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者们纷纷结社成党，势力最大者，一派为主张渐进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为主张暴力革命的孙中山，两派虽有共同的敌人，但仍不乏激烈论战，或许也是争夺未来中国政治的道统。梁启超的思想难免深受砥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国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国历古之风俗与今日之时势，又采之而无弊者也。”1901年6月撰写《立宪法议》，一针见血地点破立宪与民权的关系：“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其事至易明也。”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5）
旅日期间，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倡言“破坏”，鼓吹排满，推翻清廷的专制统治，只为确立立宪制的政府。然而，1903年以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温和。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表明了他的心迹：“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认为中国不仅没有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甚至君主立宪也无法立刻实行，只能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
梁启超曾经精神抖擞地撰文向君主专制开火，一度极其崇尚民治，因为康有为说过，“为治者，官之为民治，不知民之自治之周也。故人之变法言治民，吾之变法先言民自治。”然而康梁两人都主张君主立宪。――改良派固然可为伸张民权而疾呼，但未曾触动君主权威，民权思想难免不会彻底。梁启超可以算是较早将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称之为“民本思想”的人物。显然，其源头可追溯到黄宗羲《原君》中所阐述的“君为民害”论、“民主君客”论和“万民忧乐”论。不过，后世学者尤其是新儒家认为黄宗羲的思想已经殊异于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等等旧民本思想，因而将其抬升到了“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高度――所谓“新民本”思想。不过，梁启超的确评价过黄宗羲“最有影响于近代者，则《明夷待访录》也”。
中国历来就有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传统，康有为、梁启超也难以脱俗。从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到梁启超“今欲改良民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康梁等人都提倡过小说，要用小说来纠正国民吸鸦片、考八股、缠小脚的恶俗。得知日本明治维新时也曾经利用过小说后，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将“小说”单独列为一部，与“文学”并列，并且提出“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康梁等人对小说的评价有了重要的突破，认为小说可以成为民众的“教科书”，能够起到经史所起不到的“教化”作用。经史的作用是“治国平天下”，康梁认为小说也可“治国平天下”，它可以将经史所载之“道”，用更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那些看不懂经史的人接受，这就是小说的功能。――梁启超等人视文学为工具，把文学当作政治传声筒的观念，极大地拖累了后来数十年的文学观。
孙中山：政治是“众人之事”
“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莽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孙中山
1830年代之后，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等观念随着传教士闯入中国，但却被国民视为海外奇谈，甚至异端邪说。整整70年后，始被主流文化认同。――这一非同小可的文化变革背后，是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们察勘西方政治的成果，特别是戊戌前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影响。
1840年代之后，以《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四大条约为始点，国家存亡危机日甚一日，传统文化已经捉襟见肘，国人的自卑心态愈来愈深，只有外借西方思想资源。鸦片战争刺激了魏源、徐继畲等人探求西方民主政治的兴趣，中法战争则激发了郑观应、王韬等早期改良派的立宪议论，甲午战争又催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改良的尝试，八国联军入侵更使孙中山高擎“民权共和”的大旗，提出了民权共和国的方案。――民权思想变迁的轨迹从改良推进到了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之时，康梁等人逃亡海外，汇聚到日本，秉持着他们一贯的立宪保皇宣传。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积聚在日本。改良与革命两派时常辩驳，展开笔战。清政府则被迫推行所谓的清末新政（1901－1911）――宪政民主。20世纪开端的中国，三方力量此消彼长，他们之间的角逐大致构成了清末民初的政治氛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6）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筹定宪法大纲，向宪政迈进；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走议会民主之路。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不过，政治考察报告、立宪奏章、变法建议，乃至章程、法律，都是梁启超等流亡者或留学生捉刀代笔的。
1905年，梁启超仍然还在推动他的君主立宪；1907年10月，他领衔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是中国政党史上的重要一笔。时人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知识阶层的结社在戊戌维新时已出现第一个高潮。进入新政时期，各种组织以及公开或秘密的团体，也乘清政府失控而崛起。羽翼渐丰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自行其是，###、结社、言论自由日益扩大。――新政时期至1927年间是自由度很大的时期，公民社会已见雏形。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各省咨议局联手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起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奏请速开国会。――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然而，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却仍然扭捏作态，坚持要到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宣布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稍纵即逝。
1911年，清政府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要收回各省的路权，而铁路公司和筑路权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无疑侵犯到了广大民众的权益。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触发众怒；而政府手中没钱，要借外债，顿时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群众保路运动汹涌而起，一举点燃了清帝国覆没的导火线。
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取代了清帝国。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毕竟在海外生活多年，他设计的宪法，除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以外，还增加了考试权和监察权两种权力，可算是别具特色的五权分立。现代中国把所有权与行使权进行区分并付诸实践的，孙中山是第一个。他的五权宪法设计时就坚持“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原则。人民的“权”就是权力的所有权，亦即人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种权力；政府的“能”是指“权能”，即权力的行使权，分别为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权力，由五个机关独立行使。
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民生民权。在孙中山看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对象是全体国民，而方式只是管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强调“民心就是立国之本”，并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纲领。可以说，孙中山的人本主义思想最基本的内涵包括了保民、养民、富民、教民，核心是“重民”，民众被视为政治的根本。然而，人本主义思想虽然包括民有、民享的成分，却缺失“民治”的成分；虽然也有民权思想的意味，却没有践行民权的制度。
孙中山曾经说过，“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他下过一个论断：民国今后是否安全必须看民权是否发达。他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标志。什么是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什么是人民最重要的权利呢？“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此四大民权，方得谓纯粹之民国也。”孙中山认为社会是否真正进步，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可惜的是，他的论断虽然明智，却也未能找出一个周全的政治方略，而是对国民进行民主训练――“训政”，为后来国民党的###提供了可乘之机。
出乎预料的是，清政府的《大清新刑律》并没有随清帝国的灭亡而废弃，略加删改后继续为新政权服务。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汇聚了各省的立宪派、旧官僚和政客，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了大局妥协退让，临时政府权力很快便被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随后就任了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3月11日，临时参议院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抨击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
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抛弃了法治，不顾上海地方法院正在依法传讯国务总理赵秉均，选择以暴力回击暴力，“二次革命”随之爆发。“二次革命”给了袁世凯叛乱的口实，国民党被袁世凯宣布解散，议员资格也被剥夺，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运作。袁世凯既然没有了国会和反对党制衡，也就失去了制度约束，干脆复辟帝制登上了梦寐已久的皇帝宝座。
可以说，20世纪中国那些号称“政治家”等吃政治饭的人物，往往本身就缺少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这并不是个别人的缺陷，而是知识阶层整体水平如此。要改变此种状况，固然需要开民智，更需要开官智。否则，高谈阔论的所谓自由、民主、法治就永远只能是水中月或镜中花。
1924年，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的陆海军大元帅府就镇压过广州商团的所谓暴乱。国民政府1928年统一全国后，法治进程并未因此而改变，国民党在立法、司法等领域全面推行“党化”，社会生活各领域也随之“党化”，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然承袭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不过，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另行制定法例，譬如《训政时期约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等，国民应有的权利化为乌有；或者以军统、中统和国民党###及各级党委宣传部等机关，严格管制国民的言行，开创了执政党直接检查和钳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体制，企图以一党的主义统领全国，使之“齐一国民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各个解放区，也曾经继续沿用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办案。直到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下令“蔑视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废止国民党《六法全书》”。
一、官府与官商（1）
民间商业传统的缺失
“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浮海出齐……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追溯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强力控制商业贸易，是中国特有的官府制度。周代就设有类似泉府的专卖机构，“以泉府同货而敛赊”，――既可使民间的商品交换得到满足，又不致失去对商品经济的控制和垄断；手工业也由官府经营，所谓“工商食官”。倒是春秋战国时代风云变幻，寂寞无主，官商变换，思想杂陈，从善如流。根据经济史学者的考证研究，春秋战国时的手工业和商业虽然仍有官营和私营的区别，但官府对私营企业的生存并无太多苛刻的干涉，无须照准经营，各自凭本事吃饭。只要身怀发家之道，经营有方，为富坐大富甲一方也非难事。孔子的弟子子贡生财有道，“家累千金”，曾“结驷连骑”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其实，所谓国营企业也就是官营企业，是历代王朝的附属物。官家既然有统治征战独霸天下的欲望，就得拥有青铜器、陶器、玉器、铁器、制盐、造船、纺织、兵器等产品，因而建立了一批官营手工业作坊，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民间私营企业则是社会频繁交易、流通的必然产物，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私人豪强的一种谋生手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官手工业”逐步完善起来，但对于民间私营的工场与作坊并无过多苛刻的压制，反而以礼相待。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为秦始皇时代的两名富商乌氏倮以及寡妇清立传，记述秦始皇对民间商贾的态度，乌氏倮以畜牧起家，“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当然，秦始皇奖掖寡妇清而筑纪念台的善举，并视之为女性模范，有没有其他意图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可以说明秦朝对于民间私营业主还算是宽容的。
汉初政府 清静无为
刘邦夺得天下之后，“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实际上，秦朝亡国的暴政也让汉朝开国的统治者有所恐惧和警惕，此时信奉的治国理念是道家黄老学，其核心在于强调政府的职能是清静守法，不侵扰百姓，任百姓自立自为。因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民会“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汉朝初年，天下财富匮乏，几乎十室九贫，“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刘邦禁令天下富豪商贾“不得衣丝、乘车”，否则“重租税以困辱之”。到了吕后执政以后，天下百姓得以远离战乱之苦，“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刘邦原本就是乡间地痞无赖出身，一贯就有仇视商人的想法，既歧视他们又得利用他们。不过，国破民穷之时还得忍耐民间商贾恃富逞强的行径。
此后，文帝、景帝陆续执政的七十余年之间，奉行的是道家黄老之治，减省政令，轻徭薄赋，清静守法，较少侵扰民间，放手让人民休养生息，经济大发展，百姓家给人足，海内殷富，亦即“重农务本”与“藏富于民”。所以，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不过，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吕后忙于外戚夺权、诛杀内乱篡夺权力者而根本无暇顾及官营企业与民间商业来往；而文帝、景帝则忙于削弱藩王势力，平定地方诸侯，加强中央政府集权，也没有空闲来收拾朝政。
虽然《史记》与《资治通鉴》难免都有粉饰太平的溢美之词：“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而且“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但执政者忙于自己的权力之争，西北边境的匈奴动辄滋扰边民只是以和亲的策略应付，南越等地群起犯上作乱也只能任其拥兵自重，无论官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乘朝廷内宫纠缠不休之机迅速勃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官府与官商（2）
说起来，尽管汉朝初年诸多因素裹杂在一起而使官府放任了商业流通，但官营企业仍然是附属于历代王朝官宦的敛聚财富之所，国家可以工役形式征调工匠到官营企业中服役，也可以将官营企业置于官府的眼皮底下监督；而民营企业则属于私人所有，私人筹资、私人经营、自负盈亏，其经营方式灵活，也善于充分利用资金、人力、机遇的优势而获得发展的商机，因其灵活性、适应性强于官营企业，活力也大于官营企业。实际上，官府在一定程度上也利用行会钳制民营企业和工匠，约束其经营和行为，妨碍其自由发展，使之难成气候。
汉武帝：与民争利首开其端
汉承秦制，然而汉武帝时代却成了汉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他彻底地扫除了封建分封制的残余，再度确立了中央集权；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钳制了独立的人格；###匈奴，统一两广；连年穷兵黩武，封禅求仙，挥霍无度，劳民伤财。更被后人诟病的，就是其采取的重农抑商铁律将其祖辈仇视商人的地痞流氓习气挥洒得淋漓尽致，剿灭了资本的最初萌动，由官府控制一切经济活动，开创了两千多年来与民争利的恶例。
汉代初年，中央政府在经济领域全面开放，私人可以自由经营。国家富裕，民营工商业大发展。在抬高儒术地位取得人治集权之后，汉武帝马上颠覆了“文景之治”时刚刚形成的放权让利与自由竞争的传统，先朝无为治国的政策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