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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走出拘留所。
一路流亡演出于当年秋辗转来到武汉，赵启海他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田汉和洪深领导下的艺术宣传处美术音乐科工作，从事抗日宣传和训练演剧队的歌咏等。当时，音乐界许多有名望的人士逐渐集中到了武汉，在冼星海、盛家伦、刘雪庵与赵启海等人筹备推动下，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７日在武汉成立了全国歌咏协会。该协会的成立，对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不断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年年初，赵启海等人又在武昌组织了一个“武昌青年救国会”，下设读书会，歌咏团，早晨运动队，时事讨论会等分支组织，与汉口青年救国会互相联络、呼应。
赵启海还为武昌基督教青年创办了一个少年歌咏团，每天晚上挥舞着指挥棒为孩子们教歌，辛勤培育音乐幼苗。循循善诱的他善于用儿童熟悉的语言和丰富的面部表情，启迪少年歌手们对歌词内涵和曲调感情节奏的理解，激发其歌唱激情，启发其爱国思想。这些孩子在赵启海的诱导和指挥下，合唱准确、整齐，嗓音清亮，吐字清楚，充分发挥了童声的长处。节奏和高潮的处理恰到好处，其合唱水平不亚于专业文艺团体。
在美国的５０多年来，每次的晚会和朋友的聚会，有了赵启海的参与马上气氛就热烈起来。他带头高唱抗日歌曲，让听者无不热血激奋。“那时，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出外散步或是出席同胞聚会时，启海都会唱上几首《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充满激情的歌”，让张先华记忆犹新的是，１９８５年春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欢送章文晋大使离任回国的联欢会上，满头银发的赵启海即席引吭高唱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引起在场人的情感共鸣，全体与会者都情不自禁地齐声合唱。
其实，早在１９８９年，赵启海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直到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０年记忆越来越差，朋友来看他时，他总说模模糊糊记不清了，但唱起抗战老歌曲时却一点都没有失去记忆。张先华说，那时在家里任何一张纸上或是一个本子上，都写着赵启海所创作的那些歌；每每一人呆在室内看着这些歌，他都像是在回忆什么———每当想起这些场景，张先华都会觉得心痛。
深深爱恋也深深理解丈夫的张先华非常清楚，对于患病已久的赵启海来说，那些抗战歌曲意味着这个尘世里能启动他心灵的最后一把钥匙。确实，在赵启海所走过的人生中，抗战期间是浓墨重彩大意挥洒的一个篇章，那些抗战歌曲便构成了他如音乐般动人人生的基调。
二 与冼星海共度黄金搭档岁月
１９３８年，赵启海在武汉结识了刚从苏联回国、后来与他联袂创作《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经典歌曲的著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第一次见面，冼星海给赵启海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慈祥和蔼”，而且他曾给张先华描述，“冼星海身材很高，穿着苏联式的制服”。从此，赵启海与冼星海一同开展群众性的歌咏宣传工作，不辞劳累地奔走于武汉三镇，忙于教唱和指挥。
由冼星海谱曲的《在太行山上》，是当时游击队员们最喜欢的一首歌。１９３８年７月，冼星海在武汉为英勇的太行山游击队创作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写成后在汉口抗敌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上由赵启海与张曙、林路唱出，听众大声喝彩，要求再唱，此后传遍了全国。当时，太行山的游击队以这首歌为队歌，老百姓、小孩子都会唱，到处听到“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的句子！
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3）
赵启海与冼星海词曲合作的《到敌人后方去》及《祖国的孩子们》这两首抗战歌曲，就是在这时期问世的。其后，在武汉的歌咏队、学校及普通民众中广为流唱，不久便传入北方、东部，甚至到达了敌人的后方，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抗战经典歌曲《到敌人后方去》的问世还有些故事。当年的９月１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对第三厅所属的演剧队全体人员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时，剖析当时国民党反对派消极抗日，日寇直逼武汉，国难当头，应以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强调指出要到敌人后方去开辟工作、扩大实力、抗战到底的重要性。
在这次形势报告的指引和启示下，赵启海领悟到党的决策及时英明，他满怀豪情地挥毫作词：“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包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个城，叫鬼子顾西不顾东，叫鬼子军阀不集中……到处有我们游击队，到处有我们好弟兄，……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歌词强烈地反映出党的伟大号召，人民群众决心把日本鬼子赶出境，将“我们的旗帜插遍了东三省，我们的旗帜插遍了黄河东”，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心。
当时，冼星海看到歌词非常欣喜，他立即构思谱曲，激情地创作出节奏明快，信心百倍，铿锵有力的乐曲。这首歌曲原是进行曲风格的二部合唱，流传时一般改为齐唱。歌曲的旋律挺拔矫健，节奏富于弹性而灵活多变，材料集中，手法精炼。在主段３次出现的先后，插入了两个对比性的插段，形成回旋曲式的结构。第一个插段采用类似数快板的节奏，使人联想到宣传队员在行军中打着竹板鼓舞士气的场面；第二个插段节奏拉宽，音调变得高昂，又像是充满必胜信念的游击战士在引吭高歌。张先华认为，主段和插段穿插循环，起着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现人民战争壮观景象的作用，使游击战士乐观豪迈、机智勇敢的性格得到鲜明简洁的刻划。
很快，这首《到敌人后方去》战斗歌曲从武汉流传到祖国各地，并深入到敌后根据地，鼓舞着广大群众抗日到底的斗志。这首歌写成后不久，即１９３８年底，晋察冀边区的每一个角落，到处可以听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的歌声，可见其流传的迅速和广泛。这首歌曲后被选录于《抗战名曲１００首》等歌曲集里。
在与冼星海共同工作的日子里，赵启海得到他许多的教诲和影响。令赵启海感触很深的是，身为著名音乐家的冼星海具有的那种严谨的创作态度。一次，赵启海认为《祖国的孩子们》一开始两小节不够有力，便要求冼星海在曲调不变的基础上，稍微改动一下节奏。但是，冼星海不同意更改。后来，赵启海自己细细琢磨一番，才悟到如果更改节奏，必须破坏此曲统一性。于是，再请教冼星海时，冼星海微笑着说：“那就对头了！”
在一次回忆中，赵启海这样谈到与冼星海的亲密合作：“他是老大哥，我是小弟弟，我写词，他作曲。”冼星海对赵启海也非常赞赏，他曾在介绍音乐家李凌认识赵启海时这样评价这位事业搭档：“启海这位朋友，忠诚、热心群众工作，和群众特别友好，有这样的朋友合作，事情好办得多。”
１９３９年，赵启海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移至重庆。这时，冼星海却去了延安，赵启海以后再也没能见着这位音乐事业上的好搭档了。赵启海在重庆继续组织歌咏团，和李凌联系成立新音乐社，并和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赵沨等联系筹备出版《新音乐》月刊。在重庆期间，赵启海非常幸运的亲聆了周恩来的教诲，对此，张先华当然也不能淡忘，“周总理非常关心启海的工作情况，曾在曾家岩５０号与他长谈，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终生难忘”。
三 喜爱民族音乐的他是王洛宾民歌的内地首唱者
在张先华眼里，赵启海一生都没有抛弃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喜爱，“他对于民族音乐的浓厚兴趣产生于孩提时代”。１９１４年４月，赵启海出生于江苏徐州铜山县一个叫赵家圩子的村庄，聪明好学的他从小便显示出多才多艺的一面，不仅爱唱歌，会拉胡琴，还写得一手好字。每当在家下完地后，他的第一件事便是拿起胡琴，坐在门口拉上一段，身边常常围着好多听他拉曲、唱歌的孩子。张先华说，他演奏的《二泉映月》，深沉情长，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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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4）
沉醉于创作抗战歌曲的赵启海与民族音乐之间，有着怎么也绕不开的缘分。而“西部歌王”王洛宾，又是赵启海民族音乐情结中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中央西北巡回教育团”，赵启海与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摄影师姚士泉、美术师韩尚义等由重庆出发，前往西安、绥远、宁夏、内蒙、甘肃、青海等地宣传抗日。沿途，电影厂还拍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
从兰州到达青海西宁的一天晚上，赵启海一行人巧遇在此采风的音乐家王洛宾。王洛宾曾在北师大音乐系专攻声乐和钢琴，１９３４年因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忍痛中途辍学，告别母校到一所中学去教音乐。卢沟桥事变后，王洛宾离开北平，几经周折到了山西，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创作了《老乡，上战场》、《风陵渡的歌》等歌曲。这些歌不仅在西北，而且在全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时，身在西宁的王洛宾听说重庆来了个巡回教育团，还来了电影导演郑君里及抗战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的词作者赵启海，便赶来相会。两个音乐家与一个导演在西宁市郊一家骡马店碰头，他们谈得非常投机。那天，王洛宾一脸黝黑，戴一幅眼镜，披着一件无面的羊皮上衣，下着大棉裤和毡鞋，看上去非常年轻。他坐在炕沿上低声说自己正为歌剧《作为奴隶的爱情》搜集资料，还说起自己在这采风以来所搜集到的西北人的歌和动人的故事。有关于这次与王洛宾的会面，若干年后赵启海也曾对张先华讲过，他记得当时王洛宾这样说，“其实我的歌源在黄土高原，从‘花儿’透露出来的东西都是由一颗清澈的心开始的，所以才珍贵”。
在王洛宾的讲述中，赵启海得知他与西北民歌命运相联的缘起。１９３８年，王洛宾和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准备到新疆开展工作。在前往兰州的途中，路遇大雨，歇息在六盘山下的一个马车店。在那里，王洛宾见赶脚的车夫们嚷着要老板娘唱歌。老板娘的“花儿”唱完，王洛宾一时愣住了，他没想到这支歌儿有这样摄人的魅力。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了西北民歌“花儿”《眼泪的花漂满了》。曲调大起大落，充满动人的张力，王洛宾被那哀婉的歌声深深打动……原本，王洛宾打算去法国深造音乐，可这时他不想离开了。于是，他就深入民间采风。
后来传遍全国的民歌《红枣儿香》也是王洛宾费心搜集整理而就的。当初王洛宾在一个农村女孩的口里第一次听到那首歌的曲调，感到非常动听，于是他通过那个小女孩，找到她的爸爸，又找到她的爷爷，最后找到爷爷的老母亲，一个头戴红玫瑰的白发老婆婆，细细询问才知道，那是一首清朝少数民族迎接官员的歌。
那一晚，赵启海与王洛宾等人一聊就是半个晚上，王洛宾边讲边唱，郑君里叫赵启海把谱记下来以后用在电影里。赵启海临走时，根据王洛宾的意见，将他整理的西北民歌《草原情歌》改名为《在那遥远的地方》。此后，赵启海把王洛宾的《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沙里洪巴》、《虹彩妹妹》等等好听的西北民歌带到了战时的陪都重庆，一唱便轰动山城。随之又有人传到昆明，以至缅甸、马来西亚和南洋各国。甚至，以后赵启海定居美国，他将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等西北民歌首先介绍到了联合国各国代表面前。通过他深情淳厚的歌声，我国西北民歌在美国广为流传、风行一时。
１９４０年夏，西北巡回教育团完成宣传教育任务，赵启海也搜集了大量的西北民歌，为他日后音乐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安全返回重庆。自此之后，赵启海对于民族音乐的痴迷大增。当年秋，他决定进入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学习，主攻声乐，辅修作曲。蔡绍序是他的声乐老师，作曲老师则是刘雪庵。《柳条长》这首歌曲便是赵启海与刘雪庵共同创作的，这首优美歌曲的曲调中充满了浓厚的西北民歌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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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5）
那时，在青木关音乐学院的大琴房中有一架被称作“双手万能”的钢琴，意思是这台钢琴已经弹不成音了。可是，尽管条件艰苦，却难以阻挡赵启海顽强学习的热情。为了多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音乐造诣，打好理论和实践基础，他几乎每天都要到琴房来，练习弹奏贝多芬的钢琴曲。
赵启海对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都非常喜欢，他不仅爱唱中国的民歌，还爱唱京剧。在美国，朋友聚会时，他唱上一段京剧“捉放曹”和“龙凤呈祥”，让人享受到中国的高雅文化和文化的深遂。除了歌唱艺术外，赵启海还喜爱书法，并自学油画，喜爱写诗抒怀，他在匹兹堡创立了诗社，喜爱诗的旅美学者好友每月聚在一起互相切磋，交换心得，他的才艺得到大家的赞叹。
即使晚年患病以后，赵启海依然保持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张先华介绍，那时，他最喜欢看的京剧是《四郎探母》，每次看着看着便会流泪。张先华知道，丈夫是个情感丰富的人，他的情感与祖国传统艺术所表达出来的境界是相通的，欣赏祖国传统艺术的过程中便寄托了他的思乡情、思亲情。
四 教授经济学是他职业生涯最长且为最后的一站
赵启海进入青木关音乐学院不久，声乐老师蔡绍序转到成都南虹艺术专科学校任教，赵启海也追随着转学到成都，这次转学却使他从此接触到经济学。“认为音乐知识面窄，启海选择了进入金陵大学文学院经济系学习，之外便继续师从蔡绍序学声乐。当时，华西坝上有名的《古怪歌》便是赵启海传唱出来的”，张先华说，他在选择专业时，肯定不会明确地想到自己以后会与经济学长期为伴。
１９４６年，赵启海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国民党###招考的留美自费生。身无分文的赵启海为了筹措经费和学费，于１９４６年７月离开成都回到家乡徐州。“是他的朋友、乡亲、校友给他募捐了９００多块钱的留学经费”，张先华这样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其实，在出国前，赵启海因为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不足，已染上肺病而不自知。“当在国内体检时，启海自己已感到身体状况不好，就请朋友孙从音替他去体检拍片子，结果就混了过去。”在张先华的讲述中，记者才弄明白为什么赵启海在美国的年龄要比实际年龄小———就是因为这次请孙从音冒名代替，孙从音在医疗报告上将年龄写小了几岁的缘故。
当初，赵启海抱着深造学习的目的留学美国，他肯定没能料到自己异国求学之路会那么曲折漫长，以致误了回国的行程。次年１０月，赵启海抵达美国西岸加州，从旧金山到达密西根州，进入美国的密西根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入学要体检，查出他染上了肺结核。
美国对控制这种传染病极为严格，马上赵启海便被迫进入了公共疗养院，彻底治疗。这一治疗便是两年，１９４９年中国解放之日正是赵启海疗养痊愈之时，得知这一特大喜讯的赵启海心中别提有多畅快了，恨不得立即就出院开始自己的学业好早日学成归国。可是医生仍要他继续休养，慢慢增加免疫力。于是，赵启海一直在疗养院里呆了３３个月，１９５０年秋才返回密西根大学读书。
当时，考虑到自己大病虽愈，但身体底子还是很弱，赵启海给自己定的计划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先少选几门课，以后逐渐加多。１９５２年，赵启海终于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为了经济独立，他不得不先找一些临时工作。１９５８年，赵启海再次踏进密西根大学，一面做研究助理，一面攻读商科博士学位。谁知后来指导教授转走，而赵启海又已于１９６０年被聘到大专学校任职，导致他的博士论文未能完成。博士梦终未能成真，这也成为赵启海生平一大憾事。
自１９６０年起，赵启海先后任教于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密苏里州米托迪斯特学院、匹兹堡大学波特帕克学院，主讲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银行金融学、国际贸易等课程。作为教授经济学的大学教授，赵启海职业生涯最长也是最后一站是在匹兹堡大学，在这儿他工作了２０年，在这儿退休，为职业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6）
在美国，张先华除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外，还利用自己与丈夫的身份地位，为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济、文化交流奉献了自己的力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文艺界、经济界人士来到美国，只要找到他们，张先华都协助丈夫热情接待来自祖国的同胞。
作为经济学家，赵启海非常关注祖国的经济建设。１９８６年夏，由联合国资助，作为美籍华裔学者的赵启海访问中国时，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等学府讲学，作有关西方经济学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美国经济政策动向、供应经济学和现代货币主义在美国的发展状况等学术报告，并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今后的改革问题，以及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问题等进行了坦率热忱的探讨交流，收到良好的预期效果。北京师范大学热烈欢迎作为老校友的赵启海返回母校讲学和学术交流，还隆重地授予他“终身客座教授”荣誉称号。
１９８８年，赵启海虽然退休却仍在学校任教，但是他的记忆力慢慢衰退。在张先华的劝说下，赵启海停止了教学生涯。可是，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最后连夫人张先华都不太认识了。“那时，他经常问我，你是谁呀？”可以想见，当时张先华的心情会有多么糟糕！不过，令她稍感安慰的是，虽然认不得她的模样了，但“启海还能对人说出我的名字来”。
对于张先华来说，２００２年是一个永失己爱的年份。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