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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权力周而复始的怪环。
无字小钱=无钱
京剧中，董卓的脸谱也是一个大白脸。
很多时候靠京剧脸谱评价历史人物很不靠谱，因为京剧十有*是君君臣臣。但董卓确实是坏人，是坏人中的坏人，虽然未必坏到绝后，却绝对称得上空前。
《汉书》记载了汉末的一首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里卜，不得生”，“千里草”、“十里卜”合起来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是诅咒董卓死掉。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西汉的财富（6）
史书中的民谣未必真曾流传，却是历史对董卓的基本评价。
但凡能在史籍上留下只言片语的都是牛人，都有特殊才能，起码现在每年的十大杰出人物有（小数位趋于无穷）不可能在千年后的史书上流传。
牛人，未必是好人。
能留下名字的人，说得文明点，无论好人坏人，都有理想；说通俗点，无论伟人俗人，都有念想。大家图名、图利，总有个追求，都有个想法。但董卓这个人，以我的智力，想了很多年也没明白，他究竟想干什么。
董卓出身于陇西士族，年轻的时候勾结诸羌酋长组织叛乱，后来，不知哪位地方官如此没脑子，竟然任命他出任兵马攒（州军首领），他就反过来打击羌族。而且，董卓实在没什么军事才能，面对一群农夫出身的黄巾军，竟然屡次战败，要知道，他手下的士兵可是职业军人，黄巾军，则是一群农民。
灵帝薨，董卓借外戚、宦官同时衰微之机另立汉献帝，就此掌控了朝廷中枢。
不论董卓掌控朝政的合法性，反正皇帝是“地主阶级总头子”，他们祖宗取得皇位的历史一般都不怎么光彩。
问题是统治者个人杀伐决断会影响整个帝国，一个好的当权者或许能把国家治理得国泰民安；就是坏的当权者，抢劫也总会有个限度，起码不会明抢。
一般来说，当权者打击异己，或者敛财，总会有个章程。强势者总会设计一种制度，或者说给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被剥夺者有苦难言。虽然制度设计存在很强的剥削性，但总有制可循，被剥夺者可以在能力范围之内适应、改变这个框架，可以阳奉阴违，甚至拒不执行。
比如，汉朝币制：无论三铢、五铢、八铢还是新朝王莽古钱，其实都很不厚道，属于背地里阴人，本质都是为皇权打击异己。即使如此，社会说到底还是有规范的，居民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
董卓是个实在人，实在人不在背地里阴人。
董卓拿出来的办法，是明抢。
在都城洛阳就直接纵兵“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这就比较离谱了，就是说，坐在家里，也会进来一群官兵，直接抢劫，而且保证你无法报警。
明抢，当然会犯众怒。
刘岱、张邈、鲍信、袁术、曹操、孙坚、王匡……你知道的、不知道的，纷纷起兵，共推袁绍为盟主，组织联军*董卓。
董卓应对的方式，无论如何我也接受不了。
他下令把洛阳城方圆二百里内所有的宫殿、衙门、民居等，一律烧尽，尽掘汉代诸帝坟墓，取出殉葬品，然后屠戮居民，然后跑到了长安……
跑到长安，董卓总算吸取了点教训，不再直接纵兵劫掠都城。于是，他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币值更迭——无字小钱。
初平元年六月（190年），到长安后仅4个月，董卓就下令融毁五铢钱、洛阳铜器，还有秦始皇收天下金铜铸造的铜人（12个被毁了9个），改铸小钱，即臭名昭著的无字小钱。
所谓小钱，到底有多轻，史籍没有记载，从现在出土文物来看，必定轻于2铢钱，不足1克，没有纹章、没有钱缘轮廓，简直就是破烂。
小钱问世，搞得长安一石米要3万至4万钱，实在是有点夸张。虽然三铢、四铢钱也是掠夺财富，但好歹还是钱币，而且朝廷要靠自身信誉推行。董卓小钱完全靠武力推行，这已经不是铸钱，是*裸的抢劫。
第二章 西汉的财富（7）
当掠夺超过被掠夺者的生存极限，就会转而掠夺自己的同伙，很快董卓以小钱支付军款。貌似强大的统治者，真正失去民心时，军队会放下屠刀，甚至会掉转刀口，因为军队和他的支持者本身也是被掠夺者。
董卓的下场当然是罪有应得，最终，曾经支持他的手下（吕布、李肃）干掉了他，“吕布戏貂蝉”就是在这段历史上演绎出来的。
很难明白，董卓为什么如此裁度国家政事，喜欢用明抢的方式往自己腰包里搂钱。如果董卓只是一个土财主，他最多也就为害一方；如果他是一方诸侯，最多也就祸害一个地区；很遗憾，董卓是当权者，要祸害全国。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拜《三国演义》所赐，京剧把曹操也塑造为一个大白脸，还有，看《三国演义》的人远比看《资治通鉴》的多，所以人们一提到曹操，总的感觉是这个人不怎么样。
不过，罗贯中太高看曹操了，无论前期的吕布、刘表、袁绍，还是后期的刘备、孙权，基本上没有人听曹操指挥。从历史事实来看，曹操也没有称帝，最多只是魏王，反而是《三国演义》倍加称颂的刘备率先自立为帝。
毕竟，历史科学和历史小说，不一样。
小说，对与错，善与恶，泾渭分明。因为，小说可以虚构，可以美化。
历史，不行。因为，历史是真实的。因为真实，所以残酷。所有人物，无论忠奸，都是集功罪于一身。无罪者，同样也不会有功。
曹操才出道的时候，正赶上董卓当政，也不容易。当时，黄河流域基本已经变成了屠宰场，不同的是，被屠杀的是苍苍蒸民。
186年，曹操为避免被董卓杀掉，“散家财，合义兵”，聚众五千人起家，10年经营，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这之后的历史，尤其是曹操曾说过一句“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至今仍被当做口实，被骂了两千年。
实际情况是，董卓死后黄河流域经历了近几十年混战，终于曹操统一了北方，居民可以修养生息了。
曹操本是下层士族，靠武功起家，虽然迎汉献帝，却不可能拱手让权。主政之后，他起用了大批寒门子弟，甚至“不拘微贱”，士族开始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是啊，要是都用汉室旧臣，要不了多久曹操就得被人拉出去剁了。
曹操是否废立汉献帝，其实与士族个人理想并无多大关系，但和他们的饭碗却有很大关系。虽然士族没有胆子跟曹*磕，但是，他们同样希望靠近皇权中心，与其说士人拥戴汉室，毋宁说希望以此向曹操交换。当然，个把人表现有点过头，被曹操拉出去砍了，也不是没有。
小时候听袁阔成讲《三国演义》，经常听到诸葛丞相屯田，实际上，屯田最成功的是曹丞相。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曹丞相在屯田过程中禁止士族兼并土地最为彻底。
屯田，是因为有流民。流民，即流离失所的人民。没有任何牵挂，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过明天，一旦活不下去，就会成为乱民，也称，农民起义。
汉末军阀混战之后，留下了大量荒地，而士族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来耕种土地，他们同样没有足够的农民。兵戈熄灭后，流民也希望安定下来，如果没有一个强势者给流民分配土地，荒地就会集中于士族之手，也就是所谓的“土地兼并”，这往往又是乱世之源。
曹操不希望这样，屯田，有两种方式，或招募流民耕种土地，或直接分给军队耕种，至于士族，一边站。
第二章 西汉的财富（8）
在某种程度上，骂曹操的话应该反过来说，他才是真正的汉室功臣。
蜀、吴两国也实行屯田政策，但是很不成功。因为，他们没有禁止豪强兼并的土地。《三国演义》常常描写百姓跟着皇叔刘备逃走，现在看，恐怕跟着皇叔逃命的不是百姓，是豪强。百姓不可能自备干粮陪皇叔一路逃到蜀汉，那得吃多少粮食啊，皇叔家也没余粮啊。
三国鼎立之后，曹操以及后来的魏国并未铸币，一直使用五铢钱。
这倒不是因为他忙着出去砍刘备和孙权，主要是战乱中人们都快饿死了，哪有剩余用于交换，既然有五铢钱就先凑合着用吧（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三国期间，很多地方已经退化为自然经济，但在曹魏统治地域，除了偶尔对付诸葛亮，还算太平，农耕恢复、货物再次流通，甚至“通胡市”。
倒是备受称赞的刘备，在蜀汉搞了一套复杂的货币系统，无字小钱、半两钱、五铢钱、货泉、直百五铢（“直”字通“值”）……其中“直百五铢”是一种虚值货币，当一百枚五铢钱用，重量当然比一百枚五铢钱轻很多，以此作为搜刮手段，因此蜀地“物价翔涌”。
与曹操相比，诸葛亮也不是《三国演义》中那么神机妙算，现实中，他甚至有祸国殃民之嫌。魏、蜀、吴三国鼎力，蜀国最弱，从地势上看也应该采取守势，诸葛亮却五次北伐（并非《三国演义》中所谓的“六出祈山”，五次北伐只有两次出了祈山），耗尽了国力，本人也死于征途五丈原。
220年，曹操去世。
总结前辈经验，其子曹丕终于在施政过程中承认了士族特权，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即按照士族地位分配官位，并在经济上予以优待。曾经拥戴汉室的士族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曹丕顺利成为皇帝。
亲之如兄，字曰孔方
265年，曹操的曾孙曹奂被司马炎逼迫退位，当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就这么对付汉献帝，如果曹操地下有知，没准能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无论怎样评价，265年，司马氏晋王朝终于建立起来了，史称西晋。
晋朝是一个很奇怪的朝代，因为，自己没有铸币。没有铸币也没关系，理论上，可以像魏国一样使用汉代旧钱，或者使用东吴、蜀汉旧钱。虽然没有货币，但司马炎经济意识很强，照样很能搂钱。
司马炎主持编纂的《晋律》规定，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判什么刑，不仅因为你犯什么罪，还要看你出多少钱，司马炎大概是第一个明文规定可以用钱赎罪的中国皇帝。当时，鲁褒作《钱神论》讥讽世风，“钱之为体，有乾有坤，亲之如兄，字曰孔方。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
至于手上的官位，当然也是司马炎牟利的重要方式。
一次，司马炎问国子祭酒刘毅：
“你觉得汉朝哪个皇帝能跟我比？”
司马炎满心希望答案是汉武帝或者汉光武帝，但刘毅的回答让司马炎很失望，曰：“桓帝，灵帝。”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把皇帝比作“桓灵”，等于骂人是乌龟王八蛋。刘毅还不过瘾，又强调了一下：“还不如他们，桓帝卖官，收入归国库；你卖官，收入归自己（桓、灵卖官钱入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不对。
司马炎爱钱，但还没到董卓的份上，否则也不能开国称帝。司马炎不是糊涂蛋，卖官搂钱，另有深意。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西汉的财富（9）
汉末、曹魏时代，长期的割据征战耗尽了秦汉以来的皇权势力，富豪重新获得了地方的统治权，随着“九品中正制”确立了士族地位，西晋时代表地方豪门的士族已成气候，农民依附士族就可以不缴税。就连司马懿本人都自称“诸生家”，而且娶士族高门之女杨氏，以提高自身门弟。以司马炎的实力，灭三国尚且费了牛劲，直接屠戮士族根本不可能，皇权还需要依靠士族势力维持自身统治。但司马炎也不可能看着士族势力挑战皇权权威，他拿出的办法就是削弱士族经济实力。
一定要打击士族。
汉朝七王之乱历历在目，显然封同姓为王对皇权的挑战也是很强的。不过，这个时候司马炎还顾不上这些，他要靠同宗同族打击士族。于是，司马炎一反秦汉以来的皇族虚封制，恢复封建，封皇族近亲为国王，希望培养皇族对抗士族。同时，在中央政权，重赏皇族压制士族高门。
士族不全是白痴，看着自己的利益一步步被蚕食，当然要抗争。
斗争在司马炎帝位继承权问题上爆发了。
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一个绝顶的白痴，快饿死的时候“何不食肉糜”，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伪命题，就是司马衷提出来的，而且绝对原创。
司马炎想废掉司马衷，皇后杨氏坚决反对，理由是必须立嫡立长。
杨氏根本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所以要立司马衷，是因为他太蠢，即位后她可以由皇后升格为太后，当家做主人。再次重申，杨氏，是司马炎为了提高门阀从士族高第中娶回来的。
司马炎VS杨皇后＝皇族VS士族。
司马炎临死诏司马亮辅政，不过杨氏将遗诏改为杨骏（杨氏之父）辅政。第一回合，士族胜。
白痴司马衷终于登上了帝位。士族当政时代开始了，世界变得一团糟。
司马炎分封的皇族终于显现出力量，汝南王司马亮在新皇后（贾后）支持下杀掉了杨骏，并重掌朝政。在政治舞台上，永远没有真正的盟友，昔日同盟今天可以兵戎相见。灭掉杨氏之后贾后和司马亮开始了新的斗争，皇族不甘心自己在朝廷失势，元康元年（291年）司马亮发动了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
这不是一本战争史，所以没有记载八王之乱的征伐，大家只要知道士族和皇族的势力同时被兵锋涤荡，晋朝的实力在战乱中衰败、衰败、再衰败，直到北方游牧民族趁势而起，终于酿成黄河流域的五胡乱华、异族十六国混战。317年，司马家族被赶到江南，司马睿在江南称帝，史称东晋。
在上述图景中，根本看不到商品流通、经济演进，曹魏以来仅存的一点建设成果被挥霍殆尽，中原大地曾经叱咤风云的秦汉帝国，到了西晋竟然连货币都混没了。
第二回合，皇族、士族全部完败。
南宋两场货币辩论赛
东晋、南朝（317—589年）中国南方先后出现5次政权交替，除了梁武帝萧衍在位期间的侯景之乱，基本都是取代者具备绝对优势，南方没有因为统治者更迭出现大规模械斗，因此南朝的经济和商业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即使如此，仍然以谷帛实物交易为主，到那里做生意都得背一堆粮食、布匹。没法子啊，兵荒马乱的，没实在东西没人信你。
无论现代学者怎样斥责当时的统治者穷兵黩武、掠夺农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商人或者团体比统治者更有信用，虽然统治者本身确实不怎么有信用。鉴于统治者还有信用，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终于开始再次铸币（四铢钱），统治者虽然也是强盗，但这个强盗实力相对强一些，信用实在是比大家好，用四铢钱总比背着粮食布匹来回乱跑好。
第二章 西汉的财富（10）
刘义隆比较厚道，说铸四铢钱，就是四铢，一点没偷工减料。不过，除了四铢钱以外，当时使用的还有前朝所铸五铢钱。
四铢钱与五铢钱哪个更贵？针对这个问题刘宋王朝开展了两场辩论。
辩题：一枚五铢应该当两枚四铢用吗
正方辩手：刘义恭，职务：王爷；沈演之，职务：京都卫戍区司令员（中领军）。
反方辩手：何尚之，职务：内阁副总理（尚书令）。
现在由正方辩友陈词。
刘义恭：东晋以来，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尤其是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现在需要中央政府出面扩大货币发行量，如果五铢钱值两枚四铢钱，那中央政府既不用费铜，又可以扩大货币发行，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结论：一枚五铢钱应该等于两枚四铢钱。
现在由反方辩友陈词。
何尚之大概是中国第一代货币数量论者，他在辩论中提出：一国货币数量并不改变商品多少，货币数量仅仅改变商品价格。如果一枚五铢钱当两枚四铢钱用，现在民智未开，你弄两种货币出来，群众分辨不清，多种货币同时流通会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举例说明，王莽的28种货币就很离谱，最后因此亡国。
结论：一枚五铢钱不应该等于两枚四铢钱。
辩论会结束后，主持人刘义隆宣布：正方辩友胜出，在他的地盘上一枚五铢钱可以当两枚四铢钱使用。
平心而论，刘义隆没有铸不足值货币，因为五铢钱也不是他铸的，所谓五铢钱是前朝发行的铸币，他没有从中捞到好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五铢钱多在富户手中，当然富户以刘义隆为代表。突然宣布改变币值，拥有五铢钱的人的财富立刻增加了一倍。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这时候坐皇位的是刘骏。此时，经历了刘义隆创造的“元嘉之治”，南朝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货币流通更为普遍。
第二场辩论赛发生了。
辩题：货币可以私铸吗
正方辩手：沈庆之，职务：高级军官（始兴郡公），学历比较离谱，他是文盲。
反方辩手：颜峻，职务：省长（丹阳尹）；刘义恭，职务：王爷。
正方辩友沈庆之首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沈庆之大概是第一个原市场教旨主义的文盲经济学家，居然在辩论中提出有指导的自由铸造劣币，就是说：铸造不足值铸币，应该在官府指导下铸造，官府要收30％，原来流通的五铢钱、四铢钱统统由官府存放。如果放开了私人铸币，铸币发行量会猛增，也不用愁没铜了，市场一定会更加繁荣。鉴于以上理由，可以有指导性地私铸货币，比如二铢币。
结论：货币可以私铸。
现在由反方辩友陈词。
正方辩友的观点是错误的，解决财政困难的关键是截流，比如皇帝刘骏的选美问题就不能搞，要增加铜的供应，首先应该考虑没收民间铜器，不是铸造不足值的铜钱。至于自由铸造二铢币，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馊主意，断不可行（于官无解于乏，而民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靡碎至尽）。
结论：货币不能私铸。
很遗憾，虽然刘骏没有相信沈庆之，这个馊主意后来还是被宋废帝刘昱采纳了。刘昱允许民间私铸货币，并非不靠铸币搂钱。刘昱宣布，铸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