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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头当中，最不服气的是赫斯特，在选举结束几天之后，他才万分不情愿地承认，美国历史上除了杰克逊之外还没有哪个人享受过“同样压倒性的普遍吸引力和普遍的胜利”。
在行情看涨的情绪中，总统打算迫使他的老对头——最高法院——居于下风。从1935年初开始，最高法院就毫不含糊地开始对新政立法的那窝幼崽给予致命的打击：不仅仅是NRA、农业调整法案、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以及试图稳定烟煤矿的劳动条件的加菲－施奈德法，甚至还有像为雇员发放养老金的铁路退休法这样看上去很清白的措施——该法案最终被判定为与州际贸易无关，是“通过拿一个人的财产给另一个人”来否定适当的法律程序。大法官哈兰？F。 斯通、路易斯？D。 布兰德斯和本杰明？N。 卡多佐通常自命为自由主义异议少数派，有时候（比如纽约的女工最低工资法被裁定无效的时候），首席大法官查尔斯？E。 休斯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然而，最高法院另外5位大法官似乎都是不可救药的保守派。这一时期的一本被广泛阅读的书、爱德华？S。 科温教授的《最高法院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the Supreme Court，1934）认为：法官已经成了社会进步最大的绊脚石。
罗斯福总统也是这么认为的，1937年2月，他提议重组整个联邦法官席，并声称，老态龙钟往往会妨碍商业的步伐。按照他的计划，对于每一位年届七旬仍未退休的大法官，应该额外再任命一位大法官，直到最高法院总共有15位成员为止。当时6位70多岁的大法官当中，只有布兰德斯是个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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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公民及其政府（10）
这个要“塞满”最高法院的提议引发了一场群情激昂的骚动，让国会淹没在来自几个立法机关的书信、电报和愤怒的抗议之中，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冒出了一大堆“保护我们的自由委员会”、“为了美国协会”之类的组织。对憎恨罗斯福的人来说，反对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也有很多走中间道路的人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这些人真诚地担心：宪政理想正受到个人统治的威胁。在很多人的眼里，罗斯福的策略看上去既轻率冒失，又躲躲闪闪，保护“九老帮”这一集体象征的力量重新集结起来了。1937年4月，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向被访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支持修正宪法要求最高法院大法官在70～75岁之间退休？”结果是，肯定答复占到了64％，但在6月，在回答“国会该不该通过总统的最高法院改组计划？”这一询问时，反对者以58％的多数赢了一个回合，9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68％的人反对他的“扩大最高法院之战”。
1937年春，最高法院自己动手拆了变革鼓吹者们的台，与此同时公开站出来面对怀疑者，为它超凡脱俗的公正客观辩护。大法官欧文？J。 罗伯茨如今把他的分量转到了自由主义的一翼。首席大法官休斯的忠诚似乎也越来越稳固。因此，最高法院支持铁路劳工法案和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除此之外，它还维持了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法，瓦格纳劳资关系法，以及社会保障法中关于失业保险税的规定——全都是以5比4的票数通过的。大法官威利斯？范？德温特的辞职，立即让罗斯福能够提名他所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参议员雨果？L。 布莱克，从而确保了新政能够赢得较大差额的胜利。
与此同时，1937年8月，参议院否决了总统改革最高法院的提议。罗斯福尽管没能完全如愿，但他达到了他的目的。第二年，回顾这场论战，罗斯福把它视为“赢得了一次战争的一场败仗”。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活动范围的新的态度，完全可以引用1938年的一份裁决来加以说明，这份裁决认为，PWA有权提供资金给地方建设与私人机构竞争的配电线路。就这样清除了罗斯福的革命之路上最强大的路障，最高法院开始把它的嘉奖给予很多的新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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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变革中的城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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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的城乡
正如他们曾看到大萧条各自的一面一样，城市居民和农民也是从不同的视点来看待新政。城市首先感觉到的是被经济灾难给死死攫住，比小镇或乡村社群更长时间地、更牢固地被失业和饥饿的妖魔所抓住。例如，1935年，仅10座最大的城市就占到了全国接受救济的可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城市救济的组织工作往往比小镇更有效，在大都市的匿名状态下，接受嗟来之食时的最初的羞愧也更少。
此外，城市居民对于自力更生和粗犷的个人主义更少顾虑。在20世纪，城市已经成了创新和改革的温床。除了观念的迅速发酵、组织化劳工的力量，以及经济上的看得见的阶层化之外，另一个理由，就是典型都市人连根拔起的状态。如果他来自一个小镇、村庄或农场，这个事实本身一般会给他打上进步主义者、非国教徒和不满现状者的烙印，更常见的情况是，其影响就是剥去了附着在他的根上的习俗沉积块。另一方面，如果他出生于外国或者是移民子女的话——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当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居民是这样——那么，对于那些被在农村生活的人怀疑是跟“美国方式”背道而驰的观念，他往往感觉不到顽固的偏见。因此一点也不奇怪，新政的工作救济、社会保障和住宅计划，其最热烈的支持者，莫过于大都市中心，罗斯福本人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几次成功的连任竞选中，他扫荡了城市的选票——即便是在20世纪40年代（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很多农民开始抛弃新政的时候。
减轻贫困房主的负担，为低价型住所清理贫民窟，是把联邦权力密切地带入城市人生活中的两项活动。政府（主要是市政府）先前已经以限制性立法的方式进入了住宅领域，比如建筑业法规和分区法令，但在这十年，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它担负起了积极的角色，先是提供低息住宅贷款，然后以低地租的方式刺激新的建筑。
为了对贫困房主实现比胡佛的住宅贷款银行更直接的救济，1933年6月，新政创设了房主贷款公司（HOLC）。所有贷款以5％的利息再融资，15年还清；必要的维修在监督下进行，其费用增加到贷款中。在其发放贷款的那段时期里（1936年6月结束），HOLC共发放了100万笔贷款，总额高达30亿美元，承担了美国城市房屋抵押债务的大约六分之一。到1937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数字——1926～1933年间翻了四倍——降到了1933年的一半，数十万家庭免于被赶出家门。
然而，这一计划并没有满足一个更大的、更迫切的需求领域。总统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就职演说中提到了“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很差、穿得很差、吃得很差”，他们很少拥有不动产，或者说没有机会面对HOLC，也不会得到建筑信用合作社的关照和住宅贷款银行的帮助。这一状况促使政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像新政的很多措施一样，住宅行动也一直着眼于复兴——希望刺激民营建筑业——和改革这两个孪生目标，而且越来越强调后者。1933年6月，PWA设立了紧急住宅司，为在亚特兰大开始的改造计划筹集资金，在那里，11个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街区成了“铁克伍住宅计划”的宅基地。克里夫兰市臭名昭著的“威士忌岛”廉价公寓区被彻底清除了，以支持PWA的一个被称做“湖景露台”的项目。在芝加哥，“简？亚当斯住宅计划”增进了“赫尔之家”的创始人长期为之效力的社区睦邻运动。所有项目当中，最大的是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住宅计划”，它以令人愉快的现代公寓取代了12个贫民窟街区，容纳了将近6；000人。另一方面，新奥尔良的两个很有前景的冒险计划，在1935年休伊？朗控制的立法机关在地方政党领袖的压制之下把它们扼杀之后，被PWA给划掉了。
平均租金是每月26美元，如果租住家庭的收入增长到了这笔费用的5～6倍的话，就会要求它离开。这些租金满足了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而不是非常穷的人的需求；但就连这样的价格，实际上也是伪装起来的津贴，因为对于高达每间房1；700美元的工程造价——这是PWA的“耐用性狂热”所带来的后果——来说，收回成本的前景十分渺茫。在1937年11月终止之前，这一计划发起了大约50个开发项目，包括将近22；000个居住单位。
与此同时，1934年6月，“全国住宅法”创立了联邦住宅管理局（FHA），主要是为了帮助房主筹资维修、翻新、扩大现有住宅，刺激联邦抵押保险的民营建筑。利率适中的贷款担保，坚持要求执行某些建筑标准，以及专家级的工程和建筑建议，都属于PHA最有益的特色。到1940年底，它担保了1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改造300万个居住单位，将近30亿美元用于建造60幢小住宅和300个出租项目。
1937年，随着“瓦格纳－斯蒂格尔法案”——它创立了美国住房管理局（USHA）——在8月的通过，批评者对低价住宅问题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该计划面对着大量未完成的事情。根据内务部门的权限，USHA借贷或划拨（不那么普遍）5亿美元（后来增加到了8亿）给地方住宅机构，在联邦的计划和监督下，用于贫民窟的清理、修缮和新建。地方政府被要求对运作成本担负一定的责任，通常是以豁免地产税的形式。该机构吸收了早期的一些住宅计划，并把它的努力直接对准了提供适度的住宅成本上——每间房不超过1；000美元，在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增加到了1；250美元。租赁被限制在年收入不超过1；150美元的家庭，有时候低至北方600美元、南方300美元。
就这样，一场针对廉价公寓的战斗打响了，对象有：芝加哥的卢普区，纽约的“地狱厨房”，圣安东尼奥市墨西哥穷人住的“畜栏”，以及全国各地的“罐头巷”和“穷人街”。最大的窗户空间，阳台，草坪或绿化带，以及运动场，全都是新时尚。最显著的受益者当中，包括城市里的黑人，无论他住在孟菲斯和新奥尔良的“方舟”（即避难处），还是在哈莱姆区的贫民窟，那里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每英亩230人，有一段因为肺结核的蹂躏被称做“肺街区”。在这一时期，由联邦筹集资金的低价房当中，将近三分之一的居住单元——北方和南方约为47；500套——为黑人所使用。即使是这样的数量，也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但这是一个勇敢的开始，导致研究美国种族问题的瑞典专家冈纳？缪尔达尔声称，USHA给黑人“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其他任何重要的联邦福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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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变革中的城乡（2）
USHA局长内森？施特劳斯欣喜若狂地写道：“1939年，100年来第一次，美国的贫民窟停止了增长，而且缩小。”并指出，按净价计算，联邦政府平均每年为每一户家庭拿出了大约120美元用于住房。到1941年1月，将近20万家庭单位得到了供应，而且逐年向更低收入阶层渗透。然而，在USHA的活动范围之外，早期的批评当中还是有一定的事实：联邦住房计划的受益者往往是较低收入的中产阶级，而不是真正底层的贫困群体。例如，1940年，新的住房贷款人当中，家庭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不到30％，低于1；500美元的只有5％。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得不到联邦政府的支持，只好偶尔尝试进入中等低价领域。1938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为中低收入的纽约人着手搞一个很有吸引力的500万美元的项目，后来把这一投资理念扩大到了其他社群。另外一些公司也开始为雇员发起模范住房计划。
1939年，大萧条开始以来第一次，住宅建设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但缺口依然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在第二年，依然有400万间的缺口。1941年，由于国防需要，纯粹的私人住宅建设实际上被禁止了，而国家的所有建筑资源全都倾注到了飞机厂、造船厂和军需品厂等附近的紧急住处的建造上，以及更迫切地到了工业建设上，直至后者达到了1920年最高水平的两倍。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点变得很清楚：国防的不足、军人的结婚、人口迁移导致向工厂地区集中，以及尤其是几十年来的衰退和欠账，全都结合起来使得美国到处都是无家可归者和居住条件恶劣者。
最现成的回答是活动板房。在193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上，人们对这种活动板房报以狂热的欢呼，然而到1936～1937年间，只有大约50家公司在生产活动板房，它们的年产量总共不到1；000间。主要的障碍包括：限制性的建筑业法规，来自行业的反对（置换、房地产和抵押利益集团都试图保护现有建筑免遭废弃），以及（大概像其他障碍一样要命）人们关于家看上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老观念，这一新生的产业未能实现令人满意的低成本大规模生产。
另一个重要发展涉及到城市规划运动。对城市规划的强烈兴趣，繁花盛放于20世纪20和30年代，凋零于大萧条打击之下的枯萎枝头。到1933年，市、县和地方的城市规划部门当中，至少有45个被直接废弃了，大约130个据报告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被认为是“花架子”而正式宣布解散。但是，有了新政的公共工程和住宅计划，有了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继任者的热情鼓励，这场运动再一次活了过来。到1940年，规划部门的数量达到了1；100个，几乎是1920年代高峰时期的两倍。实际上，所有立法机关都设立了城市规划委员会，超过一半的州还批准成立了县规划机构。公园、运动场、分区布局、“烟雾”所造成的空气污染、运输和公用事业网络，都属于它们关注的基本问题。
市政工程最头痛的是交通问题，即使是在大萧条的深渊中，这个问题也没有丝毫的缓和，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美国人跟他们的汽车几乎是难分难舍，无论生活环境如何兴衰变迁。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据估算，为了维护城市交通的运转，纳税人每年要支付20多亿美元的代价。增加红绿灯、指挥塔、停车道，错开上班时间以减少交通堵塞，都充当了缓和剂。停车计时收费曾风行一时，尤其是在中等规模的城镇，但效果并不比超时停车罚款更好。地下和屋顶停车场——都是代价不菲的解决办法——在更大的城市里发展迅速。但是，面对来自商人的反对（他们害怕失去曾经被称为“马车生意”的上层顾客），市政当局不愿意颁布法令，把停车场扩展到闹市区。
然而，在某些方面，内燃机的社会力量，与有着强大向心力的蒸汽机时代完全相反，汽车时代与电气时代相结合，产生了散布性的影响，使一个人工作的场所与他睡觉和游戏的地方分离开来。不断增长的交通流量，每天早晨川流不息地流入都市的峡谷，黄昏时分再流向郊区的丘陵溪谷，为这一变化作证，同时也提出了它自己的速度和管理的难题。这一上下班往返的交通网络，从城市向外辐射，然后加入到不断上涨的货运交通的滚滚洪流中，预示了城市规划中的一个终极两难——没有公路的城镇（它的住宅区阻挡了大规模的旅行）和没有城镇的公路（有地下通道和高架天桥用于干线交叉）。30年代后期，随着公共工程计划的铺开，出现了高速公路的大量繁殖。随着风景造林和供人们野餐或游览的临时区域的出现，这些高速公路一方面美化了郊区景观，同时又通过进出坡道的系统和立交桥或其他有独创性的设计，使得汽车交通更加快速，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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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变革中的城乡（3）
统计数据也显示了建筑业超级社群的分散化，它们的经济和文化影响超出了地方政府和税收的边界之外，它们的权力“在很多方面都比现有的政治州更现实”。在1930年之前的十年时间里，在96个大都市区的核心城市中，其市内人口只增长了五分之一，而其边缘地区的人口却增长了将近五分之二。这一趋势在30年代得以继续，大都市区的数量从1930年的133个，增加到了十年之后的140个，到这时，它们的中心区共有4；200万人口，外围有2；000万人口。因此，尽管美国人不可救药地被都市文明所吸引，但他们也表现出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渴望：希望逃离都市的核心暴政。
在城乡之间的地带，市民们希望两边的好处兼而得之。在20世纪30年代，尽管全国人口只增长了7％稍多一点，市区人口增长了8％，农业人口几乎维持不变，而乡村非农阶层却跃升了14％。往返列车和巴士及私人汽车，健康、愉快的户外生活的诱惑，以及大萧条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更多的闲暇，都是重要的因素。主要受益者是老婆孩子，而不是养家糊口的丈夫；郊区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母权制。
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渴望有一方立锥之地的贫困城市居民，联邦迁居管理局在它1935年创立之后不久便设计了三个“绿化带城镇”，作为示范单位。在农业部副部长雷克斯福德？G。 特格韦尔的指导下，华盛顿、辛辛那提和密尔沃基附近规划了一些较低租金的社区，每个社区大约可以容纳800个家庭。一些极小的地区规划的样板——它们避开了干线公路并利用了阳光、运动场和公园——使得这些居民点对孩子们来说几乎是理想的住所。每一个村庄——有邮局、商店、学校、社区活动中心、供水系统及其他方便设施，主要是由WPA劳工修建的——被农场和林地所环绕，为城市工人提供了花园式家庭的生产性资源。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郊区中心场地作为联邦规划的范围而被发现了。对新政反对者来说，这些计划有点“集体主义”的味道，1936年，一份不利的法庭裁决导致第四个项目（在新泽西州邦德溪市附近）被放弃，立即让整个计划陷入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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