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公安机关最终还是破了案。
这就是周宝生，是个法治上的明白人，在经常组织群众学习党纪国法的同时，不放过任何一个依法治组、教育村民的机会。他的依法办事，即使周边村组手脚不干净的人得到了教育和应有的处罚，又给八组的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虽说这次破案所花的经费远远不止买回一台彩电，但它换来的却是八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纯朴民风———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有一次，田野集团临时从武汉请来了３名技术人员，他们知道在八组不准打牌是铁的纪律，于是晚上悄悄溜到组外打麻将赌博，被派出所逮住了。他们打电话给周宝生，求他出面说情，周宝生没有答应。事后，周宝生说：“当时我心里也很矛盾，人家是我请来的技术人员，如果照章处罚，撕破了脸面，就不大可能继续在八组呆下去，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如果宽容一次，八组好不容易开创出来的一方净土就会受到损毁。抓精神文明文明建设守土有责，要理直气壮。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接受采访时，周宝生说：“制度不是为了束缚人，而是为了体现诚信、秩序、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解放人。一个有合理制度保障的官桥八组、田野集团，才是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单元。”
今天的官桥八组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不同河南的南街、江苏的华西、广西的南岭的是，这只是一个对村民小组范围内取得经济发展的突出成就，可谓全国独一无二，这得益于周宝生主倡走高科技的路子，不像全国的生产村大多走的资源加工型路子。如今，周宝生拿出抓经济的劲头来抓精神文明建设，群众看到了好处，都齐心来做。不健康、不文明的行为被禁止了，还必须代之以文明健康的活动。正如《李文公集》所言：“善为政者，莫大于理人，理人莫大于既富之又教之。”
健康的文化活动不开展，低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周宝生注重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得早，抓得狠，他说：“野蛮和文明只隔一层窗户纸，就看干部怎么做。”“治愚必先治盲”，“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工作。”由于制度制订得细而严，执行坚决，村民渐渐成了习惯，形成了自觉行动，也不觉得苛刻了。周宝生的成功之处在于，善于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善于把美好的规划变成群众的行动。
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文化阵地建设。基于这一认识，早在１９８９年，周宝生就高起点设计建起了农民文化中心。这些年来，八组的卡拉ＯＫ比赛、篮球比赛、逢年过节的歌咏大会、文艺晚会搞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常年开办农民夜校、农民训练班，开展科技文化知识竞赛。在周宝生看来，文化活动具有娱乐身心、移风易俗、沟通人际关系、提高人的文明素养的特殊功能。这些功能是上经济类项目所不可代替的。他说，“富了口袋、穷了脑袋”的农民不是新农民，只有把农村文化搞红火，才能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风文明”的目标得以实现。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宝生：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传奇（3）
学文化、学技术、学法律、学管理、学时事政治，在官桥八组蔚然成风。周宝生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这些年来，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原来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周宝生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他顽强自学，完成了研究生文化课题，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与研究员职称；他注重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刻苦钻研，获取了市场经济新知，成为高级经济师，并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工程技术专家。
有人往往一提农民，就和自私、狭隘、保守联在一起。在官桥八组，村民素养高，有文化、有知识、懂经济、会技术，有发展眼光。“好多年了，组里没罚过一分钱。上下班之余，清理、侍弄草坪，已成为我们八组人的行为习惯。”一位村民这样讲。
每天早晨６点２５分，村庄上空军号嘹亮。原来，官桥八组村民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号吹而作、号吹而息”———起床吹号，上班听号，下班同样是放军号。初来乍到的人，还以为这偏远的地方是一座军营。其实，这里的居民很难分清农民与城市职工的身份。
中国农村有一个怪现象，每逢春节过后，农村一些青壮年劳力又纷纷离乡，踏上了进城务工经商的征程。于是，村里剩下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也就是所谓的“３８６１９９部队”。而在官桥八组，没有见到人们所言的“空心村”，相反外地的一些高素质人才纷纷设法在这里创业。周宝生说，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农村青壮年是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和主体力量，建设新农村离不开他们。他认为，“空心村”问题是一个应该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视的“新矛盾”。
“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中这样说。而今，文明之风绿田野。连年来，官桥八组被命名为“湖北省最佳文明单位”、“湖北省农村文化建设先进单位”，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村镇建设文明村庄”、“全国三五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单位”。联合国官员来到八组，看到这里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一路竖着大拇指。
敢为人先：集体的家底越来越厚
１９７８年以前，嘉鱼县官桥八队的农民从早忙到晚，就是摆脱不掉一个字“穷”。那时组里人均年收入不足５０元。每年青黄不接的日子要吃国家的返销粮，家家住的是土砖房。
“吃糠粑、穿破袄，栽稻秧、收谷草……”“住的是土砖房，吃的是返销粮，一天工值九分钱，上山打柴换油盐。”当年，官桥八队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队长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组来了一茬又一茬，就是解不开一个穷疙瘩。一位村民对我们回忆说：“以前，我们这些种田的，一年四季起早贪黑地在田里干活，活没少干，苦没少吃，总是搞不饱肚子，甚至家里用的油盐钱，都得靠偷偷摸摸地到山上砍点柴火换。家里养的两只老母鸡，也巴不得每天在鸡屁股抠两个蛋来补贴家用。”
在嘉鱼县化肥厂工作的周宝生，人在城里，心在村里，对这种生产队的现状十分不满。他曾建议当生产队队长的父亲改变吃大锅饭的做法，却被父亲顶了回来。父亲说：“你没当这个家，知道有多难？换了你，能干成我这样就不错了。”周宝生的拧劲上来了，他说：“我就不信我干不好。只要乡亲们信得过，第一年我让大家吃饱饭。”
是年春节前夕，厂里一名工人家中有事，上班迟到了。车间主任生气地说，“再这样，就罚你回农村去！”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周宝生的心。
１９７９年，２６岁的周宝生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尽管父亲一再劝说：“伢，好歹在城里工作一个月有３６斤粮，可以吃饱肚子哩！”倔强的周宝生说，“我就不信农村永远穷！”凭着这种不服输、不甘平庸的劲头，周宝生被选为官桥八队队长，掌声阵阵。周宝生激动地说：“生产队长算不上什么官，但我知道，职务意味着责任，掌声意味着期望。我决不辜负父老乡亲们的期望，我就不信农民干不出大事，农村没有出路！”
周宝生：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传奇（4）
上任伊始，周宝生就立下了“要让农村变个样，要让八组人过上好日子”的坚定信念和人生目标。他不想走父辈们的老路，在上任没几天，看到安徽凤阳联产承包的报道，便在地方率先提出把田地按好坏分类定产，承包给各家各户经营。驻队干部对他的搞法不理解，怕担风险、犯错误，责令他将田地收回：“谁叫你这么干的？简直是无法无天！”
血气方刚的周宝生理直气壮地应对驻队干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实事求是么？联产承包经营有利于我们农民增产增收，人家安徽在搞，我们为什么搞不得？”他顶住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最终把田地分到各户，并掷地有声地说：“交足公粮，其余都是自己的。”
吃够了大锅饭苦头的人们，迸发出多年积蓄的能量，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当年的粮食产量达到３５万斤，比历史上的最好年份足足多出了１０多万斤。乡亲们个个笑逐颜开，他们终于可以一日三餐吃白米饭了。抚今追昔，周宝生说：“要发展，没有一点敢为人先、敢闯敢干的精神是不行的。”
粮食生产的连年丰收并没有使周宝生感到满足。１９８１年，周宝生这位出了名的“周大胆”又一次力排众议，拿着一份农民可以经商的红头文件，带着一帮农民“洗脚上田”，在官桥集镇上租了３间房子，开办了小卖部、熟食店和冰棒厂３个小店，一年下来，净赚７０００元。乡亲们第一次看到大把的票子，都喜出望外，指望着商店、冰棒厂有更大的发展。这时，周宝生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店不开了，回去开矿、办厂。
组里的群众一时想不通，有的人当面指责周宝生是在“瞎闹”、“歪掰”，说他是“五马换六羊，生意做不长”。
周宝生连续几次召开群众大会，对大伙说：“官桥镇地方小，销量有限，加上我们开店后其他小店跟着来了，像这样‘五马共槽’，才真正是生意做不长哩。我们村的狗头山下有煤炭，不如趁早转舵，回去开矿。”
在不被群众理解的情况下，周宝生四处跑批复，办执照。文件下来后，又挨家挨户组织劳力挖煤。他拿出家中仅有的６０００元积蓄，在村民代表会上敞开心窝子：“煤要挖，厂要办，赚了钱是公家的，赔了本算我私人的。”一席朴实的话，坚定了大伙发展工副业的信心。开煤窑的日子，他带头下煤井，一次井架倒下，险些丢命。他连续在砖瓦厂工地奋战１２０多个日日夜夜，使２０多个门的轮窑仅４个月就建成了，当年投产，当年受益。
办煤矿不仅为八组群众带来了２００多万元的收入，还为组里积累了１００多万元的资本。此后，周宝生一鼓作气，趁势而上，率领八组群众用“滚雪球”的办法陆续办起了砖瓦厂、铸造厂、钉丝厂、手套厂、家具厂、沙发厂、金属结构厂等１０多家工业企业，每年利润都在１００万元以上。
有胆有识：泥腿子盘起了高科技
组里的家底越来越厚。到１９８５年，村民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这时候，组里人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分光组里的家业，各干各的；一是小富即安，怕再上新的项目赔老本。周宝生想，这是必须面对的分配与积累的关系问题。财富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只有理性地处理分配与积累的关系，才能把握八组的前途和命运。周宝生采取的办法是，适当提高村民生活水平，使八组人均收入略高于附近组的收入水平，然后将大量的积累用于发展和扩大再生产。
乡镇企业不景气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注意资金积累。而周宝生恰恰绕过了这个暗礁。周宝生用发展工业积累的资金推动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发展，先后投资２００多万元，修塘堰，建泵站，开沟挖渠，将２３０亩望天收的农田改造成了稳产高产的良田，并建成了１４００亩杉树基地、２５０亩茶园基地，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在，山上的活木积蓄量达４万立方米，成为八组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绿色银行”。
周宝生：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传奇（5）
通过市场上多年的摸爬滚打，周宝生敏锐地意识到，吃资源饭，办资源型企业，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八组要长富久富，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他在群众大会上坦陈了自己想引进项目和技术的意见。乡亲们说：“宝生说的我们信，宝生定的我们干。”
１９９３年，湖北一家牧业设备公司在官桥八组安家落户。这是官桥八组引进的第一家企业。周宝生和乡亲们企盼着这只“金凤凰”生出“金蛋”来。然而，现实却给八组人当头泼了一瓢冷水：由于外方提供的是淘汰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技术含量低，没有销路，八组不仅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交了一笔“学费”。
面对失败，周宝生没有退缩。他深信通过“引进来”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思路没有错，农村经济要飞跃发展，就必须实现由传统产业到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于是，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在周宝生心里形成了———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覆盖面大、经济效益好的高新技术产业进军。
乡亲们拿不定主意：“泥腿子也可以盘高科技？”周宝生坚定地说：“事在人为。条件可以创造，人才技术可引进。”
这年三月，武汉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业胜受一位朋友之邀来到官桥村八组，此前刘工一心想让自己的技术永磁合金产业化，却一再受阻。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这位全国第一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被官桥八组良好的环境、纯朴的风气和周宝生的敬业精神所折服，深有感触地对周宝生说：“八组是一块干事业的地方。”周宝生听后，觉得话中有话，便问：“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得投多少钱？”刘业胜感叹地说：“五六十万吧。”“１００万怎么样？”周宝生的话，让刘业胜眼睛一亮，周宝生接着说：“如果您不嫌弃，就到这里来吧，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您想怎么干，我配合，当后勤部长。”
三天后，辞掉“铁饭碗”，来到八组落户。他拿出多年积攒下来的两万积蓄作风险抵押金。周宝生说：“老刘，风险金不要了。你从大城市来到小山村，就是信得过我们，信任比金钱重要。”于是，挂起了“湖北长江合金厂”的牌子。
三个半月后，永磁合金投放市场，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１０００万元。如今，永磁合金被授予“国家科技成果一等奖”、“９９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金奖”等称号，国家计委认定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化推进项目”，产品广泛应用于军工民用，而且还远销德国、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用该产品制作的精密仪器，还用到了宇宙空间遨游的“神舟二号”飞船上。
合金厂办成了，群众乐开了怀。周宝生却没有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他心里装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二年，他又来了一个大手笔：推平一座荒山，盖起了四万平方米的厂房，建成了“高科技工业园”。
周宝生的胆子越来越大，文章越做越大。国家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二纵二横”、“五纵七横”，这些国道主干线无不跨江过河，必然要兴建大量斜拉桥、悬索桥。商机不可错过，上缆索厂！
当时，国内生产缆索仅有１２年的历史。为了论证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周宝生与有关部门的同志远赴上海进行考察，累了就在车上打个盹，饿了就在路边小店扒几口饭。
如今，这个组办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成为我国缆索生产行业的佼佼者。它生产的“田野”牌桥用缆索被国家经贸委列为“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被科技部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已被采用于武汉白沙洲长江大桥、荆州长江大桥、军山长江大桥和缅甸玛哈邦多拉大桥等多座国内外大桥。小组长创造了大奇迹！
周宝生开拓创业的劲头更足了。他带领一班人又接连办起了田野焊丝厂等多家“高、精、尖”企业，组建成了集科研、开发、生产、经营于一体的企业集团———湖北田野集团公司，已将八组打造成国内颇有分量的磁性材料、焊接材料、重型钎具、桥用缆索、新特药产品生产与科研基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周宝生：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传奇（6）
脚踏实地：走出了“一阔就变”的怪圈
海拔一米八，腰围一米零几，体重零点一零五吨。周宝生身体魁梧，伟岸有余，可谓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诚然，周宝生的生理特性只是一种表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最令人钦佩的还是敢于与困难挑战，敢于担担子，敢于开拓进取。这就是周宝生坚强脊骨真正的超人之处。他这个农民的儿子是“地球村”上最小的不够品“组官”，却挟着时代的雄风在村口起步，成为了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积极索者。
官桥八组仓廪足、民风淳，周宝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他有了一串闪光的“头衔”：湖北省十佳村党组织书记，湖北省十大杰出公民，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第七、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十六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等。尽管他头上有一长串耀眼的光环，周宝生仍愿意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周宝生“出名”不“慕名”。上面来的领导不止一次地问他，要不要挪一挪位置。他总是笑着摇摇头：“感谢领导的关心，我能当好这个组长就不错了。另外，当这个组长，并不妨碍我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比如雷锋，我看他就不一定适合当什么军长、师长。把名利看淡点，事业就旺点；把名利看重了，事业就没了。”周宝生有他的主张，新农村这幅画还没有画完，正画到精彩的地方，他不能停下。他说：“我的事业在农村，在我的家乡。这里的村民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领导大家共同致富，过上和谐康乐的生活，是我的理想和责任。”
１９９５年，官桥八组推掉了一座荒山，建起了高标准厂房和一排排专家别墅。当时，周宝生也承受着不少风言风雨。有人说，他这里在摆阔气、出风头，是“钱多了，没地方花”。事实证明，周宝生舍得花钱“筑巢引凤”，又是一着妙棋。
作为湖北田野集团公司的老总，周宝生现在应该算是“发财”了，不过他是让集体发财，让村民发财。不少人说，凭周宝生这样的才干，如果他一门心思干自己的，嘉鱼县肯定会多出一个千万富翁。但周宝生没有那样做。他“发财”不“慕财”，至今仍然过着和八组群众一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