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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没错，至少在美国小型车是赚不到钱的，而且小型车的利润率不够高已是日益清楚的事实。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该生产小型车，纵使我们没预期到还有第二次石油危机，我们也该让经销商高兴，因为如果我们不提供顾客喜爱的小型车，经销商就会弃我们而去，转而和本田、丰田签约，替它们卖车。
道理很简单，我们必须留意市场上缺什么。能源危机的事实摆在眼前，如果我们不制造省油的小型车，就好像鞋店告诉顾客说：“对不起，我们只有9号以上的鞋子。”
小型车就像一块骨头卡住了亨利的喉咙。我坚持我们应生产前轮驱动的小型车，至少在欧洲要如此。欧洲的汽油价格比美国昂贵许多，而且道路也狭窄许多。就是亨利本人也承认小型车适合欧洲。
我派哈尔·斯帕利希飞越大西洋。只用了1000天，我和斯帕利希设计出了一种新型汽车——嘉年华，它是前轮驱动的小型车，外形与性能俱佳，我知道我们一定能赚钱。
“野狼”计划
20年来，福特公司里数豆子的财务专家，举出了许多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应该生产这种小型车，甚至连我们欧洲部的高级经理也开始反对嘉年华。我们海外部的副总裁告诉我说福特欧洲部总裁也激烈反对。他说我一定神志不清了，因为嘉年华一定卖不掉，即使卖了也赚不到钱。
我知道我必须坚持。我走进亨利的办公室面对面地告诉他：“我们欧洲部的人反对生产这辆车，所以你必须支持我，我不希望你像那次生产埃德塞尔车一样犹豫不决，如果你无法全心全意支持我，我们就干脆不要做。”
亨利同意了，他最后决定拨出10亿美元来生产嘉年华，他的决定不错。结果嘉年华大为畅销，不知道亨利是否知道，这辆车保住了他在欧洲的江山，它的重要性就像野马车当年使福特部门反败为胜一样。
我和斯帕利希立刻开始研究把嘉年华引进美国，作为1979年的新车。我们看到进口的日本车大量增加，也知道通用正在制造前轮驱动的X型车，克莱斯勒也即将推出O型和H型新车，而福特却没有新的车型。
对美国市场而言，嘉年华的造型太小，所以我和斯帕利希决定将两侧加宽，以扩大内部的空间，我们给它取名为“大型嘉年华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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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天堂里的烦恼（3）
这时由于日本的贸易优势加上美国工资高得离谱，使得美国公司几乎无法制造出能够与日本车匹敌的小型车。光是建立一个制造四缸引擎和变速箱的工厂就得花费5亿美元，所以亨利不愿意下这笔赌注。但斯帕利希和我对这个计划非常热衷，不愿轻言放弃，我们认为一定有制造野狼的方法，而且还能赚钱。
我接着访问了日本。期间我和本田的高级经理见了面，那时本田并不想生产汽车，他们只想继续生产摩托车，但他们有生产小型汽车引擎的设备，而且很想和我们做生意。
我和本田先生相处甚好，他为我在他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用五彩缤纷的烟花欢迎我。离开东京之前，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本田以每台711美元的价格每年给我们提供30万台动力箱。这真是绝佳的机会，711美元买下有引擎和变速器的动力箱，随时可以装进我们想生产的任何车辆中。
我从日本回来以后就全力推动生产野狼的计划，这将是下一匹“野马”！我和斯帕利希设计出一个黑黄两色的模型，看起来真是棒极了，这辆车会使全美耳目一新。
不容侵犯的势力范围
然而当我告诉亨利我和本田的协议时，他立即否定了，他说：“引擎盖上有我名字的汽车绝不允许在里面装日本引擎。”这个绝佳的机会便因此胎死腹中。
亨利可能不喜欢日本人，但他却非常喜爱欧洲。美国在越战以后，越来越不尊重权威，更具体地说，人们越来越不重视福特这个名字了。但在欧洲却全然不同，那里家族的财富仍然代表一些东西，还留有古老的等级制度，也有许多拥有大片土地的皇室和贵族。欧洲人会注意你祖辈的出身。
不管亨利到欧洲的哪个角落，他必然是与皇室贵族在一起，他和他们一起亲密地谈笑、饮酒，他喜欢与他们为伍。因为非常喜欢欧洲，所以他常讲起退休后准备住在那里。
嘉年华在欧洲的成功可能是我给自己的棺材上加了个钉子。在美国我的成就对他不具威胁，但欧洲是他的势力范围，当大家开始在这片旧大陆上的厅堂里为我喝彩时，亨利开始担心了。
亨利虽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但他的某些领地是绝对不准外人进入的，欧洲是其中之一，华尔街是另一个地方。
虽然有石油危机，但我们在1973年及1974年年初赚了许多钱。我们的高级经理去纽约会晤由100名主要的银行家和证券分析专家所组成的团体，亨利却很反对这类聚会，他常说：“我可不想去推销我们的股票。”但每个上市公司都必须与金融界经常聚会，这也是公司的例行公事。
结果亨利在那个聚会上大放厥词。在他一开始喋喋不休地讲公司正如何解决困难时，我们的财务主管埃德·伦迪靠向前对我说：“李，你最好现在做次恶人，替我们挽回面子，否则我们看起来都像白痴一样。”
我站起来讲话，这可能就是我在福特汽车公司完蛋的开始。次日一早亨利叫我去，他说：“你对外面的人讲太多话了。”他的意思是我可以向经销商或供应商讲话，但要回避华尔街，否则别人会以为是我在发号施令，这可不是他乐意的。
当天在芝加哥和旧金山举行的类似聚会也取消了，亨利说：“够了，再也不要搞这种事，不要告诉外界我们所做的事。”
只要和公司的产品有关，亨利并不介意我成为新闻人物，我成了《纽约时报》的封面人物时，他还打了一封贺电到我在罗马住的宾馆恭喜我。但如果我在他的势力范围里获得赞誉，他就没法忍受了。
假公济私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必须对另一些人负责。有些人对他们的父母或子女负责，有些人对他们的配偶、老板或狗负责，也有些人认为他们该对上帝负责，但亨利从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在上市公司里，董事长对他的员工和股东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虽然在法律上而言，亨利要对董事会负责，但亨利却好像一直将董事会置于股掌之上而随心所欲地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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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天堂里的烦恼（4）
福特汽车公司在1956年上市，但亨利从未真正接受这个变化，他认为他和他的祖父一样，是这家公司合法的主人，可以随他高兴来管理公司。至于对待董事会，他比大多数公司的董事长更相信暴发户做法——就是把粪便糊在董事会的眼睛上，让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当然亨利会这样也是因为亨利和他的家族虽然仅拥有12％的股份，但却掌握40％的投票权，这使亨利有恃无恐。
他对政府的态度和对公司的态度差不了多少。他想尽办法逃税，6年来只付了11000美元的税金。我并没有理由认为他犯了法，对他而言，尽量利用政府才是最重要的事。
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许多年，我从没有见过他花一分自己的钱，后来终于有一群福特股东聘请了一位纽约的名律师罗伊·科恩，代表他们控告亨利假公济私，拿公司的钱支付各种私人费用。
亨利还滥用公司的飞机。公司从日本航空买下了一架727喷气机，亨利把它改装成豪华客机。律师们曾告诉亨利除非他自己付账，否则使用公司的飞机度假或赴欧洲旅游都是不应该的，但他宁可游泳去欧洲也不同意从自己的钱包里拿钱给公司。
我那时常常使用727喷气机出差到海外，这使亨利十分不快，即使他不用，他也不乐意看到我乘坐那架飞机。
有一天亨利突然下令把那架飞机以500万美元卖给伊朗国王。管理公司飞机的人大为吃惊，他问：“我们可不可以试试让买家出个价。”
亨利说：“不行，我要这架飞机今天就离开这里。”结果公司在这项交易上损失了一大笔钱。
经过公司内部查账之后，亨利必须还34000美元给公司，他被查出挪用公款，连他手下参与查账的人员都没法替他辩白，亨利唯一的借口是归罪于他的前妻，但事实上，他自己承认行为不检这件事本身就够引人注目了。
最后罗伊·科恩诉讼案在法庭外和解，虽然股东一无所得，但罗伊·科恩却赚到了一笔26万美元的律师费。亨利再一次轻松过关。
复兴中心
以上所讲的事比起复兴中心一事来都是小巫见大巫。复兴中心是一个耀眼的综合性建筑，里面包含了办公室、商店和世界上最高的宾馆。兴建复兴中心是为了给日渐萧条的底特律市中心增加一些生气，在那里许多企业都搬到郊区去了。
亨利决定要筹款兴建复兴中心以使自己的英名不朽，当然是用公司的钱。福特汽车公司承诺投资600万美元，随后又很快增加到1200万美元。最后，公司大约拿出了1亿美元来兴建它，这还只是正式公布的数字，如果将我们数百员工搬进市中心这几座办公大楼的成本也计算在内，据我估计，我们投入的资金还要加倍。不用说，我们的巨大投资只有一部分公之于世。
我对这件事非常气愤，我们应该将钱用于追赶通用汽车公司，与之并驾齐驱。通用汽车把利润用于研究开发小型车而不是投入没用的房地产。我私下多次告诉亨利我的想法，但他就是不理。
复兴中心从开始就注定失败。亨利指派负责采购的副总裁保罗·伯格莫泽飞往全美各地对其他公司施加压力，要它们投资复兴中心。有51家公司投了资，其中有38家靠汽车业吃饭，而且福特是他们的大主顾。
碍于福特汽车公司的面子，有些美国和欧洲的大商店同意来复兴中心营业，但它们坚持由福特汽车公司做财务担保，这使得福特汽车公司毫无理由地加入了服饰、珠宝或上等巧克力的生意，而且要负担商店头几年的损失，后来它们的确亏损了。
我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复兴中心正面临崩溃的边缘。如今它只留下了一些功能不明的建筑物和十分平凡的购物中心以及很贵的停车场。对了，那里还有一间花费270万美元修建的办公室，里面有螺旋楼梯和壁炉，作为亨利在市中心的办公室。
极端的大男子主义
我常常纳闷：新闻界到哪去了？那时常听到有人要写专访报道，但在底特律却没有人揭发复兴中心真正的内幕，原因之一是每个人都很纵容亨利。我们是主要的广告客户，在底特律或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会冒得罪大主顾的风险来刊载这类报道。
第九章天堂里的烦恼（5）
以我的观点而言，亨利一直是个花花公子，他从不曾卖力工作，却玩得非常卖力。他喜欢美酒、女人和歌舞，但实际上我一直认为亨利讨厌除了他母亲以外的所有女人。亨利的父亲去世时，他的母亲接管公司并且将他儿子扶上宝座，也因为有她亨利才不敢太过分。但她在1976年去世，亨利的世界也开始一团混乱。他一生中唯一敬重的女性走了。亨利是个极端的大男子主义者，他认为女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供男人取乐。
我的太太玛丽很早就看出了亨利的为人，她常告诉我：“酒后现原形，你要小心，亨利是个小人。”
事实上玛丽是少数让亨利不敢轻视的女人之一。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好友的50岁生日宴会，其他人都在开怀畅饮的时候，玛丽和亨利在一旁聊天，那时亨利正在戒酒，玛丽有糖尿病所以也不能喝酒。
他们谈到高级经理的聚会，这类聚会通常在一流的度假胜地举行。玛丽觉得太太们也该被邀请参加，但亨利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女人就喜欢比来比去，你们只关心衣服和珠宝。”
玛丽告诉他：“你完全错了，当太太在的时候，你们会准时上床睡觉，不会到处游荡，如此一来，酒钱可以省一半，第二天早上大家还可以准时开会。如果你们带太太一起来开会，收获会更大。”
第十章1975年：不幸的一年（1）
亨利开始实行他处心积虑已久的计划：一步一步地毁掉我。
1975年；亨利开始实行他处心积虑已久的计划，一步一步地毁掉我。
在这以前，我们还相安无事，但那年他开始时常感到胸部灼痛，而且健康状况很差，这时“亨利国王”开始了解人都难逃一死。
于是他失去了理智。我可以想象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绝不能让那个意大利佬接管公司，如果我得心脏病一命归天，我们的家族企业怎么办？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他会在晚上偷偷摸摸地把我的名字从公司的大楼上拿下来，挂上艾柯卡汽车公司的招牌，那么我的儿子该往哪里去？”
亨利认为我想篡夺福特家族的王位，他非得除掉我不可，但又不敢直截了当地赶我走，他也知道这样做势必会付出相当的代价，因此他决定采用马基雅维利的权术，羞辱我然后逼我辞职。
亨利趁我不在的时候丢下了他的第一颗炸弹。1975年年初，我参加《时代周刊》组织的企业领导人访问团出国数周，到中东做旋风式的访问，以便更了解以色列和中东世界。
我2月3日回到美国，一下飞机便看到我的助理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我，这令我很惊讶。
“有什么事吗？”我问。
他告诉我：“我们有大麻烦了。”
麻烦真是不小！他概略地向我报告我不在时所发生的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就在几天以前，当我们代表团正在会晤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时，“亨利国王”突然召开高级经理特别会议。
那次会议的影响至今犹存。亨利很担心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动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亨利在重整福特汽车公司上居功厥伟，而如今他却开始害怕了。阿拉伯人的油价攻势，令他简直无法招架。
把头埋进沙里
亨利认为另一次重大的经济衰退已经迫在眉睫，因此下令取消20亿美元的研究开发未来产品的计划。这个决定等于把我们较具竞争力的产品的开发都取消了，其中包括我们迫切需要的小型车以及前轮驱动的技术。
在会议中，亨利宣布：“我是福特汽车公司的休厄尔·艾弗里。”这实在是一个不祥的比喻。
艾弗里曾是蒙哥马利百货公司的总裁，也是超级保守的经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决定不拨任何费用以供研究发展，他深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且美国注定毁灭。他的决定使蒙哥马利百货公司蒙受了重大损失，因为西尔斯公司趁机痛击蒙哥马利，占领了市场。
亨利的声明对我们也有同样的含义。
我很清楚他的决定是冲着我来的，他趁我在千里之外时召开会议，抢夺了我的职权和责任，而且他的做法与我所坚信的完全背道而驰。
那天亨利给公司带来了莫大的伤害。福特汽车公司在1983年5月才姗姗推出两种前轮驱动的小型车蜂鸟（Topaz）和天霸，其实这两款车早在四五年前大家急需小型车的时候就该上市了。而对于如何应对1973年的石油危机，福特却一直到1979年还未拟定任何计划。
我的肺简直气炸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生产小型车，我们就是死路一条。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都在积极地准备推出小型车，可是在这个时候，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却逃避现实，把头埋进沙里。
每个月董事会结束之后，墨菲都会过来看我。他是我们的资深董事，曾担任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长，也是亨利的心腹知己。
墨菲经常给我许多真诚的劝告，当然不是教我怎么经营公司，而是教我如何与亨利相处。有一天墨菲告诉我：“亨利目前压力很大，你要宽容一点，他和他太太正闹得不可开交。”
行贿丑闻
几天以后，我感冒生病在家，错过了那次令人震惊的会议。
2月14日我请假。当我不在时，亨利召开了一次高峰会议讨论印尼形势，亨利授权公司的执行副总裁保罗·洛伦茨支付100万美元佣金给一位印尼将军，福特可以因此获得2900万美元的合同，修建15座地面卫星转播站。
第十章1975年：不幸的一年（2）
但佣金的事走漏风声以后，亨利从迪尔布恩派了两个人到雅加达去告诉这位将军，福特汽车公司不能给任何佣金。
洛伦茨是我的下属，我一听到这件事就找他来我办公室：“你为什么要给那位将军100万美元的佣金？”洛伦茨是个规矩、能干而且很忠实的人，他不想给任何人找麻烦，他告诉我：“这是误会。”
“误会？没有人会因为误会而付100万美元！”我说道。
他不再说话，而我坚持要他回答，最后他说：“你不认为我会自作主张做这种事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告诉我你在奉命行事？”我继续追问。
他说：“不能那么说，但董事长示意我们去做。他说，‘这是那里的规矩。’”
确实，有些美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行贿以争取生意，但就我所知福特汽车公司从没干过这种事。
新闻界风闻我们有行贿的企图后，公司内部开始议论纷纷，人们津津乐道的程度不亚于水门事件。我们重新清理内部文件，甚至举行特别协调会议来统一口径，以免露出马脚。
我们不得不开除洛伦茨，而且和以往一样，由我来做这件事。洛伦茨告诉我：“假如你们不在我的记录上留下任何污点，我会静悄悄地走，但我只是替罪羔羊，你也知道的。如果没有获得最高领导的批准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我很了解他的为人，我相信他说的是实情。
几天以后亨利似乎招认了，他告诉我：“我想我可能让洛伦茨以为这样做不会有事，我可能把这个可怜的混蛋引入歧途了。”
祸事连连
一年半之后，有一次我审阅我们发放红利的名册，赫然发现亨利决定付给洛伦茨10万美元。
我问亨利：“我把他开除了，你怎么能付给他10万美元红利呢？”
亨利说：“他不是个坏人。”真是水门事件的重演，洛伦茨出来顶罪，老板再给他回报。
新闻界这回还是对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