈起。
第一节 莘莘学子意：学生时代（4）
一个人要取得成就，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终有所成，也是理所当然；但更难得的是在取得成就之后，还能从成就感里为自己腾出思考的空间，发现自己的生活中依然还有值得追求的东西。
俞敏洪正是如此，当他终于可以抱着英语词典当作休闲，正如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写得累了，就做做数学题，乃至微积分一样；当英语不再成为俞敏洪生活的主要障碍的时候，当他小有成绩、确证了自己的价值之后，他依然在思考：自己的生命里面还缺乏有深度的东西，那就是精神。
俞敏洪陷入了沉思。一个人精神的深度要有所提升，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从书籍中汲取营养。
古语有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籍是人类的编年史，它将整个人类积累的无数丰富的经验世世代代传下去。从书籍里获得物质的益处，俞敏洪倒是尝到了，但精神上怎么深入？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这正是俞敏洪所需要的。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北大的图书馆里，书籍浩如烟海，即使穷尽一生，也不可能读上一半。书籍无限而生命有限，尤其是时间有限，俞敏洪每天要花大把的时间在英语上，课业繁重，怎么也腾不出时间，更静不下心来读书。
于是，按照“俞敏洪定律”，他所苦恼的问题在大三时出现了转机。
用书籍武装灵魂
大三第一学期的时候，俞敏洪被诊断为患了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卧床养病。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俞敏洪一下子懵了，好不容易赶上了班级的学习进度，勉强有了自己的“招牌”，却要休学一年。这一年的差距，他又要用多长时间的奋斗和煎熬才能赶上？
不过，冷静想想，老天也不算太无情。这一年的时间，也可以做上许多事情，正可暂时摆脱课业的牵挂，好好读一些书。
读书与知识的关系是很微妙的。读书确实可以获得知识，但仅仅获得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多少学生十年寒窗苦读，不知获得了多少书本上的知识，来回背得滚瓜烂熟，但这些知识大多数在考试结束之后只剩下一堆废纸与留在学生脑海里的一些破碎的词句而已。
托尔斯泰说：“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很多很多，但却不知道什么是最有用的东西。” 因此，读书获得知识是有选择性的，一个懂得读书的人，就能够将知识灵活地引入生活，进而改善生活、成就事业。
北大图书馆汗牛充栋的藏书，喂饱了精神饥渴的俞敏洪。他以平均一天两本书的速度，在一年内读了600多本书，将中国历史和文学典籍看了十之六七。《论语》、《曾国藩家书》、《资治通鉴》、《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他对《三国演义》异常痴迷，将这本书奉为圣经。宋代开国宰相赵普说自己是“以半本《论语》治天下”，后来的俞敏洪则是一把广告刷打江山，一部《三国》治天下。
汤显祖说：“不尽读天下书，不能相天下之士。”俞敏洪对《三国演义》的痴迷，使他对用人与管理洞若观火，对于如何协调人际矛盾，如何做好管理者，都有莫大的助益。先期的读书或许缺乏实践，却是理论积累的宝贵阶段。俞敏洪正是有了这些积淀，在日后的认识变换中，总能够冷静沉思，然后作出正确果断的抉择。
但是，从知识到事业，更多的也只是一种技巧层面的关联，正如你精通计算机，但不一定能成为比尔·盖茨一样。书籍所提供的则远远不止是技巧，正如俞敏洪大学五年不会满足于只掌握一种语言交际工具一样。
俞敏洪需要的正是书籍中比技巧层面更深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智慧与理性，独立与思考。高尔基说：“书籍鼓舞了我的智慧和心灵，它帮助我从腐臭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如果没有它们，我就会溺死在那里面，会被愚笨和鄙陋的东西呛住。只有知识才是有用的，只有它才能够使我们在精神上成为坚强、忠诚和有理智的人，成为能够真正爱人类、尊重人类劳动、衷心地欣赏人类那不间断的伟大劳动所产生的美好果实的人。”知识所给予人的精神财富永远超出人的预料和想像，或许在平日你只能有所感觉，但在危急时刻，它才大大显示出惊人的力量。
第一节 莘莘学子意：学生时代（5）
智者阅读群书，亦阅历人生。一个人的度量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股强大的文明力量。技巧能够帮助你取得成功，但精神力量却能够帮助你维持成功，进而获得更大的成功，这才是更为关键的。
被北大遗忘的角落
尽管俞敏洪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却也只在成绩上有所奏效。大学生活的另两大核心——友谊和爱情，对于他来说却是一片空白。
俞敏洪在演讲中说道：“北大五年，没有一个女孩子爱我。”正是屡屡的不得意，使他磨砺出了成功者所应具有的品质：孤独、忍耐和坚忍。他形容自己对爱情的渴望是“见到任何一个女孩都想扑上去”，虽是夸张，却也不无自嘲。
俞敏洪自己很明白，无论再怎么努力，成绩再怎么前进，他始终有一道坎迈不过去。所有物质上的缺失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弥补，但心理上的缺陷却更难克服。俞敏洪最清楚自己的弱点，那就是自卑。
在北大，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吹拉弹唱，无论是谈吐或者是见识，都天然要比城市来的孩子略逊一筹。这些成长环境里“先天”决定的因素在短短四年的相对隔离社会的大学生活来说，是难以追补的。俞敏洪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就蒙上了《第三帝国的灭亡》这块阴影，并一直影响了他整个学生时代的心态。
因为自卑，俞敏洪不敢追求女生，也就无从体味爱情的甜美与浪漫；因为自卑，他也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英语和读书上面，很少接触社团活动，人际关系绕来绕去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已。毕竟，对于一个对社交没有太大信心的人来说，面对书本，可以汲取知识获得成就感，要比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担心一言不慎而引来的相处不快要好得多。用俞敏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还养成了另外一个习惯，就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首先我是从农村来的，普通话讲不好；其次又产生了自卑的情绪。所以，除了跟宿舍的几个人认识以外，跟北大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在大学最大的损失之一，就是没有参加任何大学生的活动。后来我深深体会到，大学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它对一个学生锻炼自己的心志，锻炼自己开朗的个性，锻炼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在北大的五年，过了一种比较痛苦的生活。”
因此，俞敏洪的学生时代基本就是“一个人的大学生活”。用徐小平调侃的话形容：“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
很多年后，当俞敏洪回过头来看这段日子，他坦言自卑对于一个人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自卑使人非常敏感，继而懂得察言观色，揣摩别人的心理。这种敏感一旦回归了自信会形成一种更善于与人沟通的能力，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去做事就更容易成功。”
不错，当一个人在乎外界的看法大过于对自身的展示，他会敏感地洞察并且“一日三省吾身”；对他人表现和反应的关注，本身已经是人际交往的核心部分。当学会在交际中让对方感觉舒适时，俞敏洪的社交能力也得以渐入佳境，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在慢慢地实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美好的过程。
自卑还有一个好处。俞敏洪自己说：“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自卑过，只是自大、傲慢过，这个人一定很浅薄。”自卑让俞敏洪在很多情况下都能够沉住气，比别人多想到一些，比别人多看到一些。
俞敏洪后来创办了新东方，从海外忽悠回来“三驾马车”，从此新东方走向辉煌。但新东方这个高层和其他企业的高层都不同，高层人员基本都是俞敏洪的同学或老师，至少都是知识界的精英，他们对俞敏洪不存在上司与下属的关系，更不存在雇主与员工的关系。他们从来都是有话直说，并且不分场合，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甚至只要公司出了问题，不管是谁的责任，先臭骂一顿俞敏洪再说。即使当着学生的面，当着基层工作人员的面，也从不给俞敏洪留面子。而俞敏洪硬是厚着一张脸皮，表现了极高的素质和涵养，任它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回到当时来看，在北大的时光，对于俞敏洪来说，就是一段被边缘化的日子。一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自己存在的意识和确证，由此获得存在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当一个人完全被边缘化的时候，也就等于剥夺了他获得他人认可，以确证自我价值的机会。
如果客观一点来看，俞敏洪在北大的被边缘化，让他企图“出人头地”的欲望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里被压抑着，等待一个出口。五四之后，“人文主义精神”已然成为北大的一块金字招牌，俞敏洪渴望融入北大的这股洪流，但自卑和不善同人打交道又将他远远隔离了这道洪流，正是这种欲求而不得的巨大的心态反差，雕琢出了俞敏洪刻苦、百折不挠的品性。
为了让自己在英语系中站住脚跟，他疯狂地练习听力和口语，狂背单词；为了补给自身人文素养的匮乏，他不停地买书、借书，直到母亲威胁他要断绝伙食费……
另一方面，正因为无法融入北大“忧国忧民”的人文传统，俞敏洪没有把时间花在思考国家未来和民族危亡上，虽然不够崇高，却绝对务实，一心为生计奋斗，踏踏实实地挣钱养家。
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所言：“如果不是北大这个环境，俞敏洪未必能有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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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拳拳教师情：职业生涯（1）
毕业，是个感伤的话题。四年朝夕相处，一朝各奔东西，再见不知何时。
毕业，也是个激动的话题，一旦迈出校门，踏上社会，学生时代的或光辉或低落都成过往，面对的是崭新的生活。社会生活与校园生活的大相径庭，会迫使很多人在毕业后面临种种的严苛考验甚至是残酷抉择。要生存，要发展，许多人往日的志趣、理想可能伴随着大学生活的结束而烟消云散，随风而逝。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此话被广为传诵，它指出了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生存的物质生活是基础，是生存的第一需要，其次才是精神层面的需求。“粪土当年万户侯”云云，只能是心里喊喊过过瘾。
俞敏洪毕业后留校教学，成为北大的一名英语教师。那时候教师的收入微薄，待遇也较低，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当教授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便是当时大学教师薪水低的真实写照。
俞敏洪开始了清贫的职业生涯。
８平方米的房子
1985年，俞敏洪毕业，正值北大公共英语系迅速发展，教师人才奇缺之际。习惯并渐渐喜欢上了这种在未名湖边抱着字典散步的宁静生活的俞敏洪，毕业时十分眷恋大学校园的宽松氛围，他斗胆“混进”青年教师队伍，一个礼拜授课八节，月薪60元，就此拉开了他教育生涯的帷幕。
刚当老师那阵，学校分给俞敏洪一间8平方米的小地下室，整座楼房的下水管道刚好从他房间经过，24小时不间断哗哗地响。
俞敏洪每天读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感觉自己仿佛在水帘洞里的孙悟空一般。直到四年后，学校才将他从地下转移到了地上，分给他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那一刻，重见天日的俞敏洪感动得热泪盈眶，遂决定把一生都奉献给北大，奉献给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
“我第一次在北大上课是在1985年，当时很紧张，过了一段时间，学生喜欢我了，因为我很幽默。”俞敏洪承认，自己喜欢学生，喜欢教书这个职业。望着纯真的眼睛，渴盼的目光，他感到自己的价值得以体现，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在葫桥时，俞敏洪的快乐得益于生活的舒适，而现在，他的快乐更多地来源于学生们学业水平的提高。
俞敏洪沉浸在教书育人这个光荣使命的自豪和骄傲里。他常常想起曹老师，这个在他生命转折时期最重要的人，他们虽在不同的地方，却做着同样的事情。曹老师的教育观和教学观影响了他一生。“我觉得一个老师讲课的魅力不在于是对知识的透彻讲解，而在于指导学生的生活以及人生。”
不过，即使当了老师，俞敏洪依然不善于同人打交道，他的幽默虽然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却在教师群体里没有多少市场。他依然处在被边缘化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轮出国潮高涨的时候，出国几乎成了身价的标志，成功的风向标。当俞敏洪还在为10平方米的宿舍兴奋不已的时候，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友却早已嗅到了国门外美元所散发出来的诱人气息。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陆北美。”俞敏洪回忆道。
222年的工资
俞敏洪寂寞的感情世界终于结束在1986年3月26日晚上。在一支蜡烛的帮助下，俞敏洪勇敢地“扑上去”，终于为自己不太成功的大学生活勉勉强强画上了一个迟来的句号。
“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在老婆大人整日“窝囊废”的呵斥声中，1988年的俞敏洪由“醉里挑灯看三国”转为夜战TOEFL和GRE，并最终通过了TOEFL和GRE考试。虽然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撬开了出国的一条希望的门缝。
然而，时机是他力，并非自己所能掌握。就在俞敏洪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出于对当时政治环境等种种因素的考虑，美国一改前几年的做法，对中国采取了紧缩留学政策。此后的两年里，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俞敏洪出国的希望变得渺茫起来。
经历过三次高考的俞敏洪早已习惯失败的滋味，他决心再次发挥坚忍不拔、铁杵磨成针的毅力。出国如同他从前遇到过所有的困难一样，是一座大山，而他照例用自己愚公般坚定不移的意志，一点一点挪动它。
第二节 拳拳教师情：职业生涯（2）
俞敏洪原本以为自己至少能申请到一两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但美国教授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子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俞敏洪自嘲地说。
1992年，俞敏洪终于等来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录取单，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奖学金。在那个年代，美国大学的学费最低也得两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两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对于俞敏洪北大任教每个月120元的工资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算再有“愚公移山”的毅力，在美国读书的四年学费也需要俞敏洪222年的工资，真可谓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不久之后，事情有了转机，美国的一所二流大学答应给俞敏洪提供3/4的奖学金。虽然大部分学费是有着落了，但剩余的1/4的学费（5000美元）要靠他微薄的月薪支付，还是难以支撑。一介布衣，充其量就是比别人多掌握了一门语言，除了贩卖知识，俞敏洪还能怎么筹钱？
于是俞敏洪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办托福班，挣出国的学费。
此时，中国的出国大军如决堤之海，汹涌而起。随之而来的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京街头的各式TOEFL和GRE培训班。走投无路但却心思活络的俞敏洪把眼睛盯在了校外培训上，他和其他三个同学在校外培训班代起了课，打起了小工，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
在当时，很多很小的补习培训班都因为请了诸如俞敏洪这样的北大英语讲师打起了“北大”的旗号，俞敏洪自己也掺和在里面。但北大自然以声誉为重，对这类做法一律明令禁止，并且给俞敏洪下了禁令。
俞敏洪倒也没有太在意，看着从前的同班室友包凡一、王强都已经或将要在异国他乡沐浴着欧风美雨，自己却屡屡碰壁，心里自然焦急，颇有些破釜沉舟索性豁出去的味道。
不料这一回，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