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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小学一年级是进的‘女西校’（也收男生）。到二年级，母亲把我转到塘河畔的冠英小学（觅渡桥小学前身），从此我就在这所小学里读到毕业。”屠岸说，学校里有位叫余宗英的女老师是位“自己的亲父母所不可代替的人生领航人”，常常为他和同学们讲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的故事，在他的心田种下了爱国主义的苗子。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2）
屠岸的家就在冠英小学旁，与瞿家祠堂是隔壁。“如今，瞿家祠堂已改为瞿秋白纪念馆。瞿秋白与我父亲是同学，从父亲口中我曾听过一些有关瞿秋白的事迹。我的父亲曾公费留学过日本，学的是建筑工程，回国后当过工程师，也受聘过中学校长、大学教授。父亲给我的影响是做一个正直、爱国的人。”
夜灯红处课儿书。屠岸在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就教他古文，读《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后来又教他《唐诗三百首》、《唐诗评注读本》。“我对诗的爱好，就从这时开始养成。她先是详解文章的内容，然后自己朗诵几遍，叫我跟着她诵读。她规定我读３０遍，我就不能只读２９遍。母亲教我用家乡常州的口音吟诵古诗。这个吟诵调是我母亲从我的大舅公那里学到的。从此，我读古典诗词必吟，不吟便不能读。如果环境不宜出声，就在心中默吟。平时母亲一面干活一面吟诗。有好些古诗名篇我能背诵，是听母亲吟诵而听熟了的。”屠岸说，他愿意按照母亲教的调子完成诵读若干遍的任务。“我好像是在唱山歌，对文章的内容则‘不求甚解’，只是觉得能够从朗诵中得到乐趣。”但长大后“反刍”这些诗文，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其中的含义，成为终生的精神财富。在母亲的教诲下，屠岸从小掌握了古诗词的遣词造句方法和平仄格律，这为他以后从事旧体诗和新诗创作以及十四行诗的翻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直到今天，有时候屠岸心中默吟起那些诗篇，脑子里就浮现出母亲的形象。薄暮、窗帘前，出现了母亲的“剪影”；或者黄昏、灯下，展现了正在做针线的母亲的侧面———宛若清晰地听到从她口中流出的一句句唐诗……
小时候，屠岸非常喜欢画风景画。在觅渡桥小学读书时，他的风景画曾被送入武进县学生画展展出，受到奖励。“我的画都是通过水彩或水墨对英国风景画家透纳的风格进行模仿，虽然我当时对透纳的风景画的精髓是什么并不了解。”透纳始终是屠岸作画时心仪的大师。如今屠岸到外地旅游时，也不忘随身带上画笔和速写簿，“我不是职业画家，我的画只在家人和朋友间传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如画的风景、动听的歌谣，潜移默化地刻映到屠岸年幼时的脑子里。他学会了用眼睛默默地去看，用耳朵仔细地听，他所留心的一切，后来都化做了充满意象的诗句，让人揣摩和品味。
在母亲的吟诵感召下，屠岸渐渐开始偷偷地作起旧体诗来。他说：“那是一种极为艰苦而又有乐趣的劳作或游戏。要把胸中激发出来的思想或情绪用诗句表达出来，要把一个一个字连缀成句，要照顾到平仄、韵脚、句式、对仗等等，这对于我当时作为一个孩子来说是很难的。但是我苦中作乐，乐而不倦。母亲没有责备我‘不务正业’，相反还拿起笔来认真地作了批改，这对是我极大的鼓励。”直到解放后，屠岸被调到北京后每有新作，都要寄到后来定居在苏州的母亲那里，去向她汇报，向她请教，这成了母子之间思想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
绰号“尤里卡”与“诗呆子”的背后
屠岸的母亲是开明知识分子家庭里出来的大家闺秀。她知道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道理，因此极力主张屠岸走出相对于全国来说已经狭小的常州，到上海去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１９３６年，屠岸挥手作别了故乡熟悉的林木河流，到热闹繁华的大上海，考进了当时很难考进的江南名校江苏省立上海中学。
与故乡常州比，大上海俨然一个万花筒。最让他兴奋的是五花八门的各类书刊，他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并有意识地把这些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理解和探索一些让他困惑的社会现象。
１３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屋外寒风呼啸，滴水成冰。不知怎么，他被一股情绪牵制着，坐卧不宁。屋里实在待不住了，他索性来到学校的操场上徘徊。天上挂着一轮惨白的月亮，四周静悄悄的，感受最深切的就是那寒冷如刀的北风。突然，他想起大街上那些衣不遮体的穷苦人，这时候他们该如何度过？有谁去关心帮助他们呢？诗使他找到了表达情感的突破口：“天上是孤独的月亮 ／ 我站在操场上 ／ 想那些衣不遮体的穷人……北风呼呼如狼似虎。”（《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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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3）
这是屠岸的第一首诗，虽然没有发表，其中的一些句子也已忘记，但当时那股情绪冲动一直铭刻在心。正是这种情绪促使他日后走进了革命的队伍，并不断挖掘深化自己的思想。屠岸说，在所有的古代诗人里，他的心与杜甫最接近，特别是在祖国经历苦难岁月的时候，他和杜甫隔着时空在灵魂深处进行对话。
屠岸的第一首诗发表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日上海“孤岛”时期的《中美日报》副刊《集纳》上，诗的题目叫《孩子的死》。“处女作是篇散文诗，写的是一个农村孩子在日寇入侵时为保卫祖国而投奔抗日阵营，最后战死在沙场上。那时是在抗战时期，皖南事变之后，是有感而发。但我生长在城市，诗中的人物是凭想象描写的，诗很幼稚，但感情真实。”屠岸说，“写诗开始时是由于读了不少诗，自己感情高涨时，觉得需要宣泄，就用了诗的形式。”
那时，屠岸的诗歌写作受冯至、艾青和卞之琳影响较大，比较注重诗的语言提炼和表现张力，能比较自觉地把个人感受与思想意蕴结合起来。诗人的命运往往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占了上海租界，“孤岛”业已不存在。屠岸这时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兽行径他满腔仇恨，作为一名学生虽然他没有拿起刀枪，但民族尊严和民族气节使他下定决心，不给任何敌伪报刊写稿。
“我学英语从学英诗开始的。还没有学语法，先学背英诗。我读高中时，表兄进了大学英文系。他的课本英国文学作品选读和英国文学史都成了我的读物。我把英诗１００多首的题目抄在纸上，贴在墙上，然后用羽毛针远远地掷过去，看针扎到纸上的哪一题，便把那首诗找来研读。经过两年多时间，把１００多首诗都研读了一遍。然后选出我特别喜欢的诗篇，朗读几十遍、几百遍，直到烂熟能背诵为止。”屠岸说，读高三时，不顾功课，沉湎于写半通不通的英文诗。
一天，屠岸正在理发馆里理发。不知不觉地，他心中默诵起英诗。突然领悟到一句济慈的诗的意义，屠岸兴奋得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大呼“好诗”！正在为他理发的师傅惊得目瞪口呆。后来，这事传开去，屠岸得了个绰号“尤里卡”。
著名学者、教育家唐庆诒是屠岸读上海交通大学时的英语教师。尽管他双目失明，但讲课精彩，对学生和蔼、亲切，深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屠岸回忆说：“先生每周给我们上两节课，全用英语讲授。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说，你们学英文要做到能听能说能读能写能译，要做到脑子里不用中文而用英文思考问题。”
一次，唐庆诒嘱屠岸到他家去一趟。屠岸如约来到霞飞路上方花园师宅。唐庆诒对屠岸说：“我因目盲，不能阅读。所以请你来，为我朗读中文和英文的书、报、刊，每周一二次，可以吗？”屠岸知道先生是看中了自己的国语和英语发音准确流利，功课也好，所以要自己来帮他解决阅读问题。屠岸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一个接近先生又能为他服务的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毫不犹豫地说：“为先生读书报，是我最愿意做的！”
此后四五年间，屠岸每周登门一二次，风雨无阻，为唐庆诒朗读他需要了解或进一步熟悉的文学经典以及新闻报道之类。屠岸回忆时说：“朗读时，遇到我不认识的字、不懂得的文句，先生随时指点、解惑，或指导我查阅参考书。因此这种‘伴读’本身往往就是优于教室听课的一种学习。后来我又为他查找资料，整理他的文稿，中文则手抄，英文则打字。这也是极好的学习。我师从他真是得益匪浅啊！”
一天，唐庆诒说：“你为我读书报，我给你一点回报吧！”于是他教屠岸古文和古诗。他家藏书极丰，让屠岸把线装书《瀛奎律髓》、《杜诗镜铨》等找出来，从中选出若干篇教屠岸。
１９８６年６月，唐庆诒以８８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屠岸因病未能参加追悼会，对此屠岸至今深以为憾。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4）
１９４３年夏天，屠岸曾暂住在江苏吕城农村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迎来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一个多月时间里，前后共写了５０多首诗。这一时期他的诗短小凝练，遣词造句讲究，语言干净清爽，在意象的锤炼上也颇见功力，有小令般雅致的美。如《古诗》、《小城》、《暮》等都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叩门》，则把作者向往革命、向往新生活的那种急切、新奇又惊悸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说：“当时，我白天在田间、地头、河边、坟边观察，领会，与农民交谈，体验他们的情愫，咀嚼自己的感受；晚上就在豆灯光下、麻布帐里构思、默诵、书写、涂改，流着泪誊抄，有时通宵达旦。”
一天半夜里，屠岸朗诵新作，当诵到“天地坛起火了……”这句时，他的嗓门使隔室的居者惊醒，以为天地坛（乡间祭祀天和地的小庙宇）真的起火了，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跑到屠岸所在的屋里来问是怎么回事。等弄清了事情原委，他与屠岸相视而笑。从此，这位兄长叫屠岸为“诗呆子”。
“老运动员”的“地下艺术创作”生活
抗战胜利后，屠岸在《文汇报》、《大公报》、《时代日报》等报纸上发表诗歌，并在１９４５年冬与挚友们成立“野火诗歌会”，诗歌会延续了两年，最后被迫解散了。
１９４６年２月，屠岸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患了比较严重的肺病，在上海交大读四年级的屠岸被迫休学。休学后，屠岸在地下党组织内做一些组织联络和调查研究的工作。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１９４８年，屠岸在《盲者之歌》里，表达了自己愤怒、痛苦的心灵独白：“是的，我还能够听到 ／ 狱官的厉唤和囚徒的怒吼，／ 刽子手磨着冷亮的钢刀之声霍霍，／ 我也嗅到硫磺的毒焰弥漫，／ 受难者的尸体散发出血腥和腐烂的气息；／ 而太阳离我太远了，／ 寒冷啊，我只是在黑暗的寒流中起落！”当然，面对反动派的恫吓和屠刀，诗人并没有被吓倒，他反而唱出更加激越的强音：“哦，让三棱镜把远距离阳光的焦点／聚集在我的躯体上，让它／向着夜中国的荒原燃起一股烽烟！”
１９４８年，屠岸翻译出版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鼓声》，借用惠特曼激昂高亢的诗句来为革命擂鼓助威，并预示代表中国未来的共产党将取得胜利。“惠特曼的《鼓声》是我的第一部诗歌译作，是在哥哥和未婚妻的资助下自费出版的。惠特曼是自由诗的创始人。选择他还有象征意义，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惠特曼支持北方的林肯，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告终，我想以此来象征代表中国北方的延安、西柏坡将战胜代表南方的蒋介石的南京。”与此同时，屠岸还进行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和阐释工作。屠岸感到欣慰的是“文革”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手抄本还在边疆的知识青年中流传。卞之琳评价屠岸的翻译水平“标志着译诗艺术的成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屠岸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饱沾浓墨，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光辉的一页》，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表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上海《解放日报》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屠岸的诗歌创作似乎停滞了，很多人对此疑惑不解。屠岸说，他也想写讴歌祖国的政治抒情诗，可拿起笔来，总觉得写不好，慢慢地文笔涩滞，也就很少写诗了。作为心灵诗人，屠岸对现实生活并没有回避，但在诗艺上，他却极力逃避诗歌的概念化和口号化。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文艺界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听到这一口号，屠岸兴奋激动了一阵子，提笔写出一些个性鲜明的诗和文章。那时，他正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工作。１９５７年春，他在中国文联的墙报上撰稿说：“现在文艺报刊编辑部有些领导是外行，领导干部应该选举产生。”此话一出，立刻捅了马蜂窝，屠岸被认为是右倾思想严重。尽管单位的上级领导一再保了他，可他写的检查总是过不了关，痛苦、郁闷和迷惑折磨着他，他彻夜失眠。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5）
屠岸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烧红的铁砧上挣扎的鱼，整天担心吊胆地没日没夜地痛苦的检查中备受煎熬。１９５５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是这样，１９５７年“反右”时也是这样。
屠岸说，仅仅因为他和胡风见过一次面，以及在解放前曾在学生文娱晚会上朗诵过“胡风分子”绿原的诗，掌握运动的人就宣布对他审查，撤销他的党小组长的职务，停止组织生活。后来以田汉为书记的中国剧协党组，经过内查外调，总算查出来他不是胡风分子，宣布撤销对他的处分。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转眼又有“反右”斗争这一关。这年春天，号召整风，鼓励争鸣，文联墙报编者约他写稿。他就写了一篇有关选举问题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主张文艺刊物的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应民主选举，选懂行的人来担任，再由党组批准。这篇文章在反右时成了一条大罪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当时被认为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所幸的是，当时以田汉为首的党组把他保护过关了。可是在档案中留下了“思想右倾”的评语。他因此需要“继续改造”，第二年就被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农村劳动。
“被下放到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省怀来县土木乡当乡党委副书记，每天的劳动强度都比较大，对于我这种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体力劳动是很好的锻炼，但我在心理上承受不了那种随时可能会被调回北京挨批的压力。”极度的痛苦和焦虑不安使屠岸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他彻夜失眠，精神呆滞，后来就病倒了。因为肺病复发，病情严重，他回到北京接受治疗。不久总算恢复了工作。但紧接着三年困难，因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加上心情恶劣，他的肺病极度恶化。１９６３年，在医院里他被切除了部分肺叶。
１９６６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犹如一场疾风暴雨，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砸了个晕头转向。大批干部被“打倒”，至于几年前的“落网之鱼”在这次浩劫中更是无一幸免，屠岸便是其中的一个。一夜之间，他被戴上了个“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虽然未受皮肉之苦，但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还经常有人对他当面斥责训话。他当时精神压力非常大，情绪坏到极点。他内心苦闷茫然，自解放前至今，他就一直跟党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不想活了，于是和夫人商量，打算同时自尽。可是一看到身边只有４岁的可爱纯真的小女儿，他冰冷的心一下被浓浓的血缘之情所融化，他怎么忍心抛下孩子一走了之？心里的苦闷无处倾诉，失眠像游蛇折磨着他，曾痊愈的神经官能症又一次复发了。诗人的心灵在哭泣、流血。
１９６７年１月，屠岸进了牛棚。“我本来是共产党员，怎么会突然变成三反分子呢？我在牛棚里待了两年半，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汇报我今天背了多少毛泽东著作，另外还要写思想汇报，写的时候还用蓝印纸复印下来留个底，不然将来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写下的都是些违心的话，我得说自己错了，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我就是用这个来说服自己承认我错了。”往事如烟，屠岸不堪回首：“当年我们那间牛棚里呆了好多人，我和贺敬之、张颖（曾经是周总理的秘书）呆在一间屋子里，凤子呆在我们的隔壁。但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问思想情况，两个人窃窃私语是千万不行的，因为会有人听到了向上汇报———写思想汇报不光要汇报自己的思想，还要被勒令汇报看到的情况。有时我看到有些人神态不对，也不敢问，唯有周末才能回到家中和妻子交流。”
１９６８年之后，屠岸看到被关进牛棚的人成堆成群，心想：关牛棚也不过如此吧！便也能睡得着觉了，睡不着的时候就背诵杜甫、李商隐或者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6）
１９６９年９月，屠岸去了文化部五七干校，从怀来到宝坻，最后到了天津郊区的静海县团泊洼。屠岸在静海干校艰苦的体力劳动之余，拥有自己的一块心灵净地。夜深人静之时，他偷偷地写旧体诗，背诵莎士比亚、济慈的诗。这成为支持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诗人就像当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一样，偷偷地在自己的心里进行“地下艺术创作”。任何艰难困苦的处境也不能阻挡诗人的心灵写作。这时他写过的诗词中有一首《清平乐》是这样的：“三生有幸，毕竟棚门进。恶鬼瘟神全得信，硬着头皮听训。一抬头阵阵春风，低头懒得装疯。惊叹疯狂世界，呜呼救救儿童！”
１９７３年，屠岸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直至粉碎了“四人帮”，诗歌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