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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辽阳市教育局离休干部梁廷信，系辽阳市满族联谊会常务会长。梁廷信离休后，开始着手编写《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２００２年春，梁廷信将《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手稿拿到辽宁省原副省长朱川家中，请他帮助修改。朱川在读完《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后，建议梁廷信将辽阳籍的文化名人写进去。交谈中，朱川告诉梁廷信，应该考证一下老舍的祖籍，因为据朱川回忆，老舍夫人胡絜青生前曾告诉他，老舍祖籍很可能在辽阳。
从朱川家中回来，梁廷信便投入到了对老舍祖籍的研究工作中。寻访中，梁廷信了解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舒乙曾到后金故都辽阳东京城访祖，并写出了《老舍早年年谱》续篇———《古城墙上的一棵小枣树》。在文章中，舒乙提到，老舍是满族舒穆禄部的后裔。老舍这代是“庆”字辈，哥哥叫“庆瑞”，老舍叫“庆春”。舒乙考证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舒穆禄部最有名的人物叫杨古立，是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一。舒穆禄氏的后代多分布在辽宁辽阳地区和北京等地”。舒乙还考察了杨、徐、舒、宿４个名姓的满族人残存的家谱，最后一代几乎都是“庆”字辈。而舒穆禄氏大家族在一次内讧后，老舍的父亲舒永寿从这一支分出迁往北京，亲戚间从此也不再往来。
舒乙的文章令梁廷信很受启发。他先后前往抚顺、沈阳、承德、北京等地考察舒穆禄氏家族繁衍。几经周折，梁廷信最终在辽阳市新城村找到了答案。新城村有位７８岁的老人名叫徐光秀，也是满族，并与老舍同是舒穆禄氏家族的后裔。徐光秀告诉梁廷信，满清时舒穆禄氏是一个大部族，他曾听长辈讲过，舒穆禄氏部族迁到辽阳东京城（辽阳新城村）一带，属于正红旗。
根据徐光秀老人介绍的史实，梁廷信又考证了清代满族的姓氏。研究中，梁廷信发现，满族人姓氏在清代多是按部族居住地名字定姓。上世纪初，满族人的姓氏又发生了变化。有的冠上翻译成为汉姓，有的将其祖父或父亲名上第一个字为姓，或者找一转音的汉字冠为姓，而舒穆禄氏部族主要以杨、徐、舒、宿为姓。从梁廷信对辽阳新城地区舒穆禄氏后代的走访和大量资料中可以判断，老舍的祖籍很可能就在辽阳。这一结论现在也得到不少专家和学者的认可。接受采访时，舒乙认为辽阳有可能是老舍先生的祖籍，也有可能是黑龙江人。
舒乙是老舍之子，也是一个老舍研究者。他认为，“老舍先生的投湖是必然”。对此舒乙分析道，老舍先生作品中好人自杀的多，而方式多是投水。此外，１９４１年日本人围逼重庆时，老舍就意欲投嘉陵江，有老舍写给王冶秋的信为证。老舍在信中说：“我看不出能再向哪里跑，而且跑也没有用，好在嘉陵江又近又没有盖儿。”
至于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作为自己的人生终点，舒乙认为，太平湖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而观音庵胡同曾是老舍先生母亲晚年的住地。“老舍先生是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
关于老舍的最后一天，舒乙回忆道，那天清晨一大早，父亲就把母亲支出去了。当时，父亲对母亲说，“你去上你的班，不要管我”。母亲走后不一会儿，父亲也出了门。出大门前，父亲拉着３岁小孙女的手，说：“和爷爷说再———见———！”这一幕与老舍作品《茶馆》的结尾几乎一模一样。舒乙说：“老舍之死是场悲剧。他的‘舍予’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向世人抛出了一串大大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9）
舒乙提到父亲笔下的老北京，说到：他笔下有着最地道的老北京，这和他是满族很有关系。清末民初的每个旗人，都会养花、养狗、养马、养鸽子、养蛐蛐，都会骑马射箭，都会舞枪弄棍，都会拳术，都是美食家，都懂各种礼仪……老舍先生熟悉老北京和满族人，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特别真，特别乡土。
“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看有１１部半是他的代表作，那半部就是《正红旗下》。他的作品好多属于‘隐式满族文学’。他没有正面描写过一个满族人，其实他写了大量的满族人。祥子，我分析了，他不是满族人，而是河北乡下人。”在文学研究中，舒乙把工程的分类法、统计法运用上了，发现老舍留下的２５０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以北京为地理背景、风土人情的有１５０万字。他运用理工统计方法统计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现２４０多个地名，９５％都是真实的。“这些地名从地图上标出来，会发现全部在北京的北角，他小时候就出生在这边。”舒乙从地名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关系，有关研究文章在老舍学术研究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人将此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由此派生出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日本研究老舍的中山矢子教授看了舒乙写的关于《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路线的研究，率队由舒乙陪同走了５次祥子的拉车路线。“老舍先生的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的最多，改得较好的有《离婚》、《四世同堂》，有些本来只可改为１０集，结果大量注水，拉得很长，他们追求的是广告。”
舒乙原本学的是理工科，４３岁才开始写作，发表了不少散文集。在这些散文集里没有过多的华丽之辞，但平凡的语句中却倾注了深厚的情感。他的散文以真实的素材为基础，传达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复杂的经历，细腻的感情，生活中的真实，在他眼里，处处皆精彩。
“散文一定要记录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不是特别让人感动的事情或是流水帐式的东西，宁愿不写。散文一定要有感而发，某种程度上，散文家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抒情家。”他强调，散文还要运用技巧加工，而不是一些未经加工的语言碎片。他的风格是，用最普通的话语，加工而不着痕迹，读起来自然，琅琅上口，但不追求文字的华丽，“瞧之无花朵，点点现花香”，以生动活泼见长。
解密扑朔迷离的中国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谁谁被某某推荐为候选人了”，“谁谁有可能今年问鼎了”，“谁谁早就该获奖了”，“不要把诺奖当回事”，“那只是几个不懂中文的瑞典老头子私下攒出来的”，“诺奖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等等，总是不绝于报端。有许多中国作家不管出于何种心理，骨子里都有一种浓重的诺奖情结。采访中，记者就一时社会上曾传闻“老舍曾被授予过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求证舒乙。
“我其实不是很愿意说这件事，因为没有过硬的档案材料来证明。”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５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１９６８年被提名，到了最后５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但是在１９６８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４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0）
舒乙清晰地记得，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１９８１年４月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自己与母亲胡絜青通报：１９６８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考虑到中国处于“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又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叫川端康成的作家。舒乙说：“我知道这些情况，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档案没有解密，所以不能证实。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跟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委员会委员之一马悦然交流过，他是唯一懂中文的评选委员。可是他对此断然不承认，表示不可能，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的，在政治上有偏见，他的太太是台湾人，他评选是不会评主旋律作品的，与他们的立场有关。”
同时，舒乙还向记者讲述了一些并非题外的细节：梁实秋去世后不久，他的###韩菁青到北京探望冰心，当时舒乙在场。梁夫人当时说，梁实秋生前交代，等自己百年之后，让她到北京，只转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话，即在梁的眼里，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获得诺奖，那个人就是老舍。“作家朱光潜先生，他也曾说过中国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只可能有两个人，一个是老舍先生，一个是沈从文先生。”
１９８０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次年秋，伊利莎白？艾笛访华，拜访萧乾。谈话时，伊利莎白？艾笛向萧乾及其夫人文洁若透露：当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文洁若“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４００字的书面材料”。后来，记者在专访文洁若时，她承认有这么一回事，“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
另悉：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也曾就此采访过不少相关证人，可是他得到的结论仍是一个谜。
完成一代宗师的“人生最后一件大事”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晚７时０６分，一代文学巨匠巴金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历程，安然辞世。
大师离去，各界阵痛。得知巴金不幸逝世的消息后，中国现代文学馆连夜布置了一个吊唁堂。一幅大大的遗像悬在大厅中央，照片里的巴金，依然显得那么慈祥睿智，仿佛在静坐沉思，又似在谆谆教导。是的，他永远面带微笑，他对国家抱有无限的信心，他是中国文坛的一座山，他甚至是文学的代名词。巴金这个名字，在普通读者心中重如泰山，在作家们的心目中，更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遗像两边，摆满了吊唁花篮。
舒乙回忆说：“文学馆和巴老的渊源很深，当初就是他６次写信给中央领导，倡议建立这个文学馆，并且担任了文学馆的名誉馆长。可以说，文学馆是巴老的杰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馆。”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是上海文联主席，老舍是北京文联主席，两个人在全国文化艺术界有很高的威望。两个人的个人关系比较好，巴金来北京出席人大或政协会，或者出国在北京中转，老舍都要尽地主之谊，请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和巴金吃饭。舒乙告诉记者，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永远是老舍先生滔滔不绝地说，而巴老面带微笑地听，只偶尔对答一两句。在其他场合，巴老也同样不爱说话，舒乙笑称巴老是一位很亲切很和蔼的人，但绝不可能靠巴老来活跃气氛。
这时期，舒乙就与巴金有接触。舒乙坚持认为自己与巴老的交往应该从筹办现代文学馆开始算起，而以前只是父辈间的交往。１９８４年，已是林科院高级工程师的舒乙从这个位置上彻底“换岗”，被调来中国现代文学馆主持筹备建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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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1）
早在１９８１年巴金说过：“建立现代文学馆比我写５本、１０本创作回忆录都重要。”舒乙说：“巴老多次表示，建立现代文学馆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件大事了。”据了解，在文学馆的筹建过程中，巴金给予了全力支持，他捐了大约２５万元的稿费（这在２０年前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了），还亲自从自己３０多架藏书中挑选了７０００多本书，亲自打包，亲自书写地址，分十几次寄给文学馆。不仅自己带头捐钱捐书，巴老还写了几十封信给老友，请大家支持建文学馆。
在１９８５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开馆仪式上，巴金呼吁全国的作家都来关心文学馆这一作家的家。由于原来的文学馆场地有限，９０高龄的巴老又特意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表达了选址兴建现代化新馆的愿望。新馆从１９９６年开始设计，２０００年新馆开馆。舒乙说：“巴老才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真正的馆长。文学馆新馆开馆是件大事，但他因年事已高不能前来出席新馆的开馆仪式，这肯定是件遗憾的事情。为此，我们为他专门录制了长达７个小时的文学馆录像片。”
舒乙告诉记者，在巴老心目中，现代文学馆的重要性超乎大家的想象。每次有中央领导同志去看望巴老，巴老可以不谈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谈文学创作，但必定会谈到文学馆的事儿，每个领导回京后都会来过问一下文学馆这件“巴老嘱托的”事儿，文学馆也因此得到了方方面面领导的关心。
１９９１年６月的一个黄昏，当时在文学馆工作的舒乙到苏联参观学习，去了老托尔斯泰的庄园。当时，舒乙看见牧场上鲜花遍地，白色的、粉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小花在草丛中迎着夕阳，特别漂亮。他便很随意地摘了几朵野花，夹在了笔记本里。
回国以后，舒乙发现花干了，颜色一点没有变，只是透明、硬挺，像标本一样。于是，他给巴金寄了几朵，写信告诉巴老，这是托尔斯泰庄园牧场草地上的小花，也许你会喜欢。没想到没过几天，巴金回信说：“我连做梦都想那个地方，我非常感谢你把这些小花寄给我，使我想起了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一生没有达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终以托尔斯泰为榜样，虽然这太难了，但我还是要像他学习。像我这样一个老病人，要打起精神来重新生活，继续前进。”
舒乙没有想到几朵小野花，引发了巴金这么深刻的思考。后来，舒乙注意到巴金写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随想录》，在后半部几次谈到托尔斯泰。“他自己指出要做到言行一致就要说真话，但说真话是何其难也。这是巴老高龄以后重要的思想之一。”
逗号，现代文学馆的馆徽，舒乙发现的，确认的，极其微小，大有内涵。不仅是个标点符号，而且是个精神象征：现代才有的，文学意味的，经常运用的，如歌如舞的，预示未来的，展开遐想的，延续不断的……到了舒乙笔下，它变成为特定思想感情的表达，成为没有文字只有那么一个点儿的语言。
中国现代文学馆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资料研究及文学交流中心的多种功能于一馆，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藏。从文学馆的筹备阶段开始，到１９８５年旧馆开馆，再到１９９９年新馆落成、２０００年新馆开馆，舒乙一直都是这项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为了这座文学宫殿的问世，他茹苦含辛，呕心沥血，贡献了生命中精力最为旺盛的大好时光。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饱含了他的心血和匠心；那里的每一本著作、每一份手稿、每一个雕塑、每一幅壁画，件件都寄托着他的深情。因此，人们赞誉：舒乙“血管里流动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血液”，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忠诚的守望者。
“把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文学现象都纳入现代文学馆的视野。”这是舒乙的宏伟抱负。他认为，文学的“敌我分明”的年代已经过去，当年水火不相容的作家现在也可以让作品共聚一堂。他说：“任何一个作家，都可以把他的作品拿到这儿来。文学馆永远有他一席之地。”甚至“包括禁书、不好的书、毒草，我也要把它收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人“从中知道正面的教训、反面的教训”，“这对繁荣文学太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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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2）
长期以来，一条台湾海峡把中国分成大陆和台湾两边，隔绝了两岸的联系。在舒乙主持下，海峡两岸的文学作品却毫无隔阂、愉快共享着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座殿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在新馆开张时就设立的“卜少夫文库”。
卜少夫曾经是台湾《中央日报》的主笔，但他也是著名的文化人、出版家、编辑家。他带头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运到北京，捐给文学馆。这些书都是台湾５０年来出版的，是大陆没有的，包括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也没有。藏书里面有很多签名本，包括蒋介石的签名本。卜少夫把它们捐来，这对研究海峡两岸５０年来的关系史太重要了。“卜少夫文库”的设立，在海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东南亚的华文媒体评论说：舒乙用现代文学馆“统一”了两岸的现代文学。
一颗巨星陨落了，一面旗帜倒掉了。“朴实无华自我谦称小老头，妙笔生花世人景仰大文豪”，作家李一信书写的一幅挽联，形象地描绘出巴金一生的崇高形象。在舒乙的印象中，巴金是个沉默的人，“他甚至不大爱睁眼，垂着眼，但是内心是一团火，他真的要把自己的心燃烧。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就像他自己所讲的他要把心掏出来，高高地举在头上照亮，让天下的穷人能有个光明的出路，能吃得饱，能有房子住。他愿意为此献身”。
与一个好嗓子结缘的“滴溜溜转”的小男孩“大器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