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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中国再崛起
为什么要用“再”？那是因为根据国际上最受尊重的一个资料库的推算（领衔人是经济史学家Maddrson），中国经济一直到1870年为止总量都是世界第一。比如有一个人把中国、美国、欧洲四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大块进行比较，发现1820…1830年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时期，GDP占全世界的1/3，美国占2％，欧洲四大国加起来只占17％，即中国的一半。后来由于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仍按照常规发展，到了1950年，中国的GDP仅占全世界的4％。在公元1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如果按照1990年的国家指标来算，就已经达到了450美元，而到1950年，反而有所下降，是435美元。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GDP占到全世界6％…7％，这是按照国际美元价格来算，如果按照PPP（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达到65％。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中国过去将近30年经济高速的发展只能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而现在还没有崛起到历史上的高度。
我们再看看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几个时期，那时中国不仅仅是为全世界提供最多的物质产品，而且是为全世界提供多种多样的非物质产品，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生活方式。那时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文明样板，一个是古希腊，一个就是古代中国。提供物质产品很容易，而为全世界提供非物质产品才是最伟大的，因为这是改变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讲香港公务员制度是我们学习的样板，而这一制度又是从英国来的。在西方，人家马上就讲“如果古希腊是全世界古文明*的摇篮，中国就是全世界理性行政体系的摇篮”，最早对此感到惊讶的是原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到了亚洲之后，发现中国的制度太先进了。因为当时欧洲还没有像这样全国范围通过考试来筛选官员的制度，然后东印度公司就把中国的体制引回欧洲，加上现代的因素，就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起源。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2）
那个时候中华文明具有一种整体的投射力。不管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多大的成就，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整体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不具备中华文明历史上的那种对外的投射力，所以当今中国的“再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其他方面还比较薄弱。这是我强调“崛起”和“再崛起”有区别的最重要原因。
决定国家地位的是制度
我们必须以这样一种视野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做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文明具有世界的投射力。为什么这样讲？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美国现任的国防部长盖茨前不久在西点军校演讲，强调美国21世纪在全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乃是美国怎样在全球的范围内用非军事的软慑力，在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和敌对势力对美国的敌视。讲硬慑力，美国不是哪一个可以比的，有报告称，到2005年时世界上第一核力量美国已经领先第二核力量俄罗斯80％。
再一个就是《帝国的黄金时代》这本书讲一个国家怎样获得大国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看两段历史记载，一段是看美国是怎么兴起的，另一段是看在1850年以前中华帝国是怎么兴起的。现代史，美国是最好的证明，古代史，中华帝国是最好的证明，怎样成为一个顶级大国，打遍天下无敌手。顶级大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多元主义，即能够用不同种族、不同区域、不同性别、不同宗教团体、不同政治团体的才能为大国兴起提供基本的动力。强调多元主义是美国兴起和中华帝国成为顶级大国最根本的文化体制优势。
美国硅谷就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活样板。那个地方最好的IT人才，无论是做技术、开发、金融、风险投资、推销，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为什么在本国成就不了奇迹，只能来这个地方成就？因为这个地方给了制度上、文化上、社会上最大的多元主义保护。在这种多元主义下看人类历史，汉唐时代的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表现，中国人的人种文化、地域来源非常之多，涵盖的区域是整个欧洲。这些人原来不是来自一个国家，慢慢接受了中国的概念，就是因为文明有整体的优越性。
中国人讲强国，着重的只是有形的因素，比如领土多大，自然资源多少，人口多少；英文讲的Power，是指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生产力、科技创新力，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力量、体制的力量。二战结束后不久，有一个叫赖肖尔的日本通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课——东亚的传统和现代化。他讲东亚的时候，就把日本当作整个东亚最重要的国家来谈。学生不同意，他就准备了四幅亚洲地图。第一幅是常规的领土面积地图，第二幅是人口数量地图，第三幅是GDP地图，日本一下子就把中国、印度比下去了；第四幅是人均GDP地图，亚洲其他国家都变得一丁点大，日本则变成一大块。之所以强调用Power，是想说明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现代世界里，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影响力、命运的已经不是天然赋予的条件，而是这个国家人的素质、能力，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体制和制度的优越性。
国家竞争力体现为三个“T”
要想使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能够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具有持续的竞争力量，具有整体文明的上升力量，最根本的是要有三个“T”。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3）
第一个T，是技术，包括硬件技术、软件技术，也包括管理。管理也是技术的一部分，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看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技术，不但要看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要看投资、研究或是开发的总量、比重，而且还要看效益。ISS（系统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2005年发表，数据是2004年的）比较了中国、印度、美国在技术方面投资的效益，发现在这三个国家，研究人员的总量（全职研究人员），中国有93万人，印度有120万人，美国有134万人。每百万人口中全职研究人员的数量，中国是708人，美国是4600人。研究方面的总投入，中国是2708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3倍。研发费用占国家GDP的百分比，中国是144％，美国是268％。再看效益，科技方面的专利（全世界最好的专利都到美国去注册），中国注册了597项，美国注册了94110项，都是按照同一标准注册的。每项专利的费用，中国花了4660万美元，美国花了330万美元，后者研发的经济效益是中国的12倍。第一个T现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争议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发展少不了技术。怎么能够在技术上有大的发展，而且可以持续地发展，很有效益地发展，这就是第二个T了。
第二个T就是“人才”。你要有技术，好的技术，先进的技术，最重要是要有人才。从第一个T的认识到第二个T的认识，真是不容易的。我就讲两个基本的例子，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1978年*刚刚复出，工作千头万绪，他提出“我最想做的事情是抓教育和科技”，这是很有远见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都是花钱买设备，但买回来的设备太先进了，没有人会用。*恢复了高考制度，这是了不起的。没有高考制度，人才从哪来？30年来，我觉得要把改革开放变一下，就是“开放改革”，因为没有开放的前提，改革不好，因为改革要有参照，改革要有观念、信息的来源。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要让自己越改越良，观念信息的参照是开放的前提，中国的国门只要是开放的，中国的改革一定会好，但如果把门关起来，一定不会改良。路越走越窄，代价越来越高，前景越来越渺茫。全中国过去3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最大的进步一定是发生在对外最开放的城市。所以从第一个T转到第二个T，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想要有好的技术，好的人才，就要有第三个T——宽容，这才是制度性的东西。宽容体现在价值观念，体现在制度政策，体现在做事做人的方式，体现在层层面面。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人才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什么叫做人才？人才是脑子特别灵活，特别爱学习的人，特别喜欢提问题，特别喜欢挑剔。人才还有一个特点是破坏，创新就是破坏。有句非常经典的话说：“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每日每时都在进行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现代经济制度的生命所在，它的破坏是为了创造，而且谁都不能够垄断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标准。
一个社会，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一个国家，只有在制度、法律、政策、管理等层面创造一个稳定、宽容的环境，才能够把本地人才的作用充分地发挥起来，才能吸引其他地区、社会、国家的人才到你这里成就事业，对创新有争议时，能让各种观念、各种做法（技术、管理、政治）有最广阔的事业领域。然后才会有越来越好的办法，越来越好的政策，越来越好的体制，越来越好的法律，这一切没有一个稳固宽容的环境是不可能的。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4）
美国做的一项研究很有意思，在美国的中心城市找一些指标，比如东北部的波士顿，以波士顿为圆心，画一个圈，300米范围内，全世界最有影响的2000个科学家当中，有600个人在这里。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波士顿出生，是别的国家、别的地区的。另外一个中心，就是硅谷。为什么这些地方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就是吸引了人才之后，让他们有一种发挥创造力的条件。人才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流动率很大。只有持续好的环境，才能待下来，才能做出成果。
三个T中间，第一个T也不是那么好做，但相对来讲争议不多，要从第一个T迈进第二个T，就很难，人才要有很好的教育制度，要有很好的创新制度，要有很好的财政制度，因为创新需要钱，风险投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好的人事制度、招聘制度、工资制度。人才也要有相应的回报。最难的是从第二个T到第三个T，这才是最根本的制度性的保障，也是最最重要的。
19世纪以来，美国成为了全世界头号强国，它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挑战，它经历过很多次挑战，但至少到21世纪初期，它把所有的挑战都打败了，虽然自己也受了很多伤。凭借的是什么？宽容。所以第三个T才是所有形形色色的Power后面最伟大的。希望每一个中国人，希望每一个有能力对创造、保障、改进第三个T的人，都尽自己一份力量。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区域，这个国家，才会变得越来越有发展的前景，越来越有更加光辉的明天。
现场提问：请你对中国政治改革未来的取向做一个期待。
丁学良：中国的政治改革，第一，我非常反对那种过分激进的空想主义者，认为只要政治改革，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所以政治改革越全面越好。我在国外呆了二十多年，去各种转型国家不知道多少次，我刚刚从东南亚回来。第二，我也反对另外一个观念，因为政治改革具有一定的风险，越推迟越好。看起来这两个观念是对立，但其实是相通的，认为政治改革有风险，所以越是推迟越好，这就更加刺激了第一种观念。社会民众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一种理性、稳妥的想法占主导，这个社会就不会大乱，政治改革就会大乱。想要有这样的好效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取渐进的改革，要起步，起步不要太大，动作不要太快，方面不要太多，措施不要太激烈。只有慢慢起步，不断试验，找到解决政治改革的问题的比较稳健的方法。就像小孩子的成长一样，在座大部分都有看过小孩子长大的经验，不能因为小孩子学走路会摔破脑袋，就不让孩子学走路。还不能让小孩子在学走路时，就想当奥林匹克冠军。即使无法在难度最高的方面推进政治改革，我们现在可以从行政改革入手，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是有关联的。行政改革能提高行政效率，提高透明度，这样会降低成本，会改善政府和民间、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去改革了。公务员公开招聘，我不认为这是政治改革。但公务员招聘的幅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透明，筛选的过程做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公正，这本身就是一种行政改革，会为以后的政治改革建立非常好的条件。这就是我对你问题的回答。
现场提问：丁教授你好。在2007年中，中国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像在9月25日，中保公司的成立，也是中国甚至金融界的大事情，而且在今年初，德国也发表评论2008年是中国年。请你针对2007年，还有2008年的预展中国怎么样从资源输出大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大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情况。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5）
丁学良：做社会经济的预测冒很大的风险，对中国做预测，要冒世界上最大的风险，因为中国是世界的1/4…1/5，你能把世界的1/4…1/5预测好，就是发大财了。在2005到2006年，我接受过国内媒体的两次采访，一次是北京的《中华工商时报》，一次是深圳的，我讲了两个基本的道理，现在中国有走出去，但要想走出去走得好，关键是要在中国练好自己的基本功，不要指望中国的基本功练不好，可以到国际上拼一拼。有一些公司，有大的、中的、小的，觉得在中国自己很强，但到了国外投资，都是摔了跟头，因为环境不一样。有公司到东南亚投资，当地政府给中国公司一块地，中国公司发现当地老百姓很穷，也很老实，就把占的地往外扩，一往外扩，而且还把几百年的大树砍光，把人家几百年的祖坟挖掉，人家就*示威。这是我非常担忧的。中国要想在国际的经济舞台上做得很好，就要把基本功练好，而且还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不能够把国内的市场上养出来的很多坏习惯带出去。你到外面看看，谁有本事说“老子不怕，我就干”？
现场提问：我想问一下丁老师，刚才说到香港的*，加了很多条件，比如教育、收入这些，那我想问一下，古希腊、罗马*制度是不是运转得很正常？那个时候没有教育、没有收入，也一样运转得很正常。而且中国的GDP在“*”时增长率也是很高的，也是将近10％，从数字上来看，很多东西，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结束之后，是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但数字上还是10％的增长率。丁老师，你觉得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韩国、西班牙的转型，是渐进的，还是急进的？
丁学良：你提了三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最简单的问题，“*”时候的经济增长，数字看起来也不错，我从来不把它当作一回事，道理很简单，当时的统计数字可靠的程度，我们不能相信，什么都会造假，为什么统计数字不会造假？
现场提问：那为什么现在的数字可以相信呢？
丁学良：现在可靠得多，现在还有媒体对中国的统计数据提出疑问，“*”时候哪敢？马上就毙掉的。即使“*”的时候有一部分数字是真的，但没有经济效益。因为“*”时，没有今天所讲的相当程度的市场程度的约束，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时，每年年底的报表对于工厂来讲，只有拼命把产品生产出来，达到一个数字，但产品本身能不能卖得出去，从来没有人问，产品合不合格，也从来没有人问。“*”时，基本上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汽车厂，你到工厂去，有几辆车是可以开的？
第二个问题是讲古希腊，我很难回答的。经济条件、普遍教育条件、交通条件，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制约条件，但不能把这个制约条件看成是绝对的，制约条件是影响一个社会*制度发展的一个概率。就是可能的概率更高或是更低一点，但不能决定它。
古希腊的*有很重要的地方，古希腊城邦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属于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最高的。古希腊的城邦*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在城邦，也就是在一个城市内推行。国家的规模与国家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规模越大，发展越难，规模越小，越好适应。国家规模大，最上层与最下层的层次太多，而且地区的差异太多。国内很多人老是会说新加坡可以把反*、廉政搞得那么好，但我们是不是用这种制度，就可以把*、廉政搞得很好？我说这些人只看这一点，没有看另外一点——新加坡的人口是450万，一个推行反*的领导人，有三五个助手就可以把全部情况了解清楚，如果只有4500人，最高的领导人可以一个人把全国的官员都看了。所以规模太重要了。
第三个问题，台湾的政治怎么样，我只能这么说，台湾这次“立*”选举，连国民党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结果，以前每一次大选，我都去观察。在国民党这次“立*”大胜之后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马英九和助手的表情非常凝重，这并不是装出来的，真的是心里很沉重，因为过去十几年，台湾选举有一个叫做钟摆效应，另一个叫做西瓜效应，就是一个党胜了，不能让他老在台上，就是这次让你上，下次让另外一个党上，是为了制衡。但国民党现在又担心，现在国民党控制了“立*”，选民可能就在3月份的“总统”选举时投给民进党。还有西瓜效应，有一些瓜子的票投下来是一个大西瓜，那就麻烦。千万不要忘记，如果马英九当选“总统”胜利的趋势不可怀疑，也有可能挨两颗子弹，但绝对不是在肚皮上划过去，一定会打到要害，这个可能性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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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新政下的制度建设（1）
主讲：李昌平
时间：2008年11月8日
人物简介：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1983年1月至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的农村改革全过程。2000年3月，致信*总理，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0年9月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南下打工，曾任《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