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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百日新政（2）
第一个全面崩溃的清晰征兆早在1932年10月31日就出现了，当时，内华达州的副州长宣布，银行业休假12天，以挽救一连串的本地银行。在冬天的晚些时候，事情很快就达到了顶点。1933年2月4日，路易斯安那州开始了银行实际上的暂停营业。10天之后，密歇根州州长宣布给银行业一个类似的喘息机会，到3月初，阿拉巴马、加利福尼亚、爱达荷、肯塔基、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等州纷纷步其后尘。储蓄银行，在享受大萧条早期阶段的非凡声望之后，如今也承受了破坏性的逃离。一家接一家机构到纽约的货币市场上寻求它的平衡。3月4日星期六，总统就职日的一大早，赫伯特？H。 莱曼州长关闭了纽约的银行，其他的地方很快也屈服了。在大厦将倾的紧要关头，三年来一直在勇猛地（即便有时候是笨拙地）跟这场危机作斗争的胡佛总统，眼睁睁地看着国家银行体系在他即将离开白宫的最后时刻，呼啦啦分崩离析，在他的耳畔回荡着崩溃的轰鸣。
这周周末，以及接下来的一周，人们目睹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来宾们陷入了没有现金的困境。在盐湖城，摩门教徒们准备发行可在本地流通、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纸币。在帕萨迪纳，一家豪华酒店为身无分文的顾客印刷了一种临时凭证。在底特律，一位富有的市民跑遍全城也找不开一张10美元的纸钞，最后才从一位苹果小贩那里得到了一枚镍币给他妻子打电话。邮票，电话代币，墨西哥元和加拿大元，以及借据，都成了流通媒介。每个人都在同一条船上，空空如也的口袋再也不招人嫉妒了；友善和轻松绝望的气氛普遍盛行。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新当选的总统身上，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他很可能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在迈阿密，就在他走马上任的两周之前，他险些没有躲过一位暗杀者的子弹，结果，这颗子弹让芝加哥市长安东？J。 塞马克送了命。这个国家如今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倚靠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肩头，他面对死亡时的镇定和勇敢让人们恢复了信心。3月4日，在一种几乎令人颤抖的紧张气氛中，十万观众挤满了国会大厦东面正前方的40英亩草坪和人行道，还有数百万的人则聚集在他们的收音机旁。胡佛严肃而沮丧的面容，看上去与他的继任者充满活力的自信形成鲜明对照。罗斯福站在寒风之中，没戴帽子，也没穿外套大衣，以坚定的声音和几乎是挑战性的姿态，发表了20分钟的演说。
他开头便是一句：“这是国家授受圣职的日子。”接下来补充道：“这些黑暗的日子，如果教会了我们懂得：我们真正的命运不是要被别人照顾，而是要照顾我们自己，照顾我们的同胞，那么，我们为此而付出的全部代价都是值得的。”关于国内的现况，他说到了要“像对待战争的紧急情况那样”对待失业，要帮助把家庭从破产中挽救出来，把农民从破产中挽救出来。“这个国家要求行动，现在就行动。”他关于外交事务所说的话，以及他的“睦邻政策”，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常被人们想起，但在当时，大多数美国人最留意倾听的，多半是罗斯福关于银行体系的意见，是他所提出的要求：“要终结用别人的钱去投机，……要准备足够而坚实的货币。”他宣布：“货币兑换商们已经从我们的文明神殿里的宝座上逃走了。我们如今可以把这座神殿恢复到远古时代的原貌。而恢复的措施，就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赋予社会价值以比纯粹的金钱利益更高贵的地位。” 当他进入他的敞篷车返回白宫的时候，罗斯福以拳击场上的方式在头顶的上方有力地挥舞着他的双手，以此回应人们的欢呼。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仿佛就是已经终于实现的胜利一样。抗击大萧条的战斗已从防守转变为进攻。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胡佛说出乐观的话，就会有人指控他：那只不过是愿望或自满。当他最终承认了情况的严重性的时候，他便成了“著名的悲观主义者，决不会被人放过”。几年之后，《摇摆的天皇》中还在对此讽刺挖苦。但是，一位从前任那里继承了国家灾难的领袖——罗斯福在1933年的美国，就像丘吉尔在1940年的英国一样——能够大胆地面对眼下的局势，面对它所有的黑暗、匮乏而无需为自己辩解，鼓起公众的勇气和令人振奋的牺牲精神，以征服一场给他带来授权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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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百日新政（3）
行动来得既迅速又密集。3月5日星期天，罗斯福让国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第二天，他禁止了黄金出口和所有外汇交易，并宣布全国银行放假，以便在它们逐步重开之前对个别银行的稳固性进行检查。在格拉斯拒绝出任财政部长之后，这顶乌纱帽就落到了威廉？H。 伍丁的头上，他从前的联邦派同盟的共和主义传统跟他的新角色似乎不大协调，就像他作为铁路设备制造商的成功事业跟他的外表对不上号一样。但他坐在那里，头戴灰白色的假发，深蓝色的眼睛，顽皮的微笑，一边驾驭着全国18；000家银行驶过险滩暗礁，一边派发着他的双关语和奇思妙想，与此同时，在罗斯福的要求下，胡佛所任命的一些官员留了下来，给他提供了超越党派利益的帮助。
3月9日，“百日国会”开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认可了总统所做的一切，要求RFC筹集新的资本重组银行，并授权发行更多的货币。银行的解冻已经开始了，为的是发放像购药款、救济金和工资这样一些必不可少的款项。面对新的处罚措施，那些藏钱的人开始拿出他们的黄金，来到存款的窗口，把黄金兑换成金券。路易斯安那州那位狂妄自大的参议员休伊？朗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把美国所有的银行都置于联邦储备系统的斗篷之下，而左翼人士则为罗斯福放过了国有化信用体系的天赐良机而扼腕叹息。
罗斯福骨子里是个温和派，他不慌不忙地走着自己的路。在3月12日星期天，广播里播出了他的讲话，这是新闻界后来所说的“炉边谈话”的首次播出，他以简单朴实的言辞解释正在做的事情，并邀请大家通力合作：“让我们联合起来，把恐惧赶走。”普通市民对这一诉求很是热心，新政最成功的宣传媒体就这样被发现了，其背后是一位广播明星的声音。与此同时，这场危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挺过去了。第二天，已经解冻的银行开始在全国各地重新开张。
更持久的银行业改革开始于1933年6月16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开了，规定了存款保险，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阻止为投机而贷款。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在1933年冬春之间对华尔街的调查，以及检察官费迪南？皮科拉所搞的严厉讯问，为颠覆市场的偶像出了大力。J。 P。 摩根遭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侮辱：把一个侏儒放在他的膝盖上——是一位马戏团的推广代理给他放上去的——但花旗银行的魔术师查尔斯？E。 米切尔却在道德上受到了严重质疑，以至于他也加入了塞缪尔？英萨尔——最近被废黜的公用事业巨头——的行列，成了无赖中的一员。这位金融家为了减少所得税而亏本卖股票给自己家里的某些成员（仅仅一年之后便购回）的高招，就是皮科拉委员会所揭露出来的、让普通纳税人铭记在心的丑闻之一。缎面礼帽曾经象征着成功的顶点，如今成了戏谑嘲弄的符号。
这之前就出现了像《华盛顿走马灯》（Washington Merry…Go…Round，1931）这样充斥着讽刺挖苦的政治流言的书，以及像《为君而歌》（Of Thee I Sing，1931）这类放肆无礼的音乐剧，如今又添加了一些商业巨人的暴露性传记，像乔纳森？N。 伦纳德的《亨利？福特的悲剧》（The Tragedy of Henry Ford，1932），约翰？T。 弗林的《上帝的金子：洛克菲勒及其时代的故事》（God〃s Gold： the Story of Rockefeller ａｎｄ His Times，1932），哈维？奥康纳的《梅隆的几百万》（Mellon〃s Millions，1933），马修？约瑟夫森的《强盗大亨》（The Robber Barons，1934），以及稍后出版的费迪南？伦德伯格的《美国的60个家族》（Americans Sixty Families，1937）。很多美国人不再迷惑于那些曾在纽约和华盛顿一手遮天的财富和权力的超人，3月危机之后的几个月里，全国的大银行家似乎都被折磨得焉头耷脑，再也发不出维护自己的声音。
他们还知道，罗斯福是不可抗拒的——至少暂时是。当《银行业紧急情况法案》提交讨论的时候，共和党在国会里的组织秘书伯特兰？斯内尔声称：“房子正在被烧为平地，而美国总统说，这就是灭火的办法。”威尔？罗杰斯在写到总统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比喻：“全体国民都站在他一边。即便他做的事情是错的，他们也站在他一边。而他正在做的事情，确实是错的。如果他把国会大厦烧为平地，我们也会欢呼喝彩，并说：‘烧得好，无论如何，我们至少总算点起了一把大火。’” 国会先后通过了几项立法，显示了国家的新趋势，它们分别是：1933年3月下旬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和1935年的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这一立法网络，限制了用于投机目的的银行贷款，设置了防止股票操纵的保险装置，规定了向证券购买者提供充分的信息，设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监管者，通过了在1937年末之后所有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死刑判决”——那些“在地理上和经济上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的”除外。所有这些措施，尽管在工商界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但为存款人和中小投资者提供了更大的安全保证，因此赢得了广泛的赞成。1940年，作为辅助性的安全措施，出台了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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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百日新政（4）
没有得到那么广泛认可的是新政的某些货币冒险，这表明，总统还扮演了一个并非不同寻常的、试图提高价格的实验者角色。他特别关注的是，提高农产品相对于非农产品的价格，而且，由于像小麦和棉花之类农产品的价格对国际需求高度敏感，有人认为（相当有道理），美元贬值将被证明是有效的。1933年4月，政府宣布，它已经抛弃了金本位。罗斯福获得了国会的授权，可以用5种规定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让通货膨胀。1933年6月，抱着实现货币稳定的希望，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在伦敦召开。但这次会议一无所获，这一方面多亏了法国及其金集团卫星国，另一方面也多亏了罗斯福总统突然的担心，唯恐这样的稳定会阻止国内刚刚开始的一轮涨价风潮。他7月3日的电报因为“破坏”了这次会议而受到了广泛指责。最终的结果就是促使国外的敌意对准美国，而在国内，就是强化了普通百姓的孤立主义。直到1936年9月，英国、法国和美国才最终达成协议，要防止剧烈波动和竞相贬值。
新政中最不靠谱的尝试出台于1933年秋，那是在早期复苏的蜜月期开始衰退之后。总统冒险尝试康内尔大学乔治？F。 沃伦教授的“商品美元”理论，共和党人称之为“空头美元”，阿尔？史密斯称之为“胡扯美元”。迫使美元贬值至略低于其原先含金量的60％，决策者指望这一招能够促使总体价格上涨的和特殊商品的涨价，以改善美国的出口形势。对外贸易方面的一次轻微改进紧随而至，但最主要的看得见的效果是，当黄金购买价更高的时候——这个价格是每天早晨在总统的餐桌上经过与沃伦、农业信贷管理局局长小亨利？摩根索和RFC的杰西？琼斯商议之后武断地制定出来的——黄金便立即开始源源不断地流进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金库，最后总额高达140亿美元。这一黄金购买计划，从1933年10月25日开始实施，直至1934年1月，并没能给国内商品价格带来看得见的提升，而每天颁布的不同价格，倒被证明扰乱了人们的信心和市场的稳定。
1934年6月9日的“白银购买法案”，是银集团国在与总统达成一致之后迫使国会通过的，这项法案就意图而言也是通胀的。其最切实的结果是，不仅抬升了本国白银的价格，而且还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获得了10亿美元的外国白银，并把大部分银块存放在西点的金库里。但是，在国家有望成为埋葬全世界贵金属的墓地的同时，这些操纵的对价格的影响，几乎不是计划者们所祈求的那种适度通胀，也肯定不是华尔街所预言的那种失控的通胀。然而，这样的货币政策反映出了新政中的一种并不少见的大杂烩：不切实际主义，冒冒失失的即兴而为，以及精明的政策，与极其真诚、常常也非常实际的人道主义纠缠在一起。一个每件事情都想试一把的总统注定要犯错。
新政早期几个月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行动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货币和信用、价格和利润的体系，都在大萧条的缓冲作用下崩溃了，听任其自然发展将会很缓慢，而且是破坏性的。货币的流动必须通过政府的开支来加以鼓励，通向繁荣的途径可以安抚工人和消费者。由于实际上每个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而每个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所以有人认为，4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将会有利于全体国民：创造由政府提供资金的工作岗位；根据工业规章制度增加就业、提高工资；通过作物种植限制，加上直接利润支付，来抬升市场价格，以此支撑农业收入；通过货币操纵，并借助联邦政府的支持和信贷机构的管制，来提高一般价格水平。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一项庞大的计划被启动了，部分是通过立法行动，部分是通过新近增加了的行政权力。国会乐于默认总统所寻求的巨大权力，并很快发现，自己正在签巨额支票，而分配和花销这些钱的权力，也正是自己交到他的手上的。
新政是以节省的调子开始的，首先是罗斯福在就职第一周便发出警告：“漫长的三个年头以来，联邦政府正走在通向破产的路上。”紧接着是国会通过了经济法案，授权把联邦政府部门的工资和退伍老兵的津贴每年削减4亿美元以上。强有力的退伍军人协会游说团和美国政治的所有传统势力都奋起抵抗。但罗斯福几乎立即便下达了总统令，一点一点地恢复了被削减的开支，由此开始亲自加入花钱的行列，并很快成为领头人——要求数十亿美元用于救济、给商业企业注资，以及一大堆新的联邦机构的运行成本——1934年3月28日，国会在选举年的刺激下，放开了经济的缰绳，推翻了罗斯福的否决，完成了一次复辟。从今往后，所有保持预算平衡的主张都被扔到了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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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百日新政（5）
1933年3月——这个月见证了太多的大戏、革新和复兴的希望——啤酒销量3。2％的回升几乎被看做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转折，但它至少是一个受欢迎的预兆，预示着另一次对最近传统的背离。这个十年开始的时候，禁酒还是举国争论的热点话题。1930年1月，有人就“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做过一次民意调查，1931年1月又调查过一次，在这两次民意调查中，全国经济联盟的成员（照说他们应该是些聪明过人而又热心公益的人）都认为，禁酒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失业则远远排在后面。胡佛总统支持全国禁酒——“一项伟大的社会和经济实验，动机是高贵的，目标是深远的”——但他的支持并没能阻止违犯禁令的汹涌浪潮，以及联邦政府执行禁令的越来越力不从心。胡佛所任命的威克沙姆委员会1931年的报告只不过证实了公众的感情已经不再支持禁酒。农民们需要卖掉他们的粮食和糖，再加上政府还指望从联邦酒税中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财政收入——这笔钱眼下流入了禁酒帮助产生的黑社会的腰包——是导致废除禁酒令的另外两个因素。
1932年共和党的政纲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但民主党人和罗斯福则强有力地要求废除禁酒令。很快，1933年2月，任期即将届满的国会为废除禁酒令而提出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最终结果是，把决定权交给各州。啤酒销量在下一个月的回升是未来事件的一个预兆。各州会议的批准很快就开始蜂拥而至。像印第安那州、爱荷华州和阿拉巴马州这样一些支持禁酒的老据点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来自浸信会宗主权核心的《达拉斯新闻报》（Dallas News）称之为“传教士界的彻底溃败”。1933年12月5日，犹他州成了支持“第二十一修正案”的第36个州，这场“实验”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在1933年那个至关重要的春天，一旦银行危机有所缓和，最紧迫的问题便是严酷的救济问题。超过1；500万失业者，以及各州和市县施舍名单上的将近600万人，都大声疾呼，要求得到关注。在3月21日给国会的一份咨文中，总统建议着手三类疗救性立法：授权各州主要为了直接救济而提供食物和衣服给贫困者；由联邦政府招收工人进入事业单位，这一措施可以迅速启动，而又不会妨碍私营企业；制定持久的公共工程计划。
这些紧急措施中的第二和第三项，各自包含了“公共资源保护队”和“公共工程管理局”的雏形，其实现比第一项更慢，而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的种子则源于第一项措施。哈里？L。 霍普金斯特别操心这家机构，霍普金斯是一位虚弱而认真的社会工作者，来自爱荷华州，在罗斯福当州长期间担任纽约州的救济委员会主席。在他的指导下，联邦紧急救济署（人们公认它是由于危机的急迫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于1933年5月12日由国会设立，为了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州和市的福利渠道所管理的直接救济，主要用钱来帮助贫困者。它从5亿美元的资金开始起步，最终花掉了大约30亿美元。
联邦政府期望地方机构能够依据各自的能力分担一部分担子，但并没有要求严格的配套资金。就全国整体而言，从最终的账目来看，每一美元的救济当中，华盛顿提供了70美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