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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课上曾问学生，如果企业有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结果大家各抒己见，似乎从市场到管理，从人事到生产，方方面面都说到了。惟一讨论中没有提到的、也是问题关键的部分是：企业领导人的思想出了什么问题？不做思想方面的根本改变，其他的改变都是形式上的。那么如何来改变呢？就是要走出自己的盒子，去创新。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自觉不自觉地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盒子里，任何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创新，就必须走出这个盒子，怎么走出来呢？走出自己的盒子，开辟新路的企业不计其数，有例为证：美国有种大众非常喜欢的简易快餐，人们把它称为“TV”餐。它的诞生是因为一家食品工厂火鸡生产过剩，正当老板们为卖不出去的鸡而发愁时，一位生产主管拿着飞机上的午餐盒走来：“请看这个餐盒的结构，因为由铝合金制造，所以轻，再看，它中间分成几格，如果我们把火鸡放在一个格子里，然后放上……然后再冷冻起来。客人什么时候想吃，就用微波炉烤一下，不就成了最好的快餐盒吗？”如果这些主管们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工厂的世界里，他们无论怎样绞尽脑汁，也只能等到火鸡全部“坏掉”的命运。走出来，英文叫做“MBWA”（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 有一次我问一位成功的美国钻石商：“怎么才能超越自己？”他反问我：“你知道有多少国王和女王吗？”我被他奇怪的问题问得无言以对。他笑了起来：“我知道你会先告诉能记住的所有国王、女王的名字，对吧？”这就是人思考的局限性，实际上提到英文的king和queen，不仅局限于king和queen本人的姓名，还可以发展到动物中的king和queen，扑克牌中的king和queen，动画片故事中的king和queen，还有地区中的街名、市名，还有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需要你努力再挖掘的king与queen。超越的意义，就是在于跳出惯性思维方式。更具体来说，去接触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行业，不同区域的特点，不同国家的文化，走出自己的盒子，走进一个未知的新天地。 只因眼前没有镜子（摘自《陈屹视线》）我曾经问过纽约一位大地产商，什么促使他成功至今。他说：“年轻时朋友多，梦想更多，我喜欢冒险，所以投机房地产生意。第一次股东会议就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人对我的想法感兴趣，更没有人肯投一分钱，我很伤心，觉得朋友都不够意思。在我最沮丧的时刻，我父亲告诉我，这就是现实。生意场上的现实是最残酷的，如果你不敢面对现实，就不要去做生意。”我曾经在北京陪美国的钻石大王高尔到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采购。在一个内画壶专柜上，他一眼就看上一个颜色黯淡的风景画内画壶。因为价格没有标在外面，所以服务员要一个一个把工艺品拿出来，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找到标价。在我看来，它似乎是那堆内画壶里最普通的一个，可是服务员惊奇地说：“您真会挑，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内画壶。”他拿出放大镜，供我们细赏，果不其然。我问：“这么素净的小东西，你怎么一眼相中？”他说：“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最亮的，也不一定是色彩最多的。在审视任何东西的时候，我首先让自己平和下来，在一瞬间的宁静中找到深层的东西。”我想他的职业练就了他一眼看透事物的本事。记得我们去上海博物馆时，在有限的时间里，他看得最细致的是中国古典家具，他希望自己拥有的都是那些线条简单，没有额外雕琢的家具。他说：“不夸张的家具给你留有想像的空间，非常美。”我文章的题目是《只因眼前没有镜子》，言外之意是说没有镜子摆在眼前，等于没了参照物，所以我们很难看清自己，正因为看不清，所以根本不知道真实的自身。毕竟，人的自我感知能力有限。高尔讲的另一个故事带给了我启示。几年前倒闭、但曾经也是美国最大的廉价百货店沃尔玛的老板…芭芭拉·哈顿小姐，她过世后，在欧洲举行了一次她用过的首饰的拍卖会。其中一款钻戒和一枚红宝石戒指共拍得200万美元。高尔因为有事情在身，无法前往。拍卖会后，高尔请他的经纪人即刻飞到欧洲，察看现货。如果可以，请经纪人用250万美元买回。我问：“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怎么能这样信赖别人呢？”高尔讲他是通过第三双眼睛，看到自己所看不到的价值。比如：经纪人本身极高的审美水准和芭芭拉·哈顿的名气创造的超越实际价值的价值。当高尔在纽约收到这两件珍贵的戒指时，一个星期之内，那枚红宝石戒指就以180万美元的售价出手了。人无法事事都很清楚，能利用他人的辨别能力来确认自己的选择也是一种高招啊！生命中，血缘关系无法选择，但是朋友一定要自己慎重选择。大部分情况下，不是对方选择我，而是我选择对方。选择的方式极为简单，依据就是这个人在生活中的语言和行为。再有，如果要了解一位男性的深度，看一下常常出现在他身边的女人足矣，也许那就是一面折射他内心的镜子。
为何法律远离现实
已经拥有博士学位、专门从事法律研究的孙秀君教授说：“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半计划、半市场状态，这种非完全规则状态使得过于精明的人反而难以生存。到北大向经济界的人士学习交流，意义重大。”法律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又决定法律的存在形式，市场经济决定一种法律形式，计划经济体制又需要另一种法律形式。从事法律的人更需要知道经济的发展和走向。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许多经济现象历史上都没有先例。一个从事法律的人面对经济案例做出决策时，具有相当的挑战，有时眼睁睁地看着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被善于钻空子的人巧妙地绕开而达到他们的目的。 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中谈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孙秀君当时读到并不理解。与企业界、经济界人士面对面交流后才知道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就是靠这只手来运作的。也许连亚当·斯密也没有想到，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只手的运作方式竟然是这个样子。特别是在权力经济中，这只手的微妙简直到了极致。中国关于人权的法律、关于经济的法律很多，但是真正用在经济上的不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立法人士如果长年坐在办公室里就很少知道社会上的人们在做什么。脱离市场、脱离老百姓的法律当然也就不实用了。走进商学院和那些每天与经济打交道的同学交流，你与现实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这样的发现对未来制定合理、现实、健全的法规，使之有效地为市场和社会服务，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至于问到国家公务员与企业人士有何不一样，企业人士是讲实战效率和成果的，而国家公务员更看重的是自己在管理上有何成绩，机关里党政分开的效果很难体现。目前对中国最重要还是稳定，如果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政治稳定与经济稳定并不存在矛盾，矛盾的是作为公务员更看重的是政绩的表现方式…企业主要领导看的是经济发展，普通公务员看的则是上司而不是经济发展。他们不得不为职位的变化而忙着工作，而不是考虑经济动态的大方向。如何围绕着国家利益而不是领导利益，踏实地工作和执行决策，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公务员不考虑大众的利益。许多人非常愿意走到群众中去，但做不到。他们也处在困境中，因为是领导决定自己的前途，而不是本人。做公务员的使命感深深埋藏在心灵深处：心里想着使命感，眼睛看着领导的脸色，这也是法制不健全的一种表现。 我们一直在倡导市场经济，那现在是在搞市场政治，还是在搞市场经济？许多国企发展不下去，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目前中国是市场经济，还是权力经济？改制的过程中，是否因为你是朋友就给你好处，不是朋友就让你自己去承担风险？很多好的企业改制后改到了个人手里，让有些人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那些效益不好的企业，由于某种关系成为国家的负债，然后再来一个“债转股”，后果就由全民承担了。 对谁负责？由谁负责？追究谁的责任？在40万字的《决策法学》中，孙秀君有详细论述，他一再强调：一定要建立法律意义上的责任机制，不能存在超越法律的任何组织和个人，“言必行，行必果”。“必须有人承担因为自己的职位和行为造成的后果责任。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不负责任的话，就什么都敢做；如果杀人不偿命，天下就会大乱。很多领导人在其位不谋其事，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党和政府的决策都应该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共产党人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有些人却不能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民众做事情，口口声声称人民为‘老百姓’。一定要为权力主体设立决策责任…法律上的责任，才能有效地实现党的宗旨。为何要写这样的书？因为发现很多领导人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希望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的这本书传递出对法律与责任的理念。”这是孙秀君发出的感叹。
置之死地而后生（1）
1999年4月30日，十里长安街灯火通明，人们都沉浸在五一长假的节日气氛中。但这一日对一个人而言，将永远留在创业的记忆中。他就是01级的王涛。就在是那一天，在他创业最艰难、最关键也最需要合作伙伴的时候，他的合伙人…也是最好的朋友，认为公司前景渺茫选择了离他而去。这是王涛创业过程中最为孤独无助的时刻，但他也相信这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必须承受的，只要能坚强地迈过这个坎儿，不仅他个人，包括公司也将跨入一个新的境地，而不是在原地苦苦挣扎。 王涛动手的能力和速度远远超过常人，原因是他小时候有口吃…与其辛苦地说出来，不如好好地做出来。上大三的时候，数学系的他对电脑已经非常精通，在他的坚持下，数学系终于同意他转系到计算机系，因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不仅掌握了数学专业的所有知识，而且掌握了计算机专业大一、大二所必修的课程。大学毕业时，他稀里糊涂地进入了军队。报到不久，他与二十几位技术人员就被送往云南待命。火车再往南行驶，越到南方，形势越紧张。抵达目的地后，他们换上军装，很快上了老山前线，他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军人，作战去了。 当时他们的任务是驻守猫耳洞。猫耳的意思是小，有的猫耳洞只可以容纳两三个人。王涛驻守的猫耳洞有7名战士，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值班待命。那时他们最盼望的是天明，每当天边露出丝丝朝霞时王涛就会感叹：“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接到命令离开北京时王涛并不知道要上前线，当时带得最多的是书。刚到老山的岁月是最难熬的，猫耳洞周围到处是地雷陷阱，不能乱走。恶劣的环境、无聊的生活、紧绷的神经，让人一天24小时如坐针毡，把这个刚刚离开大学、充满梦想和雄心壮志的王涛差点憋死。经过一段沮丧、痛苦和无奈的心理历程，王涛终于想通了：与其天天被动地等待、期盼，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把带来的书读完，不要浪费一分一秒的青春。 战争是很磨炼人的。“从后方开拔前，见过几位十几岁的通讯兵，都是天真贪玩的孩子。到了战场，他们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任何线路发生故障，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即使牺牲生命他们都必须连夜修理。战争残酷，战争更磨炼人啊！” 王涛回忆说。 一年后王涛回到了北京。周末他亲自下厨，把分配在北京工作的同学们请来聚聚，大家各抒己见。同学们的事业都有长进，惟独王涛除了战场的经历什么也没有。夜深了，他目送这批充满活力的同学离开，脑海中一遍遍翻腾着老山前线的场景。王涛暗暗下定决心：“我是多么幸运能活着回来呀！在死亡面前都挺下来了，世界上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我一定要努力奋斗，不能落伍。一定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人活着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吗？自己永远不能倒下，更不能当逃兵。后来，王涛与清华出版社达成了合作关系。当时清华出版社希望出版一套普及计算机应用的书，王涛立刻就想到了运用一种图文并茂、语言生动的方式来教学的方法，代替那些枯燥高深的计算机专业书籍，而且将这套书取名为“傻瓜书”系列，当时国内顿时掀起了“傻瓜书”狂潮。在清华出版社推出王涛主笔的“傻瓜书”系列之后，国内其他出版社争先恐后出版了各种类型的“傻瓜书”。 1999年，王涛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丰瑞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尽管公司的理念很好：“要把GPS技术的应用大众化”，但资金的筹措成了公司发展的关键。1999年5月8日，世界IT展览会在北京举行。五一不是长假吗？正是老天恩赐我赶上来的时间：拼了。王涛下定了拼搏一把的决心。7天8夜，他不分昼夜地撰写公司介绍、产品介绍、设计版面、送交印刷。终于在开展前一天印制出公司完整的资料和产品资料。王涛没有资金设展台，但是他的一位好友已经同意王涛将资料放在其展台上。开展的当天，百份丰瑞宜的资料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展台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星期后，王涛接到了数家有兴趣合作的公司的电话。王涛与其中一家境外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对方入资丰瑞宜，公司转型为港资独资企业。合作不久后，王涛所在的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就是这8个不眠之夜，使王涛能够抓住这次机会，一下子将公司的发展提升了几个档次，成为跨国性的企业。人生如戏，实在说不好哪件事情应该发生在前，哪件应该在后。每一件事都不在自己原来的计划之中，但就这样一件一件发生、结束、再发生新的。 永不言弃张梅说：“妈妈当初嫁给当兵的父亲，就是因为看了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通讯。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都不富有，但是记忆中温馨的家永远有歌声笑声伴随着。如果问军人家庭给我带来终生的教益是什么，那就是忠诚和规则。走访美国西点军校时，看到许多军队学员的照片，年轻战士的眼神中无不散发着一种坚毅和执著。而这种精神，就是一个企业家创办企业、经营企业所需要的精神。我的桑夏公司的价值观，就是你永远要有目标、做计划、挤时间，这就是来自军人的风格。 “大学毕业后，因为习惯不了国企中的做事作风，我22岁下海。那阵子，父母不敢出去散步，最怕遇见熟人问：你家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去哪里工作了？如果告诉他们自己女儿现在干个体户，就等于说女儿变相下岗。尽管父母为我的前途捏着一把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打击过我的想法。当时我什么都没有，每一个细小的细节都是因为4个字…‘永不言弃’才熬了下来。真的，我的性格就是想了就去做，只要认为值得去做就去做。内因永远是发动机，态度决定结果。我并不比任何人更聪明，但是，我去行动了。”WTO救了我1990~1992年杜玉宽在意大利和法国系统学习了水果、蔬菜的现代保鲜技术。回到西安后，由于当时学的技术在国内根本用不上，杜玉宽几乎到了失业的地步。因为在原来的国营研究所里没有多大发展前途，单位内部还有###，许多因素都可能让他成为牺牲品，1996年他开始下海。由于一直从事的是技术工作，对市场和人际关系都不在行，当时果品的气调保鲜工程市场又不成熟，保鲜项目很难找。很长一段时间，杜玉宽的公司财务上只出不进，花了十几万，一个项目也没有做成。到最后，连复印投标书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只能到朋友的打字室去挂账。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终于拿下为意大利公司代理的第一个工程合同，赚了一些钱。这时又接到了法院传票，因为他当时的人事关系还在过去的国企里，而且住的也是公房，虽然不拿工资了，但在当时的中国西北人的眼里，杜玉宽还是国家的人，所以原研究所认为杜玉宽帮助外国公司做工程赚的利润应该交公，于是将杜玉宽以贪污罪举报到检察院。官司从1996年打到1998年，当年的检察官现在仍然让杜玉宽望而生畏。两年下来身心疲惫，直接经济损失达25万多元，再加上生意上的压力，无论精神上还是体力上，杜玉宽的透支达到了极限。只因为没有退路，咬牙也得走下去。 。 想看书来
置之死地而后生（2）
加入WTO后，洋水果也开始进入中国，中国过去简陋的水果保鲜和出口分级包装方式与国际标准相去甚远，一切都要向世界标准靠拢，中国果菜的保鲜业也迎来了春天。杜玉宽所掌握的技术，突然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因为实在没有多少人懂这一行。而杜玉宽在此行业里已经获得了几项国家农业部科学奖，而且就果品保鲜设施设备问题，他写过一本关于果品气调保鲜库建设的书和一本关于果品、蔬菜、花卉贮藏保鲜技术的书。与意大利的保鲜技术合作带动的果品保鲜承包工程成了他事业中的亮点。相对于企业一把手来说，杜玉宽认为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人才问题。中国这么多人，要找到合适的人不太容易。中国企业做不大、做不长与中国国情和文化有关，有时你辛辛苦苦培养他们，给他们在国内外学习的机会，结果你却培养了一个未来的小竞争对手。特别对于技术含量较高的小行业，人才问题很关键。另外一个是有些员工越来越缺少忠诚度，特别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即使你诚心地给他机会，他也要跳槽。人嘛，都要往高处走。但是也不要忽略，企业发展到今天，不是靠高薪挖一个人就可以全部搞定的，企业的制胜之道永远是企业文化和创新。 杜玉宽现在的摊子越做越大，同时对知识的补充越来越感到迫切。因为如果企业现代化，管理也必须现代化，人的理念更要现代化。杜玉宽记得课堂上老师这样对大家说：“我教的是理论，怎么做生意全靠你们自己。如果我知道怎么做生意，我自己不就去做了吗？”是的，社会分工细密，说明生产力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老师教书，企业家管理企业。�