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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年，屠岸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直至粉碎了“四人帮”，诗歌生命的春天来到了，诗人才有了重新歌唱的机会，才有了在艺术天空里重新翱翔的激情。
“深秋有如初春”的心境
屠岸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担任过该社的总编辑、党委书记，后又担任了中国作协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职。诗人的创作环境改变了，诗人的人生哲学和诗歌哲学如同一棵饱经沧桑之树，强劲、坚毅。一首首佳作从诗人心灵的深处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白芙蓉》一诗就是其中的一首力作，此诗被选入由卞之琳、牛汉主编的《共和国新诗五十年》之中。
作为十四行诗的作者，屠岸一谈起它马上神采飞扬。他认为十四行诗与中国古体律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首十四行诗就是一个小宇宙，它不像自由诗那样随意，而是有开头、高潮和结尾，有起承转合，足以充分地咏物言志。他最推崇的中国十四行诗代表诗人是冯至。
１９８６年屠岸出版了他的诗集《屠岸十四行诗》（花城出版社），此诗集出版后，得到众多诗界同仁的称誉。诗评家杨匡汉称“《屠岸十四行诗》的问世，标志着又一位中国十四行诗人的成熟”；李元洛对诗人的诗大加称道，称“屠岸是一位具有自己的风格的诗人，他的风格整体美学特色可以用‘高雅典丽’一语来概括”；著名诗评家谢冕、吴思敬也都对其诗作做了充分的肯定。
“您属于哪个诗歌流派？”对此，屠岸说：“我很难确定自己属于什么流派，什么主义，我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写诗。总的说来，我写诗是本着关怀别人，关怀群众，关怀民族，关怀国家的初衷。孔孟之道的精髓就是仁者爱人。这一点是贯穿始终的。当然也有写内心世界的诗。但没有爱心，诗歌就没有生命。”
“您认为中国新诗是否存在被冷漠的现状？主要问题在哪里？”屠岸直言不讳：“当代诗坛并不是没有佳作、力作，但不能否认现在新诗处于低谷。真诗和伪诗在相互搏斗，新诗在严峻的环境中进行着艰苦的挣扎。某些诗人或者对环境不适应，或者为迎合而媚俗。科技猛进、信息爆炸、经济全球一体化等时代特征给诗歌提出新的课题。穷则变，变则通。诗人们也许正在寻找一条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受众的诗歌道路。但是我要说，万变不离共宗，诗歌不能离开真善美，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否则，诗就变到诗的反面去了。”
屠岸这位“诗爱者”，对诗有着朴素的、不加修饰的、发自内心的喜爱。说到技巧之于创作的重要性，屠岸说：“没有生活就没有诗，没有思想就没有诗，没有技巧也就没有诗。诗最好不要有刀斧之痕，这不等于诗不要技巧。天然浑成，天衣无缝，不是没有技巧，而是最高的技巧，达到了化境：‘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就是技巧规范。怎样学习技巧？说不好，靠各人自己去摸索，不仅可从文学作品，也可以从其他艺术作品去学习技艺，比如从优秀的音乐和美术作品中去学习。学习技巧，要靠领悟。”
屠岸不光是个诗人，还是个杰出的翻译家。他小时候跟父亲学过日语，从小学到大学学过英语、法语。他翻译的《鼓点》（惠特曼诗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迷人的春光———英国抒情诗选》（与卞之琳等合译）、《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美国诗选》（与杨德豫等合译）、《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济慈诗选》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译作与他自己创作的诗歌，都是我们文学宝库中的一笔财富。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7）
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屠岸花了３年时间，译成《济慈诗选》，１９９７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２００１年８月至１０月，屠岸趁着应邀赴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学的机会，游历了伦敦济慈故居，并把《济慈诗选》译本郑重地赠给济慈故居管理处。屠岸说：“虽然我的译本是必朽的，但是济慈是不朽的。”
屠岸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诗情有独钟，不仅因为济慈用美来抗衡社会的丑恶，与屠岸的价值观相吻合。济慈只活了２５岁，２２岁得了肺结核，屠岸也在２２岁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可怕的病，屠岸把济慈当作异国异代的冥中知己，好像超越了时空在生命和诗情上相遇。“济慈的‘诗龄’仅仅５年，却写出了那么些辉耀千秋的名篇，他所创造的不朽的诗美，使我的灵魂震撼，不由自主地成了他的精神俘虏。由于喜爱济慈，我情不自禁地着手翻译济慈，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就开始了。我感到翻译济慈是一种愉悦，但后来中断了数十年。”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期间，尤其在五七干校劳动时，屠岸感到异乎寻常的精神压抑和思想苦闷，便暗自背诵济慈的诗《夜莺颂》、《希腊古瓮颂》，“是济慈的诗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所有的书被抄走了，但心中镌刻的诗文是抄不走的，这些作品我现在依然能背诵，而且永远不会忘记”。
在屠岸看来，济慈的诗艺是精微与天然的奇妙结合。“他的诗既精致而又无雕饰，稍不留心，便会被粗糙的译手碰碎。只有通过‘悟性’去接近诗人的灵魂，译事才能成功”。有位专家评论说：“一首好的译诗付出的艰辛不亚于原作者，甚至远远超过原作者。而屠岸的《济慈诗选》成功地把济慈原诗的美引进了汉语。”
屠岸认为译诗与翻译其他门类相比对翻译者要求更高，不仅要将原作的形式传达过来，更重要的是要传达原作的神韵。译诗应该是两个灵魂的拥抱，实现译者与原作者的合一，实现两种语言的撞击与交融。要深入到原作的精神感觉中去，有人说只有诗人才能译诗，这话并非绝对，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写诗的人能较好地理解原作者的创作情绪，感受其中细微的变化，只有理解创作情绪才能真正理解原作的精神。翻译作为一种文学实践也绝不是被动的，对一个既是译者也是作者的人来说，翻译可以促进创作。由于译者必须进入原作的灵魂，翻译时的独特感受也会令创作时的眼界更加开阔。在屠岸先生看来翻译功莫大焉，翻译是整个人类进步的动力，没有翻译，中国不可能知道世界，世界也不可能知道中国；没有翻译这世界就停滞不前，不可能进步和发展。
１０多年前屠岸罹患严重的忧郁症，彻夜难眠———加剂量的舒乐安定对他都已失效。他在心中默吟《琵琶行》诗句，沉浸入“天涯沦落人”的氛围和意境中，使他恢复了心灵安宁。屠岸说：“诗使我灵魂崇高，诗使我身体康泰。”他在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你所铸造的 ／ 所有的不朽之诗 ／ 存留在‘真’的心扇，‘美’的灵府，／ 使人间有一座圣坛，／ 一片净土，／ 夜莺的鸣啭在这里永不消逝”。（选自屠岸诗《济慈墓畔的沉思》）
１９９８年暮春，与屠岸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结合、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章妙英因身患淋巴癌撒手人寰，给诗人留下了无尽的哀思。从诗人的爱情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妻子真挚、绵长、执著的爱情。为了表达对亡妻的思念，诗人屠岸走出悲痛的阴影，着手将爱人的诗歌遗作编辑成书，分赠亲友。屠岸又把他和妻子（笔名方谷绣）合译的斯蒂文森的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交给一家少儿出版社出英汉对照本。
译诗凭悟性，写诗凭灵感。问到屠岸有什么创作计划。屠岸说：“我不能订创作计划。搞翻译是可以订计划的。虽然搞翻译也需要悟性，但是它带有一定的技术性，所以可以订计划；而写诗是要凭灵感的。即使再专注地投入也未必能获得灵感。”离休后，屠岸依然每天伏案工作六七个小时，进行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有时几个月不写诗，有时思想忽然有所触发，就有了诗。我常常在床头搁好纸笔，一有灵感就记录下来。有时因为没有准备纸笔，没有记下，过了一些时候，会把想到的东西忘了。”屠岸说，“写不出来时不硬写”是他写诗的座右铭。年至耄耋的他依然保持丰沛的诗情，诗篇充满激情又内蕴深邃。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8）
屠岸比喻自己的心境“深秋有如初春”，那是红树黄花浸透了的丰盈、成熟和沉淀之后，诗人的一颗赤诚的童心和春日般的诗心仍旧在给人们带来鲜活的感动。他开玩笑说，如果上帝再给他十年时间，那么他的诗歌创作的生命将更加充实。据他透露，他的一本新的诗集《夜灯红处课儿诗》不久将面世。
文学的各个领域，如小说、散文、戏剧等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屠岸都读。他说：“文学以外，最感兴趣的是历史著作。对读书，我的缺点是广泛涉猎，精读少。现在年龄大了，精力不如过去，但还是每天都要尽量读一些书，不然就要落后于时代。”
吕济民：阅尽沧桑不失儒雅高洁的文博泰斗（1）
吕济民，著名文博专家。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出生于安徽潜山，１９６１年２月副博士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图书馆学院。历任文化部群众文化局、政治部科长，国有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处长，文化部群文局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北京故宫博物院代院长等职，出任过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主席及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委员。现为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重庆市人民政府三峡文物专家组成员、中国文物学会顾问、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中国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会长。系欧美同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和吉林大学考古系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北京文物赴雅典展出归来汇报展上，一件上绣五爪金龙的雍正龙袍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虽然这件龙袍历经３００余年历史，但依然金光灿烂，像新的一样。这是怎么回事？现场一位华发满头的文博专家解释说：“这件龙袍不褪色的秘密，在于上面的金龙是用纯度９９．９％的金丝绣制的，所以依旧耀眼夺目；而其他彩色的部分，是用不同颜色的孔雀羽毛织成的，避免了矿物颜料漂染后的丝线易褪色的问题。这样一件龙袍，从量尺寸，到最后由工匠完成，至少需一年时间，耗费工料之巨难以算计，堪称无价之宝。”
这位为观众揭示雍正龙袍不褪色之谜的长者就是著名博物馆专家、文物保护专家吕济民。
“早晨###点钟的太阳”失眠了
吕济民原本是学师范教育的，曾在中学任教一年，并当过安徽省巢县烔炀文化馆馆长和县政府文化科长。新中国刚刚建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中央为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高瞻远瞩，向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管理经验。这项工作被纳入我国科学教育发展１０年规划。“１９５６年初夏，安徽省文化局通知我去合肥，到达后才知是推荐我到北京参加留苏考试”。
当年一到北京，下了火车，吕济民就去文化部报到，手续一完，顾不上去招待所吃饭、休息，就往故宫跑，在故宫里转了大半天，直到闭馆才出来。吕济民回忆说：“故宫实在太迷人，到那里参观我简直忘了一切，没吃饭转了大半天，竟不觉得肚子饿。”吕济民没有想到自己日后竟成了这里的掌门人。
紧接着，吕济民在北京备课一个多月，每天都到北京图书馆学习。通过连续４天的考试和随后的面试，吕济民如愿通过留苏考用，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半。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怀揣着梦想的吕济民等１００多人穿上了国家发放的中山装或西装，在《歌唱祖国》的歌声中离开北京，第一次踏上了开往异域的火车。“我分配在莫斯科图书馆学院学习。当初成立时称莫斯科文化学院，设有图书馆系、博物馆系和群众文化系。当时，有７名中国学生，有６人是学图书馆专业的，只有我一个学群众文化专业。我是研究生，院长决定由群众文化教研室主任卡尔波夫担任我的导师，并确定了我必修课和选修课等有关问题。还有越南、蒙古、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国学生在那里学习，对我来说是换了一个方式学习和生活。”吕济民说，他最幸运的是，到莫斯科不久，就同在校的中国学生一起参加和听取了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所作的演讲。让吕济民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的话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俊贤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知识、青春和热血。
此时，毛泽东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胜利４０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１１月１７日，莫斯科大学，吕济民等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期盼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下午６时许，当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胡乔木等领导人出现在莫斯科大学主楼的大礼堂时，全场沸腾，欢声雷动。吕济民迄今还记得，毛主席高兴地走到讲台的前沿和两端，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毛主席一开头就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还教导同学们说：“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吕济民回忆说，在讲话中，毛主席纵论天下，旁征博引，提出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毛主席的讲话亲切和蔼，风趣幽默。台上台下，有问有答，其乐融融，大厅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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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济民：阅尽沧桑不失儒雅高洁的文博泰斗（2）
为了满足更多同学能亲睹领袖风采、聆听领袖教诲的愿望，毛泽东又特地从大礼堂来到学生俱乐部，对早已聚集在那里等候的数百名留学生说：“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吕济民说，毛主席近一个半小时的接见和讲话，使大家沉浸在无比的激动和幸福之中，“为党奋斗５０年”、“为祖国工作５０年”的口号声响彻礼堂。当晚，吕济民失眠了……
不能轻易忘记伤痛的过去
留苏期间，吕济民参观了数十座苏联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他深深地恋上了博物馆建筑及其藏品，同时希望某一天能投入到博物馆事业之中。
１９６１年３月，学成归来的吕济民已是副博士研究生，“到北京，###安排集体学习休整两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国家文化部机关，先是在文化部群众文化局，后又到文化部政治部工作，曾到农村对群众文化活动进行调查研究，并参加了首批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
“西凉波映甘棠阁，南浦烟横汀泗桥。”这是著名书法家刘炳森生前送给吕济民的书法作品。“甘棠”和“汀泗”这两个在鄂南咸宁的地名在吕济民的心目中无法抹去。他回忆说：“‘甘棠’这个地方以前是否有阁，没有查考过，但‘甘棠镇’几乎是同我们干校连在一起的，而且周围１０多里地只此一个小镇，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至于汀泗桥那名气就大了，当年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奋勇攻击，击溃吴佩孚主力部队２万余人，占领汀泗桥，对北伐军夺取武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纪念阵亡将士，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在此兴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阵亡将士墓、纪念碑和纪念亭。１９８５年我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时，同湖北省文化厅拨专款对北伐汀泗桥战役遗址的阵亡将士墓、纪念碑和纪念亭进行修葺加固，并增建了陈列室和围墙。１９８６年邓小平为汀泗桥战役遗址题名‘独立团烈士陵园’。１９８８年国务院公布汀泗桥战役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在咸宁“五七干校”期间，曾到过汀泗桥，那时无人管理，一片荒凉。１９９１年夏，我专程去了一趟汀泗桥，汀泗桥已是面貌大变，维修加固了遗址和纪念建筑，划定了保护范围，设有专人管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吕济民尽管曾被下放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仅两年许，但晚年的他对此很有些怀旧：“咸宁的老百姓很友好的，我们尽管当时处在逆境，劳动是苦点，但在那里得到了劳动上的锻炼，思想上与老百姓贴近，当然不能肯定那段政治运动。‘文革’的历史一言难尽，应该好好总结才是。咸宁向阳湖就是一座天然的‘文革’博物馆，不能轻易忘记伤痛的过去！”
吕济民回忆说：“我是１９６１年春到国家文化部工作的，刘炳森１９６２年秋到故宫博物院，由于我们俩在同一个系统，因而‘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我同刘炳森的交往是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后开始的。”
当时故宫博物院已奉周恩来总理指示重新开放，最早在慈宁宫举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吕济民等“一批人回来后在故宫武英殿上班，主要任务是搞出土文物展览并从中挑选一批珍品，筹办出国文物展，并编辑图录。刘炳森的主要任务是书写展品说明牌，包括故宫所有展厅的说明牌，还有出国的展品说明牌。出国文物展览有两套，一套是从美洲到欧洲，另一套是亚洲到大洋洲。书写这么多的展品说明牌，一般人都觉得枯燥无味，但刘炳森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于是我同他也就有了较多的接触，有的是工作上的，也有私人之间的交往”。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５日，刘炳森因病溘然长逝。２月２１日上午１０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５０００余人挥泪送别。９时刚过，吕济民就到第一告别室，室外的空地摆满了花圈、花篮，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挽联和挽幛，也挤满了密密的人群。吕济民难抑这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