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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裁决导致第四个项目（在新泽西州邦德溪市附近）被放弃，立即让整个计划陷入危险的境地。
迁居管理局（这家机构1937年被并入新成立的农业保障局）也关注其他类型的需求。比方说，FERA所做的一项乡村问题研究发现，在30个南方县，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救济家庭生活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房子中。甚至有很多不领救济的家庭——谷租佃农，从伊利诺斯到佛罗里达的冲沟地和侵蚀地的拥有者，以及大平原的炎热和枯竭地区的耕作者——生活也好不了多少。无家、无地和无业的家庭，一直在寻求廉租、低税和容易上救济名单的地方，他们越来越多地迁往农村，定居农村的移民者在大萧条年间的增长，比1924～1930年间的增长速度快两倍多。在中部大西洋沿岸各州，这样一些地方主要吸引的是来自城里闲置工厂的人，在南方主要是佃农阶层，在中西部主要是干旱受害者。
迁居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有机会从不好的地方搬到好的地方，把沮丧和依赖转变为自力更生。“渗透”类的项目帮助了那些束手无策、一贫如洗的乡村家庭用联邦政府的长期贷款去购买散落在优良农业地区核心地带各处的单独农田；“社区”类的项目则是由联邦政府征购相对较大的土地，再进行细分，让个人去租赁或购买，常常伴随着一整套新的方便设施网络的发展，像公路、学校和自来水。很多这样的农民因此离开了他们贫瘠而枯竭的土地，而政府则把这些土地买过来，再把它们转变成森林、野生动物保护区、牧场、公园或印第安人的保留地。这些计划为大约1万个家庭提供了安身之所，为大约4万个人提供了谋生之道。
由于贫穷农业人口的困难多种多样——不仅仅是贫瘠枯竭的土地，而且还有管理糟糕、信用不足和债台高筑、无知、干旱、洪水和害虫——任何单一的处方都不能包治百病。最不幸的受害者是那些失了业的农场劳工，城市不需要他们，因为城市本身就有数百万的失业者。这样的工人，联邦和各州关于工资、工时和失业保险的法律，以及新政的集体谈判保证，都没有让他们受益。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只有4个州才好歹有点工人意外伤害赔偿金给农业劳工，尽管他们的工作危险性并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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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变革中的城乡（4）
大萧条的缓冲作用，稳步发展的农业机械化，以及由过剩（跟匮乏同样令人绝望）所带来的自然震荡，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30年代有350万个家庭——美国四分之一的家庭——不得不接受公私救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美国生活的新起点，一个长期以来咬紧牙关、坚持独立的群体终于举手投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乡村贫困得到充分认识之前，大萧条的早些年还见证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传统人口流动的一次逆转，仅上一个十年，传统的人口流动就让城市净增了600万人。1930～1933年间，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这样的流动突然放缓了，并且，实际上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倒流。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离开了大都市的人行道，到乡下的亲戚朋友那里去避难；食不果腹的家庭试着自己动手种点粮食；西弗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的失业矿工们回到了他们古老的边缘土地上。在1932年，农村人口净增了将近30万人，到1935年，大约有200万5年前还生活在城里的人如今生活在乡下。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往后，老的趋势得以恢复，尽管速度是如此迟缓，以至于整整十年，城市新增人口还不到20年代的一半。这个过程与经济复苏的缓慢上升是合拍的。也正是在这之后，随着本地人的返回，乡下人越来越无趣，而且，对灯红酒绿、电影和抽水马桶的回忆，甚至比对干草和苹果花的记忆更令人怀旧。此外，当救济和公共工程都转到了联邦政府手上的时候，乡村生活显示出了另外一些不利。乡下通常更难获得帮助，家庭所分配的东西也更少，乡村放逐涉及到居住需求的丧失。因此，很多人都采取折衷的办法，在人口中心的郊区安营扎寨。而且，像从前一样，城市的召唤继续不可抵抗地在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耳畔回响。
传统上，农村家庭通常儿女众多，而他们当中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市区成家立业的人所占比例也很高，在这二者之间，有一点很清楚：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依然在充实着城市的血管。在30年代，大约有150万年轻人从农场和乡村移民到更大的社区中。关于选择性的因素，尚没人做过真正科学的研究，但威斯康星州社会学家爱德华？A。 罗斯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观点，当时，他把那些已经枯竭的地区比做“主要因为鲶鱼和亚口鱼而被捕捞殆尽的池塘”。
子女最多、败得最惨的是谷租佃农。在地主与佃农关系的阶梯上，他们属于最低一档。现金地租是最有价值的，佃农用它来提供流动资本、支付固定地租、保持所有利润。现金地租在“梅森－迪克逊线”以北——1930年包含了超过四分之一的佃农——相当普遍，而在它的南边却几乎不为人知。用收成的一部分交地租（地主支付某些生产费用，佃农提供劳力、牲口、工具和种子），以及用一定比例的可销售作物支付地租，在北方和中西部都是最常见的方式。还有一种类似的资产与利润分享机制，被称做家畜共享出租，在中西部各州的乳品业和养牛地带很是盛行。
但在棉花王国，盛行作物租种，佃农通常只需贡献出自己和家人的劳动力，得到的回报是他所种植的一半的棉花和三分之一的谷物。贫穷的佃农向地主借钱购买食物和衣物，否则的话就求助于其利息可能高到50％的信用商人。这些贷款经常相当于常年的施舍，使倒霉的债务人沦为实际上的做工还债者，在那块像自己一样被残酷剥削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很多地主发现白人更不听话，于是便开始优先选择黑人，他们对计算更糊涂，对东家更顺从。白人佃农因此被迫沦为农场劳工，或者随季节的变迁而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漂泊。三分之一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再也呆不了一年。耕作和保养的方法因此助长了丢三拉四的浪费，很少人想到保存土壤，修补屋顶或栅栏，送孩子上学，或者在社区的社会生活和教会生活中扎下根来。“那有啥用？除了生计，我啥也得不到。”这句话成了对所有批评的常备回答。
◇欢◇迎访◇问◇。◇
第37节：变革中的城乡（5）
租佃在南方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20世纪初，这一制度传播到了种植玉米的地带，到1940年，伊利诺斯、爱荷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等州的佃农比弗吉尼亚、肯塔基和佛罗里达还要多。但在中西部，这一安排并没有导致普遍的不幸。事实上，有些农场经营者选择把自己的资本投在设备、而不是土地上，而另一些人则从受雇的劳工起步，稳步上升，成为佃户，再由此成为地主。然而，大萧条的冲击却驱使全国各地大批小地主沦落到被迫租佃的不稳定状态，1930～1935年间，有75万个农户由于丧失赎回权和破产拍卖而失去了他们的农场。在1932年和1933年初，从南北达科他，到俄克拉荷马，绝望的农民聚集起来，要用义务警员的办法来保全他们的财产，当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为一头母牛或一台收割机而进行名义上的竞价的时候，就去恐吓他们。在达科他州的勒马斯市，农民们把不妥协的县法官从他的法官席上拖了下来，然后用一根绳子把他吊了起来，直到他昏了过去。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和爱达荷等州的州长发布公告，反对强行拍卖，几个州的立法机关手忙脚乱地通过了抵押贷款延期偿还的法律，这些法律抢先于1934年6月通过的弗雷泽－莱姆基法案（最高法院后来废除了这部法律，不过以意图相同、但更温和的法律取而代之），该法案把抵押品的赎回权延长了5年，条件是，涉案农民在此期间应支付联邦地方法官所定的租金。
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但耕地的剥夺依然是租佃制度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1937年初，总统任命的“租佃委员会”报告，过去十年来，佃户以每年新增40；000个的速度在增长，以至五分之二的农民都成了佃户，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只有四分之一的农民属于这一阶层。紧跟着这次全面调查之后，罗斯福于1937年2月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咨文，请求制定一项计划，以改进佃农、谷租佃农和农场劳工的命运。
在这种紧迫性的背后，也有着被一些文学艺术作品所刺激起来的公众兴趣，这些作品包括：欧斯金？考德威尔的长篇小说《烟草路》（Tobacco Road，1932，它后来被改编成了戏剧，创下了这十年的票房纪录），同一作者的《向冉冉升起的太阳下跪》（Kneel to the Rising Sun，1935），以及这位乔治亚州人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照片文献。还有一些人得知谷租佃农的故事则是通过威廉？福克纳的那些尖锐的长篇小说、像《棉花中的小屋》（Cabin in the Cotton，1932）这样的电影，或者霍华德？W。 奥德姆、阿瑟？雷珀、鲁珀特？B。 万斯及教堂山其他同行们在乡村社会学方面所作的扎实研究。
在背后，还有南部佃农联盟的抗议和鼓动，这个组织是1934年7月一小撮白人和黑人佃农在阿肯色州组织起来的。其种族平等的含意，和它的激进主义气味一样，把普通的棉农吓得够呛。但是，尽管有鞭挞和夜袭——这些让人不由得想起三K党，南部佃农联盟到1937年还是发展了大约35；000名成员，主要在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并在这个节骨眼上跟CIO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在华盛顿维持了一个活跃的游说团，并帮助促成了第一部旨在救济地位最卑微、处境最艰难的农场工人的立法。
1937年7月22日通过的“班克黑德－琼斯法案”设立了农业保障局（FSA），最初一笔拨款为1；000万美元（第二年增加到了2；500万，第三年是4；000万），向农业劳工、谷租佃农及其他贫困佃农提供为期40年、利息为3％的贷款，以购买他们自己的住所。从一开始，申请人的数量就远远超出了现有资金的能力。还款非常及时，平均超过了97％。FSA还发放小额贷款，用于跟债务人清算债务；帮助度过洪水、干旱和作物歉收的时期；设立乡村合作社以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服务，包括为贫困社群提供团体医疗服务。作为附带的、但却很重要的服务项目，FSA的县监督人还要给借款人上课，教他们节约的管理方法，鼓励他们生产牛奶和蔬菜以改善伙食标准，同时还有家庭经济顾问指导农民的妻子使用高压锅，以及制造罐头的科学方法。FSA另外的活动还包括管理161个宅地项目，作为示范和试验，其中有些项目是跟居民一起合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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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变革中的城乡（6）
在迁居管理局及其继任者FSA的努力下，1935～1939年之间，总共大约有125万人被给予某种形式的金融帮助，为自力更生做好了准备。到1930年代末，有史以来第一次，从租佃到所有权的适度逆转清晰可见，特别是在南方白人中间。FSA自然无权独揽所有的功劳，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这个方向上的拉动是强有力的。新政为了失地者和贫困者的利益而作出的这些努力，决不是联邦政府与农业的故事的全部。在1940年生活于农村的3；200万人当中，典型的家庭既没有接受救济，也不像绝大多数佃农和季节性劳工那样在贫困线附近挣扎。然而，独立农户的命运也并不是什么好运。多亏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里的长期萧条，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20年的15％下降到了1929年9％，以及1933年的7％。原因有很多：世界性生产过剩这把利剑砍入了农民的犁刃；1930年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国内大企业的包围，迫使农民在贸易市场中总是低价卖、高价买；缺乏资本让他们的农场实现机械化，以便跟上大生产者；干旱和土壤损耗。另外，他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消费者的品味始终在变化。棉农们苦苦思量的，不仅有一些新兴地区（像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东方和南美）更廉价的产品，而且还有合成纤维的出现。至于饮食习惯，有一点很清楚：谷物、马铃薯和肉类正在对祖辈们的传统大餐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代人当中逐渐流行。
诚然，某些农场经营者吃得更好。在维生素运动的帮助下，柑橘类水果的人均消费量在1920～1940年间将近翻了一倍。到1940年末，多亏了健康教育以及日益为城市居民所热衷的易消化饮食，乳品行业的销售总额高达1；355；000；000美元，高于肉类产业的任何分支，也远远超过了任何农作物。同样，商品蔬菜园主也受益于下面这个事实：普通家庭多汁蔬菜的消费量是50年前的两倍。但是，在淡季、旺季的兴衰交替中，大多数农民总是嘟嘟囔囔地抱怨：他们——那些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小的生产者——控制了自己产品的价格。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都曾试图面对这种抱怨。
第一项重要提案是胡佛政府1929年6月15日通过的农业市场法案，创立了联邦农业局。通过创办农民合作社和金融稳定公司以购买和控制剩余产品，农业局希望稳定农产品价格，削减中间商的丰厚利润，但它陷入了两种糟糕的误算。首先是世界萧条的紧迫；其次，其降低产出的口号（“种得越少，收得越多”）并没有让普通的、手上长满老茧的个人主义者转变观念，他们抱着获利的希望加快了生产，丝毫不理会自愿控制，这样就迫使价格更低。农业局的运作（主要小麦和棉花上）花掉了3。4亿美元，喂肥了投机者，但丝毫也没能阻挡住雪崩。
1931年，当南方的棉花收成创下历史最高记录的时候，农业局绝望地建议：把正在生长的棉花每三行“翻耕”掉一行。但肥沃的土地还是被过剩所淹没，在后来指责翻耕的反新政批评者当中，很少有人记得，这个想法曾经是共和党政府提出来的。到1932年仲夏，棉花卖到了5美分以下，小麦不到50美分，玉米31美分。终于，人们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农业局要求立法，允许联邦政府控制农业产量，结果白费力气。到头来，在折腾了两年之后，农业局放弃了努力，并提出把它收购的剩余产品送给红十字会。然而，它的经验教训被新政所牢牢记取。
典型的农夫——他们相信埋头苦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解毒剂——在大萧条的驱策下，表面上干活的时间更长了，并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一起干。然而，其经济效果却让人更加灰心丧气。1932年，多半是美国农民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握紧了反抗的拳头。这年夏天的晚些时候，全国农民假日协会（1927年在爱荷华州成立）宣布“放假”，直至价格恢复。在脾气火爆的迈洛？里诺的带领下，假日协会实际上把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和苏市给包围了起来，他们封锁了道路，不许警察巡逻车进入，把牛奶倒入排水沟里。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南北达科他以及南方和东部的不同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示威。然而，价格并没有出现上升，反抗很快就偃旗息鼓。1933年5月初，他们的困境丝毫没有减轻，这些四面楚歌的农民投票支持举行一场全国范围的罢工，但在最后的关头被取消了，为的是给新政计划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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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变革中的城乡（7）
1933年3月27日，总统把所有农业信用机构——包括联邦农业局、农业贷款委员会以及RFC的某些职能部门——合并到了一起，组成了农业信贷管理局（FCA）。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按比例缩减他们的抵押贷款并支付利息，结果是（在总体经济复苏的支持下），到1936年3月10日为止的一年时间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贷款只有2％，而相比之下，1933年这个比例是3。9％。
1933年5月12日，农业调整法案（俗称“三A法案”）开始了农业经济的新时代。为了提升价格，该法案规定了7种基本农产品——小麦、玉米、棉花、猪、稻米、烟草和牛奶制品——的“调整后的产量”，后来在某种政治压力下，又增加了另外9种农产品。自愿与政府结成合伙关系以减少过剩并因此提高剩余产品的市场价格的生产者，都会根据他的受限配额而得到“利润补偿”。比小规模种植者反应更迅速的大规模种植者，比目不识丁者手脚更麻利的知书识理者，都在这一计划的后面排好了队。1933年初夏，农业部门的代理人走进了数百万农民当中，宣传作物产量控制的福音，直到非国教徒对汹涌澎湃的皈依者感到不安。终于，集体行动蔓延到了农业社群，人们普遍认识到：营销问题眼下比生产方法更加至关重要。
就好像要把他们新的信仰提升到英雄的高度来加以检验一样，AAA要求几百万生产者做一件违背他们最深刻本能的事情：毁灭他们的劳动果实。1933年夏，南方棉花种植者正准备从4；000万英亩的土地上收获一次大丰收，这意味着至少有1；600万捆棉花被添加到近几个收获季所留下的庞大库存当中。虽说阻止种植已经为时晚矣，但AAA还是派出了22；000个代理人（主要是志愿者），劝说农民把他们四分之一的种植面积翻耕掉，作为回报，农民们将得到每英亩6～20美元的现金。他们同意了，翻耕了1；000多万英亩耕地。
新闻媒体报道，当南方的骡子（它们被训练得习惯于在两行棉花之间行走）拉着毁灭之犁从棉地走过的时候，它们拒绝踩踏正在生长的棉花。骡子的主人起初似乎更温驯一些，但到了第二年，事实证明他在签约限产时也有这么倔强——他希望能够收获正在上涨的价格所带来的利润——以至于国会不得不在1934年通过了班克黑德棉花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