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英国拥有同样的人种，讲同样的语言，奉行同样的法律，拥有基本相同的政治传统，然而美国毕竟远离了英国，仅仅用“人种优势”或者“政治智慧”这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两个国家在19世纪形成的自由社会显然无法成立。
美国和英国的实际社会和地理情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19世纪期间两国各自的具体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截然不同。美国独立战争以及随后不久开始的西部大迁移使得美国在整个19世纪期间都在以不断增长的速度远离英国和欧洲。1917年的美国，当时发生了自拿破仑以来最大的欧洲战争，和殖民时期的美国、杰斐逊、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的美国相比离欧洲更远了。轮船、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线和无线设备只不过使得美国和外界的联系与依赖航船联络的时代相比更加表面和短暂。
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每一代美国人与上一代人相比都在更加远离英国，或者也因此更加远离了欧洲。杰克逊和克莱生活的社会比约翰·昆西·亚当斯或者丹尼尔·韦伯斯特（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人想象成18世纪的英国人）所处的社会可能离欧洲更远，他们的心理距离也同样更远。而林肯、格兰特、安德鲁·约翰逊，他们可能是铺铁路的工人，与先前的杰克逊和克莱相比离欧洲又更远了一些。至于下一代——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洛克菲勒、摩根和卡内基、亨利·亚当斯、林肯·斯蒂芬斯——美国在制造一类领袖和一种心理和社会气候，先无论好坏，都是为欧洲社会所不能想象的——对于1900年的英国来说更是如此。现在英国报刊记者们常说的一句箴言是美国与欧洲从心理上、习俗上和制度上已经如此脱节以至于一个欧洲人已经很难理解美国了。如今作者们还有记者不得不向英国读者们报道美国的发展（我也曾经做过好几年类似这样的报道），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英美两国人共同的书面语已经更多地成为障碍而不是帮助，因为拥有共同的语言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这种错觉非常不利于理解的准确性——就是那些词和句子体现了大西洋两岸的人们相同的情感和知识，表达着同样的联想和言外之意。 。 想看书来
第2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3）
但是两国之间存在的这些不同之处只是更加强调了两国共同采取的那些原则的普遍性。虽然两国基于不同的原因、面对不同的社会现实，而且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情感环境下在实施这些原则，两国都成功地建立了各自自由的商业社会。无论两个国家是多么不同，它们从一开始就相信没有人或没有哪个群体是完美的或者拥有绝对真理和绝对理性。不论是美国的开国元勋还是英国的激进保守党人，他们都相信混合型的政府；相信被统治者的认可是一回事而个人的财产权是另一回事，他们也相信政府的权力需要受到限制；并且政府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应该相分离。
1776年和1787年的美、英保守党人不仅信奉共同的原则，而且也使用了共同的方法在一个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了功能性的社会。他们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这种方法，对它持有同样的看法，也同样重视这种方法。
对我们今天来说，“保守主义反革命”的方法与其原则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也许反革命的方法要更重要些。今天有相当一部分政治著作家和思想家都相信原则就是一切，而方法则可有可无，这是对政治和政治行动本质的一种根本误解，而1776年的那一代人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们懂得，原则若不能通过制度得以实现则正如没有原则的制度一样，不仅在政治上是无效的，而且对社会秩序来说是有害的。因此，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与原则同样重要的，而他们的成功既取决于方法也取决于原则。
他们的方法归根结底是由如下3个部分构成的：
首先，尽管他们身为保守党人，他们却没有进行复辟也不打算这么做。他们从不美化过去，而且对于他们当时生活的时代也未抱任何幻想。他们知道社会现实已经改变。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任务只能是在旧原则的基础上整合新的社会，他们绝不会赞成任何想要尝试改变既成事实的做法。
正是他们无条件地拒绝复辟，才使得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显得激进，并掩盖了他们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保守的特性。他们对社会的分析的确激进，可以说是极端激进。他们从未接受上流社会的社会惯例或一相情愿的复辟梦想，因为它们是建立在旧的社会仍然能够正常运转的假定之上，然而实际上这个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1776年和1787年那一代人还看到保守主义的本质是他们没有打算复辟，因为复辟正如革命一样也要使用暴力并且是绝对主义的东西。
因此，美国的开国元勋和英国的激进保守党人是当前与将来的保守党人，而不是过去的保守党人。他们知道，当前的社会现实已属商业性质，而这个社会的制度却还处在商业性质之前的阶段。他们的方法就是从这一事实出发，建立一个自由的功能正常的商业社会。他们想要解决未来的问题，而不是去面对过去，他们想要遏制下一次革命，而不是去克服上一次的革命。
他们的方法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他们不相信什么蓝图或者万灵药。他们信奉通过一般原则构成的大框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允许任何妥协。但他们知道，行之有效是接受一个制度解决办法的标准，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办法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时才是可接受的。他们也意识到，实际上每一种具体的制度工具都能用来为每一种理想的目标服务。他们对于自己的信条表现得教条主义，但是在日常政务上却显出极端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没有试图建立起一种理想或一种完整的社会结构，他们甚至愿意在找寻实际解决办法的细节方面否定自己。他们想要的全部就是一种能够解决现有问题的办法——条件是这个办法要与他们制定大的原则框架相适应。
第2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4）
不过就美国而言，人们也许会争辩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的确为美国描绘了一张蓝图：《美国宪法》。但《美国宪法》的智慧不在于它制定了多少规则，而在于它定下的约束。美国宪法包含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并确立了几条简单的程序规则。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反对将《*法案》放在《美国宪法》之中，其原因与其说是反对该条款，不如说是反对把未来抵押出去。然而，《*法案》的条款在性质上主要是否定性的，它仅仅规定了什么是不应当去做的事情而不是规定了什么是应当去做的事情。
保守主义反革命方法的最后一个要点就是伯克所谓的“处方”（prescription）。这与“神圣的传统”毫无关系。伯克本人对于传统和先例的态度是，如果它们不起作用，那就毫不留情地丢弃它们。“处方”是对政治方法领域中人的不完美性原则的表达，它的意义就是：人无法预言未来。人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人有可能知道和理解的唯一事物就是在历史中生长出来的现实社会。因此他必须将现存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而不是将一种理想的社会，作为自己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人绝无可能发明出完美的制度工具，因此人最好是依赖旧的工具而不是试图发明新的工具来实现理想。我们知道如何使用一种旧的工具，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我们也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信任它。而对于新的工具，我们不仅对它们一无所知，而且，假如它们被吹嘘成完美的工具，我们就有理由确信，它们一定不如旧的工具，尽管没有人会说旧工具是完美的。
“处方”不仅表达了人是不完美的这一信念，还表达了人们已经意识到，一切社会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可以识别真正的政治家和纯粹的政客，而且“处方”还是一种经济原则，它教导人们宁可选择简单、便宜和平常的东西也不要选择复杂、昂贵和光辉的创新。这是常识和绝对理性、经验之间的较量，也是责任良心和肤浅的才华之间的竞争。它踽踽前行，不是那么辉煌，但是却可以信赖。
该原则的实施者与其说是英国人还不如说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量的研究表明他们在管理殖民政府和行政事物时是怎样地依赖那些被证明为可行且可靠的制度，还有依赖过去的经验和经过试验的工具。这类研究中有不少是以“挑错”为目的，为的是表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实在是不够聪明且鼠目寸光，他们无法发明任何东西。这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就如同以前的几代人骄傲地相信1788年的美国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宪法制宪会议成员。实际上，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当时那样的危机和高压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谨慎以及避免采取新的、未经尝试的制度改革正是他们智慧的最大体现，也是我们最需要感谢他们的原因。他们知道自己只能运用他们已有的；他们还知道，未来总是源于过去，政治家的任务是要决定不完美的过去中哪一部分应当延伸至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去试图寻找永恒的政治运动的秘密，或者说是永恒的政治停滞的秘密。
1776年那一代人建立起来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瓦解了，今天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工业社会，但保守党反革命使用的原则和方法都还依然有效。如果我们想要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唯有采用同样的基本原则才能获得。未来的具体社会制度将不同于1776年和1787年建立起来的具体社会制度，正如后者也不同于17世纪或18世纪的制度。但如果它们要想成为一个自由的功能社会的制度，那么找到这些制度的途径就是运用1776年那一代人所使用的方法：首先要意识到我们不能复辟，我们必须接受新的工业社会而不是试图回到工业社会前的重商主义社会；我们要愿意摒弃蓝图和万灵药，宁愿满足于从事那些不起眼的、不那么辉煌的任务——一点点的，摸索着寻求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我们还要明了我们只能使用我们已有的东西，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为出发点。
1776年和1787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取得了西方历史上从未获得过的成就：在没有社会革命、没有爆发长达数十年的内战，也没有极权主义专制的前提下建立了一个有着新价值观、新的信仰、新政权和新社会制度的社会。这场革命不仅通过建立一个自由和功能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的途径克服了极权主义革命，而且它本身也没有陷入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泥沼之中。
我们今天的任务看起来也许比1776年那代人的任务更重大、更困难，尽管我们很可能会因为知道了答案而低估它们的困难，或者会因为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而高估我们的困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只有以1776年那一代人留传下来的原则为基础，并且采用他们留传下来的方法，我们才有希望成就自己的伟业。第3章
A Functioning Society
保 守 之 路
（选自1942年的《工业人的未来》）如果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要以一种自由、没有革命、没有极权主义的方式来发展，当今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那就是美国。
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最近已经成为美国颇受欢迎的标语。的确，美国到了一定要致力于强权政治，制定长远的战略目标，决定它的战略和军事边界位于何处，还有决定哪些领土不能够落入潜在敌人的控制之下的时候了。而且，美国对待外交事务的态度，如果不是完全无用的话，也肯定是过时了。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干涉主义都在暗示美国可以决定它是否愿意参与国际事务，现在的美国既已成为西方的中心力量，如果不是全球的中心力量的话，这种决定就不复存在了。当有强权想在某个大洲实施霸权时，美国将不得不摆明自己的立场，即使是仅仅做出一个决定来改变国际权力关系。
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超级大国，也许应该说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定将运用它的政治权力，也就是权力。但是如果美国的世纪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优势，那么，这个属于美国的世纪就将被浪费。今天有些人似乎认为美国的宿命是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超越纳粹，美国佬将替代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成为主宰世界的种族；有人甚至称之为“为*而战”，但是，这样的道路不会使美国通向繁荣和强大而是通向衰败。这条道路也不会有助于解决美国存在的基本社会危机，而这种社会危机会直接导致战争。如果20世纪要产生的是一个自由、运转正常的工业社会，美国将必须要解决原则和制度方面存在着的重大问题，然后，20世纪才能真正成为美国的世纪。
第3章 保守之路
当极权主义强权们确信（从它们走上征服世界的道路开始）美国是它们最终的、真正的敌人时，它们完全是正确的。从物质的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从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说则更加正确。因为只有美国可以找到非极权主义、非革命的道路来建立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而这才肯定是（同时也许是仅有的）方式来克服极权主义。
这样的社会必须要以工业为中心，而且必须要致力于开发我们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事物：工业国家的社会制度。在全面战争中，工业中的个人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一个明确、既定的社会身份，这一事实一定要用来建立一个永恒的功能型社会组织。全面战争的结果总的来说取决于工业生产，这一事实一定要用来发展一种合法的工业权力，并使这种权力建立在负责任的自我管理之上。换句话说，工厂一定要成为一个功能型的自治社会社区。
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危机蕴藏着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工业工厂成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但还不是一个社会机构。工业社会只有当工厂给予工厂成员以社会身份和地位时，才能正常运转。而且，只有当工厂的权力是建立在工厂成员的责任和决定基础之上时，工业社会才能是自由的社会。今天的答案既不是全盘计划也不是恢复19世纪的自由主义（laissez faire），而是建立在当地和地方分权自治基础上的工业组织。现在就应该开始着手，当工人们、管理人员、消费者们联合起来实现同一个目标：赢得这场战争。
第二部分
极权主义的兴起
第二部分简介《经济人的终结》是我的第一本在英国出版的书，那是在1938年末，几周后，也就是1939年初，又在美国出版了，这是美国出版的第一本探讨极权主义根源的书籍，而且，这本书当时是，现在仍然是仅有的一本认为极权主义是发生在欧洲社会的一种现象的书籍；19世纪欧洲社会的解体和社会信念崩溃导致了极权主义。
本书也是第一本，目前来说也是仅有的一本，把极权主义的兴起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的书籍。自从纳粹主义兴起以来，已经有好些书籍谈论极权主义，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经典之作《极权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Totalitariani*）（1951）。不过，所有的这些书籍都是在希特勒被打败之后写的，也就是说这些书所讲的都是后见之明。《经济人的终结》是唯一的一本用先见之明来看待极权主义，尤其是纳粹主义的书籍，也因此，本书具有它独特的前瞻性。书中预测了（当时对于所有体面的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法”，就是企图杀害所有欧洲的犹太人，还预言了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签订（我的预测比实际签订的时间整整早一年）。书中还预测，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不到数月之际，希特勒不会被“招安”。书中还预测到在西欧纳粹不会遇到抵抗，而只有当一个国家被德国军队占领之后，纳粹才会遭到抵抗。
HitlerStalin pact：1939年8月23日在德国和苏联之间签订的条约。——译者注
铁幕（Iron Curtai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集团和西欧之间设置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屏障。——译者注上述这些结论的每一个（虽然对于那些了解希特勒并认为要对他严阵以待的人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在当时来说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然而，这本书，即使是作为谣言，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该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他在伦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发表在《时代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而且在他颇受欢迎的周刊专栏文章里继续谈论本书。在大概15个月以后，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后成为英国的首相之后，丘吉尔命令给每一个英国候选军官发送一本我写的《经济人的终结》。
·第二部分极权主义的兴起··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当欧洲瓦解并陷入极权主义之际，《经济人的终结》很可能仍是最佳的（如果不是唯一的）一本书。但是该书的最后结论却大错特错了，即欧洲将不会再回归到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自由的*——“魔鬼”已经把它们完全摧毁了。然而，在1938年或者1939年时，甚至是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被打败，他们的军队也被摧毁之后的6年甚至7年时，如果有人，也只是极少数的人，会不同意我做出的这个结论。然而到了1955年，在所有的欧洲都恢复了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自由的*，这里所有的欧洲指的是铁幕以西的欧洲。我自己在那些年里为马歇尔计划和世界银行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复兴欧洲，或者至少为了使欧洲不致沦为斯大林的统治之下。我们当时会无休无止地讨论该怎么解释欧洲的复苏，它从许多方面来看非常接近1913年前的欧洲而不是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比如绝大多数的左派接受了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
马歇尔计划激活了那些被释放出来的巨大的潜在能量，但是，这个计划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且是在极为仓促的情况下，因为当时绝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陷入冷漠和绝望的欧洲大陆有这些能量的存在，即使是在获得胜利的英国，也没有什么表明经济的力量和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