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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掌控的资源再少，终究是可以按照自身意愿来进行。把全社会的财富资源集中起来，却严禁民众再染指其间，将这种前后的反差进行对比，一种不满的情绪立即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正常的谋利之路被堵死，民众在逐利思想的作用下，极有可能开始寻求非法的途径，为了零碎的点滴利益而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更严重的是，民众很容易国家产生了对抗性心理，这种心理作用于民众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因为利益而结合，形成了一股与政府相对立的力量，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我们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市场经济的历史传承
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民间资本的成长，有着历史性的传统；也正是因为如此，任何无视于这一点，尝试着对民间资本进行打压的政府，在实际上都代表着一种倒退。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和习惯的。如古代商朝人就具有明显的经商传统。而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商”的原因。
传说中商朝的先王亥，曾经亲自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有易氏的地盘经商，结果被有易氏杀害，从一个侧面，这段故事正说明商部落首领已经开始参与和控制商品交换的活动了。而当商朝建立后，随着商王朝的势力的逐渐壮大，商王室和奴隶主贵族非但没有停止经商的行为，反而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参与商业活动了。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或交换提供的产品就越来越多了。这时取得了国家权力的商王和奴隶主贵族，也已不像以往的部落首领那样，赶着牛羊亲自参与交换活动了，他们将交易的具体事务交给了奴隶管家，以及诸如“小臣”之类的官员来进行具体负责。
而当时代进入到商朝末期后，商品交易市场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商王朝的统治者在营造宫室的同时，也在其中划出专门的九块区域，作为商品的交易市场，而那位辅助周武王夺取天下的姜太公，在发迹之前就曾经在肉肆、酒肆上做过生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人们对经商的重视和普遍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而当时代进入到周朝之后，统治者在对远在卫国的殷民进行教育时，更是在鼓励他们在专心种植粮食，勤勉地侍奉父辈的同时，不忘牵牛赶车，到远处的地方去从事贸易。
由此而见，到了西周晚期，商业活动已经深植民心，私人工商业也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家的统治者，非但不对工商业的发展进行抑制，反而实行“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利器”的政策，以便坐收物资流通的便利，加快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
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当某一个诸侯国的工商业发展得较快时，其国力确实强盛得要比其他诸侯国更快一些，楚国刚刚搬迁到江汉地区时，其国境内还是大片大片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荒野，而当其国境内的工商业迅速崛起的同时，其国都也就成为了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了。
民族的自我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如何能在这一“外患”的条件下处之泰然，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家能否拥有一套妥善的经营学说。
然而在国家经营这个问题上，所涉及到的是非并不多，涉及到的利害却不少。
属于道德范畴的是非立场易于取得一致，但经济行为中的利益调整，却多不过是社会各阶层的博弈与合作，这种利益的调整本身就决定了冲突与争论在所难免，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始终面临着对诸多的经济学命题的痛苦思考之中。
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硕果仅存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在这样的文化之下，对于政府的迷信与依赖，对于威权的崇拜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至政府，下至民众，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一种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当这种欲望与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时，便会酝酿出一场政府与民众的利益争夺。
相对于政府而言，民众无疑是弱势的，原因就在于在签订社会契约之初，政府已经得到了民众所赋予的权力。于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为了保证能够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一个丰收者的角色，权力就被用度为经济制度，将各个市场、各个行业乃至于整个经济框架，都变成了政府利益的寻租场。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在“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论调中踟蹰难行；于是我们看到，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之间变得异常强大；于是我们看到，国有企业对于山西煤炭企业的收编、山东钢铁对于日照钢铁的强行并购，看到健力宝、华晨这些熟悉名字在“国有”的名义下黯然退场。
当一个政府以强势面目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的时候，无疑意味着民众的悲哀，更是整个国家经济的悲哀，恰如寻租理论创始者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所论述的那样：
〃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
旨哉斯言，然而，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它的国情、它的制度、它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一应面貌，都来自于历史上这个民族的自我选择。假如我们无从意识到这一点，那么相信我们在这本书中所期盼的进步，便绝难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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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金融化就没有现代经济
正如资本化是把某种产品变成资本，可以定价和交易，从而促进了市场的形成和分工的深化一样，所谓的金融化就是把某物变成金融商品的过程。
这种东西可能是土地，也可以是资源、是财产、甚至是未来的预期收入，由此，某物的所有权和分配权都得以界定，可以拿来用货币进行定价，可以被拿到市场上交易，可以按揭付款，以便把一次性大额开支进行分摊，也可以抵押、可以贷款，可以运用杠杆，甚至可以通过票据化、证券化的手法，将未来的收入提前变现，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还可以利用未来的收入流进行投资，通过这个过程衍生出更多的投资品……
在我们前面的讨论中，知道了金融化可以在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方面发挥作用，实际上，这仅仅是其在资本领域的效力而已，在其他方面，金融化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通过消费领域的金融化过程，我们可以利用信贷方式，提前过上幸福生活，在最需要财富支持的时候获得财富；而在未来的收入流变现之后，我们还可以利用获得的财富来进行投资，实现财务自由，为未来的生活做好保障。
从大的方面来看，通过金融化的努力，企业可以更快地募集到更多的资本，从而实现快速发展，产业可以通过更多的资本，实现有效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
无论是英国的海外贸易，还是美国的科技创新，都为国家带来了异常强大有利的经济推动力。不过，假如我们只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找到发展的实质。
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英国海外贸易创立的根基，是由民众组织起来的股份制公司、债务、保险与银行，而美国在20世纪里红火一时的科技创业热潮，从表面上看上去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但假如没有以股票为代表的风险资本投入，这种科技创业是绝对难以为继的。
这么看起来，真正决定了发展的因素，实际上是以金融业为驱动的资本，在一个发达、活跃的股票交易与股权、期权、国债融资市场中、资本很容易被乘数效应所影响，发挥出令人吃惊的威力。
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化这一过程的存在，那么就不会有消费需求的扩张，也就不会有企业为了满足消费需求、通过金融化工具加速自身发展的可能，就不会有为了满足企业发展需求而形成的金融市场，如此繁荣的现代经济也就更不可能出现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倒不如说是金融化的过程打造了现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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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本质
金融的开始，始自于货币的出现，比较早的货币是龟壳，后来改用了贝壳，夏王朝时代用黑色的贝壳做为货币，而周朝则选用了紫色的贝壳做货币，无论是黑色的贝壳还是紫色的贝壳，都是比较稀缺，不太容易找到的，这是货币的稀缺性规律在起作用的原因。。
货币除了稀缺性之外，还必须要有稳定性的特定，无论是黑色的贝壳，还是紫色的贝壳，都满足不了货币的这个特点。可以想象夏商周王朝时代的有钱人走路时手捂胸口，小心翼翼的样子，一旦不小心被石头绊上一跤，怀里的贝壳就都摔成了碎末，有钱人就立即变成了穷光蛋。
于是铜钱与刀币就出现了，这些金钱之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摔不碎也砸不烂，从此消费者就安下心来，再也不用担心只是摔一跤就摔光了全部的家当。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金属货币虽然解决了稀缺性的稳定的问题，但是它的重量却决定了这是一种注定无法大量携带的货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出门旅行要带上一堆极重的金属，那么一方面在外的时间不可能太久，出行的距离也不可很远，而另一方面，也为资本的跨地区流动设置了障碍。
这样一来；质量更轻，面额更大的纸币就出现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远比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先进得多，以至于马可波罗在公元13世纪抵达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人认纸为钱的行为感到异常惊叹。
用纸币来替代金属货币，是金融化途径上的一大步，因为假如我们对货币的本质有一定的了解，就会对这一点有着清晰的认识。其实，通常被我们看做“钱”的货币，也是金融证券的一种。因为它既是用于交换的通货，又是跨空间、跨时间的价值储备与价值载体，它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也能够让人们将眼前的价值储存起来，在未来需要的时候换回相应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看，货币是一种可以在空间与时间上实现价值交换的金融契约，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金融票据。可以说，货币的发明与发展，对于金融化来说，实在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尽管如此，货币仍然有着无法逾越的障碍，即使是质量更轻，面额更大的货币，在进行大宗商品的交易时，还是无法彻底解决携带与储藏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支票、汇票等金融票据就随之而生了，无论行走到哪里，只要手持授信机构给予的票据，便能够在异地实现通存通兑。类似于这样的金融技术，更是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将未来资本变现的能力。
然而，当中国的金融化进程行进到这一步时，也就随之停滞了下来。这也就是说，中国的金融创新只停留在了货币阶段，和其他国家提到“金融”总是能联想到股票、债券、其他证券市场不同的是，在中国提到“金融”时，我们能联想到的话题就只有货币和货币政策了。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别，原因就在于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经历的都是货币一类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发展，类似证券、债务一类的金融技术，却绝少在中国的经济史上发生，正是这种情势的存在，才使得直至今日，类似于证券或者金融契约的技术都没有真正地发达起来。
在这方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假体的理财投资组合方式。
根据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对50个大中城市假体的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中国家庭中，共有的流动资产投资在银行储蓄账户上，有集中在股票上，集中在国债上，在各类保险上。尽管今年来这一比率有所变化，但是依然改变不了储蓄率超高的这一现实。
比起中国家庭，美国家庭的理财投资组合方式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来。
根据调查显示，美国家庭有的流动资产投资在银行储蓄账户上，有①集中在股票上！另外有是债券比例，在各类保险上。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国两国之间，中国民众的资产结构还停留在储存货币的阶段，而美国民众的资产结构则倾向于股权型投资，这种差别的存在，固然与金融的总体发展水平有关，但是假如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欠缺有关。
中国自从在90年代初期试行股市之后，其颠沛与疯狂程度，就使得其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资本市场，而与其大概同期出现的债券市场，本来有希望接替这一重任，然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特定的时机，使得这一市场的命运也呈现出一波三折的面貌，更是无缘于现代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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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退离场的教父（1）
说到这里，发生在十几年前中国金融市场中的一桩故事，就很能反映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绝不是由某些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偶然，相反，这桩故事的起因、过程、结果、乃至最后的影响，都衬托出当时中国在金融业上的曲折与无奈。
管金生，这是一个曾经辉煌的名字，如果说现在的中国股市存在巨头的话，那么他一定要算是这些巨头的鼻祖，而他所统属的万国证券，早在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时，就以三大券商之一的身份成为了中国证券市场中最早的参与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设中，其交易规则、设备、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由万国证券一手操办；深沪两地的异地交易也源自万国首开。这样看起来，如果说万国是中国股市的缔造者也丝毫不为过，在一段时间内，万国证券甚至持有国内上市公司70％的A股交易量和几乎全部的B股交易量。
正因为如此，管金生也由此获得了一个颇有另类色彩的称呼——中国证券教父。其对证券市场的策动与影响，尽在这个称呼中显露无疑。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一场暴风雨却在1995年降临在这位“证券教父”的头上，引来这场暴风雨的不是别人，正是管一手为之。而这场暴风雨的契机，则发端于国债市场。
按照我们的分析，国债是一种一种非常理想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形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国债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拥有最低的风险度与稳定的收益率，其成本之低，流动性之强，可信度之高，堪称名副其实的“金边债券“。
然而，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长期的政府行政摊派，使得中国民众对于国债这种投资产品，并非报以热烈欢迎，而是持以观望甚至抗拒的冷漠态度，这就使得中国的国债市场始终萎靡不振。到1992年底，国库券的转让价格已经大大跌破其票面价值，一张百元面值的5年期券，其市场价格只有80余元，于是，在当时这种大环境下，中国在1992年开始尝试进行国债期货交易，而这也是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
这一招果然见效，政府开始不再为出售国债而发愁，而市场上的期货贸易也由此变得异常火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正昭示着一场暴风骤雨的来临。而暴风雨的到来，则起自于当年的一笔尴尬的三年期国债。
之所以说它尴尬，是因为一方面，这期代号为“327”的国债将会在95年6月到期，其的票面利息加上保值贴补率，可以让持有者的每百元债券到期兑付132元；比起证券市场的起伏难定，这样的回报率不可谓不稳定。另一方面，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就高达，加上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又一下子将“327”国债摆在了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上。
基于这样的情况，市场上的普遍看法是是，327国债的回报率实在是过低，正因为如此，从95年2月份起，市场上开始流传着一种说法，财政部将会再次提高保值补贴率，让327国债在6月份到期的时候能够以148元进行兑付。
面对这样如潮汹涌的传闻，当时的业界存在着两派完全不同的意见，后来成为“涌金系”领军人物的魏东坚持认为传闻属实，其依据就是当时的通货膨胀已成难以抑制之势，保值补贴也一定会继续，因此327国债的兑付价也会水涨船高。
而以管金生为代表的另外一派则认为，在当前投资过热的经济大环境下，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就是治理由投资过热所引发的通货膨胀，而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政府也不愿意、不必要这样白白支付巨额的利息，从而让财政压力变得更大。。 最好的txt下载网
清退离场的教父（2）
于是，在管金生的判断之下，万国证券、以及辽宁国发集团等大券商开始大量抛售327国债，以多轮做空的手法来操控资本；反过来，几乎全部的散户、中小机构都开始追随着中国经济开发信托公司疯狂买入，这种商场上的买卖双方，实则已经势同水火，成为了互相仇视的对手与敌人。
当资本场上的资金严重分流，彼此开始对冲的时候，买与卖就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行为，原本对政策预期的差异，对形势估计的不同意见，最终就演变成了市场上激烈的资金博弈。
然而，尽管此时的博弈双方都已经没有了退路，然而更为被动的却是管金生，因为这一次他押错了宝——在2月23日，财政部突然宣布提高保值补贴，而这也就意味着，“327”国债将会以元的价格进行兑付。在此之前，“327”国债的价格每涨跌一元，在万国的账面上就会有高达4亿元的盈亏浮动。正因为如此，对于万国证券来说，此战关乎其命运兴亡，无论如何都不能输，而对于管金生这样一个身膺“证券教父”盛名的风云人物来说，就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输。然而可惜的是，暴风雨最终还是来了。
当消息一经公布，“327”国债的市场价格就开始了激增，大批散户与中小机构，纷纷开始集体买入。相反，管金生的万国证券手中，却掌握了大笔的“327”国债期货合同，而这也就意味着，每当有新一轮的买单进入，都会带来市场价的上涨，而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