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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像美国的学生对社会的认同感和默认程度大同小异：教学就是单纯的教学，MBA学院成了大型专业管理人才的制造工厂，在几十年不变的结构上教授和吸取知识。美国的课程安排更多是学生自己选定。学生选课分散，第一堂课下来几十人各奔东西，第二堂课开始又是另外几十人。上课来，下课走，一个学期下来学生不固定，老师与同学的交流也很少。但是中国的学生上的基本是必修课。学生是固定的，两年下来要共同学习、讨论、研究，小组做案例，大组一起活动，课内课外成了一家人。MBA为同学们建立了一个社交的平台，MBA的灵魂是案例分析而不是简单的授课，所以BiMBA不可能集中几天教完一本课本，也就是要在学生充分理解和活用的基础上，到现实中完成案例。做案例是要花时间的，而且案例独立做和与小组一起做，然后再拿到课堂上讲评、分析，效果是不一样的。美国的MBA课程与中国的大环境不一样，比如种族歧视问题，在美国是非常现实、敏感的问题，如果把美国发生的案例，照搬到中国课堂上就会有很大的距离。 叶公好龙情节西方国家的MBA学院已经存在了百年以上，而中国的MBA学院还很年轻，所以问题必然存在。有的问题浮在表面，一经提醒就会发现，就可以改进。但是对于扎在深层的问题，不仅发现需要时间，承认它是问题也需要时间，等到改进完善的时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了。与BiMBA中方院长胡大源教授聊天，最深的感触是，他像剥洋葱一样打开当今中国教育界对MBA的质疑，即使刺痛眼睛，他也坚持要看到真相。 胡大源教授曾经到南方的一所大学参加由美国哈佛商学院资深教授为中国商学院教师举办的“案例分析”研讨班，也就是“workshop”（英文的workshop直译为车间、车房，里面有设计、有操作、有产品），顾名思义就是一堂实践课，听起来很诱人。胡大源教授当初决定去时有两个目的：其一，看看哈佛是怎样进行案例教学的。其二，如何应用到自己的课程里。结果呢？胡教授直言不讳地说，研讨班的效果“并不理想”。
西方MBA能带给中国什么（3）
就像当今中国其他的“急功近利”现象一样，许多中国老师来到研讨班课堂上抱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你告诉我案例如何教：1，2，3，4，5……地写下来，然后给一个什么1，2，3……的答案。按照常规的讲课方式，你教我学，然后立竿见影。研讨班并不符合这样的逻辑，于是一些教师便“用脚投票”…溜之大吉。 哈佛案例教学的核心是启发和调动教和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从而克服单纯讲授式教学的弱点。比如市场营销课程，许多学员本身就是来自各个不同的行业，他们共同积累的经验远远超越一位教授的个人经历。如果一个教授能在课堂上激发学生的热情，让大家各抒己见，就要比一位教授从头至尾地说教重要得多。互动得来的收获，是多方向多元的；而单纯讲授式的课堂，是单方单问被动的。 为何当初哈佛教授的案例在中国的研讨班上效果不理想呢？许多哈佛案例涉及不同的文化背景，案例只是一个工具，把问题展开，在学生与教授之间的交流中产生火花，引起联想，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但是案例产生于哪里、什么背景、什么时代，对讨论的效果都有很微妙的影响。最最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一个案例产生的共鸣常常迥然不同。比如当时在研讨班上听课的学员来自各个大学，有的没有出过国，有的从西方留学回来，也有的是到中国来教学的纯粹西方人，大家的感受是各不相同的。胡教授回忆起课堂上的气氛时说，偶尔有的“中外通”发言后，班上会发出零零散散的掌声，顺着掌声看去，竟是几位西方人。有时西方人说得幽默，只有几位在西方留过学的人会笑，那种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激励，是教授在中国课堂上无法解释的。 有个案例是关于一位非洲学生的。他在美国大学学习时因为种种原因最后一门课的成绩是“C”，然而按学校的规定，至少要达到“B”才能毕业。他找到任课教师，希望对他高抬贵手。这位教师进退两难，因为学生确实有一些特殊理由；而学校本身有明确章程，大家都要照章行事；教师有他的职业规范，从职业道德上来说，破例意味着对其他学生的不公平。 这样一个案例刻意描述了这位新教师的心理变化过程，整个过程又分为A情形、B情形和C情形。提出各种场景，让学生分析讨论基于什么心理，什么背景，矛盾会如何展开，又如何步步深入……然而对于参加研讨班的多数国内教师，大家很自然地联想到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考虑到国际关系，让这位非洲留学生毕业好了。中国大学教师是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大学里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难的。因为在美国，学校对任何外国学生没有特殊待遇。既然你来上学，就要遵照学校的规定办事，无论你的政治背景如何，来自什么家庭。你的特权与美国学校无关，既然来这里上学，就要遵守这里的法则。 另一个案例讲到一位哈佛教授在给一群军官讲课时用语较为随便，于是一位听课的军官站出来强烈抗议。然而这种英语用法的细微之处对于多数参加研讨班的中国教授来说是很难看出来的。因此，要采用哈佛案例教学，首先要弄清案例是否涉及文化背景。绝大部分哈佛案例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上整理出来的，对于中国MBA学生而言，或多或少总会有些难以理解的地方。因此一些中国教授整理出许多中国自己的案例，以期能引发学生的兴趣。 一些不熟悉案例教学的中国教授在刚开始接触哈佛案例讨论的教学方法时，觉得哈佛教授的备课太容易了，不就是让学生讨论嘛。事实上，准备案例教学对于教师而言并非易事。讲授式教学的课堂情况和教学进度较为容易预见和掌控，而案例讨论则可能遇到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之所以用叶公好龙的成语来比喻，是因为哈佛案例教学变得时髦，大家都想来过把瘾，因而使哈佛案例教学“变了味儿”，忽视对其真谛的理解和应用！一旦“原味儿”的哈佛案例教学送上门来，反倒不适应了。 什么是好的案例胡教授喜欢上课使用案例，不但可以加强学生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理解，而且可以通过互动式教学改善课堂气氛。许多好案例的妙处就在于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而始终给人以探索的欲望。教授不是把案例灌输给学生，不是要控制，而是启发、引导、拓宽思考的空间。 有这样一个哈佛案例，讲的是企业在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雇用新人所遇到的问题。企业创办之初，一群创业者不怕吃苦，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力以赴，把企业做起来。这样几年做下来，企业有了一定的积累，但整体工资水平并不高。现有的成就靠的是创业骨干成员的个人才能和艰苦奋斗。企业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要想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和挑战，需要引进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然而这类人才的市场价格不菲，报酬水平常常高于创业骨干成员。此时企业发展需要钱，雇用新人也需要钱，但企业的家底尚不足以把老员工的报酬水平大幅度提高。企业的决策者处于这样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不雇用新人，企业难以在激烈竞争中进一步发展，如同逆水行船，不进则退，甚至可能被淘汰出局；如果雇用新人，就要按市场行情支付高于创业骨干员工的工资，一些创业骨干心里会不平衡，甚至弄得人们离心离德，伤了企业的“元气”。新人要不要雇用？不同经历的学生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课堂气氛一下就活跃起来了。这就是好的案例的作用。 。 想看书来
西方MBA能带给中国什么（4）
在激烈地各抒己见却又无法取得共识之时，课堂上学生的目光往往会投向教授，希望教授明确地给出一个正确答案。然而一个好案例，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答案，此时教授应该如何作答呢？这就是案例教学的困难。 最好的案例一定来自现实，没有答案而有引起众人思考的案例，就是最佳案例。记得许久以前，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国王的女儿爱上一位英俊的奴隶，而这个奴隶却深深爱着另一个姑娘。那位英俊的奴隶被带到任人宰割的竞技场上。当时有两扇门摆在他面前，一个里面放了饥饿的老虎，另一扇门是通道，意味着自由。而决定选择开启其中一扇门的主人，就是这位妒忌的公主。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其间的一扇门终于被打开。故事到此为止，由读者猜想打开的是哪一扇大门。 西方教授可以做的，中国教授却不能用案例教学对教授也是一种挑战，要求教授有深厚的功底、广博的见识、灵活的应对能力，因为许多MBA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工作经验比教授还要丰富。美国教授上课时被学生提问，如果答不出来常常会直率地对学生说：“I don誸 know（我不知道）。”然而中国教授可以吗？敢吗？如果教授说上几次“我不知道”，学生会怎样想呢？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会嘀咕：“那你是干什么吃的？”胡教授说：“你是否留意到学生问问题时，有时美国教授会说…‘好问题’（That is a good question），实际上这正是教授在没有确认如何回答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个最好的回旋余地，也可以说是教学中的一种技巧。当然，课堂上也不能总说I don誸 know或者 That is a good question。”一些实战经验较为丰富的学生时常会在课堂上以提问的形式挑战教授，弄得教授下不了台。更有甚者，认为老师没有实际管理经验，有什么资格来教我们呢？实际上这正是周其仁教授在课堂上讲到的社会高度分工的结果。干得好的人不一定都懂得如何教好，教得好的人也不见得一定要会做。据MIT（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一位教授讲，许多取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商学院任教的教师并没有很多实际经营管理经验，但他们对于所研究的领域有丰富的学识，并且懂得怎样生动高效地讲授这些知识。 案例教学的误区近年来图书市场上不断出现名目繁多的戴着“哈佛商学院”或“哈佛案例”桂冠的书籍。据哈佛商学院出版社的中国代理人估计，80％是冒牌货。这些冒牌货不但冲击真货市场，而且误导读者。许多冒牌货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其中的“哈佛案例”多是一些生动有趣的报道。久而久之，“哈佛案例”给人的印象就是许多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而案例教学则如同游戏一般的轻松愉快。难怪一些申请人在入学面试时会问我们用多少案例进行教学，甚至有的评估机构在工商管理教育评估中将案例教学所占比重作为一项主要评估指标，似乎用的案例越多教学质量就越高。真正的哈佛案例大多数并不好读，不但冗长而且费解，对于不熟悉西方文化的中国学生而言尤其难以把握。在案例教学中，要想取得好效果，避免令人尴尬的冷场和跑题，教授就不得不迫使学生在课前预习案例、把握要点。对于受过大量哈佛案例“煎熬”的BiMBA毕业生，在他们的记忆中，这段经历恐怕很难同轻松愉快联系在一起。 如果工商管理教育水平可以由案例教学的多少来决定，那么办好商学院就非常容易了。事实上，在美国办得最好的商学院中，采用100％的案例教学方式的商学院除了哈佛之外寥寥无几，多数商学院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案例和讲授怎样结合。 时髦还是理念在美国毕业的中国MBA留学生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工作后对我说：“美国公司就把我当个普通职员，原以为MBA毕业后可以当个经理管管人的，可是哪里有什么人给我管啊？”中国MBA还不成熟，不成熟的原因在于人们对获得MBA学位存在误区，以及对MBA教育本身的急功近利。 教育需要历史的沉淀，可以借鉴BiMBA美方院长杨壮教授的话：“因为中国现在缺少一个关于MBA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因此对于师资、教学等都无法做出评判。于是有些人就把MBA当做摇钱树，见利忘义。虽然很多广告声势做得很大，但真正应该落实的东西却很虚。”有些院校追求大却不追求精，一些新兴的MBA项目甚至只是原来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育的翻版，也许只是几个教授到国外走了一圈，回来就立刻捧起MBA教材教课，老一套的东西换一个新名字就又上阵了，这也造成了现今MBA的良莠不齐。 中国商学院一方面因为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而诞生，另一方面又没有审查制度考核它存在的质量、体系和素质。请问是否有中国商学院以老大自居而自我陶醉，因社会的崇尚急功近利而迷失方向，忘却了教育本身存在的意义与肩负的历史使命？采访BiMBA，让我再次体会到使命的意义。百位学员和教授一再对我说：“走进BiMBA，就像走进了一个世界，它让我们认认真真地重新思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能为中国做些什么，我们对这个社会负什么责任？”对于MBA的炒作现象，周其仁教授说：“这个时代发生了无数的大小事情，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可以让我们将来回头看。有些事情我们现在是看不清的，也许要等十年、几十年，或者一个世纪才能看清楚。看清楚不容易，而评论好做。因为做评论是件最容易的工作，所以今天大家都挑起这件容易的事情先做了。”由排名说起广告界人士哈沃德说：“不管是谁发现了水的存在，但肯定不会是鱼。”越来越多的企业界人士开始谈自己的企业文化，然而我们往往是最后一个意识到掌控自己企业发展的文化真谛的。生活在西方世界里，我始终认为自己对中西文化都能兼容，从没有觉得自己是很传统的中国人。但是回头看近二十年的海外生活，才越来越发现许多中国习惯，实际上早已注入我的血液和生命之中，它们是我永远割舍不去的文化情结。而这种感觉是通过岁月的流逝才发现的。谈到MBA学校的排名，同样也是这个问题，做出所谓权威性的判断或者说明，需要时间、阅历还有局外人来验证、再验证，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西方MBA能带给中国什么（5）
每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都要对美国的研究生院进行排名，并对自己排名过程中的数据出处、考证进行公布与分析。然而中国的商学院或者说MBA项目，不过是近十年才开始正式启动的，跟着就如雨后春笋般地蜂拥而上。在还没有接受历史检验之时，有的仅仅有几年历史的中国商学院，就已经开始进入现阶段的中国商学院排名。 如此新兴的学院或者专业，在没有相当年限来考察与验证的情况下排名的意义何在？曾经采访过数位美国顶尖大学校长的我，想在此冒昧地提出一系列尖刻的问题。 评委的资格是什么？是学历？是名誉？还是资历？他们在MBA教育上的经验与贡献是什么？评选的内容是什么？数据是根据什么得出的？数据是哪里来的？历史的检验是什么？变数是什么？不变因素又是什么？硬件和软件的资料呢？是否有第三方的考察验证？中国商学院是否有统一的规范和准则？有多少学校参加，为什么？有多少学校未参加，又为什么？被排名的几率是多少？西方商学院（比如美国商学院）的排法与中国的排法有何不同？为什么不同？不久前在媒体上，我看到某个名牌大学对EMBA项目重申他们的原则，其中有几点令人记忆深刻：每门考试必须有相当人数拿C成绩；学生必须到校上课，如果有三次缺席者应处罚。如果没有与EMBA百位学员交谈过，可能我会觉得校方原则性太强。但是当你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中国10年非常规的变化、中国企业家的困惑和渴望，学员们花费巨大成本而潜心学习，学员们超越文凭学位谋职的境界，学员们对彼此间的互动磋商和碰撞的渴望，你立刻就会反问：“这样的措施是为了控制大学生，还是管理企业家？学校办学的真谛何在？”道理或原则，谁都可以制定，但是MBA项目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EMBA学员有一种需要…在商场上“你死我活”之后，他们需要靠课堂这样一块芳草地找回一丝恬静、真诚、互助、鼓励。哪怕再多一分张扬，他们也许最最不想要的是彼此再一次的争执。 世界上的大学排名据统计不下50种，多数是根据各种期刊杂志进行的调查来排定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刊物的销售。由于调查设计考虑的角度、调查的方法、对象不同，调查结果也就不同，因此得出的排名也不同，有的甚至相去甚远。资历最深、影响最大的排名大概要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商业周刊》的排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主要对各学科的专家做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各学科排名和大学综合排名。《商业周刊》则以商学院全日制MBA项目的排名著称，调查对象既包括在读的MBA学生，也包括雇用MBA的企业人力资源主管。每一种排名都有其局限性。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美国商学院，既不能对期刊的排名置之不理，又不能被期刊的排名牵着鼻子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来北大访问时曾经谈到，如果模仿哈佛商学院，就是再像也只能是哈佛商学院第二，永远走在别人后面。芝加哥大学对基本理论课程的要求非常严格，一些MBA的学生会觉得很枯燥，读得非常辛苦。期刊向学生进行调查时，可能会听到一些学生的批评，排名暂时就会受到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看到那些毕业后工作多年的校友成为各类企业的领军人物，MBA学生会意识到打造坚实的理论基础符合他们发展的方向。申请人在选择MBA项目时会考虑到各个项目的特点，做出自我选择。只有能吃苦的学生才会来申请。 在如何办BiMBA的问题上，学生与校方时常会有不同看法。但如何衡量办学质量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问题，一个需要通过长期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BiMBA希望带给学生与常人不同的眼光和视野，不但要系统地传授给学生管理学科的学识，而且要通过各种实践性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胆识，更重要的是通过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