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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知识社会
在知识社会，知识工作者将不会占绝大多数，但是在许多国家的人口和劳动力中，包括最发达的国家，他们将是数量最庞大的群体。即使在数量上，知识工作者不及其他群体，但是新兴知识社会的特征、领导阶层和社会分布状况都将取决于知识工作者。他们可能不是知识社会的统治阶级，但他们已经成为领导阶级。在特征、社会地位、价值观和希望上，他们与历史上曾经居于领导地位的任何群体都存在着天壤之别，更不用说曾经居于统治地位的群体了。
首先，知识工作者是通过正规教育获得工作、职位和社会地位的。
许多知识工作将要求知识工作者掌握高层次的手工操作技能并用手做大量工作。神经外科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神经外科医生的工作能力取决于正规教育和理论知识。如果没有手工操作技能，神经外科医生就没有资格做神经外科手术，但是只掌握手工操作技能，无论技艺多么高超，任何人都不足以成为神经外科医生。我们只能在正规的学校中和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才能获得从事知识工作所需的正规教育。我们不能通过学徒的方式获得这种正规教育。
这种变化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教育将成为知识社会的中心，学校将成为知识社会的关键性机构。每一个人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每一个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组合？学习与教学的“质量”是什么？所有这些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知识社会关心的主要问题和主要政治问题。
我一直谈的是知识。但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知识的多样性。这是因为知识社会的知识基本上与早期社会对知识的认识截然不同，事实上也与人们现在在知识的认识上仍旧普遍持有的观念格格不入。
在具体应用中使用的知识在定义上是指高度专业化的知识
无论知识的基础是什么，在具体应用中使用的知识都是专业化的知识。这些知识始终是独特的，因此不适用于其他领域。X光技师需要掌握的知识不能用于市场调研或讲授中世纪历史。
因此，知识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将由高度专业化的人组成。事实上，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全能型人才”的含义。我们现在所说的全能型人才将越来越多地指那些已经学会如何掌握额外的专长，特别是学会如何在短时间内掌握所需的专业知识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一种工作或职业转入另一种工作或职业，例如从市场调研岗位调到综合管理岗位，或从医院的护士调到医院的管理岗位。但是，我们过去提及的“全能型人才”现在属于“半吊子”，而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
知识如何发挥作用
知识社会里的知识要创造出价值，就必须高度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因此提出了两项新的要求：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巨变时代的管理》语录（3）
知识工作者在团队中工作。
知识工作者必须有机会接触到组织。如果不是组织的雇员，他们至少必须与组织保持紧密联系。
知识工作者要有效地做好工作，他们将越来越需要具备两种能力。他们首先要判断出什么样的团队适用于什么样的知识工作，只有对症下药，他们才能完全做好知识工作。其次，他们需要组织这样的团队，并让自己融入这个团队。迄今为止，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了解或认识到他们需要这两种能力（少数研究实验室的人除外）。迄今为止，在任何类型的组织中，几乎所有管理者甚至都没有认识到，决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采用什么样的团队、如何组织团队以及如何发挥团队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他们的责任。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研究团队、团队的特性、具体要求、工作特点以及如何评估团队。
雇员的社会
知识社会是雇员的社会。
传统社会是制造企业与蓝领产业工人崛起前的社会，它不是独立者的社会。
将来的知识工作者既是有“老板”的“雇员”，也是有“雇员”的“老板”。
随着知识社会的出现，社会已经成为组织的社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组织中工作和为组织工作，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作用取决于是否能与组织接触，我们的生计同样也依赖于是否能与组织接触，无论是作为组织的雇员，还是作为向组织提供服务的供应商，例如律师或货运公司。在这些向组织提供支持性服务的供应商中，越来越多的供应商本身也是组织。
知识社会是组织的社会，每一项社会任务都是在组织中和通过组织完成的。
什么是雇员
大多数知识工作者在大部分工作时间里都将以“雇员”的身份出现。但是，这个词的含义与传统上的含义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知识工作者个人对工作有依赖性。他们领取工资或薪水。他们受雇于他人，而且可以被解雇。
在知识社会，雇员，即知识工作者，还拥有生产工具。这同样重要，而且可能更重要。*认识到工厂的工人不拥有，而且也无法拥有生产工具，因此不得不“处于孤立的地位”。这的确是*的远见卓识。*指出，工人没有办法拥有蒸汽机，在换工作时也不能带走蒸汽机。资本家必须拥有和控制蒸汽机。现在，购买机器和工具的资金越来越不是知识社会的真正投资。真正的投资体现在知识工作者的知识上。没有知识，无论机器有多么先进，多么复杂，也不会具有生产能力。
无论知识工作者掌握的是先进的知识，如外科医生，还是简单和初级的知识，如初级会计员，情况都是一样的。在上述任何情况下，决定雇员的工作是否具有效率的不是组织提供的工具、机器和资本，而是在知识上的投资。
知识工作者与组织的关系越来越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其中，知识工作者必须了解组织的需要，而组织也必须了解知识工作者的需要、要求和希望。
在知识社会里，知识是工具，因此，要执行的任务决定了它们能否表现出它们的重要性和地位。
我们还总结出一个结论：由于知识社会不可避免地是组织的社会，因此它的中枢机构是管理，而且，这个机构是独特的。
当我们首次开始谈论管理时，这个词的意思是“企业管理”，这是因为大型企业是第一批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新型组织。但是，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中我们认识到，所有组织都需要管理，无论他们是否使用这个词。无论组织开展什么样的业务，所有管理者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必须让分别掌握不同知识的人团结在一起，共同创造绩效。他们都必须让这些人的优点在工作中体现出价值，让缺点影响不到工作。他们都必须思考组织要求什么样的“结果”，并因此确定目标。他们都有责任思考我所说的“经营之道”，即有关组织的绩效和行动的假设以及帮助组织决定放弃某些事务的假设。他们都需要一个思考策略的机构，通过这样的策略，组织的目标能够转化为绩效。他们都必须定义组织的价值观、奖惩体制，并据此来定义组织的精神和文化。在所有组织中，管理者既需要在工作中使用和约束组织成员的管理知识，也需要了解和认识组织本身以及组织的目的、环境、市场和核心能力。。 最好的txt下载网
《巨变时代的管理》语录（4）
管理的本质是让知识体现出价值。换句话说，管理是社会职能。在实践上，管理真正属于“文科”。
知识经济和知识政治
随着知识社会和组织社会的出现，深远的政治影响也随之而来：
新的政策中心随之形成。
经济政策随之改头换面。
政府发挥政府职能的能力随之遭到挑战。
知识是影响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的关键性资源。知识的取得只有在正规的流程中才能实现，即学校教育。
学校不再满足于管理未到工作年龄的青少年。它将越来越多地成为成年人和向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组织的合作伙伴。
充满竞争的知识经济
知识已经成为关键性资源的事实意味着世界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这意味着具有支配作用的不是国家经济，而是世界经济。
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行业必须认识到首先要问的问题不是：“这值得做吗？”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对国家（或行业）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有什么影响？”
总而言之，知识已经成为关键性资源的事实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的繁荣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政府如何发挥作用
随着组织社会的出现，政府的功能受到了全面的挑战。
在组织社会中，每一个新兴的组织只关心他们自己的目标和使命。他们不会要求对任何其他事情拥有控制权。但他们也不会对任何其他事情承担责任。那么，谁来关心共同的利益呢？
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要应付的问题将是：“哪些职能是政府可以承担的，是只有政府可以承担的，而且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要在组织社会中承担这些职能，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方式？”
结论：优先考虑的任务——需要社会和政治创新
21世纪必定是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动荡和挑战层出不穷的一个世纪，在最初的几十年内至少是这样。然而，社会变革的时代还没有结束。迫在眉睫的挑战可能比20世纪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挑战更严峻和更令人畏惧。
这些优先考虑的任务包括：
我们将必须仔细认真思考教育，包括教育的目的、价值观和内容。我们将必须学会规定、衡量并管理教育的质量和生产率。
我们需要系统化地研究知识的质量和生产率——迄今为止我们既没有规定什么是知识的质量，也没有规定什么是知识的生产率。在知识社会，任何组织创造出绩效的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这两个方面，甚至他们的生存可能也是如此。但是，在知识社会，任何个人创造出绩效的能力也将越来越取决于这两个方面，甚至他们的生存也不例外。知识要承担什么责任呢？掌握知识的个人，特别是高深知识和专业化知识的人要承担什么责任呢？
任何国家，特别是任何发达国家的政策将越来越需要将国家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放在首位。任何计划实施的国内政策需要以提升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为出发点，或至少要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这种竞争地位的不利影响为目的。这同样适用于国家内的任何机构的政策和策略，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企业、大学或医院。
我们需要提出迎合世界经济至上的经济理论，而在世界经济中，知识已经成为关键性经济资源，它是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而且甚至可能是比较优势的唯一来源。
我们刚刚开始了解新兴的整合机制：组织。但是，我们仍旧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平衡两个明显对立的要求。组织必须有能力履行唯一的社会职能，而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社会职能而存在的——学校需要传授知识；医院需要治病救人；企业需要生产商品；服务和资本需要防范未来的风险。只有他们一心一意地集中精力履行其专业使命，他们才能有能力履行唯一的社会职能。但是，社会还需要这些组织承担社会责任，即应对社区的问题与挑战。这些组织共同构成社区。因此，组织社会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和能发挥作用的社会部门，它既不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也不是以企业为代表的私营部门。但是，单单靠社会部门是不够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组织必须分担重任。
对于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来说，政府的职能及其作用的发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20世纪无节制发展的“巨型国家”（megastate），无论是极权主义国家或*国家，都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它没有遵守它提出的任何一项诺言。受政治说客左右的政府既不是特别地卓有成效（事实上它是瘫痪的政府），又不是特别地具有吸引力。然而，只有在我们这个竞争激烈和迅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才需要卓有成效的政府，而在这个世界里，一方面是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一方面是世界军备竞赛所产生的污染，只有它们所产生的威胁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研究帮助政府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社会中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所需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
如果20世纪是社会变革的世纪，那么21世纪需要成为社会和政治创新的世纪。
《动荡时代的管理》语录
“对那些能够理解、承认和利用新现实的人来说，一个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大好机会的时期”
在动荡时期，一个组织必须要既能够经受住突如其来的打击，又能够充分利用突然出现的机会。
在你能够成功地管理之前，你有必要准确地知道自己正在管理的是什么。
资本最重要；资本就是未来。
基本要素属于今天的企业。但是，所有的组织都生存和运行在两个不同的时段：今天和明天。明天正在变成今天，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逆转的。因此，管理者总是不得不同时管理今天（基本要素）和明天。在动荡时期，管理者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明天就是今天的延伸。正相反，他们必须面向变化进行管理；变化既是机会也是威胁。
独特事件无法“规划”。然而，它们是可以预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你可以准备利用它们。你可以准备面向明天的战略，来预见哪些领域里可能出现最重大的变革，来使企业或公共服务机构能够利用意料之外和无法预见的事件。规划试图根据今天的趋势来优化明天，而战略旨在利用明天的新机会。
市场在哪里，经营就到哪里。这其中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但它的确容易被政治家和新闻人所忘记。
知识不仅仅是包含巨大的责任；知识必须要被赋予责任，否则它就会变得不负责任、骄傲自大。
管理层的任务是要使人力资源变得富有成果。
现代社会中的组织，各个都是为了单一的特定目的而建立的。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提供产品和服务；企业是经济组织。医院的存在是为了照顾病人，大学的存在是为了给明天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者和专业人员，等等。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都应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还应该专注于一种服务。
在目的单一的组织中，决策的基本原则是“追求最优化”：要在一边的努力和风险与另一边的结果和机会之间找到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比率。
然而在一个政治程序中，你不会努力地追求最优化。你会努力地做到“令人满意”（正式的决策论术语）。
当一个管理者知道自己不能胜任时，他必须有勇气说“不”。最不负责任的做法就是明知能力不足还出于好意去承担。
现代国家的理论认为，社会中将有一个“多数群体”和一个“少数群体”，而由于两者的相互作用，一种国家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将会形成。
一个新的管理者，不论他管理的是企业、医院还是大学，只有不再把自身视为某个“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并且也不再被别人看成是这样的代言人，他才会成为有效的管理者。
公共利益的代表，“普遍意志”的代言人。
管理者将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除了追求组织的绩效，他们还必须要成为领导者及整合者。
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很少有哪种新的基本机构、新的领导群体、新的核心职能像管理层这样形成得如此迅速。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少有哪种新的机构这么快就证明了自身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更是很少有哪种新机构的出现只遭到了这么小的反对，只引起了这么小的骚动和争议。
未来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变化肯定属于最高管理层。
在20世纪，很少有哪种新的社会机构、新的社会职能像管理层这样形成得如此迅速，也很少有哪种新的机构这么快就变得不可或缺。但是，也很少有哪种新的机构、新的领导群体，曾经接受过如今动荡时期的管理对企业以及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层提出的这种考验——如此苛刻、如此富有挑战性、如此令人兴奋。
《功能社会》语录（1）
在全面战争中，工业中的个人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一个明确、既定的社会身份，这一事实一定要用来建立一个永恒的功能型社会组织。
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危机蕴藏着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工业工厂成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但还不是一个社会机构。工业社会只有当工厂给予工厂成员以社会身份和地位时，才能正常运转。而且，只有当工厂的权力是建立在工厂成员的责任和决定基础之上时，工业社会才能是自由的社会。
首先政府就会通过税收机制来重新分配收入。最终，几乎毫无例外，政府会努力成为国家经济的掌管者，或者是经济的主要拥有者。
巨型国家作为财政国家是其最不成功之处。没有哪个国家在成为财政国家以后成功地对于收入进行了再分配。事实上，帕累托法则发现收入额分配在社会主要阶层的分配取决于国家经济生产力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富有活力，那么收入的平等性就越高；反之，经济越没有活力，收入的分配也就越不平等。于是，帕累托法则声称税收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财政国家很多的举措都是基于这样的主张，即征税可以长期有效地改变收入的分配，但是我们在过去40年里的经验否定了这样的看法。
最糟糕的是，财政国家已变成了一种“政治分肥国家”。如果预算的制定要从支出开始，那么就不会存在任何财政纪律，于是政府支出变成了政治家们购买选票的手段。
*国家政府信奉的一条基本法则是当选的人民代表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保护选民的权益免受政府贪婪的掠夺和侵害。
对于政府的失望不分国界，也无关意识形态。这种现象在白人国家或者非白人国家都一样普遍。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这种对政府的失望也许就是一种最深刻的断层，因为它标志着在当代人和他们的上辈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