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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牛汉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下放到鄂南劳动改造。提起往事，牛汉难以掩饰激动的表情：“从１９６９年９月底到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的最后一天，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十四连进行劳动改造，时间长达５年零３个月之久，是最后一批回北京的。我的妻子吴平原是铁道部的干部，后也被‘轰’出北京城，调到汉口铁路中学。一儿一女分别在北大荒当知青和甘肃当工人。”
刚到咸宁干校，住地附近的灌木丛里夹有一棵山茶，正开着白色的花朵，十分显眼，而且散发着幽幽的清香。牛汉说：“雨天时，那香气特别浓。沉默无语的‘五七战士’经过那里时，禁不住地都朝开花的山茶树凝望了又凝望，但谁也不谈一句山茶花。不过，这棵山茶几个月开着花，给大家窒闷的心灵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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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诗坛上倔强的老黄牛（2）
五年酸辛，一言难尽。“由于围湖造田，到１９７０年的夏天向阳湖已经成为没有水的湖，像一口烧干了的热锅。最热的那一阵子，我都到‘湖’里水田干重活：挑秧、送饭。”最让牛汉难忘的是，每周他要去咸宁城用平板车拉趟菜。“我如一头牲口，双手把着车把驾辕，有两个同类（五类分子）拉捎，每车负重不下千斤。烈日当头，弓着赤祼的背，还得昂起头看路。遇到瓢泼大雨也得拉。拉一趟光路上来回就得跋涉近６个钟头。拉菜有个好处，去时是空车，可观山望景，有时故意放慢步子，回来时可以挨近黄昏，天气凉爽些———人毕竟比牲口有点头脑。那年头我一直从事最繁重的劳动，整天身上滴的是汗，心里流的是血，好在我是山西农村长大的，喜欢劳动，熟悉农活。我的身体十分顽健，力气过人，扳手劲全连第一。”
在咸宁的头两三年里，牛汉在连队被充当“头号劳力”干重活，“经常扛２４０斤一个的麻袋；有段时间，还一人专职杀猪，先提来问斩，然后脱毛、开膛、剔骨……”，累得浑身的骨头（特别是背脊）严重劳损，睡觉翻身都困难。“那几年，只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我总要到一片没有路的丛林中去徜徉。我常常背靠在这颗高大的枫树，久久地坐着。我的疼痛的背脊贴着它结实而挺拔的躯干，弓形的背脊才得以慢慢地竖直起来。”牛汉说，那棵枫树一到初冬，它那宽阔的掌形叶片映着阳光燃起了赤忱的火焰，“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树叶，我的血肉里觉得这棵枫树挺拔的躯干一直在支持着我，血液里流淌着枫叶的火焰”。
牛汉记得有一次劳动，让诗人臧克家烧开水给大家喝，“他有肺病，吹火没力气，我路过见他鼻涕眼泪的干着急，便前去帮忙，老夫子这才把水烧开”。牛汉说，“文革”时期“五七干校”这段特殊的历史，应好好反思，“当时确实很苦，但现在想起来值得怀念。我十分怀念那些给过我诗情的美丽的乡村，十分感激向阳湖的大自然与纯朴的农民”。牛汉说：“１９７３年之后，干校大部分人都回原单位，或调往别处，只剩下‘一小撮’仍滞留在‘４５２’高地（干校校部所在地）。直到１９７４年底，文化部干校撤销，我们这些最后的‘五七战士’才告别咸宁。”
在五七干校期间，牛汉在劳动之余写过《半棵树》、《华南虎》、《三月的黎明》、《根》、《冬天的青桐》、《在深夜……》和《麂子》等３０余首诗。１９７２年夏，从沈家湾挑鱼担途中默诵而成《夜路上》；同年７月，深夜由咸宁拉平板车回来作《车前草》……其中，诗集《温泉》曾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诗歌《悼念一棵枫树》曾获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文学创作奖。“诗集《温泉》的书名就是取自咸宁那里的‘温泉’地名。”牛汉说，“几十年来，我深深地怀念自己的故乡，也深深地怀念我的许多诗的故乡。我写诗的时候，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人还是诗。《悼念一棵枫树》确实没有象征的意图，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感触。当然，当时身处绝境的我的心血里必然浸透着那段历史的痛楚和悲愤，的确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树的被伐和它的创痛，我感同身受。为了纪念这个消失的生命，我把它最后的几片绿叶保存起来。”
生离死别的那个晚上让游子不堪回首
多情犹忆绵绵土，耄耋难归首自搔。２００６年７月，牛汉到山西参加“中国诗人联谊会”。因会议地点选在家乡忻州，牛汉说他主要想顺便回家看看。毕竟时隔６９年了，当年离别家乡时正值抗战烽烟初起，自己还是个十几岁的英俊少年，现在已是两鬓苍苍的白发老翁了。
揖别乡关七十秋，归来不识路人稠。联谊会期间，他的童年伙伴、著名诗人马作楫走进会场，两人一见面，紧紧拥抱在一起，又拍又打。真是此时无言胜有言，彼此无数的话、无尽的思念和问候都潜藏在了这反复的拍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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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诗坛上倔强的老黄牛（3）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牛汉出生于在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却有着文化传统的农民家庭，以放羊为生。“我是蒙古族，我的母亲也是蒙古族后裔，姓呼延。我写诗没有规矩章法，总在躁动，总在不停地奔跑，找寻远方的水草丰美的地方，我不愿在创作领域的某个角落定居，这多半与蒙古族游牧习性有关。当然生存境遇的困厄不舒，也是激化我的不愿受规范的性格的重要因素。”牛汉，本名史承汉，远祖系蒙古族。他笑呵呵地解释，小时自己也很奇怪，既然是蒙古族人为什么不回到茫茫大草原呢？他父亲是这样回答的：“我们的祖先，从元朝到现在，生活在汉族地区太久了。有的做官，有的经商，生活安定富裕，不愿回到蒙古草地了。”他的名字就是根据这个意思起的，是承认汉文化的含义。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４岁的牛汉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声中离开了家乡。“那个晚上，家人只有我和两个弟弟跟平时一样睡觉，其他人都整夜没有合眼。祖母为父亲和我出远门准备干粮，用文火烙了一些有油盐的厚厚的白面饼，有点像西北高原的‘锅盔’———走出草地的人，上路都是带着这种经吃经饿的饼。”牛汉说，祖母那天烙了一夜饼，１０岁的妹妹帮着她。多少年后，妹妹告诉他，那天晚上，祖母一边烙饼，一边默默地流泪。
离开故里的那天，牛汉的记忆太深刻了。“母亲为父亲和我准备行囊，她在我上路穿的棉裤裆里一块一块地缝进１４块银元，说：‘里面絮了１４块银元，万一你和父亲被冲散了，你就一块一块拆下来花。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它。’母亲让我换上远行的衣裳，恨不得四季衣服全让我一层层地穿上。”
当时，全家人或许只有牛汉的父亲一人心里明白，这一走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回来。“父亲在县立初中教史地和语文，天天看报，当然晓得这一次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国内军阀混战，那最多不过几个月，这一回，谁也难以预测。父亲那时期常常默不作声，主要由于心情的沉重”。
“头脑简单”的牛汉不理解人世间还有生离死别这种事，心想：跟父亲出去走走，去大地方开开眼界，起码能进省城转转，到一个地方躲一阵子就可回来。“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永远地分离”。
全家人默默地把牛汉父子俩送到大门口，临别没有招手，没有祝福———只是牛汉的母亲后来用哭腔冲着他们的背影喊了一声：“过大年时一定回来！”牛汉回过头应了一声：“一定回来！”他的父亲不敢回头，“只把头低低地垂下来，脚步放慢了些”。
然而，自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牛汉再也没有返回家乡。“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工作繁忙，抽不出工夫；１９５５年之后的２５年间，由于成了‘反革命’，还是不回去为妥；８０年代，父母早已故去，家乡几乎没有亲人了，老屋成了废墟，不愿回去凭吊历史，只想在记忆中保持心灵的平衡”。
牛汉身高一米九一，肩宽体壮，在人群中往往显得“鹤立鸡群”，他笑言一如他家乡的一杆高粱。近年来，牛汉写过不少回忆家乡生活、习俗的作品，如《童年牧歌》、《绵绵土》等，对家乡的物事一往情深。说起家乡的事，老诗人满怀深情，话语滔滔不绝。从儿时的游戏、父母兄妹，到家乡的风土人情、衣食住行，如数家珍。牛汉说他一直“土”得很，几十年来不仅乡音未改，就连吃饭、穿衣也保持了一些家乡的习惯。平时他最喜欢吃的是高粱面鱼鱼，最向往的是家乡的热土炕。
“故里悠悠去路遥，乡情屡涨梦中潮。仕途坎坷归来日，人物皆非恨可消？”２００６年７月３１日，牛汉回故里到祖坟上为先人叩了几个响头，终得以了却此生最大的心愿。在牛汉的“汗血斋”书房里，记者看到老诗人在祖坟前痛哭流泪地磕头的场景照片，不免有些心酸。
诗坛上的“不倒翁”
牛汉：诗坛上倔强的老黄牛（4）
“１９３６年冬在家乡读初中时，１３岁的我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毫不含糊。１９３８年冬天，１５岁的时候在甘肃天水加入共产党。”牛汉说，“１９３８年一二月份，当时父亲在醴泉县做事，我一个人留在西安，靠叫卖报纸糊口，舍不得拆下一块银元花。有一天，看到街上贴着一个广告，说民众教育馆内办了一个漫画学习班，正在招收学员，我从裤裆里拆下了两块银元去报了个名。教画的先生里有一位诗人艾青，不过当时我只迷画，还没有迷上诗，尽管跟他学画画。没有想到，艾青后来既是我的老师也成了我的朋友。”
牛汉说，他之所以写诗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大，“我父亲旧体诗写得很好，我家有全套的《新青年》、《新月》、《未名》、《北新》等进步杂志，都是他订的。我小时候就受到他的影响。我爱诗，爱画，都是从我父亲那里来的，耳濡目染影响了我。我的哥哥也钟情于文学。”当年，作为一个有是非观念、有理想的青年，牛汉一直想去延安，那时目的比较单纯，只是想找名师学习木刻和绘画。但父亲阻止了他，希望他从事文学。
１９４３年，牛汉考入陕南城固西北联大学俄文，但他写诗的兴趣却不曾稍减。这种对绘画特殊的情结，也造成了他的诗歌的一个明显特色，即评论家们所说的“引画入诗”。那时，他即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七月”派诗群的一员，以自己富于民族和革命激情的反抗侵略、呼唤民主的歌声，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牛汉的人生经历极为坎坷。１９４６年春天，大学还没有毕业的他曾因受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委派参与西北联大学生运动，组织学生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当时的校长刘季浑赶下了台。最后他被国民党抓进陕南汉中监狱。两个月后，刚出狱的牛汉又到河南开封任###组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１９４６年秋，在搜集国民党的情报时，路过河南的伏牛山，牛汉被一伙土匪抓住并被五花大绑。“当时，这帮土匪要枪毙我，之前请我吃一顿饭。正在吃饭，也就是在将要被枪毙前的２０分钟，那个土匪头子的儿子柴化周是我的同学，他及时赶来才救了我一命。说心里话，为共产党牺牲，我毫不含糊。”
北京解放前夕，牛汉已潜伏进来，做一所学校的保卫工作，率领学生护校。解放军进北京城时，脏乱的天安门城楼，是他带领１００多名大学生前去打扫的。据说，垃圾拉了几大车。城楼门上的那把锁，是他亲手砸开的。城楼里有个历史展览，挂着李大钊就义时的照片，是他带领学生立于照片前，向这位革命先驱默哀致敬。李大钊在这里，首次被作为英烈，受到如此众多青年学生的敬仰。
全国解放初期，他当时是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的业务秘书，工作较为稳定，正利于自己的创作。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迅即投身抗美援朝前线，保家卫国，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者。
全国解放后，他也坐过两年监狱，那是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４日，他因被打成“胡风分子”而被捕，使他成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遭逮捕的第一人，比胡风本人还早两天成为囚犯，入狱两年。不久，又作为“右派”被严加管制，开始长时间的劳改生活。
也正因为他的乐观、豪放的个性，才使他的传奇般的人生历程中充满了诗的意境和诗的审美趣味。他说，１９５５年刚刚被关押时，就连看守都紧张得睡不着，但他每天仍然呼呼地睡大觉；有时在狱中实在闲得无聊，他就学鸡叫、学狗叫，学各种动物叫……
在他一生的两次牢狱生活里，一次是国民党的牢，一次是共产党的，而这一切都是与政治有关，与诗无关。牛汉说，他面对挫折时的坚韧的性格和无畏精神或许与他的蒙古族血统有关，但重要的还是家庭的影响。牛汉的父亲在大革命以前，曾在北大旁听了两年，并在那时参加了党组织的活动。他的两位舅舅也是中###员，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在他们身边自己难免或多或少地受到熏陶。而母亲刚烈的性格也深深影响了他，许多年后他把对慈母的感情寄托在了一首名为《爱》的诗中。牛汉说，诗中所说都是事实。那是１９３１年前后，山西省开挖己巳渠，占用了他们家本来就只够活命的地却不给钱，母亲气愤不过，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她怀里揣一把菜刀”，夜行４０里，“闯进一座花园，想要谋杀那个罪大恶极的省长（阎锡山），被卫兵抓住，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当作白痴和疯子……”那年牛汉才七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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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诗坛上倔强的老黄牛（5）
１９８０年春末，胡风来到北京，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因“胡风分子”而罹罪的牛汉，骑着自行车前去看望。胡风犯了精神分裂症，使他感到意外。他说他清楚地记得，胡风曾对他说过，他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不会断裂。现在见到了曾为“分子”们之“首”的胡风，牛汉自然有许多感慨。他先胡风得到自由，精神解放也来得早。见过胡风之后，他写了篇《重逢胡风》。
牛汉谦称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平反之后，他执行主编过《中国》。“当时《中国》是年轻人的园地。《中国》实际是民办公助，丁玲从东北农垦局找到资助办起来的。《中国》的两年对新生代诗、先锋小说起了一定扶持作用。编《中国》时我发了大量朦胧派和新生代的诗，几乎每期都发。当时我请北岛做《中国》的特邀编辑，编制以外的，不坐班，每期开编辑会来，大概有一年时间。北岛的诗凝练，最后一稿和第一稿区别很大，写好以后不断地删，形成跳动、玄想、空白。他感情激动，不平铺直叙。新生代诗人的语言新颖，和北岛等朦胧诗人不一样。新生代诗更显出个性，更符合诗的审美性质。《中国》不仅发朦胧派诗，也发了好多像翟永明、海男、唐亚平的诗，他们有的是第一次发表诗作。《中国》办了两年，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后被勒令停刊。丁玲一去世，我们就晓得非停不行，但我们仍憋着劲直到最后‘壮烈牺牲’。”
此外，牛汉还主编《新文学史料》２０年，组织并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有很多是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在此期间，为了刊物的事，他曾多次和胡风通信。
所有的作品有一种“史诗的痛感”
“１９５５年被捕，反革命帽子戴了２５年，没有公民权，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不断地劳动改造，在单位里也就干干编辑，一搞运动就叫你抄卡片去。然后到农村去劳动，一劳动就两年、三年。一到过节，就把我们轰到八达岭去干活……那个时代非常可笑，非常荒谬，更谈不上幸福。”牛汉说，“大概一个悲痛的人，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误解、歪曲、迫害和打击的人，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空洞的，不是现实的享受。幸福是发自内心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牛汉这一辈子，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流亡、饥饿、受迫害、被捕、监禁、坐牢、受审判、劳动改造，什么重活都干过……的确称得上是一种“痛苦而丰富的人生”，他的诗就是这种生命痛感的真实记录。如果说他的早期诗作在传达这种痛感时还显得过于激烈和外露的话，那么经过炼狱般生活磨难后的诗风则变得深沉和凝重了。“要让我谈苦难太容易了，我的诗里都有，血泪，愤怒，控诉……但是，之所以我没有向苦难低头，没有溃退，没有逃亡，没有堕落，没有投降，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没有背叛人文精神，没有背叛诗。是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一种更高尚的，超脱一切现实规范、一切利益计较的人文境界、人文精神，值得我去追求。这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你说它是幸福也可以”。
在牛汉看来，幸福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求、发现、突破、再追求的过程。“为了诗，为了文学，我可以付出一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放弃诗，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我的诗跟我一生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写的是带有自传性的内心活动，诗反映了我的生命状态。我的诗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在甘肃天水读高中的那３年，写了几百首诗；第二个高潮是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末，在咸宁干校后期。在老诗人当中，有第二次创作高潮的，我算是一个。”
在牛汉的情境诗中，其美好的生命意象，常常置身于险恶的情境之中：有的处在被枪口瞄准的危急关头，如《麂子》；有的已经被暴力所“杀害”，如那株被砍倒的枫树；但更多的仍然是在严酷的生存境遇中，被邪恶蹂躏成伤残，如《华南虎》、《半棵树》、《巨大的块根》，等等。但是它们并没有倒下，而是在扭曲变形中顽强地生存，坚忍、果敢地与险境相抗争。总之，牛汉情境诗中意象与情境的审美关系，常常是生命意象的反抗力量，与险恶情境中残酷暴力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搏斗。牛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