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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财政更不是一回事。当西班牙王室暴富的时候，西班牙却未尝有机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在西班牙后来与英国的争霸中，这种方案引发的缺陷就更显露无疑。
对于英国而言，新兴的富裕市民们对于他们冒险得来的财富分外珍视，对于任何可能对事业造成损害的威胁，都绝不会坐视不理，换句话说，他们绝不希望有任何人来剥夺、侵占他们的致富权利。而西班牙的民众并未在海外贸易中得到多少好处，对于捍卫王室的海外利益，自然也就缺乏热情。
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西班牙与英国的冲突爆发之后，由英国民众所构成的武装力量，对西班牙的海上贸易、海上探险构成了最主要的威胁，而西班牙王室却不得不将掠夺来的财富用在军事领域，招募大量的雇佣军来进行战争，最终的结果也自然可想而知——在著名的“无敌舰队”灰飞烟灭之后，西班牙便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此后或为*人侵扰、或为法国占领，大国地位一去不复返。
从这一段历史之中，我们不难发现的是，西班牙在掠夺来大量金银贵金属之后，成功地利用它增加了本国的货币投放量，为市场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贡献，这种将不同空间中的财富集中使用的手法，堪称资本化的典范，而这也正是西班牙在16世纪称雄于世界的原因所在。
然而，对于一个国家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仅是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是远远不够的，无论其货币保障力多强，其货币可投放量有多大，都将会面临一个有限的高度；况且，这种货币上的资本化，对于民生尽管有帮助作用，却并不会实现“藏富于民”的目标。因此，在实现“国富”的终极目标过程中，资本化只是手段之一，想要让民众实现富裕，就必须用更先进的金融技术，将蕴含于民间的财富调动出来，实现增值。
这种技术上的操作，看似仅仅停留在金融层面之上，实际上，对于像国家这种规模的经济体而言，决定其是否能够持久繁荣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套先进的金融手段，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将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继续我们的探讨。
金融治国之道：封建王朝的财政危机（1）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无不遵循着由盛到衰的规律，立国之初百废待兴，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与发展之后达到全盛时期，随后逐渐没落，最终转向衰亡，无论汉唐五代，还是宋元明清，概莫能外。
如果我们的所知再多一些，就会发现这些封建王朝的财政状况，也完全符合这样一条“上凸型”曲线，在王朝建立之初，财政上总不免捉襟见肘，随后经过积聚期而实现国库丰盈，随后则进入衰减期，开始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日益吃紧的财政危机表现为巨额赤字，最终使国家的财政系统崩溃，王朝也随之覆灭。
通过我们从书本上得到的常识，造成财政危机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国家统治阶层的*——在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以励精图治为最大目标，自然无法容忍政权内部所存在的*现象。
以明王朝为例，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立国之初，便亲自下令制定了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其中明确记录了关于官员贪污案例的处决结果，随之阐述了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传，以便令官员读之后自律，民众读后自发检举*。
然而，即使是像明王朝这样下了如此大决心，如此大力气，如此精确的措施，威力如此猛烈，也始终无法根除政权内部所出现的*现象，以至于朱元璋在死的时候咬牙切齿，留下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感慨。那么，像其他王朝就更不用提了，随着它们政权专制程度逐渐增大，其内部成员的权力也越来越缺乏约束，贪官之多，就连“野草”都难以形容了。
诚然，权力失控所带来的*现象，的确为历代封建王朝带来了覆亡的制度性因素，然而假如我们转换视角，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就必然会得到全新的结论。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财政体系无论多么庞大，其基本构架仍然不能摆脱“收”与“支”这两大部分，所谓的收，指的就是政府的各项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田赋、工商各税、户税等领域，简单说就是入手的财富；反过来，所谓的支，指的就是政府的各项财政开支，主要集中于国防费用、战争费用、政府及皇室开支、公共事业建设等领域，简单说就是出手的财富。
入多出少，政府的财政就有富余，入少出多，政府的财政就要出现赤字，难免捉襟见肘，所以无论是哪一朝代的国家管理者，都希望政府的财政状况呈现出前一种形态，尽量避免入不敷出的情形出现。
不过，事情并不能总是尽如人愿，每年的收入总是会遵循一个定额，大致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水平线上，而需要支出的财富却存在着许多不可预计的因素，比如地震、洪水、旱情等天灾、叛乱、起义、外敌入侵等人祸、这些无一不会导致政府当年的财政支出呈现激增的态势，财政状况就难免拆东墙补西墙，就难免要节衣缩食，甚至于干脆寅吃卯粮，选择透支税收的方法度过难关。
为了应对这样的状况，为了规避财政上可能出现的危机，历代王朝的主政者莫不想方设法，以种种方略来为未来做铺垫，而将这些方略归结起来，无外乎“开源”、“节流”两大分支而已。
所谓的“开源”，意指扩大财政收入，在这方面，封建王朝最常用的手法无外乎加大税赋额度，新增税赋名目等等，在这件事情上，皇权总是会与官僚体系取得一致认识，而当这两种本来相互制约的权力合为一股时，就再也没有力量能够阻止它们，增加税收也就不再困难。。 最好的txt下载网
金融治国之道：封建王朝的财政危机（2）
不过尽管如此，却不代表税赋可以永无止境地增加，否则也就不存在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了。原因就在于尽管增税的权力虽然没有限制，但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却是有限的，以无限的权力来对有限的承受力进行要求，其结果必定是使广大民众难于承受，最终激发广泛的反抗情绪，引发大规模民变的发生。
正因为如此，比起前一种方法，封建王朝更乐于采用的方法是“节流”。
所谓“节流”，顾名思义，我们总是会下意识地认为就是“省钱”，就是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就是杜绝一切浪费，无外乎集中在一个省字上。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全面，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除了“省钱”之外，节流还存在着另一层面的含义，这就是“存钱”；纵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论其规模大小，时间长短，无不有着“存钱”的传统——只要情况允许，只要财政上出现结余，国家管理者就会选择将这些剩下的财富储存起来，而“藩库”、“太仓”等机构，正是为国家储备财富的所在。
说了如此之多，那么究竟哪一种方法更有效呢？
答案是全部否定，如果这些方法确实有效的话，财政危机便不会出现，那些封建王朝也同样不会覆亡，实际上，无论是两种方法中的何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吃紧的状况。
那么，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个方法就是在货币上做文章，即选择大肆发行货币，发行大额货币，降低货币含金量、发行劣币等等，通过货币作为媒介，从民众的手中掠夺财富。然而，这样的方法尽管会在一时之间迅速聚敛财富，却会产生一个随之而来的效果——货币购买力下降，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则更会导致大规模民变的发生。
历史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仍然要算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
我们知道，明朝在进入末期之后，在北部边境要面对蒙古部落的持续骚扰，东北部则要面对新兴女真部族的强力挑战，而在万历年间所发生的援朝战争，以及东部沿海持续不断的倭寇祸乱，更是加剧了其实力的消耗，最终使得明朝在面对大规模民变的时候，终于无力*以至于覆亡。
正因为如此，军事上的失败，被认定为是明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几十年来的史学界研究中，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定论。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明王朝在军事上的失败仅仅是表象，而蕴含在这个庞大机体内部的财政危机，才是导致整个巨人倒下的毒瘤。
根据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军事上危机重重不可怕，西汉王朝立国之初，既要应对匈奴人，又要腾出手来打败七个诸侯王的同时叛乱，仍然能安然过关；清王朝康熙年间，面对三藩之乱与台湾郑氏父子的大举进攻，也得以获得胜利，延续寿祚。
所以这样看起来，最可怕的不是军事上的危局，而是面对这样的危局，毫无能力去着手解决，这种能力既体现在对形势的判断与把握上，也体现在对军事计划的保障与供给上，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国家在危局中的软实力的话，那么后者就可以称之为硬实力。
那么，明王朝是否具备这两大实力呢？前者属于史学范畴，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只在财政层面上论证一二。
按照《中国财政史》上面的说法，早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时候，国家财政年收入仅仅为四百万两白银，而每年的支出却已经达到了四百五十万两，而这时距离王朝最后的崩溃，还有四十余年的时间。
金融治国之道：封建王朝的财政危机（3）
央视热门节目《百家讲坛》在前一段时间，推出了一部《风雨张居正》的专题节目，通过节目我们了解到，张居正在执政期间，在经济领域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由此为沉疴遍体的明王朝带来了焕然一新的面貌；而在此时，这一次改革刚刚结束，明王朝的中兴局面也还尚在维持之中，然而即使是在这种居恒无事、四海升平的情况下，财政尚且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那么当国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其后果难以设想。日后曾有财政史专家专门研究过，如果能够让这种局面*持十几年的话，就足可以保证明王朝的财政状况逐渐好转，消化掉所有的财政风险，实现全国战略的稳定。
可惜，上天并没有给明王朝这样的机会。
说到底，上天并不是无形的存在，它正是当时的政治形势。
就当明朝君臣尚沉浸在“中兴局面”所带来的一团和气里时，全国的民众情绪已经呈现出沸腾之势。而在此同时，来自辽东地区与女真族的战事，就更加令局势变得雪上加霜。
或许在当时的外族看来，此时的明王朝仍然是一个拥有强大实力与疆土的庞大帝国，它仍然控制着亚洲大陆上最大的一块版图，拥有数个属国，俨然不可一世。
然而，看上去规模惊人，实力惊人的大明，其实缺的只有一样，那就是钱。
想要维持这个巨大帝国的正常运转，想要将与女真族的战争进行到底，或者说保证抵御女真族的不断进攻，都是需要来自财政的强力支持。而事实上，明王朝绝拿不出这样庞大的一笔钱来保证年度正常运行。
于是，这就相当于宣告了明王朝的命运——看着一大四大，实际上却病入膏肓。
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为了应付北部的战事，明王朝开始逐步增加赋税，然而这些新增的税额，却并没有对财政状况形成缓解，到1628年崇祯帝即位的时候，其财政赤字仍然维持在116万两的巨额之上。已有的税赋收入，在时间上的迟滞与程度上的不足，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财政的渴求，于是，为了把这块亏空补上，已经无计可施的崇祯帝又开始在田赋上做手脚，尝试着将已加9厘的田赋再加3厘，实现165万两的财政增收。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这种不断加税的行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的不堪忍受，由此带来的民变已呈风起云涌之势，更使得军费飞速激增，如果一任这种情形继续发展，势必会令民众更加激化，于是，为了暂时缓解这一势头，朝廷开始拖欠军饷等应付账款，仅到崇祯元年，所拖欠的军饷就已经达到了520万两之巨。
我们知道，在尚未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时代，军人服役的全部目的就在于获取银米以养家糊口，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这份报酬更是以生命为代价来获得的，其对于军人的意义之重大，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想象的。
现在，当国家开始拖欠军饷的时候，无疑意味着对军人心理上的沉重打击，于是，在*民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兵摇身一变，投身于起义的阵营之中，将本已糟糕的形势变得更加恶劣，到了崇祯十一年之时，由于战事上节节失利，使得明王朝已经陷入了“不集兵无以平寇”的军事危机之中。
集兵，就要养兵，就要给军人发饷，就要为军队提供补给，可是钱又从哪里来呢？颇有雄心的崇祯帝在将所有可能的办法尝试了一遍之后，明王朝的财政困境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崇祯11年之后，户部几乎已经没有新进的收入，庞大的帝国开始面临着“无饷以饱兵”的可怕局面。这时候，再次加税增赋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方法，于是，崇祯帝只好再次“从善如流”，批准加派280万两的新税。
最后的发展一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明王朝最终在内外交困之中陷入崩溃，无论在理财领域如何运作，都无从改变其最终的命运。由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证明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硬实力，其实是明王朝根本不具备的，而其遭受灭国之灾，也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历史真的就是这样简单的规律吗？
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中，众多国家的君主、国家的管理者似乎从来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为财政增收的机会，然而这也导致了无数丝毫不知节制，不知与民休息的政府出现，从而造成他们习惯于将突发的财政开支一次性分摊到民众头上、造成他们乐于转嫁财政危机而丝毫不留后路。类似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这样风格的金融政策，一次次地出现在浩繁的史卷之中，构成了一个又一个悲壮的历史结局。历史学者谭伯牛在论及这一点时说：“贪风炽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却不察隐患。”
想来这里所说的“贪风”，所指内容更大程度上应该归属到糟糕的金融政策，而非官僚体系的集体品质。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皇权思想在隐隐作祟，认为由皇帝、由国家出面，向民众借债来缓解财政危机、支持发展的做法实在是有损君威，却忘记了这种金融化理财方法的优点——只要国债期限足够长，就足可以将一次性的开支分摊到许多年中，让每一年的压力都降低到最小，让民众的负担大大减轻，而其在财富上带给民众的回报率，则更是会促使民众热衷于此，令政府的融资借贷变得更容易。
历史，的确蕴含着固定的规律，历史更是一场不可违背规律而行的游戏，然而，历史的规律却是可以自行选择的。所有的结局或命运，其实都在最初的选择中，被确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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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伞和秘鲁楼（1）
看一下这个标题，你是不是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看似驴唇马嘴的两样东西，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
但是，这两件东西，还真的有内在的联系，闲言少叙，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伞”的由来。
社会学者何博传曾经在其著作《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过这样的一个有趣现象：在1983年的中国，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叠伞，但是惊讶地发现，这把伞竟然是从上海运到香港，又转回深圳的。这些上海人对此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比在上海买要少花几块钱，而深圳人对此也很高兴，因为他们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同样也很高兴，因为他们同样赚了几块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个问题，我们要留到一会再来回答。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调查，提供这个调查结果的不是外人，就是在第一章里绞尽脑汁为我们替资本打比方的索托先生。
在索托的调查中，有这样一组数据特别有意思：
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拥有不动产价值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世界上20个最发达国家主要股票市场里，全部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而这些民众所拥有的居民储蓄量，则相当于1945年以来，世界所有外国援助总和的40倍！
按照我们的印象，发展中国家其实就是穷国的代名词，国家穷，老百姓自然也富裕不到哪去，不过，从索托先生调查的数据来看，这些占据了世界上80％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有的地方饿殍满地，但是却不是一无所有，甚至可以说相当富有。
怎么样？这样的情节是不是能让我们联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可是有人又要问了，一边饿的奄奄一息，一边把肉包子藏起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恐怕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接着看索托先生的调查。
在索托先生进行的调查中，他将注意力放在了最真实，最容易观察的房地产上。原来，在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里，穷困民众所建造的房子，基本上是独立在法律之外，不被政府所承认的。
由于法律的种种限制和障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穷困民众，往往采用各种办法规避法律制度以建造房屋，比如说，秘鲁的许多贫民楼区的来历就很有意思，先是由民众组成农业合作社，从土地的前任所有者手中买下土地，然后再把它转化成居民区和工业区。因为在法律上，谁也没有简便的方法来改变土地所有权，于是这些国有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就会非法把土地分成小块，由私人拥有使用权。
同样的，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比如说，在埃及首都开罗，那些住着四层公共住房的居民，就会选择在楼顶上非法地加盖三层公寓，然后把公寓卖给亲友和刚从农村迁来的移民。
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也大有存在，在许多城乡结合地带，许多集资自建小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受法律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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