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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伟大的宗教复兴，尤以卫斯理的卫理公会（Methodi*）和低教会派（Low Church）福音传道为首。这两个阶段都求助于基督教的仁爱、信仰和谦卑，而且这两个阶段都反对它们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卫理公会针对启蒙运动，福音传道针对本瑟姆和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功利主义。
在美国，真正“自由”的自由主义同样可以追溯到宗教反抗理性主义的绝对主义。它的先父，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以基督教自由的名义抨击新英格兰的传教士的理性主义神权政体，这些传教士们规定他们的经文为绝对的理性。还有人民党运动——先不论其经济原因——完全是依据福音传教来对抗理性主义的功利主义和正统的经济学家。这是召唤以人的尊严来对抗绝对理性和“不可避免的经济进步”的专制。
理性主义的信条客观上与自由是不相称的这一点并不是否认个体理性主义者或者自由派人士的良好意愿和信仰。毫无疑问，理性主义自由派人士真诚地相信罗杰·威廉斯，唯有他，是在拥护自由反对专制，而且也可以肯定地说他主观上也憎恶极权主义专制和极权主义专制代表的一切事物，然而接下来他却成了*的第一个受害者。
但是这些理性主义者个人的反极权主义的情感在政治上是完全无效的。总的来说，理性主义不能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它只能发挥反对的功能，也永远无法从否定性的批判走向建设性的政策，而且，它总是全力反对社会的自由制度就像它反对不自由和压迫的制度一样。
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视反对那个时代的不公、迷信和偏见为己任，但是对不公正的反对不过是它反对所有的社会制度，包括自由和公正的制度的一部分而已。比如，启蒙主义者扫除了贵族统治的特权、农奴制和宗教的褊狭，但是他们也摧毁了省级和地方的自治，这使得欧洲大陆没有一个国家从这种对自由的打击中完全恢复。他们攻击神职人员滥用职权、拥有特权和实施压迫，但他们也将欧洲的教会贬低为政治政府的行政统治工具，并且成功剥夺了宗教生活的社会自主性和道德权威。启蒙主义全力指责的对象是独立的法庭和习惯法（mon Law）。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坚持“理性完美”法典和国家控制法庭直接导致了权力无限的极权国家的产生。19世纪的“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却在很大程度上扎根在启蒙主义者们抛弃的种种制度上：地方自治、自由自主的教堂、习惯法和独立的司法系统，而这一切绝非偶然。
第1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3）
理性主义者不仅摧毁和反对现存的各种制度，他们也完全不能发展新的制度来代替那些被摧毁的旧制度。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这种建设性活动的必要性，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善就是没有邪恶，他们认为如果他们驳倒了邪恶压迫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在政治和生活中，没有什么事物可以行之有效除非它在制度上得到了确立和实现，社会必须在运转正常的权力关系基础上组织起来。从政治上看，只有可以导致更好事物建立的颠覆活动才是合法的，而仅仅扫除某种事物（先不论其有多坏）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除非有运转正常的制度来代替那些被摧毁的制度，随后发生的社会生活崩溃将孕育比已然摧毁的邪恶更深重的罪恶。
无论何地，理性自由主义者掌权的结果都是失败。俄国的克伦斯基（Kerenski）建立的自由主义政府在经历了半年的政治瘫痪以后崩溃而成了布尔什维克思想，这仅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德国的社会*党人于1918年当权，也同样显现出在采取政治行动方面的无能。他们在德国皇帝统治时期却是极其得力的反对派。虽然他们的领导毫无疑问都诚恳、可敬，而且他们也是能干的行政官，个人拥有勇气和吸引民众的魅力，然而，让人惊讶的并不是他们的失败而是他们的统治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因为到1922年或者1923年时，他们就已经完全破产了。法国的激进党人、意大利的自由党人和西班牙的*党人也经历了同样的失败，而美国的“改革派”通常也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美国的每一个城市历史都显示了这些心怀好意的理性主义者们政治上的无能。
我们无法把如此异常又如此一致的失败归因于任何一种环境或偶然，真正的原因在于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本质决定了它政治失败的结果。它的存在总是伴随着与自身的冲突，它所基于的两个原则是相互排斥的，结果是它只能用来否定而不是行动。
一方面，理性主义者信奉一种绝对的理性。昨天这种理性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和个人私利和公众福利之间的自然和谐，今天它就成了用性冲动、挫败和各种腺体来解释所有个人和团体的冲突。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相信它的各种绝对观念都是来自合理的演绎，不仅经得起证明，而且从理性上来说也无可辩驳。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实质是它宣称自己的绝对观念都是明显理性的。
然而，绝对理性从来都不会是理性的，它也不能够通过逻辑来证明或驳斥。绝对理性的本质恰恰是超乎或者先于理性论证。逻辑演绎可以而且必须要基于一个绝对理性之上，但是却从来都不能证明绝对理性。如果一个绝对原理是真正宗教性质的，那么它是超理性的，是一种可以为理性逻辑提供基础的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原则。但是如果绝对理性是人造的和人所宣扬的，那么绝对理性必然是不合理的而且与理性逻辑和理性手段都有着不可化解的冲突。
所有过去150年里的理性主义的基本信条都是非理性的，而且基本上是反理性的。比如那些宣扬人具有内在理性的启蒙主义者们相信哲学的理性主义。1848年的那一代人的功利主义理性主义把个人的贪婪视为一种机制，认为可以通过自然“看不见的手”来促进公众福利。20世纪的理性主义认为人由其心理和生理来决定更是大谬不然。然则上述的每一条原则否认的都不仅仅是自由意志，它还否认人的理性。这些原则的每一条都可以转化为政治行动，不过只能通过武力和专制者才能实现。 。 想看书来
第1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4）
但是理性主义者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必须坚持认为他们的原则都是合理的而且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奏效。他们坚持自己的教条，认为他们的原则都是理性自明的。因此，理性自由主义无法把这些原则转化为政治行动除非是通过合理的变换，而这种尝试注定会失败。一方面，他们不能做到尊重任何不同意见，因为不同意见只能是对绝对真理的反对。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对抗任何反对意见，因为错误——还有所有和他们的绝对真理不同的意见对于一个理性主义者来说肯定都是错的——只能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信息。没有什么可以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流行于欧洲和美国的一种说法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一个聪明的人肯定是站在左派一边的。而今天，相信宣传的万能更是公开而明确地表明了理性主义信条的绝对主义基础和自相矛盾。
另一方面，理性自由主义者也不能妥协，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完美无缺的信条，他们不允许任何的妥协让步。任何一个拒绝看到这种理性之光的人只能是一个十足的混混儿，而这种人是不可能和政治沾上边的。而且，理性主义者无法反抗或*敌人。他们无法承认敌人的存在，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那些判断错误或者获取了错误信息的人们，他们相信当他们看到理性真理不容辩驳的证据时，他们就会领悟到理性。理性自由主义者被困在对阴谋家们的神圣怒火和对得到错误消息的人们的教育热忱之中。他们总是知道什么是对的、必要的，什么是好的，而且这些总是那么简单容易，但是他们就是做不到这简单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既不能向权力妥协也不能为权力去战斗。在政治上他们总表现得无能为力：理论上过于大胆，行动上过于胆小，擅长反对却拙于运用权力，纸上谈兵头头是道而政治上却无为无能。
理性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于立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要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极权主义。他们主观上诚挚地信奉自由而客观上只能导致专制。因为要摆脱理性自由主义者政治上的无能只有一个办法：放弃理性主义，成为公开的极权主义者、绝对主义者和革命者。
在启蒙运动中，正是卢梭迈出了毁灭性的一步，使理性主义和虚假的理性主义走向了公开的非理性和反理性的极权主义。认为“大众意志”在理性上是可以确定的或者可以实现的看法不过是借口，它本身就成了有悖于理性分析的非理性绝对，而且它超出了理性理解的范围。它是存在的，但是如何存在，又存在于何处，为什么存在就没人知道了；它必须要流行开来，这是自然的，因为它是完美和绝对的。谁要是掌握了理性、了解了社会的最高意志，谁就有权，也有责任来将它强加到大多数人、少数人或者是个人之上。自由的实现只能依赖于“大众意志”的完美实现。卢梭的个人理性或者个人自由不过是个借口。
卢梭的确坚持小型城邦国家，以直接的、非代议制形式的*作为治国的唯一完美的形式，而且他还确定了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个人可以离开这个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人们认为这体现了卢梭希望个人获得自由。然而，在18世纪中叶，在一个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些条件的世界里，这些主张只能被看成是在一个本来毫不浪漫的现实极权主义世界里的浪漫的妄想。如若不然，希特勒对犹太人提出的移民出境也可以被当成“自由”了。
第1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5）
卢梭对非理性绝对的热衷使得启蒙运动的基本概念在政治上变得有效。卢梭正确地看到在抛开理性主义之后，他的体系和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们的体系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他公开的非理性主义使他得以摆脱那些同样致使百科全书派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束缚。启蒙主义哲学家们相信缓慢而痛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是理性的过程，而卢梭则相信内心的启示之光。启蒙主义哲学家们试图在物理法则的领域内定义人，而卢梭把人视为依照自己的冲动和感情行事的政治生物。启蒙主义哲学家们看到了理性主义逐渐取得的进步，而卢梭则相信人们可以凭借最不理性的力量：革命，来建立太平盛世。毫无疑问他比所有其他的启蒙主义哲学家们更懂得什么是政治。他对于社会人的观点是实际的，而理性启蒙主义者们却是无可救药、悲惨的浪漫主义。
事实上，卢梭可以批驳之处仅在于他的理论基础：他相信人造的绝对理性，相信他自己拥有这种绝对理性，相信任何人只要拥有绝对理性就有权和责任强行贯彻它。
因为卢梭抛弃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他成为巨大的政治力量。因为他保留了启蒙主义对人类可臻完美的信念，他否认了人类的自由，成为伟大的极权主义者和革命家，他点燃了这个世界的导火线，而只有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才能与这种力量媲美。
每当政治上无能的（因为理性主义）自由主义被转变为政治上有效的非理性极权主义时，卢梭的方法就得到采用。18世纪早期的启蒙主义者们显示了他们政治上的无能，1848年的时候，理性自由主义破产。在法国、奥地利、德国和西班牙的反动立宪政府倒台之时，理性自由主义登上了政治舞台；然而毫无例外的，它很快就被证明完全无法有效行使拥有的权力，除了再一次失去自己的权力。
第2章
A Functioning Society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
（选自1942年的《工业人的未来》）认为19世纪的自由发源于启蒙运动是一种广为流传的错误看法。另一种同样广为流传且错误的看法是美国独立战争基于的原则与法国大革命相同而且实际上是法国大革命的先声。不仅仅是美国或欧洲的每一本历史著作这么认为，不少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主要人物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这却是对事实的一种根本歪曲。
美国独立战争所根据的原则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全然相反。无论是从意图还是从效果来看，美国独立战争都是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专制政治相对立的一场成功的反抗运动，而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基础却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专制政治。虽然法国大革命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但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美国独立战争却已经走到了前面。美国的保守党人在1777年和1787年就针对法国大革命精神进行了斗争并且克服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这使得美国的发展在历史上实际要比法国大革命前的国民会议、三级会议时期、恐怖时期和拿破仑时期处于更为先进的阶段。美国独立战争绝不是针对旧封建专制的一场起义，而是一场以自由的名义来反抗理性自由主义的新专制和启蒙运动专制政治的保守党人的“保守主义反革命”运动。
19世纪，乃至延续到今日的西方世界的自由正是基于1776年美国保守党反革命所信奉的观点、原则和制度之上。
第2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1）
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既是一件发生在美国的事件也是一件发生在欧洲的事件。英国最初在美国设立的殖民地东部13州（Thirteen Colonies）迟早会沿着一个国家发展的正常道路而获得独立。英国那些最明智的头脑，尤其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充分意识到英国在美国的殖民者们已经不再依赖英国了。美国独立战争只不过是使得一场可以预见和预测的独立战争真正地发生了。当然，如同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美国独立战争在形式上也具有其独特性，但是战争的爆发其实是事物自然发展的结果。从乔治·华盛顿在法印之战中担任独立指挥的民兵军官到他成为领导美国独立大军的总司令之间存在着一条直线关系。
但是如果把美国独立战争视为发生在欧洲的一个事件，则它的发生是不可预见和预测的。美国独立战争，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欧洲其他国家，颠覆了一个似乎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它击败了理性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门徒，即那些启蒙主义专制者们，虽然这些专制者们仿佛即将赢得一场不可逆转的、唾手可得的最终胜利。美国独立战争把胜利和权力带给了那些在欧洲遭到惨败并且在迅速消失的反中央集权主义、反极权主义的保守党们，他们对于集权政府心怀不满，也无法相信那些声称完美的统治者们。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挽救了自治的普通法，使其不至于被完美法典（perfect law code）取代，它也使得独立法庭得以重建。总之，它重申了一条信仰：人之不完美是自由的基础。
如果美国没有发动对启蒙专制主义的反叛，那么19世纪的欧洲就不会有什么自由可言。如果美国匍匐在理性主义大军和施行集权制的英王之下的话，19世纪的欧洲也不会拥有自由。英国也几乎不会有任何有效对抗法国大革命的力量，而在拿破仑咄咄逼人的极权主义面前，英国很可能也不会有战斗到底的决心。总之，若没有美国的独立战争，著名的英国宪法也就不能得以幸存并成为19世纪欧洲自由以及成功对抗绝对极权主义的象征了。
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方世界而言，人口稀少又相距遥远的美国殖民地取得独立本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美国独立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打败了以乔治三世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运动，同时也成为英国新兴的埃德蒙·伯克的非启蒙却自由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反对所有公然对比、可预测性或者可能性。美国独立对欧洲的这种影响使其成为19世纪历史上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美国的独立是19世纪自由社会形成的源头。
认为19世纪全部自由的基础在于保守主义运动克服了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什么新的论断。就欧洲而言，这种保守党人的运动发生在英国，这也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在1850年之前，欧洲政治思想界中的一种老生常谈是英国找到了“出路”，正如在此之后，人们又普遍地转而将法国大革命作为19世纪全部自由的发源地。然而英国是如何克服法国大革命的呢？是什么东西，使得英国能够抵挡住法国大革命，并于同时在不发生内战和社会崩溃的情况下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商业社会，而不是发展成为法国大革命式的和拿破仑式的专制主义社会呢？回答这些问题的现有答案将英国的成就归因于英国的人种特征、英伦海峡或英国宪法，但这些答案中没有一个是充分恰当的。
第2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2）
在1770年时，一切都表明英国正日益快速地走向启蒙专制主义。1780年时，反极权主义的力量占了上风，英王失去了获得绝对权力的机会，而且永远失去了这样的机会。英王的革命派竞争对手，即想要建立自己的专制、自己的绝对主义和自己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取代国王的专制和国王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卢梭式的极权主义者们也失败了。无论是英王的绝对主义还是群众的绝对主义，都没能获胜。
19世纪英国政治体制中的每一种自由制度实际上都可以追溯至“老辉格党”（Old Whigs）短暂的执政时期，他们是因为反对向美国殖民地开战而上台的。他们引入了大臣对国会负责的制度和内阁体制，建立了现代政党体制和文官系统。他们还规定了王室与国会的关系。1790年的英国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社会，也绝非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但它为一个全新的自由社会建立了基本的框架。这个基本框架就是“老辉格党”奉行的这些原则，虽然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实际上已经被摧毁，却又由于“殖民者”取得成功的抵抗而东山再起并执掌了权力。
保守党制定的那些原则促成了美国和英国自由社会的形成，尽管这两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而且，虽然1776年的美国与其同时代的英国拥有同样的人种，讲同样的语言，奉行同样的法律，拥有基本相同的政治传统，然而美国毕竟远离了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